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导与拥堵：二零一二年──3月到11月的思想历程

一：年初两会上温家宝为什么提出警惕文化大革命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文化大革命幽魂重来的问题，2012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说：
　　──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那么在今年3 月召开的两会上是些什么人、提出了什么主张，导致温家宝这样说呢？
　　那就是那个政治局前任委员在分组讨论会上说的一番话。这番话就是“与全国扩大的收入差距趋势相比，重庆过去五年经济实践证明，重庆不搞收入差距也能高速发展”。
　　那么，那个政治局前任委员说的“不搞收入差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他在自己领导工作中采取了被历史经验证明是大错特错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做法。比如突出领导者个人的意志，而不是依靠宪法和法制程序的力量。把个人意志与挑动群众的情绪结合起来搞社会运动，造政治形象。与中央的政治路线公开唱不同声音。
　　对于党内有人公开重新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温家宝明确提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没有完全清除的表现。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认识，即经济的发展，不会自动解决这些政治隐患的发生和发展，相反，一旦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例如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隐患就会重新发酵，在新的社会基础上，以新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分配不公的后果呢？归根到底，还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因此，温家宝在3月的两会上大声疾呼，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他进一步说：
　　──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二：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从温家宝的讲话来看，就是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对党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干扰。
　　这是因为，由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上的探索过程的不完善、不健全，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和那样的问题，诸如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等问题。
　　在真正的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员和领导干部眼中，这样的问题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缺失法治和民主传统有极大的关联。要建立中国传统上就缺失的法治与民主，进行政治建设，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和韧性的、党领导民众有序参与的过程。
　　但是，历史和现在就有这样一些人却在这些问题上，习惯“左比右好”的思路，再掺杂上个人野心，看不上和不屑于搞民众有序参与和艰苦的法治道路建设工作。
　　相反，他们在民众针对贫富差距的情绪和对改革不完善不满的基础上，重新搬出封建的宫廷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搞运动的那一套，把这些历史上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千方百计再打扮成所谓的党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制造舆论，在社会制造形象，提出什么与全国不同的“重庆过去五年经济实践”，说这些实践证明了什么“重庆不搞收入差距也能高速发展”等等，等等。
　　2012年3月的全国两会以后，通过对那个政治局前任委员的问题揭露和组织处理，通过对薄谷开来案子和王立军案子的分别审判，充分证明了离开了法治和民主的轨道，任何靠政治蒙骗和运动群众获得的形象和所谓思想，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充分证明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是彻底错误的。
　　但是，要从党内机制和社会基础上解决文化大革命重新发生的隐患，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三：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温家宝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多次谈到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此来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那么，二十多年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作出的论述是怎样的，从2012年3月温家宝反复提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之后思想界又对文化大革命与现在的政治现实的联系有什么认识，对这些极为重大的问题，有必要认真梳理一下。
　　从从2012年3月温家宝反复提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后，仔细检索2012年3月全国两会以后的思想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更多当事人说话、多侧面探讨的文本和资料，可以说掀起了一个在今天的历史基础上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这些认识与二十多年前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相比，达到了更高更深一层的境界。可以说，通过对今天党内有人重新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做法的现实痛定思痛，思想界对文化大革命多侧面的深挖和反思，对在30多年前结束的那场政治动乱的认识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了，也使得那场动乱的性质和背后规律与众多的历史细节与今天的联系更加明确、更加有机了。
　　例如，八届十一中全会、九届二中全会都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事件，究竟应当如何把大量的历史事实与今天的政治怪像联系起来，找出其中怎样的规律，都是今天的思想理论界不厌其烦地重提历史旧账的动因和背景。
　　今天，我们翻开当年的这两次会议公报，还会看到历史规律的影子。这两次公报一个是在1966年8月，一个是在1970年9月。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到了1962年以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
　　但是，历史的真实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及以后的工作中，恰恰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所批判对象──刘少奇作为第一线的领导集体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切合实际工作方针，才迎来了三年经济困难极为艰难局面的扭转。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后执政党要按照法治民主的规律进行政治领导的规律体现。刘少奇把这一思路也带入到起初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行动中，而这一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束缚群众的手脚”。
