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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年] 

中美并非“新冷战”,而是“混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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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明志 发表于: 2014-11-7 12:07:00|显示全部楼层

港媒:习奥会为修复中美关系添动力

源自: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11月7日报道
  港媒称,一年多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之乡”花了一天时间进行会谈。下周,习近平将作为东道主在北京招待奥巴马。
  据香港《南华早报》11月6日报道,虽然“阳光之乡”的峰会未能阻止两国之间紧张关系加剧,分析家说,两国领导人在APEC会议期间的会晤可能至少会帮助恢复双边关系的一些动力。但是他们说,持续的缺乏互信和政策上的矛盾可能给两国关系笼罩上阴影。
  报道称,预计两位领导人会讨论在有关反恐(尤其是打击“伊斯兰国”)、遏制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习近平还可能利用这个场合进一步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
  报道认为,虽然两国关系因为网络间谍、航空和航海自由以及地区影响力的竞争等问题而出现过紧张,但双方都对这次会晤寄予了很高期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布什(卜睿哲)说,两国领导人将会晤一整天,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个人关系,这对处理目前和未来的各种问题,以及加强合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布什说:“鉴于他们事务繁忙并且日程不同,要安排这样的会晤是很难的。因此尽管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这是一个修复双边关系的机会。”
  但是一些分析家说,建立个人纽带是远远不够的。澳大利亚拉特罗贝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尼克·比斯利说:“从会见和建立友好关系上来说,‘阳光之乡’是成功的。问题在于没有跟进动作。现在看来,它不是一个将友好关系发展为建设性双边关系的平台。”
  报道称,今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否会采取“阳光之乡”那种非正式的基调,尚不清楚。华盛顿喜欢非正式会晤,因为这能让领导人更自由地交换意见。
原文标题:港媒:“习奥会”为修复中美关系添动力
 西蜀教师 发表于: 2014-11-5 15:27:00|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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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中美关系不应成为美国国内选举话题

源自: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华盛顿11月4日电(记者:张蔚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日在华盛顿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
  崔天凯当天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受媒体集体采访,就美国总统奥巴马赴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媒体进行吹风。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崔天凯谈及美国中期选举。他说,中期选举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认为,中美关系不应该成为美国国内选举的一个话题。
  他说,从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来看,来自两党的前后8任总统在对华关系上总体保持相当强的连续性。
  “我不认为、更不希望美国哪一次选举,包括这次中期选举会给中美关系造成影响。”崔天凯说。
  美国当天迎来中期选举投票日,共和党在选举中击败民主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 ●
原文标题:崔天凯:不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远方的雁 发表于: 2014-9-15 20:27:00|显示全部楼层

美财长致信汪洋警告反垄断将严重影响中美关系

源自:参考消息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我国反垄断调查不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新华社记者潘旭 摄
  参考消息网9月15日报道 外媒称,美国财政部长卢(Jacob Lew)近日致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据听取了信函内容汇报的人士透露,卢在信中警告称,中国针对外国企业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5日报道,这些知情人士透露,信中称,中国最近对外国企业的关注可能降低外国知识产权的价值。知情人士称,信中还提到7月份卢和汪洋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论坛期间出席的一个会议,中方在会上承诺使用反垄断法提高消费者福利,而不是为促进其他企业或行业。
  报道称,中国国务院发言人14日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此前,中国官员已表示,他们平等对待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中国最高经济规划部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外国企业占中国反垄断案件的约10%。
  相关警告发布之前,国际商业游说团体已经就一系列反垄断和定价调查提出投诉。这些团体认为,相关调查不公正地针对外国公司。这些团体还表示,相关调查是不公正的,目的在于保护中国本土企业,而不是建设自由市场经济。
  报道称,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正不断增多,华盛顿对反垄断调查的担忧令这一名单又添新内容。眼下,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已经因为一系列问题(从亚州东部的领土争端到网络侵入到中俄关系日趋紧密)产生争执。
  报道称,与此同时,中美双方都在寻求让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份顺利举行会晤,届时两人都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论坛。
  美国财政部今年7月称,中国官员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会议上承认,竞争性政策的目标正是改善消费者福利和经济效率,而不是为了惠及单个的公司或行业;竞争性法律的贯彻实施过程应当公平、客观、透明、一视同仁。
  报道认为,近几个月,中国已经加快了出台已六年的反垄断法的贯彻实施步伐。微软(Microsoft Corp。)、高通公司(Qualcomm Inc。)都在就可能的垄断行为接受调查。本月早些时候,监管机构要求微软在20天内递交声明,解释所谓的软件“兼容性”和捆绑销售问题。微软和高通都说,公司正在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11日,上海市物价局以汽车定价问题对菲亚特集团(Fiat SpA)旗下的克莱斯勒(Chrysler)上海子公司处以人民币3170万元(合520万美元)的罚款。公司称,尊重并接受当局的处罚。

