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梦与醒：走进毛泽东的精神世界

一：他说自己只是个教师
　　他是一个中国文人，是一个职业革命家。1966年以后，有人称他在四个职业中达到了“四个伟大”，其中有教师、领航员、团队CEO和没有授衔的将军。他对一个美国老朋友说──四个伟大的说法很讨厌，说自己只是个教师，历史上就是个教师。
　　他与领航员的职业关系，只能说是年少时在湖南省内游学了几个月，在老年时计划到黄河上游的骑马考察。
　　他与团队CEO的关系，只能说是年少时参加过新民学会，搞一些同学到长沙附近的山河中历险，写过湘江评论、成了领袖。到了老年，他厌倦了官场的繁文缛节，在IT时代还远未到来时，就离群索居地搞起了个人创意，并一下子成为知识创新、观念创新的信息达人──只凭登高一呼，就能够带动一场社会运动。
　　他与没有授衔的将军的关系，只能说在年少时短暂地参加过军营，一生也没有具体掌管过哪个部队。到了老年，他成为从越南到古巴各国军人研究学习的、跨越整个世界的战略和战术大师。
　　但是，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教师。他的教育，就是在师范学院完成的，这是专门贯彻西方教育理念专门培养师资的地方。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反思西方传入中国的教学制度，认为专门化和用分数评价是西式教育的弊病。他认为文科理科的分科和局限在小课堂，这些都限制了青年的活力，真正的教育应当是与实践相通的生活类教育。
　　与他对话的美国老朋友叫做斯诺，他不得不用一个教师的角度来努力推想这位中国人──他不想四个伟大，却以一个教师的角度看待整个世界并影响了这个世界。
　　到谈论四个伟大的时候，斯诺认识他已经30多年了──在延安的时候。当时，斯诺就惊讶于他用一个西方人从来没有的角度看待革命、战争和现代政治。
　　30年后的时候，当斯诺的美国同胞还没有发明互联网，还没有用信息革命来概括人的思想联系的时候，斯诺就问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场用信息而不是权力推动的社会运动。
　　他回答：“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一个教师的力量，在中国可以造成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这在斯诺的脑子里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理解。这只有在过了几十年他的同胞中出现了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知识分子以后，才能理解。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的一位教师的力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造的运动，要更加深刻地反映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深厚养分，因为在两千多年前一位叫做孔子的教师也创造同样的业绩。

二：一个具有传播性的中国文人
　　毛泽东从红军长征和延安时期，就从一个中国文人的角度主动结识不同意见的人和超越利益联系的人。
　　比如在长征中，他用神交和人格的力量，转化了从莫斯科派来的二十八个半中的多数留苏派。只在同时患病、同样身处担架队中的走路、休息，途中间歇的聊天，就争取了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和张闻天对“老毛”的支持。
　　长征的时候，“老毛”只是一个失去了行政地盘的苏维埃主席，党内已经没有了发言权。但是通过担架队中的聊天，通过传播的力量，转化了党内留苏干部中的崇拜苏联、崇拜共产国际势头，出现了对老毛服气──山沟里也能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呼声。
　　遵义会议后，“老毛”在井冈山的经历被一再提起，成为一种传播力量在红军中流传。但是，凯丰等人不服气，认为这种三言两语式的红军战略提法和能够被农民听懂的政治工作语言，没有大本本为依托，没有逻辑体系做内里，没有图书馆中的研究做依据，中国人的东西还是难称马克思主义。
　　到了延安，“老毛”下决心搞中国人的东西。他拿出当年组织新民会员游学和强学的劲头，在延安偏远的知识和教育界不毛之地，生生组织了十几所大学和一大批哲学、社会学研究小组。
　　就像当年的孔夫子──在大量整理西周的礼记易经精神结合春秋几十年各国政治实践，然后创立了儒家学说，毛泽东也是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实践，也是创立了没有大本本的中国式理论。
　　同孔子一样，这一理论，同样是三言两语也可以自成体系，语言深入浅出也可以桃李不言。
　　研究哲学最多时，中央研究小组有几十人，中央组织部有几十人，马列干部学院也成立了很多的学习小组。学习研究的风气，成为遵义会议以后，中国人深感没有自己的本本的危机以后的必然反应。大家都在结合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来研读马列主义。
　　中国文人组成一个类似学派性质的实践团体的时候，既有创立学说和传播学说的民主性，也会有中国文人固有的笼统、强辩和道德政治化的倾向。
　　毛泽东在延安通过学习历史、研究理论、统一思想，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中国文人集团的旧习气，这种旧习气在中国历史上屡次造成了危害政治的党锢事件和以言治罪的伤害后果。

