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茶：刘小枫新“国父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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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导语：近日，刘小枫在中国政法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毛泽东是中国的国父”，从而引发了各种争论。只言片语的争论难免诱人卷入浮惑的意识形态之争──重要的是关注事件本身。为此，△历史栏目频道特邀青年学人对此事件做较为深入的解读，此后将陆续刊出，敬请关注。

⊙　作者简介
　　苦茶，青年学者。
　　思想者大致有两类，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作奸犯科者，通过种种论说制造思想奇案；另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刑事侦探，专破历史中沉积起来的思想悬案。就拿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近的十九—二十世纪来说吧，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都是些现代思想界的作案要犯，施特劳斯、沃格林、洛维特则是些思想案件的大侦探。思想刑事侦探不是对历史中的思想做道德检察，然后提出政治控罪──那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局的侦探干的事，而是侦察在历史社会的大街小巷中发生的把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搞得鸡犬不宁的思想刑事案件，搞清案情，然后在公共舆论中对思想界的作案要犯提出检控。思想界的作案和社会生活中的作案一样，都是自然而然、永不可能杜绝的事情。　　──刘小枫《丹东与妓女》
　　写下上述这段话的刘小枫，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也会因为提出“新国父论”而遭到思想界的道德检控，并引发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谩骂。不过，对于学术思想提出政治检控那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局该干的事，谁知当下的知识分子也担负起清除学术界思想混乱的使命。不过，这次惹祸的毕竟是刘小枫，既然 “新国父论”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搞得鸡犬不宁，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搞清楚这起思想刑事案件，在公共舆论中对于思想界作案要犯刘小枫提出检控，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一个安宁。
　　一
　　本次思想事件源于4月19日晚上，王人博、刘小枫在中国政法大学就“百年共和”这个主题进行发言。刘小枫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此言既出，引发起网络上一片哗然之声。
　　读书会的主人公本是王人博，其以刚出版的《宪政的中国之道》为基础，从而进行的一场报告。刘小枫是被邀请参加与王人博的对话，并对于中国百年的共和历程发表看法。对此，刘小枫开篇明义指出，“看待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而不能仅仅去追求一些口号。这个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界也好、传媒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些对于简单的口号和理念的追求。”很明显，整篇演讲的思路，就是围绕着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从而摆脱了自由、民主与宪政等大而无当的词眼，进而指出我们当下的学界和媒体，往往习惯采取简单的口号与理念，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出发。这一点，我们从“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检控也能看出端倪。
　　为了更好地阅读和思考刘小枫整篇的讲辞，我们可以先将其提出的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与二次世界大战三个具体的历史场景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罗列出来。然后再分析刘小枫对于这三次历史政治事件，才能更好地理解刘小枫演讲的整体意图。
　　正是由于人们在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产生热议的背景下，刘小枫也谈到自己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他认为，君主制在法国大革命前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我们称之为君主主权专制的君主国，这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第二种君主国我们称之为有限的君主国，这个是神圣罗马帝国躯壳之下所存在的君主国；还有第三种，这样一种君主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它既非像法国那样的君主专制，也不像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帝国框架下的有限君主国，而是由于地缘因素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国体，这就是英国。与这三种君主国相比，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更像是法国，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国家。通过将中国传统制度与法国君主专制相对比，从而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和毛泽东革命联系起来。法国大革命是从传统君主专制中走了出来，而中国辛亥革命和毛泽东革命，也同样是走出旧制度的新探索，从而在文章中不断将中国第一共和（孙中山）和第二共和（毛泽东）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和对比。
　　法国大革命后，也面对来自欧洲传统政治国家的威胁，同样在辛亥革命和毛泽东革命后，一战与二战恰恰也是中国两次共和建立的开端和危机所在，因此，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两次革命的前后命运相对比，不也是合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吗？
　　二
