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死刑的身体史

要以肉体为准绳。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肉体是最大的理性。──尼采
　　观看人的生命消失的过程，在我的经历中，肯定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件。那些被五花大绑、反剪双手被铁手奋力向上几乎提离地面的人物，突然出现了整齐划一的规范特征。这种半悬空的体位与地面构成的缺席姿态，却因为身高的被虚拟得到了临刑前的拔高。他们虚蹈而高，终于最后一次成为了体制观礼台上的主角。他们迅速被瓜分为一小撮，一台解放牌汽车上站一至二人，在一大堆反光的枪刺簇拥下，他们是孤立且弱小的，随时都有可能倒下。谁敢于把罪恶的头颅抬起来留恋美好的人生，必然会被后面无数只铁手强按下去。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鼻子尖上的冷汗，以及胸前那块厚纸板。厚纸板上面用激动的毛笔书写著名字，我们在车站、码头上可以目睹纸板名字的现实境况，那都是被另外的人高高举起，等候著名字的所有者前来相认。但纸板名字的精神指涉却是统一的，它被一个更激动的血红大叉覆盖着，告之此路不通，以及强行通过的代价。现在，这个距离自己名字最近的人发现，倒着辨认自己的名字就会十分陌生，它跟在车站、码头上看上去完全不同，自己无法卒读自己，仿佛那不是指向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依靠脑袋站立的躯壳。行刑的车队逶迤长达几百米，最后一辆车上拥挤着更多的人，观众终于发现，上面没有纸板名字，只有几挺机关枪瞄准着虚无的远景。这使得观众们多少有些失望。这一幕，从我的童年延续到高中时代，唯一不同的只是车队的或长或短。最壮观的一次应该是1983年的“严打”成果，连我父亲单位上的装垃圾的卡车也被征用了，司机大概知道，现在车上装的东西与平时的没什么区别，我站在公路旁，司机向我做着怪相。在这以后，好像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游街场面了，行刑的车队速度已经越来越快，汽车越来越好，警笛代替了高音喇叭的咆哮，我再也没有看见过死囚在风中摇晃的面庞。中国已在几年前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义正词严地声明反酷刑的严正立场。并在1986年签署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意味着反酷刑是中国必须践行的国际法上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世界反对死刑日”大会在2002年开幕，并传来不大“顺耳”的消息。中国政府再一次在国际人权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尽管早已签署了以上国际公约，但中国政府似乎不打算遵守该公约中限制死刑的条款。根据国际大赦组织公布的数字，从1990年到2000年底，中国有29500多人被判处死刑，比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数字还要多，因此当仁不让地名列“世界第一”。对于国际社会的人道呼吁，中国政府置之不理，仍然不遗余力地维持它在全球最高的死刑记录。据2003年7月初的“德国之声”报导，位于罗马的意大利组织NessunotocchiCaino发表年报，据其统计，2002年全世界共有4078人被处死，其中中国占了3138人。对此我倒有些不同意见。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家，刑事犯、贪污犯应该占据了其中绝大部分比例，他们已经罪不容赦，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利必然会令绝大多数人拍手称快：穷人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富人觉得财产得到了保护，体制的腐败漏洞暂时得到了挖肉补疮的治疗，至于能否起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适当的死刑在很长时间内还将存在。记得西方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这在学理上显然只是一种获得西方社会认同的死亡观点，也就是说，它绝对不是唯一的圭臬。有一年，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来家玩，一问才知道他当了武警，现在复员到地方工作了。我问他在部队干什么，他说是在守监狱。谈着谈着就有些激动了，说到了自己经常去执行枪决的使命。规定每人只准打一发子弹，如果犯人没死怎么办？他显得有些难堪，“如果验尸官没有发话，我们只能用枪托来弥补自己的技术过失”。话谈到这里大家都有些难堪，我知道，同学难堪的唯一原因只是自己枪法不准。为了摆脱这种尴尬，他转移了话题：“行刑时还有一些医生，我们从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也不能问，枪毙结束后，他们就开始工作，主要是取有用的器官，完成后在运到火葬场火化”。同学的这番话云山雾罩的，我一直无力廓清其中的虚实。我看过一些真假难辨的有关资料，官府的发言人自然是全力否认的，可能唯一无法否认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一些案例。比如出现了李九莲、钟海源、黎莲、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许多政治犯无法被遮蔽和掩饰的铁案。胡平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以让人发抖的文字，向未来展示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个案”：在李九莲被杀四个月后，即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也被判极刑，罪名就是“恶毒攻击华主席”。当时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飞行员，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取。据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戳进去的。