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直言宏观数据不可信：统计局有很大责任

　　张军，1963年出生于安徽省，1985年，张军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1988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1990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暑期学院（ISSE））结业；1992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主编。
　　2015年10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与林毅夫、樊纲一起以高票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　同名人物

• 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
•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 辽宁省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画院院长
•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 海南省三沙市委书记
• 腾讯公关总监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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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 第七届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林毅夫樊纲张军获奖
  

源自：新浪财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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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中国高校自贸区研究联盟2018年年会于4月2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出席并演讲。
　　张军谈到了自贸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改革的动力与40年前完全不同。第一是中央部委没有动力，第二是改革的热情总体上已经消退。
　　“发达国家不可能把改革作为发展或者经济社会各方面向前推进的抓手，改革开放并不容易，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因此，专家学者需要好好研究如何来翘动改革和开放。
　　他认为，由于利益集团的强大，很多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想每个办公室的每个科员都有能力来阻碍一项改革”，“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做出改变的确是非常难的事情”。

源自：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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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中国的货币难题 现在很乱套

源自：经济学家圈

　　因为来自真实经济的需求收缩，中国经济不再呈现2012年之前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GDP增长率的放缓趋势至今难以逆转。考虑到中国经济中已有累计超过155万亿人民币（约25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约占其GDP的 200%，真实经济部门需求难以扩大的真实原因显然不是因为缺乏货币的供给，而是真实经济部门面临的金融约束，更何况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这两年仍以12%~13%的速度继续扩大之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真实经济部门面临的日益加强的金融约束与蒸蒸日上的金融部门的扩张景象形成了鲜明对照。事实上，金融部门自身的繁荣，包括来自于更加市场化的金融创新活动，正在创造着日益膨胀的信贷资产和货币供给，推动了中国的M2相对于GDP更快速的增长。
　　这一局面的形成至少应该追溯到2004年。那之后持续的贸易顺差、资本流入和汇率的升值迫使中国央行增发越来越多的基础货币来对冲汇率升值的紧缩效果。货币创造被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后者不仅吸收而且进一步创造越来越大的信贷规模。这还不算，2009年中国又推出三年大规模刺激计划，以广义货币M2统计的货币量因为超过20万亿人民币信贷的急剧扩大而窜上新的高度。例如，虽然2009年中国的GDP按照名义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1/3，但中国的M2已经约为美国的70%。而今天，美国的M2大约为中国的一半，而如果按照名义汇率来换算，中国目前的GDP还只是美国的65%左右。
　　最成问题的是，在这期间，伴随中国M2的急速增长，影子银行和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财富管理业务获得迅速扩张。这是货币过多造成的一个后果，商业银行不得不为此寻求表外运作的渠道，并与中国的真实经济渐行渐远。
　　至2016年底，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给出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已较5年前增长近两倍，达到人民币65万亿元（约合9.4万亿美元），占中国全部信贷的比重从2006年的10%左右大幅提高至33%，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87%。
　　正如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的那样，由于放松了监管并鼓励了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其实这种影子银行业务在中国大多数不过是商业银行躲避监管的影子业务，理财产品占据了影子银行资产规模的最主要部分，其次是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信托等。不仅如此，即使本来属于表内业务范围的银行的同业贷款，也在金融自由化和松弛的监管之下演变成同业之间的资产投资业务，转入表外运作。
　　中国央行发布的2014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显示，2009年初至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资产从6.21万亿元增加到21.47万亿元，增长246%，是同期总资产和贷款增幅的约1.8倍和1.7倍；同业负债从5.32万亿元增加到17.87万亿元，增长236%，是同期总负债和存款增幅的约1.7倍和1.9倍。
　　借助于同业贷款、通道业务和所谓非标资产的资金池，这些资金从A银行拆借给B银行，B银行再拆借给C银行，层层嵌套，不断扩大链条，资金在金融体系之内空转，不仅不断远离真实经济部门，而且每个环节在收益率上层层加码，大幅度抬高了那些融资者在影子银行之下的融资成本。
　　由于可以轻易获得不菲的回报，影子银行和表外业务的扩张让银行有足够的激励将更多的存款货币挪用于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部门的投资。这些年来，因影子银行的扩张，本来稳健而规避风险的存款货币犹如注入兴奋剂一样变得极其亢奋，不断冲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在两个市场上吹大泡沫并制造了剧烈波动。2015年夏天那场损失惨重的中国股票市场崩盘便是一例。而之后，从股市逃离的巨额资金又再次进入房地产市场，通过不断加大的杠杆助推了2016年多个中国城市的房价暴涨。
　　不仅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如潮水般涌入了科创型初创企业，制造巨量的风险投资基金和科技公司市值的泡沫。2016年，根据中国科技部统计，中国“独角兽公司”（成立不到10年，估值已达10亿美元以上）数量飙升空前水平，超过130家，比美国多出30家之多。对于那些具有可靠前景的投资项目的数量而言，来自市场的逐利资金无疑显得太多。
　　去年以来，共享单车如雨后春笋在中国的大城市迅速出现和普及，无疑要归功于泛滥的投资。即使创业者尚未真正找到长远可盈利的商业模式，依然难以阻挡风险融资和对公司价值的高估。在中国，这叫“烧钱”。这足见中国影子银行不可低估的冲击力。
　　这个混乱局面的形成最近被中国新任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先生归咎于“猫关在了牛栏里”，比喻监管松弛。他承诺银监会决心加强对表外业务的所谓“穿透式”监管并对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资产进行严厉的审计。与此同时，中国的证监会和保监会也同步加强了对股市举牌和违规者的打击力度。此轮金融监管风暴和中国央行启动的宏观审慎评估（MPA）不仅引发中国股市数月来的跌势，对对债券市场也产生了影响，债券的利率高升，债券违约率甚至创下历史新高。（张军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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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6年10月16日在上海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出席并演讲。
