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吃人、禁忌和人性

　　不是所有动物都有同类相食的禁忌。人类也因种族不同，而有的有这样的禁忌，有的就没有这样的禁忌，就会吃人。　　在我们的文化中，吃人还主要包含了为吃人而杀人。这种行为因此而成为一种人伦状态的喻指，凡是为了掠夺而残害他人的作为，都可以叫吃人。如果“吃人”仅仅指吃人的尸体，它就没有了这个喻指功能。　　那么，单吃人的尸体为什么我们仍然不接受、并同样视为大恶呢？这就得从禁忌观念说起。　　禁忌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但肯定也和生物的生存努力及自然选择有关。在人，则尤其反映了它在社会化过程中间的精神进化和其对环境的适应。因此，禁忌观念也和人的其他心理本能一样，并非来自“永恒意志”或神，而是高等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自然形成的，有现实效用的保护性心理机制。　　能不能吃人？这看似简单，好象不值得一问，实际上牵涉到复杂的伦理问题。人是人自己的最终目的，因此，人不能将人自己象对待工具那样对象化。也就是说，人不能把自己的尸体等同于其他动物的尸体而加以利用。虽说，我们都知道，人的尸体和别的动物尸体没有物质意义上的区别。　　为什么人自己不能将人对象化呢？这也不是上帝的戒律，或来自什么哲学信仰，而是出自人的精神本质的需要，是在人类什么信仰都还没有的时候就开始萌生的基本观念。这个基本观念和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有着必然的关系，是现实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人除了有充分认识客观世界的理性之外，还有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人能够认识到生物尸体同为蛋白质的物质属性，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对人尸的利用。在原始人，首先他可能会避开死因不明的同类尸体，以免因为接触而染上疾病；随后，人类心灵脱出蒙昧，又会进一步在支解同类尸体时，即因“同情联想”而感到疼痛和痛苦。针对敌人的“敲骨吸髓”、“食肉寝皮”也依据这样的联想。再后，随着人类心理情感的发展完善，人不能够接受对同类尸体的支解甚至侮辱，乃是活人之间的精神联系在内心投影刻印，使每一个同类在基本人性方面都跟自己一样这种理性经验沉淀为心理反应模式的结果。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支解人尸都使人联想到施加给人最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戕害，是可怕的。这种情感心理的反射性机制的形成，是后来作为附丽的禁忌风俗文化和其解释性伦理哲学形成的人性基础。　　这些禁忌观念不来自人类的任何一种以理性为起点、以真理为目的的哲学见解，却成了我们文明的基石。禁忌观念的存在，是人类文明非唯理性本质的最好证明。它最有力地证明了科学的局限，使我们不得不信服这样的论断：从科学的角度看来无害且可行的选择不一定都是合乎人性的，有的甚至反倒可以是灭绝人性的。　　再来看李国文的《唐末食人考》和其他几篇涉及“人相食”的文章。　　要考这个事，就必须接触大量令人恶心的资料。于是，我就想知道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样篇文章。作者的其他情况我不清楚，但且可以从文章本身要表达的意思来作一番分析。　　既然我们知道禁忌观念不是理性的，且轻易难以打破，即使打破也十分危险，那么我们读《唐……》就必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那些吃人的人，是自来没有这种禁忌观念呢还是临时破除了这种禁忌观念？如果是后者，那么是因什么原因、又靠什么方法使他们破除了这种今天看来简直不可能破除的禁忌观念的？我们知道，有的禁忌观念可以强烈到在被动破除时使人暴毙于心理应激。在今天，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已经形成了同类相食禁忌之后，还有可能仅仅因为饥饿就打破禁忌开戒吃人！　　事实上，我更加愿意相信的是，当时的人们心目中间，这种禁忌观念 本来不强烈。生产力越是落后的时代，人就越是凶悍。不仅人的性情会凶悍（即形成所谓“生存人格”），而且世风也会因此呈现崇尚凶暴残忍的特征。“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可不是混沌未开、邪灵附身的屠狗贩履之徒写得出来的！在某些家奴还象牲口那样可以被滥杀的时代，人们因为见惯了种种人相残害的血淋淋的可怕场面，“同情联想”就不会象我们今天的人一样鲜明。　　事情说到这里，你就很难有充分的自信去责怪当时的具体的吃人（排除了杀人之后），尽管你对此感到强烈的厌恶。但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其实我们更加容易接受的，偏偏是杀人而不是吃尸体。这就颇具讽刺意味地把我们也置于唐朝无知小民的无辜当中：比较而言，我们看得多的是杀人，所以我习以为常。但事实上，道德文明的戒律放在人和人之间远远比放在人和尸体之间更具有价值。战争总是要杀死很多人的，但吃人对我们的伤害最大，因为这里的程度比较不以统计学的理解为据，而凭籍人类的情感，人类的情感会放大或缩小它感知的信息。　　──但问题在于，我们在抨击的，偏偏是古代人。　　由于把人的性情（人格类型）的形成和比较宽泛的背景联系了起来，在单纯的道德抨击和理性对待不唯理性的人的两种态度之间，我们必然只能选择后者。