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新京报
11月28日，身处舆论漩涡中的贺建奎现身。
三四年前，董金堂做研究项目时就接触过基因编辑技术，就算在当时也不算新技术，他一般用小白鼠代替，如果用猴子也会经过伦理讨论，非常谨慎，“灵长类动物更容易影响人类，直接编辑人类基因更不敢相信，如果编辑了，该怎么定义‘人’这个生物？”
⊙作者：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吴靖 王文秋 陈维诚 刘怡
11月28日上午，香港李兆基会议中心拥拥攘攘，蜂拥而至的记者已经摆好设备，眼神追逐着一个还未出现的身影。
按照原定计划，贺建奎将出席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会场，并且在11时30分“人类胚胎编辑”分论坛上发表演讲并与听众互动讨论。
在此前两天，这个湖南籍的科学家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姐妹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场“疯狂”的实验，随即引发轩然大波。
贺建奎姗姗来迟，出席时间更改到12时15分，组委会为他单独安排了一个讨论会。12时40分，贺建奎还没有来。媒体记者们开始四处寻找贺建奎的下落，工作群里，有人交流：贺建奎可能不会来了。
12时50分，当主持人报出“贺建奎”三个字时，红色扶手椅上，人们眼神发亮，上千双眼睛聚焦。
贺建奎穿着浅色条纹衬衣、黑色西裤，提着棕色的公文包，快步从左侧走上舞台。舞台很大，站在红色的背景板前，贺建奎低头整理讲稿。
贺建奎出现了。48小时之前，他的名字还鲜有人问津。
就在当晚9时许，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作出关于“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有关信息的回应：
我们高度关注11月28日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有关“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信息，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核实。我们始终重视和维护人民的健康权益，开展科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进行，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一
台下悄然无声。摄像机和镜头都对准贺建奎。他抬头停顿了几秒，双手轻轻扯了扯自己的衬衣下摆。“谢谢，首先我必须要道歉。”
他紧跟着道歉的话是，我的整个实验结果，由于保密性的问题，数据被泄露了。所以我必须要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
此后的发言，他并未就此项实验而再表达过歉意。
贺建奎现身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 ◎新京报记者王清以/摄
有生物界人士称，在贺建奎之前，很多研究者都做过基因编辑的实验，但被贺建奎命名为露露和娜娜的这对双胞胎婴儿，在还是胚胎、没有被植入母亲子宫时，CCR5基因就被编辑修改了──让修改过的胚胎完全发育直到诞生，这是第一次。
实际上，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美国只允许将其用于实验室科研，英国严禁将基因修饰后的胚胎植入到子宫内培育。然而，中国法律虽然禁止克隆人，却没有明确禁止基因编辑。对于这一技术的应用，中国法律存在空白。
被改写基因的婴儿诞生消息公布后的48小时里，贺建奎在巨大的舆论反对声浪里没有停止发声。他在Youtube发布视频回应，此前就知道会“有些争议”，但他相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既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对家庭有益，那么基因手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后也将会是合情合理的”。
视频中的贺建奎身穿白色衬衫、面带微笑，他用英文滔滔不绝叙述，像是精心策划过的宣传片。“总要有人走这一步，不是我，也会是其他地方的什么人。”贺建奎在视频里说。
11月28日，贺建奎站在ppt前发表了18分钟的演讲，他时不时翻看演讲稿，却显得似乎有些不善言辞。他称，共8对志愿者夫妇进入试验，有1对中途退出，均为父亲HIV阳性，母亲HIV阴性，研究团队对大约30个胚胎中70%进行了基因编辑。
贺建奎证实，露露和娜娜已经健康出生，“检测之后发现结果符合预期，两个基因序列得到预期效果的改善”。
面对提问者的质疑：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修改两个女孩的基因？因为还有其它方法确保她们不会感染艾滋病毒。
在此之前，多名科学家提出，这对双胞胎的父亲是艾滋患者，母亲是健康女性，本就可以通过更为安全便捷的方式避免感染上HIV，为什么还要通过基因编辑，来承受未知的风险？
贺建奎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相信对于更多孩子来说，不仅是这个案例，更多的孩子需要的是“保护“，而不是疫苗。“我认为我是骄傲的，我是在挽救他们的生命。”他说。
记者问他，“如果这两个孩子是你的孩子，你是否会做这个实验？”贺建奎没有犹豫，他答，“如果是我的小孩有先天缺陷，我会率先做实验。”
全场哗然，掌声伴随着窃窃私语，还有人高喊，“为你感到羞耻！”
会议最后，坐在舞台中央的贺建奎，不太合身的衬衣袖口几乎盖住半个手背。
13时50分，贺建奎走下讲台，他回了下头，消失在会场左边的侧门里。
二
贺建奎编辑了人类胚胎，所有和他有关的环节都进入舆论漩涡。