　　张军分析称，中国的巨额债务当中，很大一部分用于了再融资。而这其中，国企挤占了大量的融资额，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担，对此，张军认为应当对国企的部分股权进行私有化，以解决国企面临的债务压力。此外，其还建议尽快扫清私人企业融资难、行业准入高的现状。
　　对于GDP增速不断降低，但失业率却并非发生太大变化的现象。张军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但是必须要警惕的是，大量就业人口都处于低端服务业，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在GDP增长并不有利。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军：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为了中长期的增长”，虽然我们当下面临需求侧的很大的问题，我们也需要需求管理的政策能够及时跟进，但我觉得还是要考虑未来五年，十年，以及更长远时期的如何维持经济增长潜力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核心问题。

中国的中长期增长面临三大威胁
　　前天，我到首尔出席了全球知识论坛，上面其中有一个专场是讨论全球经济增长的，我在那个环节里面大概也讲了这样一些看法。我觉得讨论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时，可能大家有比较共识的一方面，大概分所谓三个重要经验的观察。第一个就是信贷、社会融资规模还是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信贷或者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GDP更快的增长，这两者之间现在开始了严重的分化，而在2008年之前，这个现象没有出现过。
　　这是目前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大家总是问这么多钱哪里去了，也许下午有很多首席经济学家会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债务有关系，因为现在融资规模依然比较快的增长，很大程度都是为债务再融资。所以其实对于GDP所涵盖的领域或者行业，并没有太多的支持。
　　第二个观察，也是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投资的增长速度持续的、显著的回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出现了非国有部门投资的持续萎缩，萎缩的速度还非常快。现在已经到了惊人的2%。那么如果没有国有部门接近两位数投资的增长，我相信今天经济的状况会更差。我想特别是从中长期来讲，个人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规模在60%左右，如果我们私人投资的这个规模在不断的收缩的话，这个对未来中长期的增长，当然是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第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中国GDP在不断的回落，而就业并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现象也是全球性的，因为前天在我们那个论坛当中，哈佛大学的教授讲了美国的情况，他把美国的经济定义为不复苏，现在美国经济常态是不复苏。美国GDP的增长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但是就业每年都连续1.3%的增长，这超过了之前的增长。讨论了一下，大家觉得是不是跟移动互联网有关。很多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就像我现在可能失去工作，但是我很容易在Uber上面找一个工作，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中国现在也很有趣，我们从2008年经济下行，特别是2010年以来，经济下行到6%点几的状况，但是现在失业率并没有增加。这对于当下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中长期来讲，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就像这位教授也同样担心美国，因为他的生产率没有增长，如果生产率不增长，我们潜在的增长率就会恶化。
　　所以我想这三个经验的观察，可能对于中国中长期增长的潜力就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说我们在未来中长期的增长的前景，其实受到三个威胁，我觉得这三个威胁，跟我前面的三个观察，其实是一一对应的。第一就是我们现在巨额债务存量，怎么破解。第二是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这一部分投资的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持续的回落。第三，就涉及到经济结构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很令人担心的趋势──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不见了。所以看上去我们的就业还不错，可是这些人哪里去了，这些人可能他所在的行业或者部门，其实他没有生产率的增长，而且未来也不见得生产率的增长有任何的空间。

中国相当一部分信贷用于了债务的再融资
　　在讨论中长期增长的前景时，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三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债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很大的疑问。2008年以来，社会的融资规模的变化，跟我们产出的变化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化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在2008年以前，其实是没有的。换句话说，每一块GDP的增量当中，融资所需要的量在快速增加。融资当然会表现为投资，但是也不见得，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存在债务巨大的负担的话，那么我想这倒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一块钱GDP的增量，会需要这么多钱的融资。
　　在2008年之前，并没有这样，好在我们现在实际上观察下来，会发现这么大的融资并没有全部转化成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融资由于债务存量规模过大，使得央行要通过更多的融资来滚动解决债务问题。所以很大程度上，这些融资是对债务的再融资。
　　我这次在首尔会议上，我也碰到了一个分析师，他说中国的债务当中，超过一半的信贷增量实际上是用于了对债务的再融资。我想这个现象可能是没有被更多的人观察到，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那么事实上，现在的这个融资规模，它增速已经两倍GDP的增速，这个现象看起来是很大程度可以用债务存量过大来加以解决。
　　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负债的利息滚动的速度也很快。我都知道，如果你拖欠一年债务不还，第二年的利息就会增长得特别快，如果你一直不还的话，利息也会越来越多。加州大学一位教授研究了一下，债务包括再贷款，小额贷款等等，委托贷款，那么付的利息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按照他的测算，他说这两年中国每年债务存量产生的利息，在理论上等于当年GDP增量的两倍。我们GDP增量大概也就是接近五万亿，假设70万亿人民币增长6%点几的话，只有70万的增量，但是现在利息，本金我们不算，就说利息这一项，2013年、2014年基本超过十万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再融资这一点事情变得特别重要，如果你没有再融资，你就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就会硬着陆。
　　当然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当中，商业银行贷款占很大一部分，60%～70%的份额基本还是银行的贷款。但是除了贷款以外，现在还有很多市场的融资，比如说发债，发债依然可以用于债务本身的再融资，但是它会产生新的债务。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股权融资，也可以用于偿还这个利息，或者用于借新还旧的这样一个债务滚动的方式。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的潜在的增长，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看上去我们的社会融资规模，不仅存量很大，而且现在增长的速度并没有真正慢下来，而GDP的增速也没有加快。如果这个现象持续的话，它会不断的吞噬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所以必然会达到一个天花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金融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要维持未来增长的潜力，我觉得在债务问题上面，真的要做巨大的工作。

