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想 ──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种关于“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经历了革命中心从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到俄国(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再到中国(毛泽东的时代)的转移。于是,中国革命就在世界革命中具备了特别的重要性。当时,人们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认为在帝修反的包围中,只要中国不倒,只要中国不变修,世界就有希望。林彪在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中,还将第三世界比喻为“世界的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将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 其实,这种说法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即“中华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幅十分富于象征性的照片,画面是在天安门前,有许多外国人围饶着毛泽东,它的主题是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此种理论里,世界人民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去拯救。所以,中国人不遗余力的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甚至自己勒紧裤带。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相信这种神话,完全忘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确切位置。
与“中华思想”相联系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一切外来文化的拒绝。自19世纪后期以来,把西方或国外的一切文化通通视为妖术邪说的情形,屡屡见于一次又一次“土着”倾向的社会运动之中,如义和团运动等。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甚至在<山海经>的异民族观里,就有明确的体现;它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氾滥,表现的尤其典型而已。由于“中华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往往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要么盲目自大的要“领导”世界潮流,坚信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着核心地位;要么自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以“光荣孤立”的形式与世界相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种倾向竟然相互纠和为一体 ,一方面自封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说世界革命的成败系于中国,另一方面又闭关锁国,闭目塞听,自我隔绝而独走于世界发展的大势之外。1973年的“蜗牛事件”,将美国公司赠送我方的玻璃蜗牛工艺品,视为对方侮辱我们“爬行”,进而大作文章。其实,蜗牛在美国象征着吉祥与幸福。
“中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一统的“天下观”。这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例如,来自少数民族的颂歌风行一时;经过权力的重组之后,造反派的大联合,被说成是“从大乱到大治”;全国实现“一片红”,这只是走向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第一步;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方式,使意识形态实现绝对的统一。
二元对立的逻辑 ── “文化大革命”曾批判过所谓“二元论”,但那是就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而言的。其实,政治和业务的两分法,恰好就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化里的二元逻辑而成立的。类似的二元分类及其相互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以下许多方面。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邓反革命路线,香花与毒草,红与黑,好人与坏人,造反派与保皇派,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公与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群众(外行)与专家(内行),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红与专,多数与少数,精神与物质,人与物(天,自然,武器),内与外,等等。这类两分法的逻辑,根源于中国民俗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体现的尤其突出。
不过,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偏重,相反,它以价值偏重为基本前提。例如,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中,价值偏重为一分为二;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价值偏重为兴无灭资;在左与右的冲突中,价值偏重为宁左勿右;在公与私之间,价值偏重为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斗私批修;在群众与专家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人于物的矛盾里,价值偏重为人定胜天;在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多数人(群众)的专政;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虽说又红又专,但价值偏重实际上为政治挂帅;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被认为不是个人享乐主义,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总是与封资修相关;在内与外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内,不仅强化内外有别,还总是把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归因于外部敌人的破坏。
“大同”与“千年王国” ──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旨在实现他的理想的运动。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他的思想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大同”之梦和中国农民社会里与小生产相关联的“理想国”空想。
毛泽东用高工资,低就业的方法,初步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城市中均匀分享财富的问题,但他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方法,解决建国后的农民问题,实现天下公平与大同的尝试,却以失败而告终。全国七万多个人民公社,经营了几十年,带来的却只有贫困。“共产风”的食堂大锅饭的破产,并未使他明白,他不仅坚持人民公社的实验,还进一步确定了继续革命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从对于文化的革命开始的。1966年8月公布的“十六条”,把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视为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彻底改变人们的观念,道德,习俗与思想。但是,毛泽东擅长破坏一切现存世界的秩序,而不太擅长建立他头脑里构想的那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设想的新世界,基本上可用他在1968年5月7日发表的“五七”指示来说明,而且,他在农村的人民公社乌托邦之中,进一步引入了新的内涵,即军事的乌托邦。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
首先,这是一个没有和反对社会分工的世界。在这个社会里,军人不仅要学军事,还要学习政治,学习文化,不仅要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要办一些工厂,同时,还要参与地方的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不用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蒹学政治,军事与文化,并批判资产阶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蒹学军事,政治,文化和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蒹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实际上不承认社会分工,更不承认分工意味着进步。
其次,这是一个学校式的社会,也许他认为,学校式的社会更有活力。在他看来,全国都应该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毛泽东要求把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进而希望全国都像解放军那样。在这个大学校里,人们相互学习,大家一起学习解放军,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大学校里,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地位和用处,因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在其中没有多大用场。不用说,这是一个各方面包括制服与发型,都整齐划一的社会。
