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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福彩中心14名局处级干部被查 专家建议制定彩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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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法制日报
原文标题:福彩中心1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被查 专家建议制定彩票法



对话动机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4名原负责人的忏悔视频。截至目前,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已经有1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
  这么多局处级领导干部被查,对我国彩票发行销售行业意味着什么?在我国彩票行业取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行业本身又存在怎样的问题?彩票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否与我国缺乏一部专门的彩票法有关?围绕这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与彩票行业权威专家进行了对话。

对话人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世界彩票研究协会会长 王薛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彩票研究所所长 冯百鸣
  《法制日报》记者 陈 磊

欠缺透明导致乱象频出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4名原负责人的忏悔视频,原主任鲍学全、原主任王素英、原副主任王云戈、原副主任冯立志分别作了忏悔。截至目前,驻民政部纪检监察组已经严肃查处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1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负责全国的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工作,这么多局处级领导干部被查,值得我们关注其背后存在的问题。
  王薛红:一次性查处这么多领导干部,说明彩票发行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与彩票发行管理机制是有关系的。
  目前,机制设计欠缺透明度和社会各方参与太少,导致很多问题长期无法察觉。几十年来日积月累才暴露了发展中的大问题。
  冯百鸣:中央纪委对福彩领域系列腐败问题的定性,是“系统性腐败问题”。再往前看,原民政部党组3名成员和派驻纪检组组长已经被严肃追责,也与此有关。因此,中央坚决查处福彩领域系统性腐败问题,是为了加强彩票资金监管。
  这么多局处级领导干部被查处,也是给我们的彩票发行监督和管理工作一个教训。也就是说,彩票钱跟别的钱不一样,具有公益性,都是彩民一块钱一块钱积累起来的,都是来自老百姓的钱,一分钱都不能乱动,一旦彩票资金使用出了问题,上亿彩民怎么看?但个别人的脑子里没有这根弦。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彩票行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彩票累计发行销售17950多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超过5370亿元。
  但另一方面,福利彩票领域近年来出现了诸多乱象。例如,2014年11月至12月,审计署对财政部、民政部及所属福彩中心、体育总局及所属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及18个省份2012年至2014年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随后发布的公告显示,在被审计的彩票资金中,问题资金占比超过四分之一。这些问题资金,主要用来违规采购、账外核算资金、违规购建楼堂馆所和发放津补贴等。
  王薛红: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彩票业在过去30年给我国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17950多亿元的彩票发行销售,给国家募集了5370多亿元的公益资金。也就是说,彩票行业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公益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解决了我国公益资金的筹集问题,在公益资金筹集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我们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彩票行业出现的问题。比如,在彩票发行销售过程中、在彩票返奖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在5370多亿元公益资金的使用方面也出了一些问题。
  最后,我们也应该客观看待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不管是机制不健全也好,不管是对彩票发行销售、彩票返奖、公益基金的使用等方面欠缺透明也好,既不能扩大,也不能忽视。比如,彩票发行销售机制的设计,本身就缺乏公开和透明,无论是整个彩票行业链条还是彩票发行、监管机制,都欠缺公开和透明,由此导致消费者和其他社会人士参与其中,也基本上看不到对彩票产业链条的监督作用。