通过股权私有化的方式解决国企巨额债务问题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办法来解决债务问题，包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能够部分转移。但还有一个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提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所谓的出售国有资产。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大家不愿意去谈。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要谈的，可能我们国有经济所谓战略性的重组，在二十年以前，当时解决了国有企业的负担问题，因为那时候大概有70%到80%的国有企业都是亏损，变成财政巨大的负担，国有企业带来很大的三角债的问题。这个规模越来越大，后来不得不用激进的，所有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大量的中小国有企业大部分都被卖掉，大中型只保留比较大的，这是“抓大放小”的概念。
　　现在又积累了二十年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思路上还要有一些突破，这并不是禁区，之前做过，而且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国有制的改革，也是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在闭口不言，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这些债务将来是构成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现在采用的微调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在从企业债上来看，其实大部分的债务被少数的巨大的国有企业、政府欠下。有一个年轻学者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研究表明，央企其实欠了巨大的债务。这些债务可能要通过股权的改造，通过股权的私有化来加以解决。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

国企融资规模与利润非常不能比例
　　第二个问题就牵扯到投资，以及投资当中私人投资的下降，这也值得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的回落，很大程度是因为资产的投资出现了过山车式的下滑，这当中包括房地产的投资，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有一些反弹。过去这两年，房地产增速都是一路下跌，去年只有1%点几的房地产的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会下降得这么快。私人增速当中投资的回落，就非常的刺眼。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数据，2012年之前的十年，私人部门平均的增速大概有20%。而且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像制造业当中，私人投资的份额也很大。包括60%都是私人投资。如果下降的速度很快的话，那么就会导致整个实业投资的萎缩。
　　可是去年私人部门投资就降了一半，只有10.1%的增速。今年1到8月份，就非常可怕，只有2.1%，而且其中7月份是负1.2%的增长，8月份有一点增长，到2.3%。所以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正在慢慢消失。现在大家都批评政府投资太多，当然也要两边看，现在如果没有政府投资的跟进，没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获准，以及融资，我们的投资状况会更差。现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状况会更差。如果没有国有部门投资的扩张，实际上现在总需求会更糟糕。但是反过来从中长期来讲，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你如果短期里面，维持国有经济投资较快的增长，然后维持这个增长的稳定，中长期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事实上，大量的研究都证明国有投资他的ROE要远远低于非国有的ROE，它的这个投资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国有的这一部分经济不仅仅它的ROE比较低，而且他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比较低。所以从中长期来讲，经济的增长最终是生产率不断的提高。在结构层面上，肯定是非国有的投资份额在所有的领域都有明显的改善和提升，而不能倒过来走。可是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对未来的增长就构成了威胁，因为私人部门投资的意愿在逐渐的消失，我们用什么方法改善私人部门对实业投资的意愿。除了在制度层面上，在产权的保护层面上，在立法层面上，要有一些实质性的这样的改进。最重要的我想我们还是要处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现在大量的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意愿的消失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融资的约束还是比较严厉，他不太容易借到钱，他不太容易在资本市场融资。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报道，现在我们国有企业投资增长比较快，因为私人不愿意投资了。
　　可是你要看一下国有企业他在市场上融资的份额，他自己的融资的流程跟利润的话，其实这个非常不成比例。就是说他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利润，但是他投资的规模超常的高，超常的大，这个中间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可能在融资市场上，国有企业胜出了，他没有钱投资，可以发债，或者可以以其他的方式都可以，国有企业就有这个优势，这样就使得非国有企业更加的困难。因为国有企业很容易解决他的融资的问题，包括商业银行的融资。所以我觉得融资约束问题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对我们未来民间部门的投资医院，他的这个改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这个行业的准入，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居于主导，居于垄断的地位，很多私人企业依然面临巨大的行业的壁垒，他不能进。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多行业当中，非国有部门投资的份额，以及产出的份额，你大概可以看出中国在哪些行业国有的部门，他的这个主导地位怎么样，在哪些行业非国有部门份额是怎么样子的，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总体上来讲，在大多数的高端服务业，附加值比较高的服务业，大多数的上游产业，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控制或者说是主导、垄断，非国有部门份额都很小。相应当然还有所谓的不公平的竞争，不公平的待遇，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很多企业家，他们都感同身受，比经济学家知道得更多。这些问题我们讲了很多，这些问题并没有答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我们必须要绕开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些答案，我们得超越。这个超越，我觉得可能就是涉及到整个国有经济的布局，这个在二十年前，当时朱镕基主持国企改革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这个思路，就是你得超越当时的那些讨论。如果你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整体的战略布局，那么明确的能够限制国有部门在很多行业的落地，这样的话可能会重新为非国有经济在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以及解决或者突破它面临的融资约束这个老大难问题，找到一个突破口。
　　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呼吁国有经济战略性的再重组。可能在某些行业，某些所谓战略性行业我们可以保留一些，当然这个也需要非常谨慎的来加以讨论。到底哪些是战略性行业。二十年前，我们有过一波讨论，当时政府下大决心要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释放大量的空间给非国有经济，从而保持后十年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觉得我们又回到了十字路口，依然需要突破。

低端服务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速过快 并不是好事
　　最后威胁中长期增长的就是劳动力增长趋势，我们过去有8%的劳动增长率，现在已经回落到6%以下，这个趋势在很多行业变得更加的明显。如果我们这个经济现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到那些低端的服务业，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话，那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那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特别的关心。