美国商会上周在报告中表示,中国歧视性地使用已实施六年之久的反垄断法可以说是违背了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做出的承诺。
  今年8月份,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表示,听到一些欧洲企业讲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
  报道称,许昆林上周表示,国外组织发表的报告中,有一些细节是不真实的,企业是可以带自己的律师参加会议的。他说,他欢迎企业聘请世界上最有名的律师。
  报道称,据美国商会驻上海商会发布的一篇报告称,汪洋上周在厦门向外企负责人表示,他没有不公平地针对外国公司。报告还说,汪洋鼓励外国企业将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告上法庭,并表示中国将致力于解决现存的所有透明度问题。
 现代家里蹲 发表于: 2013-12-6 12:40:00|显示全部楼层

牛军:到底应该如何定义中美关系

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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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在华盛顿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中美战略互疑”是对当前中美关系本质特征的基本概括,用“最大公约数”来形容这个概括更恰当一些,它能不能全面概括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等等已经达到的深度,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特别是用“互疑”能否准确解读中国人尤其是决策集团到底如何认识中美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这种讨论肯定更有助于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例如如何分析和界定中国决策圈内对美国的敌意达到的程度,就是一项值得推进的研究课题。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实在太多,特别是不同的中国人群的认知差异太大。例如仅仅将中国官方和领导人正式表达过的定义──从“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就是从友好到敌人──列成一个光谱,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五花八门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而且自相矛盾,很难找到内在的逻辑。这种现象对国内外一般的公众来说当然是无法理解的。
  美国方面近年来的战略怀疑在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大概内容就是中国能不能长期坚持和平发展?中国会不会在亚太地区打一场局部战争?以及越来越担心中国国内政局的不确定性会导致难以确定的后果,等等。客观地说,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否在被国内力量牵动,我也认为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程度,当然这对我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在这里不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考虑2012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剧烈变动,我们就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确定无疑的吗?如果不少中国人都不敢确信,外国人还会坚定不移的相信?
  设计中国国家战略的思潮在出现变化是个事实。《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上海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提出中国应谋求“霸权”,只不过不能通过与美国对抗的方式实现。清华也有著名学者表示,中国可以将“与美国平起平坐”确定为目标来调整外交政策。也有外交部门的官员对中国世界地位表达乐观的判断,说现在世界上解决什么问题都需要中国,出了事情就要听中国的意见。发表这样的见解不论是基于严肃认真的思考,还是为了迎合听众的激情表达,都表明一种趋势、一种思潮正在或已经形成,很多人因为国家实力的上升而希望根本改变国家战略。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同样包含改变中共十二大以来国家战略的内在逻辑,因此这个口号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它的内涵需要尽早解释清楚。
  我在几年前曾经提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即“双方需要不断调整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地位。”这个地区的潜在冲突很多,各种关系互相交错,极为复杂,中美关系会受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各种地区问题的冲击和影响。近几年的发展证明这个定位是合理的,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相互竞争凸显正成为常态。