12点45分，深圳罗湖医院生殖医学科的一间会议室里，刚配合完成调查的医生和研究员，围坐在一起吃盒饭。不到一个小时之前，这间屋里聚集了十多个人，有深圳卫生监督所的人员前来调查。
自11月26日贺建奎公布经过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婴儿出生的消息后，陆续有深圳市卫计委、广东省卫生行政部门问话，是否参与这个实验。与贺建奎一同申请《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的生殖医学科研究员覃金洲，医生们称已不在医院。参与调查的一位女士说，“国家已经介入了，我们就全力配合把这件事搞清楚”。
24公里外，陷入生育漩涡的“莆田系”和美妇儿科医院，从前一天起就进入戒备状态。有记者上楼探访，手指刚按上电梯按钮，马上被保安拦下，问清楚预约哪个科室才能进去。
11月26日下午，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总经理程珍告诉新京报记者，医院和贺建奎没有过合作，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27日，医院又发布声明称网传伦理审查文件签名系伪造，将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而在美联社对贺建奎的专访报道中，“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委员会负责人”林志通称，“我认为这个（基因编辑婴儿）项目是合乎伦理的”。根据该医院官网过往文章，林志通还曾一度担任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副总经理和总经理职务。
据工商资料显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持股8%的自然人股东林志通与贺建奎过往密切。他曾是贺建奎所在公司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
林志通还是正威集团医疗事业部总裁。瀚海基因在2016年初进行的A轮融资，便是由正威集团领投。
13点30分，刚看完直播的瀚海科技员工晶晶（化名）说，不知道外界怎么看，我们觉得老板挺好的，他就是这样勇敢的人。除了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身份外，贺建奎最知名的身份就是瀚海基因法定代表人。
贺建奎的公司还在照常运行。员工9点上班，有研究员戴着防护口罩用指纹解锁办公室进出，拉货的工人把第三代测序仪的零件配件装进手推车上，一趟一趟搬进电梯。晶晶说，他做的实验和我们公司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就是生产测序仪的。
11月28日上午，瀚海基因CEO颜钦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他与贺建奎为大学同学，2015年加入瀚海基因，瀚海基因从事基因测序精密仪器研发，而基因编辑是贺建奎个人科研项目，基因编辑与基因测序是两个不同领域，瀚海基因并未参与，也不知情。
事件曝光后，他给贺建奎发了很多消息和电话，但贺都没有回。
他的公司以前在紧挨着南科大的一栋写字楼里，媒体今年3月采访时看到会议室墙上挂满贺建奎与各级领导人、诺奖得主的合影，以及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截图。两三个月前，贺建奎的办公室陆续搬到位于罗湖区的新址。整整两层楼，有市场研发、市场等150人的团队。
南科大医学教授、获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称号的董金堂说，“做测序仪，检测遗传基因这都是正常的科研，但编辑人类胚胎已经不是“争议”了，而是“疯狂”。”
三
就在贺建奎在峰会上说，此次实验和南方科技大学没有关系时，一份落款为“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全体教授”的声明公开发表，里面写道──
“作为当事人的同事，我们对此事深感痛心。在法有禁止、伦理逾矩、安全性未经充分检验的情况下，贸然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严重违背了学术规范和道德伦理，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这是南科大针对此事发表的第二份公开声明。此前两天，南科大公开声明，贺建奎已于2018年2月1日起停薪留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2021年1月。南方科技大学官网上贺建奎的个人主页也随即更新，添加上了“停薪留职”的状态。
接近南科大的知情人士告知新京报记者，是因为“2012年贺建奎来到南科大生物系，今年初他表示，由于创业比较忙，没有时间教学，提出停薪留职”。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7个大门，门口都增派了保安。他们前一天中午接到安全保障部门通知，2点开始所有车辆行人进校门要出示校园卡，之前没有这个规定。
贺建奎是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他的办公室已经贴上“请勿进入、后果自负”的封条，盖着学校公章。11月27日下午6点多，在门口展示的瀚海基因一项临床测序技术在《Nature（自然）》子刊重点报道”的宣传海报被摘掉，三四个小时前还在。
除来来往往的生物系实验室学生外，还有校方各部门的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他们大声通着电话，“他自己还找美国记者报道了，已经涉及国家安全”，商量着是否该联系公安部，把贺建奎的QQ、微信都监控起来。目前能做的，是把他的硬盘、电脑所有数据都查封。校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现在谁也找不到他，校领导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27日晚间，贺建奎办公室已经被“查封” ◎新京报记者陈维诚/摄