　　最近我跟我的学生做了一个研究，因为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数据是一直没有变化的，都是4.1%，十五年都没有变了。可是GDP的增速在2008年以后，一直是下行趋势，所以城市的登记失业率，看上去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我们现在还有调查失业率，还没有全面的公布。可是调查的失业率比登记的失业率高出一个百分点，基本在5.1%，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变化的话，是不是这个数据就不对呢？我觉得也不见得。事实上我们后来用了住户的调查，当然这个调查比较局部，因为只涉及到中国部分的省市，我们拿到了这样的数据。这个数据拿过来，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认真、谨慎的定义和研究，后来我们发现中国的失业率，我们现在的数据是从2005年到2012年，只是部分省市的，只有7个省，大概也是能够反映出中国中、东、西的一个分布。
　　这个数据很有趣，我们现在实际的数据比官方的失业率要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刺激的方案在起作用。可是在2010年以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失业率的状况，也没有明确的下滑，国家统计局给了一个解释，因为服务业扩张的速度很快，2012年，GDP服务业附加值的占比，首次超过了制造业，所以现在服务业变成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经济的增长。所以可以解释失业率为什么没有恶化。我们数据显示，的确我们用HT做滤波，分成了波动部分和趋势部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05年到2012年，波动部分可能你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你看趋势部分，我们都是保持一致的，就是没有面临严重的失业增长，对于政府调控经济，目前并不愿意出手一些比如说扩张的财政政策，或者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政府认为如果就业稳定，就可以维持现状，那这就是一个误导。因为从中长期来讲，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一个威胁。GDP产出的状况在回落，就业率还在增加，说明我们单位就业率产出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在恶化。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增长，未来增长的源泉就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
　　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测算，的确就业部门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明显在下降，而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明显在上升。这是一个所谓的结构的变化，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而我个人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服务业的口径很宽泛，把制造业和农业拿掉了，剩下来我们都叫服务业，所以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所以服务业当中附加值的差异非常非常大。
　　那其实所谓低端的服务业，就是这些生产率年复一年不增长，比如说我家雇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在我家干了五年十年，一年挣六万块钱，五年可以挣三十万，但是他的生产率没有任何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大量的劳动力都进这些行业，那么这个劳动生产率真的是增长的就很小。
　　大家都知道制造业最重要的一个驱动经济增长能力就是他迅速的提升我们的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是我们现在的就业当中，实际上来自于低端服务业的比例上升的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而言，生产率的强劲增长是不可少的，必须有生产力的强劲增长，中长期来讲这是一个核心。所以他就要求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要配置到高生产力的部门，或者是生产力增长比较快的这样一些部门。包括制造业和高端的服务业，中高端的服务业。所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要保持谨慎的乐观，不见得真的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么现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有关系，因为中国现在到中等收入偏上的这个阶段以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制造业的突破是在技术这个层面上。产业升级是未来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我觉得如果因为制造业的升级，因为制造业特别是私人部门，它的投资意愿慢慢在萎缩的话，那么它创造就业的能力，刚才这个图上也反映出，已经在明显的恶化。这些劳动力现在大部分大家都去做那些维持生活的那样一些领域。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人力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关键是我觉得我们要抑制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里面过长的战线。
　　这三个问题，汇总到一起，我觉得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也是非常不容易，我们后来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的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线都拉得太长，那么所以要不断的缩小他们的战线，让他们在某些或者是在主要的一些领域里面，要大规模退出。我们在操作当中，很多国有企业不应该被私有。所以今天在我们讨论中国经济未来的中长期，五年，十年增长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二十年当中，其实国有经济从过去的亏损者，财政的补贴者，负担者，已经变化了一个垄断者，主导者。他可以创造利润，因为他投资回报率并没有私营部门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愿意谈这个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这个混合所有制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突破。但是光有这个还不行，很大程度上，我们要从整体上把国有经济的这个战线还得拉回去，还不能让它在很多领域当中拉得太长，挤占很多高生产率的，生产率增长的更快的这样一些行业当中，阻碍那些有活力的那样一些投资和那样一些投资者。
　　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再形成一个共识，那我觉得我们的债务问题也好解决，很多国有资产我们可以就把它卖掉，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大的国有企业面临的这个债务的压力。对吧？那如果我们可以形成共识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尽快的扫清一些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私人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准入障碍高的问题。同样呢，对于我们未来的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的方式，转变的分享，我想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不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劳动力，都把它推到那些低端的，没有生产率增长的这样一些部门。那这样的话，未来的中长期的增长，我们才有希望。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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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于2016年6月18日～19日在北京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出席并演讲。
　　张军称，中国的实际增长率是在潜在增长率之下还是之上，值得关注。“尽管现在并不完全能够知道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但如果我们有实际增长率在潜在增长率之下的判断的话，对于要实施什么样的政策的把握就变得很重要”。