  客观地看,自2009年以来,在亚太地区“竞争”成为中美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内容,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不是美国方面的相关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观察和判断中美相互竞争日益凸显的趋势时,不应只看美国的战略,必须要关注甚至更加关注中国国家战略、中国统治集团的战略思维和利益团体的操作方向等等正在出现的变化。中国战略趋势出现了从“和平崛起”向谋求地区霸主、甚至是全球霸主的方向移动的明显倾向,尽管还不能说是非常明确的和不可逆转的。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中国的国家目标是不是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到底是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在认知水平大幅提升的今天,不能再一如既往不加论证地断定中国是一个凝固的从不变化的坐标,而变动的只是外部世界,中国只是在心怀善意的做出回应,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例如,我们需要具体一些地分析和定义中国人观察外部世界的坐标到底是什么?这个坐标是不是在发生变化?当我们认为日本在“右移”、“右倾”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思潮和公众情绪也在向“左移”、“左倾”?
  一个需要厘清的事实是,对中国而言,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保持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到底是不是战略性的,或者说只是一种策略而已。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曾经明确地说过,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政策是战略性的,他针对的就是有人说那种政策是策略性的、临时性的。到江泽民执政后期,与美国合作的政策的性质似乎在悄然发生变化。1999年,发生了美国在南联盟的“炸馆事件”,领导人用了“卧薪尝胆”一词,这在逻辑上将争取与美国合作的政策解释成策略性的和一种权宜之计,尽管官方文件中继续说要建设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近来提出还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等。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内心深处到底如何定义中美关系,很值得深究。
  中国的传统媒体,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环球时报》总是这样向读者解释中美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与冲撞,它们喜欢说发达国家的诸多言行是因为中国崛起导致它们的不适应,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敌对情绪,或者说是“嫉妒我们”,就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说世界在“嫉妒美国”一样。国内反美舆论总是在借用美国右翼的话语和逻辑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不太喜欢美国左翼自由派的话语,如“人权高于主权”。
  当面临2009年以后中国在东南方向面临的安全压力迅速升高而又不愿或无力做深刻检讨时,不仅传统媒体高调宣传反美民族主义,在一个个研究圈子里也出现了美国“阴谋论”盛行,即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搞垮我”或“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不满被解释成美国煽动的结果,是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的阴谋。10年来,传统媒体在中国公众心中树立了一个美国的“敌人”形象。国内有不少精英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是通过全民努力迫使中国政府改变了过去的软弱立场,才有了强硬措施来改变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这是一个胜利。问题是要达到目前这样的状态或曰“胜利”,需要在国内如此大动干戈吗?即使有些人提出要缓和同日本的关系,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对日斗争要适可而止,因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
  总而言之,“中美战略互疑”这个概括在中国有着重大的意义,即在探讨中美关系这类全局性的问题时,必须要关注中国政策的变化,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战略是一成不变的,以为只要研究美国的政策或揭露美国的阴谋就可以为为如此内忧外患的局面找到借口。这包括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是中国而非美国的政策在发生有可能是战略性的变化,目前中国政策的这些变化到底有什么含义;第二,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多类利益团体,而中央的权威正在逐步下降,这对中国外交将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政策研究应有意识地避免被传统媒体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喧嚣所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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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家里蹲 发表于: 2013-5-31 10:40:00|显示全部楼层

邓小平重建中美关系的战略抉择

  导语:“最近有位教授讲,改善中美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这不对。我们历来讲,这是一个战略决策。”—邓小平,1980年4月11日。

