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与更新：对转型和危机时期由谁创造历史问题的探讨

一：中东北非的政治变革，是一场民众反抗体制和强人的运动
　　最近，由北非国家突尼斯国家起源的一场要求改变阿拉伯国家由强人治理结构的运动，改变了世界的政治面貌。涉及的国家，包括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科威特等一系列由强人或者强人集团长期统治的国家。
　　阿拉伯民族因为涉及到伊斯兰宗教的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一战和二战后它组成的各个国家，都带有强人政治的色彩。或者说，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特性，多少年来都打上了个人的色彩，例如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等等，由这些强人组成的民族国家，带有动态性的国家体制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官僚体制和民主产生领导人的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强人和强人集团被赋予的执政合法性，是由一场人为制造的与西方简单对立的民族自我认同的运动，造成的。
　　强人统治的这种合法性来源，造成了突尼斯、埃及等国家没有致力于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政治特性的自我建设。没有在提升阿拉伯民族的国际化方面和融入全球化经济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而只是满足于一两项经济命脉与世界的联系基础上的民族自我特点的坚持。
　　因此，在全球经济处于扩张和美国一极独大的时期，阿拉伯世界还能满足于现状。但是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实力下降的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由民众主导自己未来前景的政治变革，就首先在北非中东国家展开。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众创造历史的最新例证。

二：日本的官僚体制在应付跨越国家的灾难时暴露出来的问题
　　与阿拉伯世界的各国的强人治理，几十年统治者的不变更的体制相对应，日本被号称是政府公务员体制与社会的稳定度最高的社会。
　　表现就是，政府首相和执政政治来源，无论变化的多么频繁，日本的一套官僚体制运转得都是十分顺畅。似乎，首相的变更和内阁的变动，只是一场幕后和前台的换台，而不会对日本的超稳定结构发生改变。
　　日本的任何一届首相，只要他声称对日本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最后都被官僚体制、财团和大企业的互相制约所挫败。
　　所以，长期以来，日本被称为是一个高度物质化、超稳定权力结构以及民族精神封闭的平衡化社会。
　　日本的高度物质化，是在民众的普遍高水平教育以及对外部技术的超越性吸收能力造成的。
　　日本的超稳定权力结构，是在经济效率第一竞争性第一的国家战略结构中，官僚体制的高效率以及财团和大企业的超稳定互相勾连，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民族精神封闭，是由于政治上长期被美国控制着军事和外交主导权，国民被技术主义和官僚体制的超稳定控制形成的精神封闭。
　　日本发生311特大综合性灾害以后，日本的民众对于官僚体制的顺从、忍耐以及自我秩序的保持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泄漏事故本身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范围，而成为了全球性的灾难。在这时，日本的一个国家的体制内部的不合理和官僚体制的僵化，就成了世界性的问题。但是，日本人却完全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完全不知道与世界的互动，所以，日本的经济目标第一的社会超稳定，此时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三：转型时期，阿拉伯民众的纷乱政治与日本的国民顺从形成了对比
　　进入现代社会，对于什么是现代政治，一直有着很多的争论。
　　在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至上的现代民主结构之外，就有着东方国家的集体主义的协商式民主结构，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赋予个人以执政合法性的结构。
　　应当说，在美国一强独大的经济政治主导时期，各国的国内政治的惯性还顺着历史的轨迹进行着运作，还可以相安无事的话。那么，一旦经济出现问题，物质至上的福利主义、享乐主义、破坏环境牺牲环境的短期效应给人们的虚幻幸福不存在的话，人民就会揭竿而起。
　　或者像日本的那样，虽然官僚体制和国内的利益集团强大到任何一届首相内阁都不会带来任何变化的国家，在一旦国家陷入超出国家预期的自然和社会灾难的时候，那种民众的无可奈何和平时缺乏参与精神的后果的可怕就显露无疑。
　　在阿拉伯的政治纷乱中，有着很多的政治自律可以依归，但是，今天的阿拉伯民众能够自觉地按照革命的规律进行操作吗？
　　在日本的民众性格中，封闭和僵化已经持续了多年，他们能够在一场受到国际质疑和国际问候的大灾变中觉醒和摆脱惯性吗？

四：转型时期，古代希腊和中国战国时期的文化哲学层面的东西摆出来了
　　虽然，伊斯兰哲学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哲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东方的儒家哲学和西方的希腊哲学，被认为是历史转型时期都要被提起和重温的人类根本追问。
　　今天，当伊斯兰哲学不能够为转型中的动乱中的阿拉伯国家民众提供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时候，东方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就会争夺这方面的认识主导权。
　　同样，今天日本的311大灾变与超现代社会形成了天人合一和天人互制的局面的时候，日本的民众能不能从操作主义和技术主义以及动漫世界的短期虚幻中解脱出来，也是显示到底是西方的哲学追问管用，还是东方哲学的启发更好的时候。
　　回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民众参与的科学和人文的争论，以及对于问题的开放以及制度的不断创新，都是那个百花齐放时代的人文精神的大解放大释放。
　　同样，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争霸时期的政治开放，统治者纳谏、纳士、尊重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平等权利，也从政治与哲学上开创了东方精神的长远源流。
　　从阿拉伯民众和日本民众的纷乱与封闭中，是旁观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的全世界媒体受众，都会很着急。毕竟中东的石油和日本的核事故，都是今天全球化时代超越国界的影响巨大的历史载体，这一历史载体既是物质载体，更是人文载体，关乎人类的命运、关乎地球的共同命运。
　　不可不查，不可不做。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在人类共同面临的大转型和大危机时期，历史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呢？

佘言的文章启迪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