　　如何才能知道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位置？张军表示，要看产能利用率、总体物价指数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在其看来，“比较明显的是产能利用率在下降，PPI已经连续四五个月为负”，而在谈到就业状况时，张军表示“这个数字感觉非常不好，但国家统计局没办法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失业状况会怎么样，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张军称，目前的登记失业率为4.1%，过去十几年都没有变化，是一条水平线，“所以我们不知道经济下行对就业状况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张军认为，失业率的调查应该作为常规性指标加以公布──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统计问题，就是年轻人的就业意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点我们不知道。
　　此外，张军直言，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个人感觉还是问题很多”，“我们最关心的消费统计，投资统计，甚至于包括海关的统计，实际上都有很大的问题，宏观上的统计不能完全跟微观匹配，而且宏观变量之间有的时候很难进行调和”。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字不可信的”，张军表示。“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字100%来自于地方，如果把31个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加总跟国家统计局当年公布的数字是一模一样的。在地方根据支出法公布的GDP信息当中，各省固资本的数字加起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字几乎是一样的，相差大概不超过1%，这样就可以推测每个省的支出法GDP当中，固定资本形成的数字来源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但是，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支出法GDP当中，固定资本形成数字完全不是31个省的固定资本形成的，“我们就会猜测说，国家统计局是不是独立进行固定资本形成的调查，至少国家统计局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做过这样的调查，这个数字哪里来的呢？我们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2013年，31个省的固定资本形成加起来比国家统计局的资本形成多64%，这个数字我觉得完全不可信，我认为中国的支出法GDP也是不可信的，尽管我们现在都在说三架马车，实际上三架马车一点都不可信，因为这个数字是造出来的”，“我们现在对宏观经济有那么大的分歧，我觉得国家统计局负有主要责任”。
　　张军表示，“如果我们有了更好的数据，就能够很好的判断、减少分歧，政策上也不至于像今天变得如此的犹豫不决、迟疑、不透明”。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5）颁奖典礼”于11月13日在深圳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出席并演讲。
　　张军表示，在中国经济下行，加快结构改革、推进结构改革的时期，央行应给予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分析称，“2002年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依然是保持10.2%的水平，但2012年以后突然下降到今天这个状况，结构原因、人口红利消失等等因素并不能解释经济断崖式的下降，我想在这个上面，货币政策是要承担相当责任的，货币政策在目前的状况下依然保持所谓观望和中立的态度，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总需求”。
　　在张军看来，经济结构转型是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来支持的，而非用过于谨慎的、过于紧缩的流动性来所谓“倒逼”。“我对目前央行采取的过于谨慎货币政策是持保留的意见”，张军表示。
　　对于如何实施宽松政策，张军认为，央行已经掌握了包括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等的创新工具。因此，宽松并非意味着一定要“放水”，央行有很多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工具。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军：尊敬的各位同仁，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大概分成三个小问题讲，起因是10月9日，我在全球知名的一个思想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这篇文章后来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翻译成中文，后来又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转载。但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核心就是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在要加快结构改革、推进结构改革的时候，还要不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形成了高度分化的看法，所以我想在这个场合就这个问题再谈一点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央行的货币政策表现得如此谨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结构改革和结构转型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央行有没有手段来配合支持中国的结构转型和结构改革。
　　先说第一个，当前货币政策姿态是什么？看上去还是如此的谨慎、如此观望，我们开玩笑说，经济学家在内部对这个是截然相反的看法。从目前态势来看，更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加快结构的改革和结构的转型，如果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加剧中国的结构问题，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这个看法我认为已经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了明显的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十天以前央行进行了逆回购100亿人民币，但是我们看之前的两次逆回购后会发现，这100亿的逆回购并没有增加，跟之前两次操作的规模是一样的；第二是中标的利率没有明显的下降。这就表明央行看上去在实施量化宽松，实际上他是希望政策更加的中性，而不是有偏好性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货币政策过于谨慎表现在，由于PPI已经连续44个月保持负的增长，刚刚公布的上个月PPI依然是-5.9%。所以用PPI来做调整的话，中国现在实际的利率应该是两位数。所以在经济下行到这个状况的时候，融资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我们不能说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宽松的。再加上10月份美国公布的就业数字表现不错，所以市场上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又再次冲高，从8月份以来出现的资本外流趋势在不断的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由于经济持续下行，资本在中国的风险在加大。所以为了避险，大量的资金开始外流，这对于国内的流动供给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认为，中国经济从2012年以后持续的低于8%，到前不久公布的三季度只有6.9%，实际的数字也许更低，这样一个深度的下行，我想不能说完全是结构问题导致的。2002年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依然是保持10.2%的水平，但2012年以后突然就下降到今天这个状况，结构原因、人口红利消失等等因素并不能解释经济断崖式的下降，我想在这个上面，货币政策是要承担相当责任的，因为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在目前的状况下依然保持所谓观望和中立的态度，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总需求。
　　现在不是说企业的问题，就算好的企业依然面临生存问题，这就已经超越了流动性宽松的范畴，变成流动性严重短缺了。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很像我曾经在文章里面提到过债务通缩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经济今天面临非常严重的通缩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为什么结构转型还是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支持和配合？因为现在经济学家认为宽松的货币会扭曲经济的结构，恶化原有的结构。刚才华生教授也谈到，中国从根本上讲，想要持续发展是需要推进结构改革，体制改革的，但是结构的改革，短期会产品紧缩效应。