邓小平邓小平

  1979年11月23日,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共青团工作会议上讲国际问题,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策略性”来自列宁的“策略思想”,即指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的行动或政策。
  当时中美刚建交不久,这位教授对中国对美政策的解读自然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尤其是引起中南海中决策者的关注。翌年4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专门谈到中国对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说了本文一开始引的那句话,他还说决定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6天后,邓小平在会见随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访华的外国记者是再次说明:“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
  邓小平的谈话导致清华大学校党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该教授讲话有不当之处的报告。邓小平批示该发言“对美政策一点,引起反映较大,故予澄清”,并要求“书记处传阅”,以便统一思想。批示中还有“中宣部酌处”,一句,意即有必要在宣传中澄清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切含义。
  在这里不厌其详的讲述这段历史,主要是为回答两个问题之前说明历史的来龙去脉。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时国内有人(现在也同样有很多人)认为,与美国建交和大幅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策略性的?邓小平如此重视清大教授的那个讲话,身体力行地对国内外阐述他的决策的战略含义,表明他认为那是有必要的,因为那种观点不仅是严重的误读和在误导,而且很有市场。这被后来(直到今天)的历史反复证明了。
  将中国改善和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解释为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有两个历史原因。其一是建国后中国同美国尖锐对抗长达二十年,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1970年代初毛泽东等决定与美国和解,是因为他认为苏联变成了更直接和更危险的敌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就有必要同美国搞“统一战线”。问题是毛泽东此前一直将推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做如此急剧的政策改变必须有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当时要求大家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列宁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为例,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魔鬼结成暂时的同盟”。于是改善对美关系就成了暂时同一个“魔鬼”结盟的“策略”。近年来历史成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那时念慈在慈的的确还是“世界革命”,每当出现一个看似有前途的“革命者”,他往往会投以热烈的期盼。
  另一个原因更为深刻一些,涉及到马列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19世纪末出现的所谓“帝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作为其典型代表的美国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国家必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所以,即使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长时段看,中国也没有理由同美国发展“长期的战略性的”关系,否则就悖逆所谓“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了。以上也是中国国内对美政策这么多年来分歧不断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
  在中国政治中历尽沧桑的邓小平在晚年说过,在中国“左”比右危害更大,也更能根除。他深知,将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视为权宜之计的策略这种看法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知道要将中美关持续推向前进的国内障碍在何处,以及要贯彻自己的战略难度有多大。否则他不会对一个大学教授的讲话如此重视,借此在领导层统一认识和在国内外宣传中统一口径,并身体力行,反复向外国媒体强调中国改善对美关系的战略本质。后来的发展一再证明,他强调改善与美国关系是“战略决定”是多么必要和重要,因为在当下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发展对美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解释成权宜之计的策略。
  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强调改善对美关系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如果了解那些将邓小平的对美政策定义为“策略”的复杂原因,就不难想象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对美政策的思考与过去有多大的区别,以致会在国内引起种种疑虑、担忧和曲解。毫无疑问,邓小平大力推动中美关系有对毛泽东时代对世界形势的认知的继承,当时毛泽东等人认为,存在着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发动世界战争或苏联大规模军事入侵中国的危险,尤其是后者。一般地说,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首先就体现为与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合作,目的是保持全球战略平衡和遏止苏联的扩张。不过必须指出,邓小平所强调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并不仅仅是基于战略安全形势,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面临巨大压力下仍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来处理对美关系。
  可以确定地说,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他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的外部条件。当年邓小平亲自参与中美正常化谈判,并最终下决心与美国建交,在时间上是与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是完全同步的。中国有过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历史经验,姑且不论这类对外政策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何种经验、造成了何种具体的影响,就中美建交那个时刻而言,邓小平确实抓住了世界政治中一个看似简单却是本质性的现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跟美国保持友好或合作关系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富裕起来了;跟着苏联跑的国家无一不是发展很慢,甚至很穷。例如在二战中成为一片瓦砾的欧洲迅速复兴,中心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日本在经济上快速崛起。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西德,因为它与东德一墙之隔。两国分属不同的阵营并因此有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西德富裕、强大,而且有更多的自主权,并因为提出“新东方”政策而成为推动欧洲缓和和西欧联合的一台发动机;东德则孤立、僵化,经济缺乏活力,政治形势持续紧张,政权依赖苏联的支持,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时,一天就有四十万人用脚投票跑到西德,被历史证明是彻底失败的道路……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最基本的历史趋势做出自己的战略判断:同美国合作才能较快地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在邓小平的战略思考中,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美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可以推断,邓小平决定与美国发展战略性合作的时刻,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是,邓小平将发展中美关系视为长期的战略,而且从来没有动摇,也不允许别人动摇,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和挫折,就是要推向前进。事实上,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毕竟还是跨越一个个障碍,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蓬勃迅速的向前发展,如今达到的规模和内容之丰富远远超出当年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美两国公众和全世界都从中受益匪浅。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已经被证明是合理的,197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之于中国外交,如同建国后的中苏关系一样,就是一块战略基石。经历过30年来中美关系的人都能感受到,中美关系出现动荡就会给中国外交带来全局性的不稳定;中美关系稳定时,中国在应付各种危机和麻烦时就从容的多、回旋余地就大的多。所以才有了对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体验和概括。
  真理往往没有专家们解释的那么复杂,战略判断的历史根据也不是那么难看明白,只要不选择性失明就是了。在意识形态弥漫的领域,常识比理论更能帮助人们走出迷津。中美合作带给中国人的福祉既深刻也简单明了,从器物到精神无所不包,最积极者诸如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提倡“民主”、“自由”、“公平”、“法治”、“平等”等等,中美两国人民将分享人类共同价值和精神财富。于此情此景中也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今天中国公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会是什么状态?我们自己是一面镜子,当然中国的身边也有一面反面的镜子。只要有意识地摆脱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虚矫之气,将中国人民的福祉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就没有理由改变邓小平当年的战略决定,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政治的大格局中,中国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传统媒体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民福祉,有责任如实告诉公众中美关系的真实状况及其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不应热衷将渲染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

