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与沟通：中国模式和亚洲模式延续的关键所在

一：“占领华尔街”与新的人才积聚现象
　　最近，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到美国纽约华尔街示威的人群，喊的是工人阶级批判资本的口号，但是，参加的人群对于他们批评的对象，都没有特定的企业隶属关系。
　　这说明了一个现象，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对于人才的积聚现象是，人才脱离实体经济，集中在银行、投资、证券、理财、炒作房地产等等泡沫领域，带动了大学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的人才评价观念。那就是办实体、办企业这样由人才老老实实地在企业与员工一起加班奋斗的时代已经过时。
　　曾几何时，美国的大量实体企业因为生产线外移和新兴亚洲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的价格成本竞争，纷纷关张，大量的以前的生产工人现在一边做着简单的服务业工作，一边受到金融、养老金投资机构和房地产商人的蛊惑，进行抵押投资，提前预支自己的养老金等项收入。幻想着成为经济全球化以后金融泡沫和房地产增长的受益者，成为成功的稳定的中产阶级。
　　金融危机爆发，幻想破灭。只签了服务业短期合同的前生产线工人们丢掉了短期工作，同时拿着一堆废债券的他们作为美国各种来源的投资者、几年泡沫高增长的所谓受益者们都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愤恨已经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实体企业没有了，只剩下那些高级白领们出入的神秘华尔街可以作为这个不公平制度的象征，因此他们就只能来到这个不特定的资本主义代表的地点来抗议了。
　　“占领华尔街”官网上写道：“我们由不同种族、性别、信念的人组成。我们是99%的普通大众。我们不会再保持沉默。”
　　美国媒体《Democracy Now》上月30日报道说，由拥有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的示威队伍希望表达自己的心声、愤怒、被冷落感和不满，而不是反对特定政策。

二：人才都去做金融、房产投机，实体企业萎缩将会散尽人心
　　因此，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危及哪个国家的影响的标志之一就是，那个国家是不是也出现了人才和资金向非实体经济泡沫虚拟领域集中？如果出现了，那么哪怕过去几年这个国家办了无数的加入世界贸易链条的企业，那么，今天由于外销市场的急剧缩小，今天这个国家的实体企业家拿着钱转而投向虚拟领域，那就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无疑了。
　　比如在中国，某晨报在温州实地调查期间，多位温州商界人士向某晨报记者感叹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正在淡去，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并且有一些还渐渐沾染上了赌博等恶习。因此，最近出现了温州企业家因涉足虚拟经济开空头支票而导致的跑路事件。
　　以前这些不做实体专做虚拟的行为都是温州男人不做而由女人做的东西，那时是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之际，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温州炒房团名声鹊起，以至于形成了老公们开厂赚钱，老婆们全国买房的掘金路径。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在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看来，如今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以打火机企业为例，2001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而十年后保留下来的企业却已经不足100家。可以计算出，近3900家实体企业消失将会使得390万工人就业机会丧失，这就是由于男人们都把人才和资金投向虚拟经济，从而导致了社会现象的扭曲。

三：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是企业和员工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成果全民共享就会使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成为正常的价值观，这一点也被公认为亚洲价值观，无论从这些年的亚洲四小龙模式还是中国模式都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中国的福利房转换为商品房制度，一大批原来在企业拥有福利房的员工由于与企业长期雇佣关系而拥有的住房，都因为房价暴涨而成为中产阶级。扩大的城市周边的农民由于与村委会一起进入商品房用地市场而成为靠卖地发财的新贵市民。在卖地经营方面，村委会就是企业，农民就是员工。这种共享关系构成了经济成果共享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企业与员工的长期共存关系构成社会的基石。
　　现在，在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各级领导被要求修建保障性住房，就是要延续这种企业与员工共存的关系模式，把城市当作企业，把买不起住房的劳动者当作企业员工，提供的住房在下一波的房价暴涨和福利房转换身份的过程中，让这些不用放眼世界性的全局性的经济结构转换的劳动者等待着下一波的虚拟经济泡沫的来临，而成为下一波中产阶级的候补。
　　因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各个城市一方面设置了各种地方性歧视政策，在买车、购房方面限制流动人口，另一方面又以修建保障性住房为由，吸引高级人才特别是集中在虚拟经济的不直接导致实体经济就业人数增长的人才进入。可想而知，这样做的社会价值观方面后果就是，城市越来越脱离农村和实体，经营城市的各级干部们都在幻想着城市住房等泡沫价格下一波增长，然后再来进行下一波的设置障碍和吸引人才到虚拟领域的重复过程。

四：中国模式和亚洲模式延续的关键所在
　　亚洲模式中企业与员工长期共存共享的关系，今天已经被网络时代和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冲击所打破。
　　在韩国，2002年进入公司的朴科长，听过很多通过风险投资取得成功的比自己大5到10岁的前辈们的故事。2005年房价暴涨时，很多前辈通过公寓在理财方面取得成功。
　　虽然在韩国有着“四五停”（“四五”是指45岁，“停”为退休年龄。）的说法，超过45岁的人，面临被迫退休的命运。但很多忠于公司的前辈还是坚持到53岁退休。这些前辈坚信“只要为公司牺牲自己，就会有相应的机会”。
　　但作为80后的金代理的社会起步经验截然相反。金代理进入公司时的2007年，首尔市内的房价达到历史最高点。按照当时的新员工年薪（3200万韩元），即使一分钱不花积攒10年，也无法买到江北99平方米的公寓。因此，金代理放弃了通过攒工资买房子的想法。与此同时，将这些工资用于自我开发和休闲方面。
　　金代理的格言是“公司和我的未来不同，因此需要具备任何时候都能离开公司的能力”。
　　从中国来说，沿海地区的工厂越来越面临的招工难的难题，就是因为企业的长期发展与员工共存的交集已经不存在了。年轻人在网络时代和高房价时代，对于自身的长远发展设想已经不绑在特定的企业身上，而是放在导致现存制度导致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人性和社会价值观以后的自身的适应性方面。
　　一旦这种适应性长期找不到，那么就是这个制度需要根本改变。
　　在美国的自由广场到处都是写着口号的纸壳，口号说“少印点钞票，让银行倒闭吧！”、“捣毁华尔街，处决华尔街”、“把打仗的钱用来解决青年失业吧，否则我们的斗争不会停止”的同时，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年轻人已经放弃了与企业共长存的理想，把未来共享发展成果的希望寄托在全球化的现实制度改变最终影响到中国和亚洲来。
　　只是，中国和亚洲的领导者是被动的迎接这种影响，还是有备无患地主动迎接呢？

我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总是跟不上楼主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