南科大生物系有超过35个实验室，分散在三个现代化建筑的科研楼里。校园里随处可见南山荔枝树，通勤车每十分钟一辆，学生老师随时查询微信小程序，可以到最近的停车站，往返于各个教学地点之间。
董金堂三个月前刚从美国埃默里大学来到南科大任讲座教授，留美超过20年，重点研究肿瘤细胞领域。在董金堂眼里，深圳开放的城市环境很接近西方，南方科技大学在支持科研方面，也给予他相当的诱惑力，“经费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而且项目经费拨下去之后，教授享有充分的自由度去支配，具体做什么研究它不管的。”
11月26日前，他没听过贺建奎的名字，之后和生物系的几个教授同事聊天，才知道此人，“聪明、有能力、能赚钱”。
南科大注重国外人才引进，得知贺建奎曾在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后学位，董金堂一下就明白为什么学校鼓励他出去办公司，“斯坦福大学’产学研’做的很好，全世界有名，鼓励把科研变成可应用的技术产品，如果申请专利获得经费了，校方也有分红，南方科技大学也是如此。”
南科大第一任校长朱清时对年轻的贺建奎印象很深。朱清时对媒体回忆，南科大招聘人才时考虑，引进一些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提供丰厚的待遇和自由的平台，让他们成为领域翘楚，“比引进那些大牛人更有意义”。
2012年，贺建奎在斯坦福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没有大学教职，按照一般高校程序，需要经过助理教授，副教授，再到教授的职称评级。但朱清时破格聘请贺建奎到南科大，任副教授职称，那年他才28岁。
朱清时记得，贺建奎一到学校，就组织学生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在他的训练下，南科大的学生在那次比赛中拿到了金奖。看到媒体报道有关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后，他对记者说，“贺建奎的研究很有意义”。
峰会现场，问到是否预计到外界的反应时，贺建奎说，“根本没意识到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我觉得美英已经有过有类似的实验了。”
他曾在今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美国，华人科学家的发展会遇到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家，才能“做点大事”。
董金堂也有同感，“做科研的，都想做别人做不到的伟大研究，但是，一定不能违背伦理。在美国攻读生物学和医学硕士，学校老师会反复不停地教授伦理规范，他不可能不知道。”
三四年前，董金堂做研究项目时就接触过基因编辑技术，就算在当时也不算新技术，他一般用小白鼠代替，如果用猴子也会经过伦理讨论，非常谨慎，“灵长类动物更容易影响人类，直接编辑人类基因更不敢相信，如果编辑了，该怎么定义’人’这个生物？“
采访结束时，董金堂锁紧眉头反思，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中国？为什么发生在深圳？没人回答他。
四
贺建奎于1984年出生于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农村。他的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平时种田、喂猪。父亲还做过煤炭和基建工人。贺建奎曾在一段视频中提到，“我出身于一个很小的农民家庭，夏天的时候腿上全是蚊子包。”
贺父穿着朴素，在面对记者来访时，仍穿着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提起儿子，满是骄傲：“从小成绩就很好，从六岁开始读书，小学、初中是第一名，高中是第一名，大学也是第一名，到博士都是第一名，就没有考过第二名。”
在父亲讲述，曾经有一次老师问了贺建奎一个问题，让他到书店买书来看。贺建奎没有买，一放学就到书店看那本书，一看就四个小时，几天就把那个书都看完了。之后老师问他书买了吗？他就说他看完了，里面的东西全都记得、全能够背下来。贺父说，“他这个人还是有一点天才的。”
贺建奎父亲。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2002年，贺建奎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在大学期间，贺建奎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
贺建奎的伯母说，贺建奎父母为了儿子读高中的学费，曾经东借西借，但上大学之后就没再用过家里的钱了，“他是大学破格录取的，没有填志愿，直接从一中录取的他，四年大学完了后马上到了美国一个学校，有全额奖学金，所以在美国又没有用一分钱。”
2006年，贺建奎本科毕业时，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关于量子态传输的学术论文，之后他选择到美国求学，并于2010年获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博士期间，他师从物理和生物工程学教授Michael.W.Deem，两人曾合作发表过多篇关于病毒基因研究的论文。2011年至2012年，贺建奎在斯坦福大学斯蒂芬·奎克实验室（Stephen Quake lab）进行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一本书。根据亚马逊官网的说明，这本书介绍了预测主要流感病毒的统计方法和解释CRISPR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的第一个理论模型。
