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和现实的：从体制与人的关系看刘志军和王立军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造就了曾经的刘志军
　　2012年春运是京沪高铁通车后的第一个春运，京沪高铁为铁路春运增加了多少运力，为农民工回家增加了多少临时客车？从原先春运的大瓶颈武汉到广州的情况看，2011年春运时开通两年的武广高铁就为京广线增加了几百对临客，多运输了旅客成百上千万的人次。
　　2008年高铁在中国一下子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经济成就，它表明了中国的自主研发的成套工业和应用标准的技术在中国的大市场中的的成功。虽然，在2011年723特别重大事故中，暴露了中国的高铁技术在使用环境中的软件和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但是，铁道部曾经夸口的中国的春运将不会再出现一票难求的现实方面，多条关键线路的高铁开通，确实使春运票源紧张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高铁作为一项经济成就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发展作用，这当然归功于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中国在进入2000年以后，为了挽救陷入不良贷款的国有银行，一方面对银行进行改制，另一方面，则是实行了多年的财政赤字大量投资基础建设的集中建设体制。在选择国债资金和赤字资金的大量投放方向上，对于中国的铁路运力提高和线路改造是一个重大决策方向。
　　铁道部作为集中体制办大事的集权单位，与社会上的专家学者的集思广益之间存在着集中与民主的对立关系。
　　上个世纪末，关于中国的铁路运输技术提高的方向，还存在着磁悬浮和轮轨技术两大技术争论。关于中国增加新线、改变客货混运局面选择方向上，也存在增加大重力超长编组的货运专线和增加专门运输高端旅客的长距离高速客运专线的争论。
　　2003年，刘志军任铁道部部长后，表面上“不吭不响”，私下却让铁道部研究轮轨技术，并用“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等称谓作掩护，曲线推动了高铁的发展。
　　刘志军在任期间，中国高铁走的是先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技术，再自主研发、创新的路子，高铁发展几乎可以用“狂奔”来形容。据内部专家透露，运行于京沪高铁上的动车组CRH380，原型是从国外进口的。虽然外国公司的原型车在实验室中可达到时速400多公里，但转让方与铁道部签约时，合同上明确规定，他们转让的车最高运营时速是300公里，留出了一定的“安全余量”。刘志军却提出，要让车速达到350甚至380公里，这实际上是吃掉了“安全余量”。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使得刘志军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相当集权地办成了几件大事，人称刘疯子。
　　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留下来的思想。在这几年铁路的变化中，人们在刘疯子身上看到了这种实践的结果。
　　从今天的结果上来看，没有选择磁悬浮技术而采用轮轨高铁技术，方向上是对的。但是，没有建设低速大运量的货运专线的结果，就是春运时期停止了煤炭和大宗货物的运输，增加大量临时客车的做法，使得中国的工业产值在第一季度的下滑成为习惯性的。

二：打黑中给人造成“法治脱离了民主”印象的王立军
　　如果说在体制造就人物方面，经济方面的典型是人称刘疯子的刘志军的话，那么在政治方面的典型，就是人称“王青天”的王立军了。
　　运动式和人治是人们对于中国政治的深刻印象。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三十多年中，尽管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城乡基层组织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失衡，以及国有企业和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得过去中国普遍的单位与人的关系管理变成了单纯的户口管理。中国的公安系统，一下子变成了政治的前沿。
　　任何大大小小的地方领导，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做到稳定压倒一切、保一方平安，就必须借助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警民共建、巡逻破案的本义，已经成了介入当地经济发展、人口管理、防止群体事件、保护特定活动等等一切政治运作的背景保障力量。
　　因此，很多城市的公安局长都是兼任当地的副市长的。公安局长领导下的警力已经不能胜任越来越多的阻止上访、顺利拆迁等等名目繁多的保障任务了，因此兼任了副市长有了财权的公安局长可以扩大力量和编外人员，还有，新增加的经济检查、市容监察、外地人员管理等等都是归这个公安局长兼副市长统管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城市的警察系统和编外系统如果还能保持清廉，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持有这样大经济和社会管理权力的组织，很容易与当地的黑恶丑势力结合起来，造成当地的黑暗面。因此，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有着打击当地黑恶势力的需要。
　　王立军从东北的黑土地走来，他在铁岭、锦州公安局长任内，都没有出现贪腐和与黑恶势力勾结的情况，相反，他留给了当地人一种清廉和嫉恶如仇的印象。
　　王立军调到重庆以后，在当地党政领导指挥下，重庆掀起了“打黑”专项行动。该行动开始后，王立军迅速成为“警界明星”。 在这场始自2009年6月的“打黑”行动中，重庆警方一共抓获3000余人，包括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在内的数名高级干部受到惩处。2010年4月14日，文强被执行死刑，以此为标志性事件，重庆“打黑”基本结束。
　　2010年2月28日，王立军被重庆市委、市政府授予“重庆市人民卫士”荣誉称号。2010年6月，公安部充分肯定重庆市公安局在“打黑”除恶斗争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并通报全国嘉奖。 2011年1月14日，王立军高票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获任重庆市副市长，并继续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与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一样，王立军的打黑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打黑仍然是人治和运动式的，在程序和监督方面似乎脱离了民主。
　　2009年12月12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逮捕，原因是李庄为重庆“黑老大”龚刚模做辩护代理，李庄称其发现重庆警方对他的当事人有严重刑讯逼供的痕迹。重庆警方以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起诉李庄。2010年2月9日，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2010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一次警察维权会议上，王立军发表讲话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这两件事情，都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论。