鉴于当代有关人道信仰的诸多解释性学说的基督教背景，我觉得必须指出基督教对人的理解历来有将其神圣化和神秘化的倾向。这些本来和我们的文明发展没有冲突，甚至因它格外强调人的价值，对人道主义信仰进入操作还有类似“不过正不足以矫枉”的好处，因此我们素来没有严密地对它加以审视的必要。但是，它在眼下我们考察历史的时候，却可能给我们客观地看待人类的行为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由于将人不当地神圣化和神秘化的，使我们不敢于承认人的尸体也应该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使我们不敢承认在这种真实判断之上形成的吃人风俗，仅仅是彼等同类对现实的妥协和适应，没有那么多道德含义，正如没有接受我们当代的食品检验标准一样，也没有接受那么多基于人道的指责的合理性。我们今天作器官移植，和古代人吃尸体只有技术细节上的优劣的差别。　　就是说 ，当我们拿其他落后民族或古人的吃人来作道德文明的性状的见证、以增强我们超价的历史观和文明观的说服力（感染力）时，常常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对人性和历史认识的科学性要求，强烈地倾向于以当代人的禁忌观念与考察对象的冲突造成的心理冲击来激发人们的非理性认同（盲从）。这与其说是不合理的，倒不如说恰好证明了人的理性的局限──在我们为了“说服和影响”其他人的时候，理性不是最有效的工具。　　如果说作者想以人格的野蛮以至吃人来证明黄巢起义的不义性，这里也必然存在一个显然的混淆，就是把政治伦理判断等同于一般文化伦理判断。黄巢起义的动机和目标都不必然和吃人有什么关系，他既不是因为有野蛮以至吃人的凶悍秉性才起义杀人，更不是因为把吃人当作自己起义的目的。这样看，作者的目的就不是发明史实，而是在借事他拟。或者就是表达一种对文明的脆弱性的深切感慨，目的在于警醒世人：“我们的文明是如此脆弱！”　　不过，我觉得即使如此也是多余的。对当代文明的珍惜决不是要靠“超验之维”的作用，那种抬举宗教来济世之不道的观点，实在是没有闹明白文明和人性本身的关系！正如禁忌观念一样，它不是来自神授，而是来自人性本身。人类的全部文明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人自己的天性，而是从自己的天性出发，运用智慧，通过个体竞争促进社会分工合作和达成相宜的规则，以便人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天性。认为人类可能会堕落成为野兽的说法，实在是“可贵的”杞人忧天 。同类相食禁忌、以及性禁忌等，作为不需要论证的目的，永远都先决于人类的功利选择；换句话说，人类文明的性质不是为了改变人类的天性，乃是本着天性来制造工具、发明方法和制定规则。人性的表达──人欲，本身就是对动物性（那种愚蠢低能肮脏的原始性）的反动，因此，它就是人的目的。尽管人有利用一切资源来帮助自身脱离生存发展困境的天性，也只是人类有高度理性的表现，而同时，人类又有高度发达的直觉、精细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这种独有的心灵的能力，又会有效的调节人类的具体行为，使其越来越符合自己的天性。这就说明，人可以并历来都根本的决定着自己的文明性状，不需要神的帮助，或说神本来就是人自己发明的工具。　　这样说，《唐……》文的立意就出自一种既误解了人性又误解了文明的信仰迷乱，同时又利用其他人的迷乱达成富有说服力的效果。类似的文章和观点，实在不是个别的 ，人可以响当当地痛骂吃人，可以搬出空洞但却堂皇的理由来斥责吃人是“人性堕落”，但你要多问一个“为什么”，那些理由就有点难以坚持住，就忍不住要求助于神仙──就说要落空了。　　人道信仰如果不从人性本身找到依据，那它终究会落空。而它的真正依据，就是全面、客观、不可改易的人的天性。一般的讲，这好象没有问题，但你说要把人的在某些特定文明背景之下看来是丑陋甚至可怕的天性也包括进来，问题就非常大了。例如，我们不会接受吃人其实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人性体现这个事实，更不会接受为了生存竞争曾经不得不杀人为餐是历史的不济而非人性堕落，因为我们的文明观念是孱弱的。　　是孱弱的文明观导致了许多人对人类竞争的残酷性的畏惧。这种畏惧是造成哲学上对于人性当中的“残忍、野蛮”天性的正面意义极度回避的根源。极度的回避，最终演化为极力的排斥，并为此不惜把人活生生地分割成动物性的和神性的两半。现实的人，本来因凭自己统一的、有高度智慧、敏锐直觉、精密情感和丰富想象力的天禀而具有无与伦比的适应力以应对生存和发展面对的压力，因为文明自身的不济，人们却必须接受随时可能堕落到野蛮的另一半“兽性”当中去、并因此遭受唾骂甚至实际的兵戈讨伐的命运。因种族和风俗把人分为高尚的、野蛮的，可以尊重的和应该消灭的残酷的人种理论和不顾具体历史空发高人怜世之叹，以毫无认识价值的观察和谬解以煽惑他人的鸿文，就是因这样的认识而来的。　　──谁要说，有吃人的异类在威胁着我们当今的文明，那是多大的笑话！　　人类的一切工具、方法和规则，无一不和人类的竞争有关。而且，越是体现文明高度发展的工具、方法和规则，就越是接近残酷竞争这个前因。没有世界大战，就没有联合国。至于对人的肌体的利用，事实上从来没有间断。生物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体标本和人体实验。当我们可以避免杀人和利用人的肌体时产生的对人类的情感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面临目前的道德挞伐了。对此，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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