2、外来文化因素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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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说明,“杖这种原本普通的器物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独占权力的特殊象征物,原来是西亚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形式。随着西亚文明之风的四向吹拂,这种文化因素及形式也被带至世界其他文明地区。古代埃及、爱琴海诸文明无不深受此风浸染。后来的历史还表明,世界上许多地区、许多国度,都先后使用权杖标志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追根溯源,大概都与西亚文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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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P# z6 L5 S/ [显而易见,三星堆金杖是古蜀国王权、神权最高象征物的标志。从上所述得知,“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或中国其他区域,却同古代近东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约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因为“从青铜雕像、权杖、全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的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文化史学界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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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4 i3 ~8 N/ \' B4 a- Y8 J3、外来文化因素传播的路线6 r" }# [4 J& u# S http://www.pho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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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认为中国与近东文化交流主要有三条线路:其一,经河西走廊西行出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其二,经北方草原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从成都南行经云南至印度再至中亚和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考古资料说明,“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时就已存在,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邹一清在《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一文说:在《史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有所提及早期巴蜀有通往西方的道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任乃强、童恩正、方国瑜、饶宗颐、桑秀云、藤泽义美等境内外学者论述了从成都起点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抵中亚商道的大概情况。学术界为了将它与北方丝绸之路加以区别,根据地理位置,将其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其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这条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可谓古代亚洲的交通大动脉。* r0 J* \' \. e R/ c9 f4 F http://www.pho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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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成都平原孕育出发达的古蜀文明,据《华阳国志·蜀王本纪》记载,先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字、开明等诸氏族建立的统治王朝。传说开明氏统治蜀国,传位至十二世,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古蜀文明融入中华文明。邹一清先生对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演进中对外贸易进行了比较,她认为:新月平原沃野千里,至迟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原始社会狩猎人群就到平原北部丘陵定居。约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诞生了以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城市──三星堆。公元前1400年左右,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跨入青铜时代,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象牙、金杖、青铜像中的文化因素中看,这时的三星堆文明有繁华的商贸,同时也与域外、海外进行贸易交往。( |$ _' v1 t# W* { http://www.phoer.net
http://www.phoer.net " N( w# }* Z" m/ K4 K4 t8 q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被公认是全球最早形成的人类文明。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以苏美尔文化中乌鲁克、乌尔、埃利都为代表的平原城市正式形成。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考古中,表明那时的两河流域诸城与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埃及、阿富汗及伊朗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化城市存在期间,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处在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东起古印度,西至爱琴海文明地区,南到古埃及,北达土耳其和伊朗高原。在最著名的东西贸易线,即从印度到爱琴海的贸易线上,古蜀由南方丝绸之路进入西亚的贸易也在其中,这条贸易线的延伸就达古蜀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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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古蜀文明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三星堆外来文化因素说明,“古蜀文明是一个善于开放、容纳、改造和多元、多方位地对待世界文化的古文明,是一个富于世界特征的古文明”。三星堆金杖就是一个例证。1 G2 U8 Z- w3 F http://www.pho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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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四川外语学院法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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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