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给世界的安慰：以《茶经》为日课

中国给世界的安慰：以《茶经》为日课不出所料，我们的国度不乏干坤对举、阴阳互衬的匹配，仿佛是为了与奔放不羁、癫狂热烈的酒配对，中国拿一种弥久恒新的饮料──茶，来贡献给为尘世驱役的人们，无疑是对世界的绝大安慰，它是那样宽怀容纳、清心洗肺，仿佛是专门帮助人们对付世俗羁累而降生的。有了热烈的杜康，便来个冲和的陆羽，否则我们的生活就要乱套，真可谓“道高明而极中庸”。可爱的东西，都有不可言说的魅力，甚至是热烈的追捧，于是免不了被一些读书的好事之徒捣鼓成传说，再找个遥不可及的神话人物，作为传说的主角，便攀上了遍尝百草、不怕毒死的神农。神农固然胆大得厉害，不过也多亏茶的恩情，救了他一命。但真要倡导并奠定大多数人生活习惯的，则非得请唐代的一位高人出来，这便是早被先人们奉为茶神的陆羽。茶艺领袖“茶神”陆羽再神，也没法跟传说的神农相比，生晚了便不能开辟茶事的草莱。茶起源于中国，而中国最早源于巴蜀，至少截至为止的早期的史料，支持这种说法。且不说周武王联合巴蜀各民族伐纣后，将巴蜀所产之地的茶叶列为贡品，《神农本草》里也说：“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就是西汉时期四川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都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巴蜀产茶的事实（分别见三人所著《凡将篇》、《蜀都赋》、《僮约》）。几乎与三位文学家同时的一位雅安农民吴理真，在四川雅安蒙顶山上清峰种茶树七株，成为蜀郡及我国最早的名茶发祥地。但这一切开创之功，都不能阻挡上天降生一位陆羽来总茶事之大成。陆羽是个善于踩着前辈的脚印前行而开辟茶事大道，亦即吸纳涓滴之水而成江海的人，从此让我们知道喝水饮茶也可以上升为一种美好的享受，流传千百年而不衰。人生在世，能教人知道什么享受，平心静气地消解生活的诸般愁苦，可不是小事一桩，是绝大的功德。此等功夫热烈煽动的杜康做不到，爱玩蹴鞠的高俅自然差得离谱，养鸟斗鸡玩蟋蟀又太费神，只有陆羽教我们如何饮茶玩味，播弄于口舌之间，是普天之下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实践的雅事。不特如此，在严肃得脸都错位的儒家十三经之外，他居然敢将自己吃喝玩乐的著作命名为“茶经“，这种少有的自负和叛逆实在是可爱得很，以至于千年后的我在谈起他时，就像在说隔壁的兄弟一样，亲切好玩，仿佛此刻就要出去与他同饮一壶似的。能给人幸福的，多半是曾经很不幸的人，苦命的陆羽也脱不了这个规律。“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唐代诗人皮日休如此形容湖北天门这个鱼米之乡的现实境况，可这么美好的地方却不能带给陆羽故乡应有的幸福。在开元盛世的年月，陆羽的父母竟悲惨或者狠心地将他抛弃，只好让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收养。也合该我们有幸，唐代名僧积公大师，作为饱学之士，深通佛理，兼及好茶，聪颖的陆羽便浸淫其间，加之与众多文人高士如孟郊、崔国辅、皇甫冉、皇甫曾、刘长卿、皎然、张志和、戴叔伦、颜真卿、李冶等唱和往还，并四处寻山访茶，夜宿野寺，日积月累，由喝水而茶艺，到发而为文，二十八岁便于湖州苕溪写就《茶经》初稿，修成正果，成为百代宗师，万世茶神。现在我们这些茶客都知道，陆羽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茶经》是指导我们喝茶的理论基础。但他修炼工夫时的苦心卓绝，与皎然论内典与茶之纠结，和李冶共修道家与茶事，与颜真卿谈儒家及茶之中庸、和谐思想，都使得茶事从普通的形而下行为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然后再从形而上的高度指导着茶客们快乐的饮茶生活，让我们得到饮茶带来的特别快感。