　　当经济下行到已经明显低于潜在增长力的时候，如果仅仅依赖结构改革，或者结构转型，我觉得不仅不能够把经济恢复到潜在增长的轨道，而且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理论上说，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结构转型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宽松的货币来支撑呢，我觉得首先取决于什么是结构转型，我觉得结构转型最核心的机制是熊彼特先生讲的“创造性破坏”。也就是说新兴的、更有活力的、更有效率的、更具生产力的产业和企业能够不断替代传统效率不断下降、失去活力的企业和部门，这是一个替换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经济学文献里面，也是经济周期产生的重要机制。所以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经济下行问题，本身也有一个周期的因素在里面，因为它的确需要有传统的产业不断用创造性破坏这样一个过程转换到更有效率的企业和产业。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谁是主角呢？我认为首先是市场，是投资的主体，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经营者。这个非常重要。可是大家知道，如果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足够的激励去推进结构改革，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产业，他需要更低的融资成本，因为他需要更高的回报，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
　　在经济下行、流动性收缩的环境之下，它是不利于企业家从事创造性破坏的活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的结构转型，结构的转换，其实它恰好需要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能够让很多企业家的投资活动在快速的结构转换过程当中获得足够高的回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结构转型过程当中依然需要保持宽松货币的主要原因。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的公共资本开支。因为公共资本开支周期比较长，产生的回报比较低，但是它具有强烈的外溢效果，它可以支持创新创业活动。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让地方政府能够解除目前面临的财务约束。所以如果能够让地方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当中解除资金约束，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那么我们在公共资本开支上面依然可以保持相对的扩张和增长，这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其实是非常有意义。
　　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想经济结构转型是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来支持，而不是要用过于谨慎的、过于紧缩的流动性来所谓“倒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目前央行采取的过于谨慎货币政策是持保留的意见。
　　最后，我想谈一下现在的货币当局的工具箱里面有没有足够的工具来支持结构转型。当然今天有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在目前经济下行和需要推进结构改革的阶段上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我想他们脑子里面的央行是十年二十年以前的央行，就是货币工具箱里面没有什么工具，但是在过去十多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央行其实已经掌握了许许多多很创新的工具。
　　比如说他不仅仅有短期的流动性管理的常规工具，他还有我们经常在媒体上会听到或看到但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工具，比如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等等，当然最近央行还在从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贷资产抵押贷款。我们现在打开货币工具箱已经有很多的创新货币工具，所以他不一定会像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头脑中所理解的那个很传统的央行。
　　所以大家担心所谓宽松就是大量放水，其实不见得，很多是盘活存量的货币政策工具。那么，中国的央行既然掌握这么多货币工具，而且现在的统计，应该说金融市场和货币领域里面的统计非常的完备，所以完全让央行有这个可能动用工具箱里面更创新的工具来精准的支持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结构的改革，而不是闭着眼睛放水的传统做法。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央行需要把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要调整到不仅对中长期结构转型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有助于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能够走出再通缩的通道。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不一定有共识，事实上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分裂的非常严重，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央行要知道货币中性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阶段上面其实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有这么多创新的货币工具，事实上应该不仅仅有短期的宏观稳定的目标，而且也很容易把短期的目标跟中长期的结构转型目标能够很好的衔接起来。
　　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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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2006）；
　　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2006）；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005）；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张军等，2005）；
　　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张军等，2004）；
　　第7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2004）；
　　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
　　复旦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2003）；
　　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2002）；
　　第2界蒋学模经济学奖获得者（2002）；
　　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2000～2003）；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2000）；
　　第六界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1999）；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六届青年教师研究类二等奖（199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199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三等奖（1994～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奖“获得者（1997）；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1986～199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文汇》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并曾入选中国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UNU-WIDER）等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也是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18所学校的校聘兼职教授。