⊙ 作者简介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出版著作包括:《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
 雪儿 发表于: 2012-8-18 12:30:04|显示全部楼层

日媒:对待中美关系 美国面临两个选择

  日本《外交家杂志》8月17日文章,原题:中美关系的大胆预测 在我的新书《中国选择》中,阐述了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会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以及如何定位自己在亚洲扮演角色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现在至少面临两个选择,想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必须正确的思考它们。
  第一个是原则上的选择:美国是否应该考虑改变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去接受中国的崛起?或保持现状?第二个是程度上的选择:美国能够接受中国到哪种程度?美国对中国容纳的底线在哪里?
  这里我要强调第一个选择,因为如果我们都弄不清楚美国是否应该选择接受中国的话,讨论美国会对中国接受到哪种程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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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我写到美国应该尝试容纳中国崛起的力量。我建议美国拿出决心和中国协商共建一个亚洲秩序,该秩序允许美国在亚洲扮演一个具有战略意义,但并不是一直以来至高无上的角色。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美国继续主导亚洲,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能够继续“坐”到中国头上的几率很低,并且代价极高,也得不偿失。
  即使中国自己没有强大到主导亚洲的地步,它已经有能力阻止美国继续在该地区保持霸主的地位。如果美国选择保持现状,那么双方的冲突将会升级,两败俱伤的状况可能出现,甚至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战争。美国接受一个崛起中国的主要理由是避免灾难性战争的出现。
  也许有些人不认同我的观点。也许他们认为中美关系进展良好,所以讨论美国容纳中国是没有必要的。我认为他们的观点过于乐观。今天的中美关系确实可以应对一些小困难,但是不足以解决真正的问题。况且,中美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变得越来越孱弱,双方关系破裂的风险正在增加。
  今天,中美关系的主要症结在亚洲,由于双方在亚洲都抱有雄心,因此中美双方的关系正在经历挫折。在过去的40年中,中美关系建立在中国默认美国在亚洲具有领导权的基础上。至今,美国也没有打算放弃该领导权,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外交政策的写照。
  因此,对中美关系抱有乐观看法的人必须认识到,除非中国还愿意接受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否则乐观无从得来。虽然美国经常强调并没有遏制中国,但是显而易见,华盛顿是不会接受中美力量此消彼长的现实。所以,只有中国绝不“扩张”,美国才不会遏制中国。
  在美国比中国强大数倍时,中国认可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今天,随着中国愈发强大,中国势必会延伸自己的力量。并且中国这么做也是天经地义的。
  因此,除非美国从亚洲抽身,否则美国必须面对接受或遏制中国的选择。一些人认为接受中国崛起的代价会比遏制大得多。也许他们说的是事实,但是这种风险部分上取决于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程度。经济领域上,中国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面对的最强大的对手。中美之间如果发生战争,那么将会是二战以来最大的惨剧,甚至有几率引发核战争。所以政策制定者们最起码要考虑接受中国的可能性。
  当美国选择接受中国后,第二个选择接踵而来,到底美国应该容纳中国到哪种程度?华盛顿愿意接受哪种地区秩序,以及允许中国挥洒多少影响力呢?
  如果不能满足中国需求的底线,那么选择接受中国将是毫无意义的。也许美国人认为和中国在亚洲平起平坐是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让步,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当中国正在发展成为比美国还富裕的国家时,中国应该在亚洲具有领导权,和美国或其它大国在亚洲分享权力是令人失望的。我认为,当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积极反对中国在该地区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情况下,中国会认为和美国在亚洲拥有一样的地位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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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huanese 发表于: 2006-4-23 23:35:39|显示全部楼层