陆羽的贡献，真如大历十才子耿湋所形容的“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可算是大众生活福音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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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追兵春的可贵，毋庸伟人的教导，凡人自能体会得到。草长鹰飞、风和日丽、万木欣荣，就连一般动物的感官都能被调动和激活，何况情感与思想兼具的人呢。但春天对于有些物事来讲，就像追风之子一样，闪电易逝。茶之嫩芽的萌发到采摘，就大有岁迫时催之感，真有白驹过隙之叹。好茶之不易得，是众所周知的。产好茶的条件甚为苛刻，百不得一，实在难寻，因为适合的土壤、环境、气候缺一不可。胎生于明山秀水之间，植根于青山深谷之中，与明月云雾为伴，因而说好茶得天地之精华，堪为大自然之子，实不为过。正因它的金贵，所以茶叶采摘时间成为首要的问题。任何东西在祖先那里的初始阶段，都以粗糙的面目示人，譬如唐代对茶的采摘时间就认为二、三、四月均可，宋代的人们才开始注意采茶时间对茶叶好坏的绝大影响，常以惊蛰为候，至清明前为最佳时期，至今上等好茶，仍以此间采摘者最为绝妙。因为惊蛰春雷初响、万物复苏、萌动发芽，气候湿润而非大雨如注，气温回转而微风徐徐，至清明前已初步成幼芽之形。换言之，好茶的最佳采摘时间只有二十来天左右，而每天又只有晨露未被日晒时的二三小时，这是春天的前锋，如此快捷催逼人们将一年的好茶赶快采撷。对于真正的好茶来说，稍一延迟，就相当于一场战场尚未开始，败象已露，任何挽救均于事无补。的确，春天虽然美好，在真正懂行，把饮茶当作精致生活或者想卖个好价钱的的采茶高手来说，却像敌锋在恃强凌弱，动作稍微一慢，便会被追逼上来，前功尽弃。因为就在惊蛰至清明的二十来天的大好日子里，能采茶的绝佳时刻也是微乎其微，因此说春天是好茶是绝命追兵是绝不为过的。因此采茶应为的天气应为晴天凌露之时，即茶叶上的晨露正去未去之时，倘使被太阳晒着，果如此膏旨被耗，水分丧失，便于茶叶的菁华；复次，采茶时不能用手指，免得茶被手温薰染，为汗水所污。至于茶之芽叶的形状及老嫩，自然是芽愈嫩愈佳，古人的风雅在命名茶叶的形状及芽数上，也是丝毫不苟且的，名字之高雅传神，令人过目难忘。一芽为连蕊，如含蕊未放，二芽为旗枪，如矛端再增一缨，三芽为雀舌，如鸟儿初启幼嘴。正是看上去烦琐的“天条”维护着采摘茶叶时的正统与完美，为名副其实地享受饮茶之乐趣，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初基。除了广西苍梧的六堡茶和福建的乌龙茶（清人周亮工《闽茶曲》里说：“雨前虽好但嫌新，火气未除莫接唇。藏得深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外，中国各地普遍尚新茶，而且以明前茶为最优。活水生香“天生一为水”，水作为万物之母、生命之源，很早就被我们聪明的先人注意到了。至于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争”则几乎穷尽了水的特性。泡茶之讲究水质，如酿酒之于水质一样的要求同等重要。若水质不佳，再好的茶也无济于事。对于用水，陆羽甚为关心，最简洁的是说法，“用山水为上，江水中，井水下”。再细说开来，便是山中乳泉、江中清流为最佳。但怎样鉴别水质，每个人所有方法各不相同。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里记载了陆羽和刘伯刍两位品茶高手对于水的不同见解，陆羽把刘伯刍评为第一等的扬子江南零水品为第七，当然你可以对水这东西是“趣味无争辩”。更为难得的是，陆羽不仅品水的范围要宽广得多，西到商州，西到长江中下游，南到柳州，北到桐柏山区，而且对于水之于茶固然甚为重视，但他并不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他认为产茶地方，水质本身都有相宜之处，产于什么地方的茶便用什么地方的水泡，一定能煎出好茶。再好的水运到远处，则功效减半，非得高超的烹茶技术和洁净的茶具不可。水之长途运输，今天倒是做得到，可是在这个普天之下被严重污染的大地上，还有多少地方的水是可以泡出古人所喝过的、清心洗肺的茶呢，恐怕不可以盲目乐观吧。对于煎茶的水，在古代被重视到无以复加的神圣程度，各界人物纷纷出来做茶事表演。