三：仅凭一种思想的传播，就造成一种运动
　　可以说，汉语言从个人化变成集体化，自毛泽东始。阶级斗争的语言一时间成为代替一切的群众性语言。
　　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必然带来的技术官僚和管理层腐败的时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传播性的权力，这在西方也是一种惊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绕开了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教育体系、行政体系和政党体系，仅凭一种思想的传播，就造成一种运动。
　　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在社会力量千差万别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使用阶级斗争的绝对化语言，而是用一种相对性的思想来整合各种革命力量。但是到了新中国初期社会改造完成、社会差别基本消除的工业化初期，毛泽东却提出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思想，认为阶级斗争植根于人的历史、收入分配、思想杂念等等一切领域。
　　特别是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使人不禁想起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建立的党锢习气整人作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听到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的世界各国的年轻人，都对中国的青年可以冲出课堂，造官僚机器的反，大为振奋。毛泽东的三言两语和凝练在诗歌中的行为艺术，都对上了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失业青年和各种社会问题困扰中的现代人的心思。
　　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传播性，在中国绕开一切现代社会结构和权力机器，它造成的冲决一切的威力，突然成为世界性的传播事件。
　　几十年后，互联网技术和跨越物理、行政界限的信息传播，各种名人可以突然涌现，大量的青年不再按资排位，突然蹿上传播领域的头位，使得知识界的传播性不再以资历、大本本和经年累月的钻书堆考据经典为标准。
　　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年轻人突然蹿红，突然被传播，这不就是互联网信息时代传播性政治的特点吗？
　　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性的传播性政治先驱，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四：他的语言，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脱口而出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
　　现在，围绕着当年他的那场社会革命创意，仍然造成今天人们在互联网上争论不休。
　　就像延安时期的的学习运动，大家一起造就了中国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群体之间，利用口实和出身种种借口，借机整人也好，利用语言的笼统性，一言定罪的情况，也不能都由毛泽东一人负责。
　　毛泽东在创意性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之外，说到底他就是个中国文人和一个职业革命家。
　　中国文人在组成党同伐异的党锢集团的情况下，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造成中华民族的内乱；世界发展史上，法国大革命、各国独立革命等等发生的无政府主义、滥杀无辜的现象，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同样是有迹可循的。
　　在今天的传播时代，由一介平民或者一个青年提出创意进行传播或者被批臭批倒，可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
　　但是，在47年到37年前，由一个有创意的领导人，带动了整个社会群体进行各种或者有理想色彩和或者有毁灭结果的、无序的创意。出现了社会动乱和暴露了人性基本面，这也可以说是对于那场运动的一个解读。
　　尽管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的人性的一次集中暴露，但是从民族性上，在一个积贫积弱和没有主见的民族和青年中，造成一个对于政治和国家大事的高度关注的传播意义的政治习惯，应当说就从毛泽东始。
　　因为，他创造了汉语言的个人运用到集体化运用的历史性转换，这为在几十年后形成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中国人的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做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创新，具有决定的性意义。
　　如果不信，那就看看我们今天脱口而出的许多语言和潜台词，许多都是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
　　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是一个教师，历来就是一个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