[转帖]中央党校文: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

从总体上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阶段,中美对彼此的认识日趋成熟。尽管中美存在着分歧与摩擦,中美双方的合作在不断扩大。2005年的中美关系总体上说是稳定发展的一年,2006年两国有望继续保持总体良好的合作与互动关系。

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大大增加

近年来,特别是2005年,中国成为美国媒体、学术界和公众最为关注的国家之一。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大幅增加。2005年初,美国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推出“中国专刊”,确立了“中国崛起”的热门议题。学术界就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一题展开了新的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众说纷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中国在和平发展,在不断融入世界秩序,认为美国应该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互动,应该抓住中国崛起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对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就业和日常生活的冲击更多地引起美国公众的关注。中国文化节和其他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了美国人民对华的兴趣。来华留学、旅游、就业的人员也日益增多,中美人员的交往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推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调整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放弃了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之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中关系是我们战略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而繁荣的中国的出现。”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宣示。佐利克在讲话中称,“中国是一个影响未来世界的大国”,“是一个维护而不是试图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大国”,“今天的中国绝非四十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因此,美国“需要选择与中国合作”,“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与美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佐利克的讲话代表了布什政府关于中美关系的主流意见,显示出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新的、积极的思考和评估。尽管“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有着约束、改造、制约和规范中国行为的一面,但这个提法显示了布什政府承认和接受中国正在崛起这一现实的积极内涵。

美国国防部在其《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出美国的政策重点仍在于鼓励中国在亚太区域扮演建设性及和平的角色,作为处理共同安全挑战的伙伴;这些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毒 品及海盗等。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中国能够继续作为经济的伙伴,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并成为世界上良善的力量。

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提增

非传统威胁仍然是美国近期的主要和紧迫威胁。美国目前的战略仍然是以反恐为中心、防扩散和中东问题为基本点。美国的反恐、反扩散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美国在应对这些非传统威胁时,中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高,中国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大幅提高。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和重视程度明显提升,中国对美外交的战略主动性也明显增强。布什总统、国务卿赖斯和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中都在不断强调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称,“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承认中国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帮助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上做出了贡献,赞扬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和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美国在单边主义受挫,不能从传统盟友那里得到全力支持的情况下,认识到单靠自己和盟友的力量难以应对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最棘手的非传统威胁。美国必须寻求其他大国,特别是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中国的合作,为其分担国际责任,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引发的问题,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如朝鲜、伊朗核问题、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和作用是美国的多数盟国都无法担当的。目前,欧洲内部一体化进程受挫,且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因与美有分歧不愿或是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像过去那样与美国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日本虽然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在上述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中美经济互依性进一步提升

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两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已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坚实基础。据2006年1月10日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2005年1至11月,中美贸易额达1915.5亿美元,同比增长25.4%;其中中国对美出口1476.4亿美元,同比增长31.7%;进口439.2亿美元,同比增长8.1%。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截至2005年11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48667个,合同美资金额1105.01亿美元。

中美在各项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反恐与防扩散成为美首要关切,也成为美国确定与别国战略关系的重要标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最大的现实威胁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在美国致力于反恐和防扩散任务之际,中美在伊拉克、阿富汗重建,朝鲜、伊朗核问题,联合国改革以及抗击禽流感、飓风灾害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两国在国际反恐、防扩散等安全领域的合作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能源、环境和卫生领域,两国间的合作潜力很大。特别是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中国更是发挥了她独特的重要作用。中美在反恐与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符合两国的安全利益,也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

中美在维护台海稳定上达成基本共识

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改变了2001年上任之初的“不惜一切协防台湾”的立场。继布什在2004年12月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时公开表示了“反对台独”的立场之后,布什政府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对陈水扁当局偏离“四不一没有”的挑衅言行及时做出反应。经过努力,中美之间逐渐形成遏制“台独”、维护台海稳定的共识。