明人田艺衡《煮泉小品》是一部茶之水的专著，分为十个部分：“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不少议论怪异到出人意表的程度。而清人张大复来得更猛，竟喧宾夺主地将水提高到胜于茶的地步：“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以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梅花草堂笔谈》）看来好作惊人之语的文人习气，用在茶事酒风上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和认可。文人以品评取胜，道家人物便用特制水葫芦取好水以引人注意。索水时，利用铜丸重量下沉至合适的深度，牵动绳索以打开壶盖，注入好水，再牵动铜丸，使其处于壶顶中央，压住壶盖，然后收绳将水葫芦捞上来。清代小品文大家张潮用文字使这样怪异的老头活了起来：“同舟憨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声，索观之，则水葫芦也。”（《中冷泉记》）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世俗生活有时是很奇怪的，民间对庙堂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民间的饮食和好茶，对皇室贵胄有着奇妙的吸引力。一般说来，糟糕的皇帝都有可能成大艺术家，他什么都会玩，甚至把国家玩掉。梁简帝、李后主把国家玩掉的功夫，虽然不比宋徽宗差，但会玩的花样上，的确稍逊风骚。宋徽宗不仅写字、作画属一流，他品茶的功夫也是好生了得，他认为煎茶之“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大观茶论》）；而另一位号称“十全老人”，一生写了一万四千多首诗，但没有一首传世的干隆皇帝，每次出行，令人特制银质小斗，严格称每斗水不同的重量，轻者佳，重则次。真把喝茶玩成古代的行为艺术了，令老百姓无法望其项背。看了不少关于茶之水的文献，包括诸多史料笔记里的记载，我发觉古人喜欢把不少事情弄得很玄。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古人衡文评艺，用的是印象式的评骘标准，倘使拿今日的标准来衡度，清无非清亮、洁净，源自活水而非死潭，而轻则由于现代科学的诞生，可以大大得窥得古人的道理。科学证明，只有雪水和雨水才属于轻水（现代名硬水），故古人重“天泉”，而一般的泉水和江水其中所含碳酸氢钙和碳酸氢镁都可以过高温分解沉淀出来，这就是沉入壶底的“水垢”，如此便近于软水。而硬水确乎是含碱、铁过多，泡出来的茶容易丧失茶的色香味。如今的现代人真是很惨，不仅没有得软水的份，就是硬水也多含漂白粉味，更没有“原头活水来”，泡出的茶哪有清冽甘淳之味。这样的好事，都是纸上风景，仿佛前尘旧事。美器攻略祖先太有文化，历史太悠久，于是我们生下来不是创造，而是首先得接受培训。譬如说到所有的工具于我们的便当，最流行的讲究便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器于战士的重要自不待言，研究文史如对目录学之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门径之类书，没有相当的了解，便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南辕而北辙，而喝茶不讲究器皿之购置，便会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俗饮。虽然我们也不可对刘姥姥式的“驴饮”和“牛饮”由此嗤之以鼻──少时牛饮家乡之老荫茶，为劳动之余最大享受，岂可侮哉──但饮不厌精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确乎更想知道美仑美奂的茶具摆弄出来的茶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与境界，正所谓见贤思齐。古人生长在农业社会，虽物质不如今天丰富，但诱惑不多，闲暇时间较多，故总体来讲，今之生活虽多样而率多粗糙。陆羽总结的饮茶工具二十四种，以今日观之，必然烦琐不堪，比寻常所见之潮汕、闽南之工夫茶（开水壶、火炉、茶壶、茶盏）和日本茶道，都有更多的道门，弄得“远近倾慕，好事家藏一副”的地步（唐人封演《封氏闻见录》）。