……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Ｕ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嘀嘀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以上引文转引自摩罗的《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一文。）钟海源没有父母，丈夫在她被捕的第二天就跟她离了婚。但她的遗体却没有暴弃在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供医生们作解剖标本。同样是与肾脏有关的“活取事件”，在金石开编著的《历史的代价──文化大革命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当中则同样触目惊心。黎莲在1970年因反革命罪被处决，那一年她18岁，还是中学生。“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如果说文学家的描绘可能渲染了情境的恐怖，那么在对待张志新的身体专政方面，则比对她灵魂的清洗要彻底得多。她多次被犯人和狱卒们强奸、轮奸，割断她喉管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制止她呼喊“反动口号”，而是害怕她揭发受辱的真相。枪决执行后，她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车立即运走，然后仍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作病理解剖使用。以至于后来她的遗体一直无法找到……人存在的所有功能是以自己的身体来和世界对比的。这个身体模本既简捷又常住久留，因此，它是一个人可靠的起跑线，同样是一个社会、一个体制随时准备予以打击的“软肋”。我想，无论是钟海源、黎莲的肾脏，还是张志新的身体，在被暴政全方位占有、享用的同时，她们还起到了意料不及的效用。作为彻底的无神论信徒，刽子手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们念念不忘的精神训诫，忘记了异端的危害性，他们沉浸在对她们肉体和器官的占有集体狂欢当中，毫无忌惮地抒写下了他们彻底拒绝精神、信念的反标，并延续了他们“唯物史观”的肉体主义纵欲史、耻辱史。按照中医的说法，肾为精之库，这种对肾脏的贪婪，使得那些自我标榜的圣斗士们，在威严的制服下露出了双重阳痿的尘柄。在暴政导演的这些激烈身体语言学演义当中，钟海源、黎莲的肾脏以缺席的方式，使死亡成为了体现极权政治“废物利用”的节约物品。但是，异己的肾脏在体制的肌体内继续发出“异响”，它不再是配合无间的螺丝钉，它排毒的功能拒绝合作，因为肾脏面临的是汪洋般的黑暗和脓汁。直到她们的肾脏彻底死亡在那个掠夺者的肌体之后，钟海源、黎莲终于完成了她们作为一个人的寿命。但她们的残缺的身体就像被灿烂文明“吃”剩下的一堆烂肉，令专制史发出了本质的尸臭──这，恰恰正是钟海源、黎莲作为一个人精神生命的开始。张志新对暴政而言却体现了被全方位使用的效用。活体被使用殆尽了，死体却反过来指导了体制的精神探索。效果也是双重的：既使医学院获得了脏腑的学理验证，更可怕的，还在于她获得平反后，那些污辱她的狱卒们，竟然召开盛大的庆祝会，以庆贺他们“教育”出来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英雄！想象一下吧，在那座解剖张志新的台子上，巨大的灯光下鬼影幢幢，她就像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耶稣。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裹尸布已经被残酷地揭开，既成为了信念的猎猎风旗，也成为了狱卒们手里挥舞的白旗子。这令我想到贺拉斯评价克莉奥帕特拉的话──“死的决心使她更为骄傲”，当圣女贞德以蹈火的肉身爆裂声响把正义写在天空之后，张志新却用那些浸泡她的福尔马林，把暴政的遮羞布撕得鲜血淋漓……这正像圣雄甘地所说的那样：“无辜者自愿的牺牲是对自由女神或人创造出来的横蛮无礼的暴政最有力的回击。”以至于今天，我一直相信张志新的白骨仍然在某个医学院的标本室里，她以无法返回自己的舍去方式，以骨节的碰撞声响来诉说那些并不遥远的“异响”，并为那个决绝的暴政敲响了丧钟。萨特在1953年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由其受害者的数目来定义的，而是由它杀死被害者的方式来定义的。”按照这个定义，就很容易发现，凡是依靠暴力起家的权力集团，他们天性中对待异己的手段都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特征。早年，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人性”定义为“大公无私”、“最有远见”等，似乎一切革命的美德无不具备。因此，对敌对阶级显然是不需要讲“无产阶级的人性”的，在对敌对阶级进行专政之后，专政的主体却对敌对阶级的身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大公无私”地予以使用，使他们还能为体制“回报”最后一丝热量。这是“党文化”在身体政治方面悖谬式的大手笔。是一种反写。因而，在希特勒开始向德意志民族大力推广“人皮灯罩”、“人发军毡”、“人油肥皂”的价廉物美之后，我们更容易联想到极权主义时代的苏联。在审讯布柳赫尔元帅时，刽子手们挖下了布柳赫尔的一只眼睛，把它放在手掌上，把玩半天，对他说：“如果你拒不招供，我们就挖下你的另一只眼睛来。”在检察机关的证明文件里记录了这个情节。这就是说，身体器官的疼痛说服力，在把恐怖的内核打开的时候，残缺的身体同样把体制的欲望暴露出来了──古话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如活牛剥皮、生龟脱壳，不过是强调痛的深度。但暴政却轻易改写了这一古训：它在把难以描述的残忍馈赠给当事人之后，还要让你的肢体为暴政继续运转，反过来又在精神上令当事人首身异处。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地对身体进行专政，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大迷信：你就是化作厉鬼也不良于行，是残废，是残废既无力翻身，更无法复仇！