　　张军教授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转型和增长等领域的研究享有声誉。他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过去十年来，他是Wilton Park Conference、The Chatham House、The Chicago Socie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orld Economic Forum、St. Gallen Symposium, Korea China Forum、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The Forum Asia（CASA）、Mizuho Global Forum等特邀演讲嘉宾。
　　张军教授担任国际期刊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East Asia Policy Review、China Economic Journal、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以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20多种中文经济学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以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East Asia Review等发表数十篇研究论文。
　　张军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的评论与观点频繁见之于国内外重要的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CCVT经济频道、CCTV英语频道、东方时空、第一财经、东方卫视、BBC World Service、PBS、Bloomberg、ABS、KBS、凤凰卫视、亚洲电视台、路透社、法新社以及《纽约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国）、《朝日新闻》）日本）、《金融时报》（英国）、《华盛顿邮报》（美国）等。他还是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经济观察报》、《上海证券报》、《了望东方周刊》等多家财经专栏作家。

学术成就
　　张军教授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转型和增长等领域的研究享有声誉。他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过去十年来，他是Wilton Park Conference、The Chatham House、The Chicago Socie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orld Economic Forum、St. Gallen Symposium, Korea China Forum、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The Forum Asia（CASA）、Mizuho Global Forum等特邀演讲嘉宾。
　　张军教授担任国际期刊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East Asia Policy Review、China Economic Journal、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以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20多种中文经济学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以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East Asia Review等发表数十篇研究论文。

研究资助
　　国家“985”中国区域竞争力研究项目（2007～2009）
　　上海市“曙光”计划跟踪项目（2006～2008）
　　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4～2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2～2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1～2003）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基金（2000～2001）
　　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0～2003）
　　福特基金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公共政策研究项目”（2000～2001）
　　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1999）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招募基金（1999）
　　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1997～1999）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九五重点教材建设项目（1997～1999）
　　英国科学院王宽诚奖学金（K.C.Wong Fellowships，1997～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1994～1995）
　　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中国学者发展项目基金（CSCC, Washington, D.C., 1994～1995）
　　英国文化委员会技术合作奖学金（British Council, 1992～1993）
　　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奖学金（British Cable & Wireless, Plc, 1990）

中文著作
　　《中级微观经济学》（主编），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
　　《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与周黎安合编），2008年，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转型、治理与中国私人企业的演进》，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读懂中国经济》，2006年，中国发展出版社。
　　《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高级微观经济学》（主编），200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2004）
　　《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2003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
　　《书里书外的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高级微观经济学》（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走近经济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市场的微观结构》（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协调博弈：互补性与宏观经济学》（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合作团队的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比较经济模式：关于计划和市场的经济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经济、社会与文化：张军经济随笔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我们身边的经济学》，（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微观经济学》（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00年新版。
　　《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出版社1996年版。
　　《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分析》，立信出版社1995年版。
　　《现代公司的理论与经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公共选择》（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法和经济学》（主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西方宏观经济学导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代表性中文论文
　　“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变化研究：1978～2005”（与陈诗一合作），《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3与增长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与王世磊合作），《经济学季刊》，2007年1月（第7卷第2期）。
　　“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经济学季刊》2007年10月（第7卷第1期）。