唐代以降，茶具发展日趋精美多样，由陶或瓷发展到金、银的材质的转变，从功用、造型、外观、质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使得奢靡斗富之风愈演愈烈。自然，在唐代以前的古时，制作器皿的手工艺普及程度还不及草民百姓，这就像贫穷人家，只有一碗多用，既吃饭亦拿来喝水。晋惠帝逃难后从许昌到洛阳，就有侍从用盂（今天的碗）既吃饭又饮茶的（晋朝卢琳《四王起事》），唐代以降，饮茶的器具才从饮酒、吃饭的器皿中分离出来，标志着饮茶从当初的止渴逐渐上升成为一种生活的享受。陆羽对茶具的产生及相应的形状颜色都有相当精到的品评，虽然陶瓷的茶具产地不少，如江西的洪州、安徽的寿州、河北的邢州、湖南的岳州和鼎州、浙江的越州、婺州等，但真正出色的是越州窖釉色似玉而又微泛淡青色茶盏最好，次则岳州所出之淡青色茶盏，能与茶色保持天然的一致，在饮茶时实在很好的视觉享受，使人把玩不忍释手。单有视觉享受和把玩效果还不够，有的茶盏上还刻有诗人写的与茶相关的诗歌，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出色地融为一体，“越盌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施肩吾《蜀茗新》），说明浙江产的茶盏和四川所产的好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更有甚者，官本位思想遍器具的多个部分命名，也算一种非常中国特色的茶文化吧，譬如把烘茶的焙笼唤为“韦鸿胪”，将碎茶的木槌称之为“木侍制”，“茶碾”名为“金法曹”，而“茶磨”则叫“石转运”等等。饮茶虽小道，但与时代的勾连依然相当切近。宋代时兴“斗茶”，而斗茶需要汤面泛出的茶色是纯白色，故黑色建盏釉备受宠爱，如此一来便黑白分明，深得视觉反差之美感，收令人心醉之奇效。到得明清二朝，市民生活兴起，茶事及饮茶的习惯越来越普及，成为所有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清废以前的团茶（宋代因团茶费银太多，朱元璋下令废止），散茶勃兴，茶的烹煮过程变得简单，但就像明清的小品文异常发达一样，彼时的文人们对待生活的把玩态度和享受的东趣大增──明末清初的文人们别号为“某某山人”的特别多，虽也算笑话一桩，但也可从侧面看出，不少对待大自然的喜欢或者装出喜爱的态度──因而造就了对茶壶的外观、质地诸方面细节，其中尤以宜兴紫砂陶瓷最为有名。宜兴紫色陶瓷的有名，单是从它的发明及影响的扩大诸方面的传说，就多到可以写个特别的专题的地步。话说宜兴附近有一个疯和尚每天都在喊“卖富贵！”自然不会有人去应承，后来遇着一老翁，他便说“只卖富，不卖贵”，到得产陶土的地方，老翁揭掉地表一层，便发现“烂若披锦”，正所谓是五色俱备。这还不算完，使宜兴陶瓷暴得大名的人，竟是个无名文人的书僮供春，正是供春创造了使无名的主人吴颐人藉奴仆而传世的特例。供春在侍奉主人读书的同时，偷偷学习和改进宜兴陶瓷工艺，他制作的陶瓷，在彼时即名重一时，因为“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所以老朋友周文甫还因此将一把茶壶拿来陪葬。宜兴紫砂陶瓷的传寄还没有就此完结，在供春之后的董翰、赵梁（亦名作良）、袁锡、时朋，而名声最大的是时朋的儿子时大彬，他所造的茶壶，近于人人“几案有一具”，文人们夸奖起来也舍得用词汇，说是对之“生闲远之思”。到了近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交往圈子扩大，不少人因时常的流动，不复有故乡之感，更无莼胪之思，因知大多数人不复慢啜细品，且将喝茶的地方营造成今之喧闹的茶馆，虽少雅静，然得交结之便，晤友之适，甚至在四川等地成为传送革命暗号的接头地点，真是大大出乎此前祖先们倡导喝茶时的意料。茶具在如此巨烈的变革下，自然也走向更加简洁实用，美观倒退在了幕后。无论是有茶船、茶托、茶盖三件套的盖碗茶，还是寻常茶楼的玻璃杯泡茶，都远不及以前对茶器美观及情调的追求，所以今之稍有见识者看见日本茶道，便惊呼为未见之艺术。我非“先前祖上曾经阔过”的民族主义者，其实茶道与唐宋人的斗茶饮茶，以及稍后的明清文人及有闲阶层对饮茶方式、地点、器皿的诸般讲究，哪里是对手？