相关规范立法层级不高
  :我国彩票行业30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彩票管理法规不断健全。国务院2009年颁布《彩票管理条例》以来,财政、民政、体育行政等部门先后制定了《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彩票机构财务管理办法》《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等,推动了彩票事业的规范化建设。有关地方也出台了加强彩票管理的具体办法和操作细则。
  彩票行业法规、规范不可谓不多,但仍然没有禁绝彩票行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冯百鸣:彩票是国家严格监管的资金,任何人都不能碰,但从当年的审计结果来看,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资金还是被违法违规挪用,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彩票发行销售市场本身的规模在增大。以前彩票市场规模很小的时候,发行费用、公益资金的规模都很小,问题也不明显。现在每年彩票发行规模在几千亿元,发行费用动辄几百亿元,一旦出现挪用情况,非常受社会关注。
  二是管理机制的原因导致监管力量不够。彩票行业有发行销售机构,也有监管机构,但监管机构力量过于薄弱,无法对彩票市场进行全方位监管。对于挪用彩票资金现象,监管机构也没有划出一道“红线”并确保“红线”不被逾越。
  三是立法层级不高。我国虽然在2009年颁布《彩票管理条例》、2012年颁布《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但这些规范的立法层级太低,有些时候无法成为执法依据。比如像实践中存在的非法彩票问题,如果非法彩票的认定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执法部门就可以依法进行查处。目前亟需将《彩票管理条例》补充完善,时机成熟应尽快出台彩票法。对彩票行业新的学术定义、互联网销售彩票,基础工作需要尽快完善。
  最后,社会观念上也没有形成科学的彩票伦理。我提出过彩票伦理学的问题,就是说,彩票的发行和销售应该遵循公平正义。彩票具有募集资金的作用,其本身也有博彩的负面效应,因此,如何确保彩票发行既能够满足公益性,又能够约束彩票的负面影响就尤为重要。但目前,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不好的现象,那就是彩票发行的博彩属性越来越强,甚至纵容了一些彩民的赌博心理,偏离了公益属性,这需要我们非常警惕。
  这一系列问题,更是彰显制定彩票法的迫切性,如果彩票法能够制定出来,既能够明确上述问题如何解决,也能够依法保障彩票回归公益属性。
  王薛红:过去30多年,我国在彩票领域制定了不少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应该说,对健康发展中国彩票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相比于成熟的、完善的、规范化的彩票市场而言,现行的彩票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等仍然欠缺,亟需在法律层级上进行大幅度提高,相关条文也需要大幅度增加,比如《彩票管理条例》作为目前最高层级的规范,也仅有64条,远远不够。
  作为一个拥有上亿人的彩票市场,作为一个朝阳性的产业,不能仅靠《彩票管理条例》64个条文,而应当制定更高层级的彩票法,用足够多的法律条文,为彩票行业提供完善的法治环境,为彩票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依法公开保障公益属性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官方网站曾发布《彩票资金的分配比例和发行费用的管理使用规定》,其中明确:福利彩票所筹集的公益金有50%留在地方,主要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性的公益慈善事业,其余50%上缴中央财政,用于其他社会公益项目。
  但实践中,彩票的公益目的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例如,有的彩票资金被拿来滥发奖金补贴。据审计报告,这样的单位有141个,涉及金额3.83亿元。
  那么,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充分确保彩票实现公益属性?是否需要制定专门法律,使彩票发行管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运行?
  王薛红:确实需要制定专门法律保障彩票的公益属性。如何保障彩票的公益属性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障彩票的公益属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彩票法律制度。就目前而言,从彩票发行机制看,相关部委都在做发行工作,那么,这几个部委在发行工作的职能定位、财政监督职责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执行方面存在不足,尤其是财政监管方面执法能力不足,表现在对彩票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处罚措施不足。
  举个例子,互联网销售彩票,一直在被监管部门叫停,仅政府文件就下发过多次,但今年10月1日之前,市场上依然在通过互联网销售彩票,明知是违规,仍然有人在明目张胆地干。直到今年监管部门修订相关规则,明确互联网销售彩票是非法彩票。
  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执法部门首先要有执法依据,其次要有执法能力。从财政监管的角度,监督管理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亟需加强,可以建立专门的彩票监管机构,比如彩票专卖局或者彩票监管委员会,对整个彩票行业进行监管,这都需要制定专门的彩票法作为制度设计的依据。彩票出现问题和机制调整有密切关系,在立法完善的同时,国家彩票发行机制也需要作必要调整,进行垂直性管理,类似烟草专卖格局是不错的效仿,进行彩票专卖管理和销售。减少多部门管理,避免踢皮球。时机成熟应组建彩监委或彩监会进行行业垂直化管理,真正让彩票业成为公益方面的支柱产业。
  第二,保障彩票的公益属性,需要依法加强公开和透明度,在彩票发行管理的整个过程中,公开和透明度亟需加强。如果公开和透明度加强了,在监管方面能够落实到位,那么彩票行业出现问题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小。然后,在资金的使用去向方面,如果公开和透明度加强了,它的公益性也能够体现更明显,也就是说,真正需要资金的公益项目,就能够拿到公益资金了。为了修订完善《彩票管理条例》,呼吁监管和发行管理部门,群策群力对彩票发展过程中的新技术、新规则开展研究,为下一步法律法规的完善打下必要基础。
  第三,还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彩票的公益属性,让彩票业是一种公益事业这种理念得到法律的保障,成为包括全行业、政府监管部门、消费者都能知晓的法律上的认知,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义务。比如,就彩票本质和属性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对社会进行充分的宣传和引导。彩票业在我国尚属初级阶段,相当多的彩民对彩票本质属性不清楚,盲目购彩。比如,有的当作投资产品,从而引发社会对彩票的错误认知,对彩票的发行工作造成误解和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应该对彩票的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进行教育,避免消费者过度购彩。
  冯百鸣:彩票法的制定,首先要从立法的理念上、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保障彩票的公益属性,甚至包括明确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必须搞雪中送炭的事情。
  其次,在发行销售彩票时,要依法确保程序正义,保证公开、公正、公平,尽量压缩彩票的赌博属性。
  再次,通过立法确立监管依据,对彩票发行方式、开奖方式等进行监督。比如说开奖方式,一般来说,赌性跟两个东西有关系,一个是开奖的速度,开奖速度越快,赌性越强;一个是返奖率,返奖率越高,赌性越强。在立法上,我们可以通过程序正义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彩票是讲伦理的,是要讲正义的,要从立法上进行制度设计,保障彩票伦理贯穿整个彩票行业,不偏离彩票本身的公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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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姑娘山
 海风有咸味 发表于: 2018-11-28 11:43:00|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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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黑幕:资金使用彩票造假引质疑 公益金使用不透明