我注意到了一个很多作者未必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黎莲死于1970年，钟海源死于1978年，这个阶段与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时间恰好产生了某种巧合。以下一段文字出自官府的权威网站：中国器官移植的实验始于50年代，首先在武汉、北京进行了各种动物实验如肝、肾、肺的同种移植的尝试，但当时均无报道。有系统、有计划的动物实验始于70年代初。1960年北京医学院吴阶平做了首次尸体肾移植，由于未有有效的免疫抑制措施，未能长期存活。而公开报道的，则始于1972年中山医学院的1例亲属供肾移植，存活超过1年。于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掀起了中国临床器官移植的一个高潮。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为了克服抗体反应，脏器必须在近亲之间移植才能成功。而攫取黎莲、钟海莲肾脏的人，显然不是她们的什么血亲亲属，也就是说，为着十万分之一的可能，为了让某具行尸走肉多活一周或者一月的几率，暴政已经到了“竭尽全力抢救”的程度，以体现他们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因此，每当我听到某个大人物经“全力抢救”而“不幸去世”的消息时，总会产生一些具体的联想。在后来的交往中，我从我那位老同学口中还得知，在川南某市的火葬场旁边，执法的官府修建了一个刑场，身体较好的死囚肯定要被摘除内脏，而肾脏又是当下最为需要的东西。完事之后，死囚被“毫不耽搁”地送进焚尸炉。在火葬场领取骨灰的窗口旁，死囚的亲人们抱着温热的骨灰，流着复杂的眼泪，知道他们的儿子或者丈夫终于回家了。但是，他们怕是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儿子或者丈夫的一部分，将继续“丑恶”地运转在这个光明的世界上……同样的，我对这一信息也半信半疑，就像每天面对的官闻报道。只是近几年，肾脏俨然已经是一个热门词汇，贫穷的父亲为了女儿读大学而准备卖肾；母亲要把肾脏移植给重病的儿子……有关死刑犯临死“强烈要求”捐献器官的报道更是频频见于报端。记得四川一个死囚犯，因为无法“合法”地捐献出自己的肾脏，竟然聘请了律师，要讨回一个“公道”。这使得死囚和那家律师事务所以及关押死囚的监狱名声远扬。我难以判断官府的媒体大肆报道这些事件的真正用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既是洗心革面的征象，更体现了“仁政”教育的巨大成果。偏偏为什么总是肾脏的“转移”给囚犯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难道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吗？这种自愿捐献器官的死囚，出发点我宁愿相信是发自灵魂的，但他们拿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内脏了，在体制看来，这才是他们用以反击“暴政劣迹”诟病的终极杀手锏。莱昂纳德·麦尔肯和约翰·奥尼尔等学者认为，人类以身体范式所作的整体性模拟大体历经三个阶段：简单拟人论、有机宇宙、政治身体。现代人都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政治身体的拥有者。政治身体又分成三个层面：即生理身体（家庭、福利、健康、疾病）、生产身体（工作、自身控制、开发利用）、力比多身体（人格、快乐、创造性、不满）。“力比多政治身体所代表的是另一个欲望层面，它超越了家庭财产和经济利益的关心，它们向往的是那种最难以企及的情愫，如爱和幸福；所以，力比多政治身体完成了人格的程序的建构。”这就使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得到了消解后的统一，权力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身体的痛，既占领了灵魂，也统治了肉体。因此，福科指出，今天的社会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身体总是卷入了政治妖氛中，“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样的身体是备受暴政蹂躏的身体，被反复宰制、改造、矫正和体制化的身体，是被一遍遍反复鞣和的皮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也看不到洋溢着酒神精神的身体，只看到洋溢着权力意志的身体，洋溢着暴君旨意或者患精神分裂症的身体。这不是喜气洋洋的身体，而是悲观、被动、木乃伊的身体，或者，是为虎作伥的身体，主义的马前卒的身体……肾是什么？肾是实质性器官，外形似蚕豆，分为上下两端，内外两侧缘和前后两面。上端宽而薄，下端窄而厚；而肾的前面较凸，朝向前外侧，肾的后面较平，一个肾脏的造型就像一只挪亚方舟，固然，它的使命是拯救和超度，但前提是：只要是真实的有价值的生命。但它恰恰应该把暴政扔出船舱。但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如果说政治权力的异化和失控是超出所有天灾人祸的大劫，而那些以革命和自由的名义才是能够获得登上诺亚方舟的通行证的话，我就宁可凿烂它的船底。现在，那些流着污脏的血的器官，为古往今来的专制的身体学写下了最为形象的篇章！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拒绝了“灵魂假设”，提出从身体的维度重新开始哲学。结果，医学、政治学、宗教领域中的身体研究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推论上：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以及对人的身体的忽视是社会科学中主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说，身体政治以及身体专政已经成为了制度的新器官。如果说沼泽和湿地是大地之肾的话，那么，什么又是体制的肾脏呢？女士们，拉紧你们的裙子！先生们，在你们用力按住钱包的同时，更应该按住你们的腰眼儿！因此，每当我看到肾脏之类的词汇时，我会产生一些奇怪的生理反应。它具有比白昼更为惨白的光，把白天像虫洞那样打穿，内部的些微真相就足以使光天化日产生阴影。我甚至梦到自己成为了一小块肾结石，正越来越深入和坚硬地预谋和等待下去，直到暴虐的训诫运行过来，被我狠狠地挡住，使它痛出原形……写于2002年12月的雨雪天气个别资料补充于2003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