但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在对古代茶艺的继承发展上，今人是应该痛自反省的。良朋雅舍找何种人，到什么地方去饮茶，对于生活精致和精神有求的完美主义者来说，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因为人是饮茶的主角，饮茶一旦遇人不当，便会使雅兴大减、丧失用很多钱都买不回来的高兴，败兴而归。至于鳞选饮茶之地，兹事非小，我们茶艺爱好者的伟大领袖、茶神同志陆羽先生，常常一人独饮于荒郊野寺，体验茶来自于自然，人亦自然之子，饮于自然之怀抱的绝大风雅，自非我等后生小子能追慕求得，但你要到一个扰嚷不堪、且又毫无生活情趣的地方，饮上一杯，只有逃得风快。清人张潮真是一位教人雅致生活的高手，其奇言妙句，在在多有，《幽梦影》虽薄为一小册，实堪为趣味生活教科书。你看他说“有青山方有绿水，水惟借色于山”，真是一语中的，不特语句工妙，更切合水土环保之现代理念。无论是王羲之的兰亭雅集，还是陆羽的野寺独饮和邀友醉茶，他们于大自然的亲近、爱好，远非今天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我辈所能梦见，清夜自思，能无一番苦痛挣扎？陆羽一生坎坷、漂萍无定、沉浮底层，若非于茶有独得之秘，茶为他生命之花的花蕊，再得皎然、颜真卿等高人同饮一瓯，复论茶水与良朋之关节，那么陆羽的苦命生世，一生无依的生活，便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岂不是我们这些人间浊物有负于陆羽这样绝大的天才？陆羽是因茶而生，茶因他传，并带及我们也能分得一点茶给我们带来的愉悦，实在受益匪浅。大自然固有绝大怀抱，但不少人还是无法享受醉酒之刘伶以天地为衣裤、幕天席地的赤裸快感的，因为即便一丝不挂，他们也裹紧了十八层道德衣裤，不复得与自然亲近相爱。古今时间长短无变化，然到了晚近社会，不知怎的，人们普遍感到时间就像金钱一样永远不够花，即便有闲雅之心，不复有闲雅之时。像如今的我们，于大自然似久别故土的游子，终其一生不得安享故土清闲，只有另辟一所在异乡安营扎寨，于是寻得一个暂时的雅洁安心之所，临江迎风，对树观花，与二三好友，三五知己，小啜一时，慢品半刻，偷得浮生半日，已属难得。因为这样的生活，是终日为生活所累、食不果腹的人，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在如今可不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如同初始饮茶并无讲究，或者讲究不来，自然饮茶的地方，除了真正投入大自然怀抱，也就只有在烹茶煮茗的地方辟一小地方拿来饮茶，是为茶寮。饮茶的环境既是因人分三、六、九等而自有差异。朝廷茶饮，豪华浓艳，极尽斗富之能势，非喝茶，乃喝银子和气派，唐人顾况《茶赋》里描绘了我等不得，其实也不想去参与的盛况。宋代以降，文人之饮茶，不特重良朋相邀，更重躬身亲历，自筑小园，背山面水、依树临花，如唐伯虎自题诗“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春芽。烹前已得前人法，蟹服松风朕自嘉”的《品茶图》里，古木青山、短篱小草、敞厅茅舍，联袂相拥，自己便是自己的主宰，加以良朋好友的雅集，真可发“帝力于我有何哉”的大感叹。如今人口频密，节奏加快，只剩得些寻常百姓的简省喝法，闲人之泡陋小茶馆茶馆，有钱人之端坐于装潢气派，却不见一粒山水的茶楼，原来元人即有《同胞一气图》，绘了一群小儿边吃茶边烤包子的日常生活趣事，童稚手足之真情，其异于正襟危坐之慢品细啜，令人难以忘却。我服膺的明清小品文大家、大玩家张岱，常人或因熟读其《湖心亭看雪》而佩服，而我则在他一篇谈茶事的《闵老子茶》里，见出两个可爱的茶痴异人。张岱早闻闵老子大名，久欲造访，等大玩家张岱前往，怪异老头闵老子不仅视而不见，而且满脸不屑的神情，故意去寻找自己遗亡的拐杖，等回来后，反而责备张岱怎么还不打道回府？及至沏好茶，张岱品出茶叶和用水的来历，闵老子却故布疑阵，把张岱往错的歧途上引，以考验张岱是否有定力坚持自己的赏鉴准则，但张岱坚持己见，不为所动，闵老子最后深服张岱精绝的品茶功夫。闵老子固可怪矣，然张岱为文之反衬法却深得一出相声“老师您接着教“的自赏情致。今日视之，他们这样的妙友，于我们好比是传说人物，广陵散，于兹绝矣。