第三,这是一个只承认“道德人”,而不承认“生物人”的社会。雷锋,王杰,愚公,张思德,白求恩,欧阳海,刘英俊,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不可攀。有许多英雄人物,在牺牲之前,一定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或者在临死时手中还要紧握语录本。一方面树立一个又一个高大而又辉煌的榜样,要求人们学习再学习;另一方面,则通过“斗私批修”,狠挖私字“一闪念”,甚至“群众运动”等触及灵魂的方式,来进行思想革命。毛泽东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社会,他甚至把知识分子的知识,也视为“私有财产”,从而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他要求清除一切可能导致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源,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
第四,不用说,这是一个贫富均匀,自力更生和知足常乐的社会。毛泽东想通过土地的国有,集体所有和十分有限的“均田制”来控制小农以及可能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显然,平均主义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毛泽东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此种愿望,还把它当做十分有效的资源而充分的加以利用。回归“延安精神”,被赋予了近乎绝对的价值,非常不幸,本来十分可贵的自力更生精神,却与关门主义结合了起来,使它几乎成了盲目排外和闭关自守的近义词。此外,“忆苦思甜”不仅成为人们感恩戴德的表达方式,还成为告诫人民知足常乐,克制慾望的最有效的基本途径。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慾望得到控制,而且不需要爱情,因为她属于“小资情调”,这一点多少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似。
为了建立这样理想的“大同”社会,毛泽东采取了寻乎异常激进的途径和方式:让处于青春期之中的青少年,模拟青年毛泽东,大“闹”革命,向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权威挑战,捣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破坏一个旧世界”;让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去“牛棚”或“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的改造与“再教育”;让工,农,兵可以直接上大学,甚至还要他们来管理和改造大学,而且,这一切不必经过任何诸如考试之类的程序;让大,中,小学及所有教育部门,一概“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或干脆在工厂里开办“七二一”大学;让机关干部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让城市里的医务工作者,去乡下为农民服务,进而在农村大力建设农民自己的医疗队伍即“赤脚医生”;在军队中取消军衔制,把军队建成“大学校”,并把全国建成军营,全民皆兵,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一概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让军队去“三支两军”,执行管制,宣传,和训练全社会的职能;让古人的(如春节)和洋人的一切“四旧”(封,资,修)统统见鬼,而代之以毛泽东思想。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按常理很难理解的怪事,例如,像小靳庄那样,“社会唱戏,请人种地”;考试答白卷者,照样可以上大学,等等。
事实表明,毛泽东的确破坏了他不喜欢的那个世界,但他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他所向往的“新”世界,因为,他的理想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实际上,毛泽东未能在破除“四旧”以后,具体地提供什么是“四新”,而且,他用以破除“四旧”的方式和武器,甚至可以说也是旧的。
从文化人类学关于“土着主义运动(千年王国运动)”的分析角度出发,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土着主义运动”的明显特征。例如,不论毛泽东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他都以“先知”,“导师”,“预言者”和“大救星”的面目出现;在他身边或被他信任的人,实际上充当了类似于萨满或牧师的角色;运动以宗教狂热的方式展开;其指向虽说是与传统相决裂,但实际上,仍以回归“传统”为特点之一,这个“传统”不仅是“革命”的(长征和造反),而且,还是历史的和民俗的(“大同”和平均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好和永恒的新世界,相信这个新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同和终极的意义(被中国的乡俗社会加以改造后的“共产主义”);绝对的排外和与外部世界的隔断及对立(反帝,反修和打倒各国反动派);等等。“文化大革命”的确具有极端排外的性格,“洋奴”,“卖国贼”,“里通外国”的罪名,随时可以成立,与国外的任何联系,都可能是危险的。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中,人们有明显的危机感,“备战,备荒”,就是为了应付危机的。
根据有关“土着主义运动”的理论,传统社会的破产,固有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危机,外部世界的压力等,通常构成促发“土着主义运动”爆发的基本背景。回顾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数千年的社会传统面临艰难的转型;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面临进一步“中国化”的任务;西方各国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与苏联的反目,使中国陷入先是被孤立,然后是自我的“光荣”孤立等等,都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其走向,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热” ── 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近几年,中国大陆兴起了一阵引人注目的毛泽东“热”,于是,有人说,中国人再次发现了毛泽东。其实,毛泽东从来都没有被遗忘过。
在云南某地,曾出现过一个“幽灵中央”。人们相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死后都来到了当地某个村庄之旁,他们在冥冥之中经常召开会议,为当地老百姓排忧解难,据说还颇有些灵验。在西藏牧区,牧民的帐篷里始终把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啦嘛相并列。在陕西南部山区,人们为死者举行葬礼时,通常要播放<葬礼进行曲>,这首官定的曲子在1976年为毛泽东举行国葬时,为老百姓所熟悉,此后,便流传民间,成为礼乐化为礼俗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前来瞻仰遗容的队列,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在民间的口碑里,有许多关于毛泽东的神异传说,其中一则,说毛泽东警卫部队的番号8341,早就暗示了毛泽东能活83岁,能掌权41年。我的一位朋友以一篇题为<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的小说,获得了某刊物的一次全国大奖。
毛泽东去世后,给中国留下了权力和信仰的真空。当人们不得不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时,在感情上却宁愿把毛泽东和他身边那些推波助澜的人区别开来。有一个时期,周恩来成了人民移情的目标。
毛泽东生前的造神运动结束了,但他身后,又在民间开始了新的造神。他当然不必为他身后的造神负责。从中国民间信仰的特性来看,毛泽东的确可能成为乡俗社会诸神崇拜中新的一员。
在城市里,司机把毛泽东的画像,悬挂汽车的在驾驶室里,那不仅是一种时髦,还多少具有了安全护身符的性格。<红太阳>盒带的风行,唤起了一代人的怀旧情绪,“文化大革命”可以被否定,但是,那曾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青春,热忱和梦幻,都与那个时代紧紧相联。不过,对<红太阳>用现代音响的技术,风格和意念加以处理,其效果已不再是殿堂里的颂歌,而是流行音乐的一部分。这也许再好不过地说明,眼下的毛泽东“热”,只是新的一轮社会流行现象,在城市,它是市民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农村,它是民间民俗与乡土文化的新内容。
新闻,出版,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有意或无意地渲染了毛泽东“热”,但他的形象却日渐少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日渐多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虽说在毛泽东“热”中,仍然多少有意识形态的走向隐藏其中,但其主流却是群众心理在市场经济面前的不安,以及对由毛泽东代表的那个平均主义社会和时代的留恋与怀念。 ──
参考文献:
1,金春明等,<“文化大革命”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
2,王毅,<“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3期。
3,周星,<民族政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93年6月写于燕东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