　　在对比中法两国的革命前，刘小枫首先对比了启蒙前后欧洲对于中国的评价。对此，有人指出法国大革命后的启蒙运动，是刘小枫史实错误。刘小枫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的呢？他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西方整个欧洲是非常推崇中国政治体制。（在）法国大革命后期的启蒙运动，恰恰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出现，从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才开始把中国贬下去了。也就是说，他并非不明白启蒙运动先于法国大革命，但是更指出法国大革命提出普世价值后，对于中国评价才导致了巨大的翻转。
　　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对于中国是一个德政国家，这是启蒙运动前期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哲人普遍的看法。随着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普世价值，才导致了欧洲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人对于中国历史停滞的普遍批评，这一点发展到二十世纪依然有大量的市场，如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孔飞力的《叫魂》，就是接受普世价值后对于中国研究，其结论与十九世纪德国启蒙哲学家的看法一致。我们不难想象，这些所谓的研究究竟是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了。
　　我们还是回到法国大革命与中国两场革命的对比上来，前面的对比只不过是刘小枫抒发古今之变的议论，虽然他因为修习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所以对于中国古典政治传统有所称赞，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刘小枫这次演讲的主旨仍旧在于大革命后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
　　因此，刘小枫在对比了中法两国的传统政治后，并未纠缠在大革命的细节，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大革命后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权和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的政权？刘小枫认为，要形成一个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法国大革命提出人民主权说。这两个问题，是了解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关键所在。
　　三
　　那么，我们就返回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按照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分析。第一，中国在革命后是否建立起政治统一的国家；第二，是否是依靠人民主权建立起的政府。通过，对比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刘小枫的意图所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虽然在形式上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是真正实现统一的却是袁世凯。因此，刘小枫提出，如果袁世凯能够多活两三年，也许中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不过，这是枝节之言，不必太过关注。很明显，在袁世凯死后，中国立刻陷入到军阀混战的局面，因此根本就谈不上所谓的政治统一。同样，用第二个问题衡量，孙中山建立，袁世凯继承的中华民国是否是人民主权呢？我想答案也是否定的。那么，我们还必须紧接着追问孙中山、袁世凯不能成为国父，那么蒋介石是否有资格呢？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他临死前也没有看到中华民国的实际统一。继承其遗志的蒋介石，在广东随即发起北伐运动。终于在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两次事变后完成清党，随即宣告北伐胜利。并随着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挂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国民党在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是，我们也必须追问蒋介石所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否是人民主权性质。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引用刘小枫对人民主权的看法，人民必须要靠代表，因此党派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开始出现的。这时候，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将共产党全面清除，然后建立起的来的，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龙云等新军阀依旧存在，这时候很难说蒋介石就真正做到了国家政权的统一和人民主权这两条。所以，刘小枫将其排除在国父候选人之外，也是理所当然。
　　四
　　在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随即向欧洲扩张并打了败仗。这时候，于是出现了1814年到1815年的维也纳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战败国法国通过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秘密联合奥地利，秘密签订了削弱俄国和普鲁士这两个君主国势力的《维也纳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比如说比利时、荷兰组成尼德兰王国，然后加强瑞士，俄国和普鲁士瓜分波兰，英国得到马耳他群岛，奥地利就在意大利北部发展势力等等，就是重新瓜分势力。换句话说，战争结束后的国际会议，其实目的就是根据战争结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中国都是战胜国，但是命运都令人心碎。为什么法国在战败之后，依然能够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却都丧权辱国呢？