　　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提到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但是，历史的真实是，经过四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1970年眼看国内政治运动不断，经济发展遭受冲击的现实，党内大多数党员和干部都是人心思定，认为要搞四个现代化，人们迫切希望通过召开四届人大重新把中国纳入与世界接轨的法治国家。但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通过压制大多数人的真实思想，却认为要继续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当务之急。
　　通过回顾历史细节，可以看出当时这一表现形式和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要不要通过设国家主席，把国家的轨道尽快稳定，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来反映当时的人心所向上。而按照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强加给人们的结论和思路，却是把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仍然建立在沿着政治动乱的惯性上面，通过“斗、批、改”再去探索什么政治新形式。
　　回顾这两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全会，抛开涉及期间的具体历史人物不谈，从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倾向来看，可以看出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后的党心所向、民心所向，那就是停止运动和左的一套，尽快把中国纳入到以法治民主来保障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的局面。
　　今天回过来看，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废掉的刘少奇所担任的第一线领导地位和九届二中全会反对设立的第一线国家主席，反倒是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按照工业化国家的规律，要求实行法治化民主化领导的进步要求的体现。
　　可是，毛泽东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把斗争哲学放在首位并且反复提出强调。
　　客观上说，毛泽东在革命早期把西方文明中的斗争哲学与相关的中国政治中的团结与斗争艺术结合的历史功绩曾经让党内同志非常佩服。
　　但是，在初步工业化的中国，党内大多数同志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面教训中获得了启示，那就是要按照工业化科技民主道路建立先进国家所必须走的一条道路。
　　可以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没有体现这一要求，而是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的个人理解。
　　毛泽东的这一理解中，还是过分强调了人的因素，而忽视了法治和程序的因素。因此，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还是过分依靠个人与群众的情绪化连接，从而在党的领导集体要求以工业文明的领导方式来领导新中国的事业的时候，毛泽东的思想与之发生了矛盾。
　　毛泽东的个人思想没有被一个领导集体接受，而是被一个用情绪化鼓动的社会群体接受。这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悲剧产生的原因。

四：二零一二年──3月到11月的思想历程
　　通过2012年两会后思想理论界对三十多年前结束的那场政治动乱的回顾，揭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背后，毛泽东个人意志与党内大多数同志按照工业化社会规律实行法治民主的要求的思想冲突。通过大量的细节对比，就可以看出它的历史感，也可以找出21世纪的今天党内有人要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的思想来源和历史之源。
　　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央有一个一线领导（刘少奇主持工作）和二线领导（毛泽东研究国际形势和务虚工作）的分工。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央第一线领导，已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了与各省市经济工作领导工作的正常衔接和公开运行。正是这些公开透明的工作程序使得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局面得以扭转。按照这一思路，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主持工作中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却把这一切扭曲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束缚群众的手脚”。
　　2012年两会后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新一轮反思回顾中，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当时1966年党内一大批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被打倒，就是对党内逐渐适应了刘少奇等一线中央领导工作透明公开程序的一大批实际工作人员的冲击，是对“党的领导集体以工业文明的方式来领导新中国的事业的要求”的冲击。而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所以闹出宪法风波，实际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不得人心，人心思发展、人心思定的党内同志希望尽快使国家稳定下来，对党的事情有一个公开透明程序的要求的表现。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恰恰体现了上述要求和毛泽东仍然要在二线领导位置，搞不透明的抓革命促生产新形式探索之间的冲突。
　　2012年两会结束后，思想理论界认识到这一点，就把文化大革命关于权力斗争和个人错误被坏人利用的原有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新的高度。
　　有人会问，认识提到了这一高度，有什么用处吗？
　　那可是大有用处。
　　2012年3月的全国两会以后，通过对那个政治局前任委员的问题揭露和组织处理，通过对薄谷开来案子和王立军案子的分别审判，党内外和国内外，也有一些关于党内权力之争啦，派别之争啦的说法。但是为什么就没有人按照温家宝在两会上呼吁的那样，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的现实意义上来认识呢？
　　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角度看，那个政治局前任委员的搞人治不搞法治，以运动促公平而不是以民主程序促公平的做法，显然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操作的重演。
　　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就会对中央给予那个政治局前任委员的问题揭露和组织处理有一个全面的现实的认识，那就是从3月到11月的国内政治进程，看清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导致历史错误重来、文化大革命幽魂不散的政治现实。
　　二零一二年──3月到11月的思想历程，就显示了这样一条清晰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