　　“官员的任期限制、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与高远合作），《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与高远等合作），《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首篇。
　　“中国金融深化—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78～2001”（与金煜合作），《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中国省国际资本存量的再估计”（与吴桂英等合作），《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权威、企业绩效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王祺合作），《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与现有的结论”（与陈诗一等合作），《经济学季刊》，2003年10月号。
　　“市场结构、成本差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与罗长远等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的首篇。
　　“关于中国资本存量的另一种测度方法”（与章元合作），《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新的发现与解释”，2002，《经济研究》，第6期首篇。
　　“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对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解释”，2002，《经济学季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2卷第1期。
　　“关于信息产品共享的经济模型”（与姜建强合作），2002，《经济学季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2卷第2期。
　　“中国国有工业利润率的变动模式：1980～1997，2001，《经济研究》，第3期。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经济学分析“（与冯曲合作），2000，《经济研究》，第7期。
　　”中国制造业利润率的决定：来自普查的证据“（与村上直树等合作），2000，《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冬季号。
　　”转型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和经济增长“（与Hallagan合作），1999，《经济研究》，第10期。
　　”需求，规模效应和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产业组织的方法“，1998，《经济研究》，第6期。
　　”改革起点和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与Hallagan合作），1996，《经济研究》，第1期首篇。
　　”苏联的增长方式：一个综述“（与韩贤旺合作），1996，《经济研究》，第8期。
　　”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1994，《经济研究》第9期。
　　”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1993，《经济研究》，第5期。
　　”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1991，《经济研究》，第12期。
　　”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1989，《经济研究》，第8期。
　　”改革后中国农村改革产品的供给：理论与经验研究“，1998，《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过渡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1998，《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转轨经济中的过度进入问题──对重复建设的经济学分析“，1998，《复旦学报》，第1期。
　　”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1997，《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20卷（秋季）。
　　”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回顾与争论“，1997，《上海经济研究》，第4期。
　　”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1996，《改革》，第5期。
　　”中国的渐进改革为什么成功？“，1996，《经济学家》，第3期。
　　”关系：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1995，《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信息费用、有限理性和计划的约简：对中国计划经济结构的一个假说“，1992，《经济发展研究》，第3期。
　　”国有企业的货币激励：理论与经验研究“，1991，《上海经济研究》，第6期。
　　”关于企业制度的理论模式“，1991，《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1985年，张军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
　　1988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
　　1990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暑期学院（ISSE））结业；
　　1992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2～1995年间分别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US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提供的奖学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 和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8～1993，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助教、讲师；
　　1993～1997，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1997～至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994.10～1995.5，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
　　1997.9～1998.3，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 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8.3，任丹麦奥胡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访问教授；
　　1998.11～1999.1，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招募研究学者；
　　1999.7～8，任日本青山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IMBA，讲座教授；
　　2000.6～8，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00.9～2001.9，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02.6～8，任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
　　2002.9～2003.1，任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2003.1，任香港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2003.6～8，任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
　　2004.6～7，任韩国全南国立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
　　2005.6～9，任芬兰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世界研究院”（WIDER）访问研究员；
　　2005.7～2006.12，任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共存”数字教学项目特聘讲座教授；
　　2006.4～，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
　　2007.5～8，任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学院访问研究员；
　　2007.1～2，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2008.3～5，任美国耶鲁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