花开市井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不幸国度，人民几千来的铁幕生活，于精神之猛锐，生活之精致，固有绝大之伤。幸好上天不弃吾土吾民，在瓦砾石缝中，不独在心灵上有唐诗的慰藉、宋词的入心、元曲的安身，还给我们贡献出像陆羽、杜康这样的异人，来指导我们寻得生趣，真算老天有眼。胃口是比脑子更不容易接受指令文件，你不可能想像再专横的皇帝，能够将一道自以为好吃的菜，用圣谕的形式颁谕天下，以便人民日食而喜之。胃口首先是民间的，胃口所能接受的味道亦复如是。百姓饮上了茶，一旦被那些权势者知晓，便会用枪口对着脑袋的方式命令你上贡茶，从最早的巴蜀之民上贡周武王开始，中国的历史有多漫长，便有多么悠久的贡茶历史。贡茶对皇室的宴饮习惯自然是有影响的，而皇室出了像宋徽宗、干隆这样的玩家皇帝后，自然会影响一干官僚士大夫及文人们的生活，而文人们的雅相倡导，对强旺的民间亦不能说没有引导，因为趋雅之心，只要有那个能力，那是人皆有之的。但百姓毕竟是吾国主体，百姓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爱好趣味包括饮茶，真有点不服从组织领导的意味，真暗哈捷克总统之“公民不服从”。巴蜀为茶的滥觞之地，据传现在盛行市井民间、风靡通衢僻野的盖碗茶，即是唐代成都的一位领导崔宁同志的千金发明的。遥想当时，侯门幽深，枯寂无聊，喝茶时不小心烫着玉手，于是奋发图强，一举而攻克盖碗茶的难关。虽然这个传说免不了我们惯常的民族心理，即百姓经过生活的淘磨，日积月累而摸索出的东西，大多喜欢将功劳集中或托名（吾国古时盛行假名人之名而使著作行世的传统，今则等而下之为窃利也）给名人，以使某项专利集中在一位领袖名下，使其遍传宇内。饮茶的茶具，由寂莫怀春的少女来改善，虽不曾有大名，仍是得体而可能的，人事之最高境界无非近情而已。正是具有茶船、茶碗、茶盖的“三才碗”（ 谓茶盖为“天”，茶碗为“地”，茶船为“地”）的风靡，造就如今的市井生活的别样景观。尤其是今日的成都，饮盖碗茶的风气当是全国之最，自然这也很正常，茶之起源于巴蜀，光大于巴蜀，造就今日与众不同的茶馆文化。茶馆非独巴蜀所独有，北京虽有，然高靠之椅子不胜久坐，不得泡茶馆之悠闲，而巴蜀茶馆的竹靠椅则是据按人之身体久坐仍舒适的要求来制作的。故尔茶馆里自是一派闲适闲雅之气，才有喝茶时的许多副属性服务诞生：掏耳朵、擦皮鞋、听评书、赏音乐、轻度按摩等。喝茶者除了闲雅以外，真有一丝野草遗民的味道，巴蜀人才有用“天不管地不管茶管（馆）”，来称赏茶以及茶馆对他们生活之重要性。有了茶馆这种公共场所，巴蜀人喜欢学凑热闹的脾性自然是改不了的，无论从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还是从袍哥的起事、地下工作者的闹革命，以及情人的幽会私奔，到了两家相斗之吃讲茶，今日流行之茶馆里谈生意，都能见出茶馆不可替代的功用。如果说隐士羽客、文人雅士之改进茶文化功不可没，相当于在一座大花园里剪枝剔叶，梳理得更具人文气息的话，那么这种三教九流齐聚的茶馆，虽没有“四海咸来不速客，一堂相聚知音人”的雅气，却应该算尘世里开出的花朵，是老百姓的安心静气之所在。文人饮茶倘是清人郑清所说“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那么老百姓无非切合一路边茶亭联：“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东西”，正是牛饮得牛饮之大实用，啜茗亦有啜茗之不可废。但两相比较，倒是老百姓的大洒脱，使得这些尘世中的花朵开得更加蓬勃生郁。茶作为一种饮料，它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就像空气一样须臾不可离开。正如我在此时，晴窗之下，读碑摹帖，把玩旧籍，轻啜细品，内心的感念，委实难忘。而世界上不少国家正在得到茶的恩惠，而这正是福音传播者一样的陆羽孜孜以求的。当世界接受这个来自中国的安慰时，让我们一起来焚一炷东方之香，泡上一壶上好绿茶，拜祷陆羽在冥冥之中不断给我们以素朴的教益。2004年6月1至7日于成都反动居

全文刊于《四川画报》2004第八期

先生文章，蜀中几人能敌？？

...在瓦砾石缝中，不独在心灵上有唐诗的慰藉、宋词的入心、元曲的安身，还给我们贡献出像陆羽、杜康这样的异人，来指导我们寻得生趣，真算老天有眼.

妙!

兄弟有眼光,我也喜欢这几句呢

以下是引用西门添乱在2004-9-14 17:44:55的发言：

先生文章，蜀中几人能敌?浚?

兄弟过奖,愧不敢当!

爱情有时候像喝了酒的杜康激情热烈醉心 爱情有时候像喝了茶的陆羽悠长苦涩清心

我的爱如果都能具备 那应该有多美好！

呵呵，MM贪心了点，能真得一样，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