源自:法治周末
  中彩在线股权分布。视觉中国
  近年来,福利彩票销售额逐年攀升,但其销售、开奖、公益金去向等环节屡屡受到公众质疑。此次福彩领域发生系统性腐败,再次引发公众种种猜测
  福彩黑幕:在彩票法缺席的日子里
⊙见习记者:孟伟

  “我自己犯的错误,包括违法犯罪,使自己身败名裂……”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鲍学全在镜头前忏悔道。
  近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4名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福彩中心”)官员的忏悔视频,中心原主任鲍学全、王素英,原副主任王云戈、冯立志,4人出现在公众视野前,面对镜头时已不见昔日大权在握的神采。
  视频公布后不久,各大社交网站传出“福彩中心相关人员贪腐1360亿元”的消息,瞬间激起舆论波澜。11月13日,驻民政部纪检监察组澄清,关于14名官员共贪污1360亿元的消息为谣言,具体数据不便公开。
  近年来,福利彩票销售额逐年攀升,但其销售、开奖、公益金去向等环节屡屡受到公众质疑。此次福彩领域发生系统性腐败,再次引发公众种种猜测。

被踢爆的“中彩在线”窝案
  公开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彩中心先后5名主任或副主任落马,民政系统至少已有14名官员因涉福彩领域问题被查处。如此大规模地涉嫌贪腐,在最近几年反腐行动中被查出的腐败大案中也不多见。
  被福彩腐败案拉下马的,除了忏悔视频中的4名主角之外,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原副部长窦玉沛、驻部纪检组原组长曲淑辉、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陈传书等在内的4名党组成员先后被问责。
  官方虽未透露具体犯案手法与涉案金额,但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福彩中心负责人连续落马,或与中彩在线有关。
  11月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称,福彩中心领导班子违反彩票管理条例,集体研究同意中彩在线年度分红,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其中还提到,民政部党组对福彩中心监督管理缺失,放任党员干部被不法商人“围猎”,导致福彩领域发生系统性腐败。
  中纪委对福彩中心落马官员违纪的认定,也让人回想到三年前引发彩票反腐风暴的“贺文案”。
  2015年5月15日,《经济参考报》刊发文章《福彩曝黑幕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直指中彩在线违规运营和利益输送问题。文章中披露,中彩在线公司已由名义上的国有控股企业,悄然转变为高管掌控的个人“财富帝国”。
  同年7月,文章作者王文志向财政部实名举报中彩在线严重违规运营问题。王文志举报称,60%的股权看似分散在不同公司手中,而这些公司背后的最大持股人均是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使得中彩在线名义上为国有控股,实际已被贺文个人曲线掌控。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忏悔视频中福彩中心的两位原副主任冯立志、王云戈都曾任中彩在线董事长一职,鲍学全、王素英分别任福彩中心主任的职务。很难想象,贺文通过隐秘持股方式控制中彩在线,福彩中心会毫不知情。
  该报道爆料称,2002年至2014年,中彩在线的网络彩票销售额达到1400亿元,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个人非法获利27亿元,利用职权隐瞒监管部门向其“关联方”输送利益,涉及金额达数十亿元。
  贺文部分利益输送的事实被得以证实。2016年1月,中纪委公布,财政部原副部长王保安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随后,王保安的妻子霍肖宇及其3个弟弟一同被带走调查。据司法材料显示,霍肖宇称,贺文曾为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彩票业务审批的便利,给予王保安及霍肖宇一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价值84万余元的房产。
  2016年4月,贺文被带走调查。贺文被查后不久,福彩中心原主任鲍学全被带走调查,随后牵涉其中的多名福彩中心负责人接连被调查至今。