中美军事交流有所突破

虽然中美军事关系尚落后于中美在经济、外交、文化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但近年来军事交流有一定的突破。中美军事交流在经过因炸使馆和军机碰撞事件而停顿之后,于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在克劳福德牧场会晤后开始恢复两军交往。自此之后,中国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先后访美;美参联会主席、国防部副部长和太平洋总部司令也先后访华,两军交流稳步推进,在数量上有较大幅度提高。2005年10月,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首次访华,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双方达成了进一步加强两军军事交流的共识,推进了两国军方高层接触与交流逐渐加强的势头。

尽管美国军方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感到不安,但美国国内主流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未来15—20年内无法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在2月3日举行的新闻会上表示,中美两国的共同点多于分歧点,随着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日渐加深,两国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机会自然较小。

中美两国各层次的对话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中美之间的对话和危机处理已经机制化。在过去的几年中,中美已经建立了各级战略对话、热线联系、军事磋商、人权对话、反恐与防扩散交流、避免海上危机及海上通道安全等几十种交流平台和交流机制。2005年是中美高层领导人互动最多的一年。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2005年先后在莫斯科、纽约、华盛顿、首尔和北京进行了5次会晤。美国内阁级官员从国务卿赖斯、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财政部长斯诺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5年都到访过北京。特别是中美建立了戴秉国副部长和佐利克副国务卿的定期高层政治与战略对话机制,使两国的对话机制从原有的在经贸、科技、反恐、防扩散等工作层次的定期会晤磋商机制和“危机处理”的模式提升到全球战略层次和高度。中美两国的交往也从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逐步拓展到战略安全和全球层面。中美两国在各个层次建立了良好的对话与危机管理机制,使得两国在遇到重大问题时能及时进行沟通,使两国政府有能力将双方的摩擦把握在可控范围之内。

 独自飞扬 发表于: 2005-12-16 05:36:07|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本月7日和8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战略对话,再次就涉及世界格局和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从对话结束后的表现看,双方似乎都很满意。联系到北京和华盛顿最近以来频繁的高层交往,我们可以感觉到,中美双边关系目前正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
  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在智利出席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向布什总统首倡的。今年8月,中国常务副外长戴秉国和美国第一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首次对话,在增信释疑方面开了一个好头。最近几个月以来,中美关系显得比较顺利,特别是对一些敏感问题把握得较有分寸,这与战略对话机制的启动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此次华盛顿对话中,戴秉国和佐利克两人所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虽然双方必须谈及双边问题,包括贸易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等,但核心话题都是全球性的,包括朝核、伊朗、南亚、中亚、非洲、核不扩散和世界环保等。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对话虽然着眼于双边,但实际上更是放眼全球和未来。正如胡锦涛最近在北京对布什所说,中美关系确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
  名义上的双边对话,实际上却涵盖了全球事务,这再次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不断上升的地位。同时,它也表明,作为世界唯一超强,美国已不得不承认和尊重正在崛起的中国,甚至需要中国的合作。
  美国的这种新态度或者新战略,是布什总统开始第二任期以来,在外交上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政策调整。而在这一方面,佐利克今年9月在纽约发表的一次演说是一个重要标志。在那篇演说中,佐利克前后七次表示,希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负责任的stakeholder”。相较于布什上台初期不假思索的“对手”和“战略竞争者”等词汇,这种新表述显然是深思熟虑和谨慎评估之后的产物。
  佐利克的讲话在中国外交界、学术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而焦点是stakeholder这个词的政治含义。但是,不论将其译为“利益相关者”,还是“责任分担者”或者“共同经营者”,这个词的积极内涵都是毋庸置疑的。直白地说,它意味着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现行国际体系下的同路人。
  虽然如此,美国对这个同路人的战略意图依然有很多疑虑;反过来,中国也是一样。这就是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的原因之所在。双方没有因为猜疑而分道扬镳,反而走到了一起,这是中美关系与过去美苏关系之间的最实质性区别。
  值得玩味的是,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之后,佐利克亲自陪同戴秉国前往纽约,参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FDR)位于海德公园的故居。罗斯福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之一,中美两位战略对话者一起专程拜谒,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
  长达30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努力把中国纳入到自己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并且卓有成效。只是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国又担心不能约束和规范中国的行为。所以,佐利克才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在未来的对话与交往中,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如何给对方定位,而在于各自的行为是否称得上“负责任”。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张琦 发表于: 2004-10-28 17:33:48|显示全部楼层

