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并不怕刘少奇：要警惕的是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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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毛泽东和刘少奇、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

许世友和韩先楚赴南昌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1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22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8月31日21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在杭州，毛泽东觉察到“北京”动了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林立果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
　　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

毛泽东不能不警惕
　　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2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一套电话机、增音机和保密机。
　　8月8日，程洪珍、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安-12运输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十分警惕，再三强调防止出内奸、叛徒。1970年11月，林立果曾说，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要隐蔽，养“兵”蓄锐。从“上海小组”学习记录中，也可以看到退缩的意思。因为敌强我弱，打基础，保存和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撞、二杆子、乱捅、出风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人以柄。12月1日，林立果布置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不能让“特务”混进他的小圈子。但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等人的一举一动，都从不同渠道汇集到毛泽东那里，这恐怕是林立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看，自从林家的一儿一女到了空军，一文一武，掌握了空军的“大权”，毛泽东对空军就格外关注。请到中南海跳舞的舞伴来自空政文工团。当然，更多的“油水”还不靠她们。那么是谁？为什么至今没有浮出水面？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刘沛丰也跟他死在蒙古荒原了。有人说是程某某，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长途电话要通过总机，他敢吗？写信太慢。不过，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特务”可以通过“组织”。
　　从毛泽东南巡的行踪看，如果没有“特务”，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洞察入微？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特务”，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