资金使用、彩票造假引质疑
  2015年6月25日,我国第一份针对彩票行业的审计公告由国家审计署发布。公告显示,彩票资金在使用、管理、监督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公告中称,审计查出虚报套取、挤占挪用、违规采购、违规购建楼堂馆所和发放津贴补贴等违法违规问题金额169.32亿元,占抽查资金总额的25.73%。
  审计发现,彩票行业的违法违纪问题不仅集中在彩票销售环节还包括资金使用环节。如个别彩票主管部门和彩票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行政审批、开展业务合作等环节非法牟利;个别单位和人员在管理彩票资金过程中,通过弄虚作假等方式侵占彩票资金等。这其中就不得不提及“彩票领域首例死刑案件”。
  2012年,曾带领青岛获得全国彩票销量“七连冠”的青岛福彩中心主任王增先被判处死刑。王增先在担任青岛福彩中心主任13年期间,青岛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曾60余次受到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表彰奖励,他在当时被称为最有前途的“第一主任”。2012年,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判处王增先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万元。
  裁决文书显示,王增先任职青岛福彩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北京美华公司利益,使其介入福彩大厦的建设;曾代表青岛福彩中心向北京美华公司、深圳思乐公司索贿。也有消息称,王增先曾将发行彩票募集的福利基金肆意挥霍,购买豪华游艇、投资酒店。
  虽然官方没有明确公布彩票问题资金的具体流向,但根据近些年彩票领域不断曝出的负面新闻也可见端倪。
  14年前公众第一次开始质疑彩票的真实性。2004年,陕西省西安市,发生了一起一波三折的“宝马彩票造假案”。
  2004年3月23号,19岁的刘亮买了一张即开型体育彩票,刮出了当场最高奖项,价值48万元的宝马轿车一辆,随后主办方组织刘亮坐上宝马车,围绕西安市巡游了3个小时,可次日西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却称刘亮所持彩票为假票,暂缓兑奖。随后刘亮爬上了7米高的广告牌。
  后来央视参与调查并发现当时西安市即开型彩票的销售其实早已被“承包”出去了。这一结果惊动了西安警方,当年4月,西安警方调查发现此案产生的4位宝马大奖得主中有两位中奖者的身份信息、联系电话为虚假信息,而其中一位中奖者刘晓莉在开奖前曾多次与彩票销售负责人孙承贵联系。随后刘晓莉承认在开奖前已经和彩票销售负责人孙承贵联系并保证能够抽到特等奖,也证实当期除了刘亮,其他所有特等奖得主都是“托儿”,整个即开型彩票发售就是一场精心筹划的骗局。
  受此事件影响,2004年5月17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销售即开型体育彩票,即以禁止的方式堵住了即开型彩票的漏洞。