2016年《深圳商报》一篇报道称，贺建奎“一直到博士毕业，都沉浸在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从没有将科学研究和商业扯上关系”，坚持认为“学者就应该坚守清贫，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但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后期间，贺建奎的导师斯蒂芬·奎克不仅在美国拥有“四院院士”的头衔，而且还是十多家公司的掌门人，还拥有三家上市公司控股权。
这让贺建奎“人生观第一次被真正颠覆了”。
之后，贺建奎选择回国，供职于南方科技大学，并开设了自己的实验室。从回到南科大起，贺建奎就游走于学者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之间，他开设了多家公司。微信个性签名写着“贺建奎-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南方科技大学-瀚海基因-因合生物”。
包括瀚海基因在内，贺建奎名下还拥有多家企业股权。他是7家公司的股东、6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的公司还有：珠海瀚海创梦科技管理合伙企业、深圳市南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因合生物科技如东有限公司、南通因合生物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等。
回国后，贺建奎和Michael.W.Deem仍不断有学术研究上的合作，包括此次的“基因编辑婴儿”项目，并邀请其担任自己两家公司的科学顾问。
就此，莱斯大学发表声明称，莱斯大学在此前对该项研究毫不知情，并表示“不管在何处进行，该项目都违反了科学研究的准则，并不符合科研界与莱斯大学的伦理道德要求”。莱斯大学已经启动了对Michael Deem 博士与这项研究的关系的调查。
五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专家们对这个实验的形容词多是“非常震惊”、“太冒险”、“太草率”、“太不可思议”，“疯狂”等等。
质疑声从实验初的动机、伦理审查、实验招募、风险性、必要性一直到实验结果，甚至有人猜测这两个婴儿到底存不存在。
罕见的，就在实验结果发布出来的当天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国强、西川大学华西医院蔡续雨、北京大学罗欢等122位生物医学领域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称，“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上述科学家联合声明中开篇即提到，“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而恰恰给了贺建奎这个实验通行证的仅仅是深圳一家民营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
没有人知道这个所谓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是什么，专业性如何，对这个实验设计有过什么样的审查。甚至在26日当天，曾任职于该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直接否认知晓此项实验，签名伪造。
到底谁在说谎，贺建奎现身峰会现场接受提问初期，就有人提出，“哪些人审过知情同意书？”，贺建奎的回答是，除了他的团队以外有4个人，来自美国的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教授。
贺建奎接受记者提问 ◎新京报记者王清以/摄
回归到实验本身，专家们困惑和质疑的点主要集中于：实验的风险性、实验是否必要。
从26下午开始，峰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翟晓梅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被打爆了”，都想从她这里问问是否知道实验数据、怎么看待这件事。
翟晓梅也很困惑，作为一位常年研究医学伦理的专家，她碰到过很多这种惊动学术界的实验，但是这是第一次“从媒体上知道”的，“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没有发表在杂志期刊上，怎么突然从媒体上爆出来了”。
“非常想和他当面聊聊，他的实验数据”，当天下午，翟晓梅与峰会的其他学术会委员们一同被叫去开会，一直开到晚上结束，除了讨论共识，还临时增加了一项对于这个实验的讨论，想为此实验结果发表一个共同的声明。
她指的是实验数据几乎是所有专家的疑问：这个基因编辑手术有没有脱靶？
在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祁鸣的印象中，此前几乎没有一项实验能够证明基因编辑手术不存在脱靶的风险。而贺建奎在28日的峰会现场展示了其实验数据：做完胚胎的基因编辑手术后，经过测试后，发现孕妇在19-24周孕期内几乎不存在脱靶。但他也无法保证长期的结果，“还需要进行18年随访”。
而祁鸣担心的远不止是这个，目前所有的基因实验几乎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治疗”，而不是其他。
“如果这个实验本身成功了，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不公平，今天可以按照自己的医院增加不得艾滋病的风险，明天是不是可以按照意愿修改基因变得更漂亮？” | 
[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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