　　这恰恰是由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拿破仑的复辟。君主拿破仑复辟，制定法典。拿破仑的这样一个宪法，表明了宪法宪政的一种形式，这是绝对君主的立宪，而不是所谓的虚君共和。而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立宪恰恰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如果我们（近代）皇帝是非常能干的政治领袖，像当年俄皇或者德皇一样。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体在转换成一个所谓的现代立宪制这样的国家，严格来讲是并不困难的。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在一战中，段祺瑞政府只是向欧洲派出工兵，才偶然成为战胜国的，但是巴黎和会中，英法两国竟然将原属德国的胶东半岛送给了日本。对于二战的结果，刘小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遇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远远超过巴黎和会。我们的领土居然就被美国拿去了给到日本，现在还在它的控制之下，而我们中国居然不敢对美国说。你说这个主权问题你不选边站，这个话没有道理，你说的出口吗？这是好简单的一个法理，都是战胜国，但是它却把中国的土地拿去给了一个战败国。因此我觉得二战之后，这个结局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约的耻辱大得多。
　　将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与拿破仑时期维也纳国际会议相对比，自然就会发现，其实中国丧权辱国的原因，就在于国体还没有建立，它们（列强）就钻了我们中国共和转换的空子。什么空子？中国从传统政治到现代宪政转化过程的空子，正是因为中国近代立宪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所以在对外交往中，就一直节节失利，丧权辱国。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刘小枫的“新国父论”，其实建立在对于法国大革命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中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命运得出的自然的结论。
　　五
　　通过与法国大革命后，中法两国不同的政治命运，刘小枫自然得出了正是因为中国近代立宪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结论。因此，中国如果想要顺利通过传统政治到现代宪政的三峡，就必须拥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一个传统民族成为国家，要求最低限度内在凝聚力，这个内在凝聚力作为一个政治形式，需要靠一种领袖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些历史英雄，人民的领袖，他们是真正的缔国者；第二，这个民族共和体是不是还要有一种高度一致的精神和道德品质。事实上，这也是刘小枫提出“新国父论”的理论依据所在。用这两个观点，来衡量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
　　上节已经介绍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在政治统一和人民主权两方面的表现。如果再结合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在与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丧权辱国，其原因莫过于皆非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也并非拥有高度一致的精神和道德品质。反过来，就衬托出唯一能够对内建立统一的政权，又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人民主权，并在朝鲜战争中做到与美国等列强相抗衡，并在中国国内形成高度一致的精神和道德品质，这样的人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因此，刘小枫在自己提出谁是中国现代的国父时，提出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中考虑，蒋介石已经被开出去了，那我们说是孙中山接着毛泽东，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这个结论，看似难以接受，但是将其放在全文的分析下，这个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饱受诟病的还有刘小枫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即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基本理念是平等，美国平等，我还要比它更平等。这个观点，其实刘小枫在1998年出版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5.5《“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怨恨》和6.6《现代中国的“主义”宗教与人民民主政体》两章就已经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如果声讨刘小枫的话，至少先把这两篇文章读过之后，才好有针对性的批评，否则只不过是十犬吠声而已。

■　结束语
　　笔者曾经出于维护言论自由的角度，为刘小枫撰文辩护。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发现刘小枫演讲并非是兴之所至，而是有着严密的逻辑和修辞。只有将他惯常所采用的修辞排除，才能真正理解演讲的逻辑与意图。
　　为此，将刘小枫的整篇讲辞重新研读了，发现如果其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对比分析的手段，并以此为基础，刘小枫高度评价了拿破仑的宪政以及战败后与列强的周旋应对。将法国经验与中国历史相对比，从而发现中国自辛亥革命后，国内一直不能建立起政治统一的人民主权，对外又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小枫按照从法国大革命所得出的历史教训出发，从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中，选取了毛泽东作为中国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的国父。指出，只有在毛泽东治下，中国才完成了全国性的实质统一，并建立了人民主权政府，在对外上能够在美苏大国政治下，维持了自身的主权和利益。通过细致周密的分析，刘小枫才将毛泽东尊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国父。
　　写到这里，刘小枫发表“新国父论”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思想争议也就清楚了，这件思想刑事案件也可以告一段落。经过笔者对于刘小枫整篇讲辞的分析和研究，当然可以不赞同他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作对比的方法，也可以不同意他将拿破仑与毛泽东对比的观点，进而不同意毛泽东作为国父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刘小枫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仍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讨论。对于刘小枫这个结论政治性的批评，反而缺乏应有的学术理性与思考。结论自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宣告刘小枫学术上的清白。

源自：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