公益金使用不透明
  据新华社报道,自1987年福利彩票发行销售以来至2017年年底,我国福利彩票累计发行销售17950多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超过5370亿元。
  2015年,财政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彩票资金构成比例政策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彩票公益金的比例最低都不得低于20%。但如此庞大的收入到底用于何处,官方提供的资料相当有限,但却多次被曝出违规使用的问题。
  2014年年底,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公告显示,民政系统涉及违规使用福彩公益金和福彩发行费约42.7亿元。2017年,民政部公布的巡视整改报告显示,2012年至2014年10月,部分省(市、区)通过编造虚假项目、提供虚假资料等方式,套取、挤占挪用、违规改变福利彩票公益性用途资金。
  近年来,彩票公益金被违规使用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2015年,陕西省民政厅被发现违反福利彩票公益金专款专用规定,2006年至2011年间变相挪用彩票公益金6000万元,将救灾中心大楼先后向两家公司出租用于酒店经营。
  2009年,上海市用于场馆改造公益金共计1643万元,但有543万元用在场馆办公房改造及场馆出租房屋的修缮、办公设备购置等方面,超范围使用。
  2003年,财政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发现,乌鲁木齐市民政局从1998年开始,打着修建“军供大厦老年公寓”的名义,向市财政局申请下拨公益金,用于民政局的下属单位军供大厦基本建设,宾馆建成后,主要用于对外经营。4年时间,向军供大厦提供工程建设资金共计1197.5万元。
  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上年度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并向社会公告。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我们可以看到历年的公益金使用情况报告,但公益金在各地方的使用情况并不明确,年报内容也并不详尽。
  彩票资金的使用问题,在北京师范大学彩票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海平看来,各地未形成对彩票行业常规性、强制性的审计,也造成了彩票资金存在大量违规违法问题,“一旦形成了常规性、强制性的审计,审计部门对于地方彩票资金怎么用、用在哪里就能心中有数,彩票行业环境也有望得到一定改善”。

发展过快,立法需要跟上
  中国彩票业运行已有30多年,近年来快速发展。仅2017年一年,全国发行销售彩票4266.7亿元。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投资与保险系主任李刚教授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彩票行业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监管问题:“彩票在近几十年中发展的速度是超出预期的,彩票发行销售市场的规模在不断增大。以前彩票市场规模很小的时候,发行费用、公益资金的规模都很小,问题也不明显。现在每年彩票发行规模在几千亿元,发行费用动辄几百亿元,一旦出问题,非常容易受关注。”
  他还提到,2009年出台的彩票管理条例至今已有9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及时修订,在监管和制度方面不够完善。李刚还强调,由于该条例在法律中的层级过低,导致有时无法成为执法依据,如博彩问题,如果非法彩票的认定具有法律上的依据,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就可以依法进行查处。
  同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也提出,目前亟需将彩票管理条例补充完善,时机成熟应尽快出台彩票法。对彩票行业新的学术定义、互联网销售彩票,基础工作需要尽快完善。同时他建议,应通过立法确立监管依据,对彩票发行方式、开奖方式等进行监督。“就拿开奖方式来讲,赌性跟两个东西有关系,一个是开奖的速度,开奖速度越快,赌性越强;一个是返奖率,返奖率越高,赌性越强。在立法上,我们可以通过程序正义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始人苏国京也向法治周末记者提出相似的观点:“福彩领域系列腐败案暴露出的问题,与彩票法律法规不完善,相关部门责权不清,制度、体制设计的漏洞等诸多问题有关。”
  苏国京认为福彩中心多名官员接连落马的现象,体现出彩票领域的问题不仅是官员个人的问题,也有体制原因,当务之急是变革彩票管理体制。他介绍到,目前,彩票资金财务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简单说就是彩票中心负责收钱,财政、民政或体育总局负责支出,负责收钱彩票发行销售机构并不知道钱最终会如何支出,也无权过问支出到何方,这也是现行彩票机制弊端的核心所在。权责不清、销量为王和过分看重部门利益等因素易滋生腐败。
  苏国京建议,可以按照现行彩票管理条例的责权规定严格执行,尤其要对省级彩票中心重新定性、定位,转为企业化管理,同时提高彩票在审批、公益金使用等方面的公开透明度。苏国京还特别强调,建议成立国家彩票局或彩监会,推动国家彩票概念的实施,由国家统一管理、支配彩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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