三：刘志军──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集中到个人
　　中国的高铁建设，一方面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技术和标准，奠定了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型工业发展的基础。但是，在建造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贷款，投资回报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在技术实验和使用管理上的冒进和落后，导致了高铁在使用中的不科学性和人治管理。
　　当媒体就723特别重大事故和京沪高铁出现的问题采访专家时，他们中不少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些体制和人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认为目前高铁事故频发，是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大跃进”式发展铁路留下的“后遗症”，认为刘志军片面追求高铁发展速度，其中“添加了太多的个人功利色彩”。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坚说：“京沪高铁绝对安全，目前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应该对它多一点宽容。”不过，谈到刘志军本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建高铁是出于政绩的需要。”
　　中国第三长铁路隧道、位于甘肃的乌鞘岭隧道，就是刘志军上台后追求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原先的工期是4年半，后来被压缩到28个月。结果，不合理的工期不仅造成5亿至6亿元的巨大浪费，还导致环境的破坏和严重的质量隐患。国外的高速列车往往需要经过3到5年的实际运行试验才能投产，而我国时速380公里的动车只研究了一两年就开始批量生产；国外修建时速300公里以上的高铁大概需要10年左右才能完成，而京沪高铁从动工到建成通车仅用了3年。
　　对于刘志军在这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关于723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报告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刘志军的问题放大到体制与人的关系上来看。连续多年的国债和刺激财政的资金使用上面，国家赋予官员和公务员技术官僚的权力太大，连中宣部和广电总局都可以在国债资金使用上有批复权，使得我们的体制中政府白养活的人员太多，人浮于事、因人设事的情况越发严重。
　　我们要加大民营经济比重，根本的目标就是要压缩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节省财政支出，尽力留财于民，藏富于民。因此，在这种目标实施中，不加区分地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不能改变是不恰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意味着政治官员代替了技术和公务员的长期积累规律。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政府中，公务员和技术官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单独体系，与政治的更替和运作是区隔开来的。即使是目前铁道部仍然是一个国营企业与政府不分的部门的身份，也不应当出现把权力集中到个人的情况。
　　在这方面，国务院关于723特别重大事故的结论报告，没有提到刘志军的冒进和不讲科学背后的政绩冲动和体制问题，就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了。

四：王立军──走进了外国领事馆就是走出了体制
　　据新华网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2月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在此之前重庆市发布的两则消息令人瞩目，2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2月8日上午，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这三条消息，只有“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条是解释性的。说明王立军长期超过了一个公安局长的技术领域范围的工作，在政治上承担的压力之大。
　　一个刚刚变动了工作的前公安局长，竟然走进外国领事馆，这里面有多少政治上的内部问题，外人一时无法了解。但是这说明了普遍的政治生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各地维稳、保障经济发展，流动人口治理中等领域中的政治治理问题是普遍的。解决这些问题，应当靠当地的民众参与、媒体监督、各政府职能部门公开透明工作来化解，而不是单单靠公安部门的超范围工作。
　　公安局长参加政治维稳等项内容的工作，在借助当地的社会、经济领域同时，平衡舆论、知识界和信息传播各方面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一个技术官僚所能承受的。
　　王立军说到底，也就是一个技术官员和公务员，他在这个体制内承受了太多的东西。他怎么能不“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呢？
　　抛开王立军囿于时代和体制的惯性，以脱离了民主的方式进行法治操作不谈，中国现在的维稳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都压在一个技术官员和政府机器身上，这是长期社会欠账的结果，是政府的目标过多倚重在警察部门的技术力量上面的结果。
　　王立军，这个曾经的打黑英雄，长期在这个体制内浸泡，身心疲惫，最终以走进了外国领事馆的方式──
　　最终走出了这个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