合作关系

  中俄军事合作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合作,符合国际法,美方无权干涉。美方的做法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是霸权主义的充分体现,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2019年9月1日,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中第一批加征15%关税措施正式实施,中国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诉讼。美方的征税措施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将根据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坚决扞卫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贸易秩序。
 宦嘉煜 发表于: 2004-10-28 12:59:38|显示全部楼层

中美外交史

  20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美国世纪”,自然和美国的“全球化进程”有密切关联。对美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既是灾难,又是极难得的机遇──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们都只是灾难。因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它有两次机会按自己的意愿把这个世界塑造成它喜欢的样子。
  第一次它失败了。威尔逊提出号称“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倡议为永保和平而建立国联,结果先被欧洲权力政治大打折扣,后被自己的人民否决。首倡国联的美国反而没加入国联。美国人似乎还没做好“达则兼善天下”的准备,不肯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问题多操心。10年后,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3年)更使其连“独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与上一次不同,美国人没有再规避责任,决心领导世界。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将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承担主要责任视为理所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重建的欧洲和日本见证了一个美国经济资源和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数十年后苏联解体时。
  这么说也许没错: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想中,中国的位置一直在变化。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断递增,越到后来越是重要。到二战时已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20世纪的中美关系总有个“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后半段是苏联,与中、美构成一种“三角关系”。一战结束之后,为了争取日本参加国联,美国在巴黎和会牺牲了中国;二战时中美却成了盟友,联手打败日本。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倒向苏联,受到美国遏制;20年后中美结盟,共同制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国直到90年代才进入了真正的“双边关系”,2010年后的十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国驻华使节是波动起伏的中美关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所谓“外交授权有限”,他们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执行者,有时却也能影响政策。他们一般要请示华盛顿对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个人观点如何坚决奉行白宫和国务院所定的对华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强烈的个性,对中国的真切接触和对美国长远利益的考量,有时使他们越出这界限。从他们的资历来说,要么是总统政治性任命的,要么是外交机构里的职业官员(少数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来之前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见,因为同总统有私密关系,有时可以越过国务院直接向总统陈情;后者常常是会说汉语的“中国通”,遇事更多向国务院请示汇报。
  我们选出了美国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
  蒲安臣,先后任美国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权使节,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
  司徒雷登,传教士,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及《别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试图让新中国同美国合作。
  老布什,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大使,后来也成为对中国最友好的总统,在关键时刻维护了中美关系。
  洪博培,已经宣布参加2012年美国大选,他在中国任期虽短,经历的风雨和收获的赞誉却不少。
  骆家辉,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刚刚卸任的商务部长,7月即将到任的驻华大使,他需要在华裔背景和美国利益之间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尔逊牺牲中国绥靖日本
  在19世纪,美国的对华政策常常唯英国马首是瞻,之后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华外交也逐渐独立。1900年前后,欧洲列强各自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为保护在华利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既得权利为前提,要求他们向美国开放。对中国来说,这一政策的正面意义是提出了要“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此后三十多年,“门户开放”成为美国对华关系基本原则。
  列强之中,最有超越“门户开放”、独占中国冲动的是日本。
  “一战”爆发,日本利用与英国的结盟,把德国赶出了中国(山东半岛)和西太平洋(加罗林、马里亚纳和马绍尔群岛)。此时,欧洲力量在亚洲的影响暂时消退,美国成为惟一能影响中日纷争的国家。
  辛亥革命后,美国是西方列强中最早承认袁世凯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弗兰克·古德诺担任袁世凯的特别顾问,还鼓励美国银行家向中国的铁路和工业投资。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美国表示反对,同时却承认日本在满洲等邻近日本的地区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兰辛·石井协定》中,美国再次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美国参加一战后,中国也对德、奥宣战,期待通过这场形式胜过实质的“战争”,没收两国在中国的资产,终止与他们的不平等条约。
  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一战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在和会上,日本代表要求将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让予日本。中国代表去见威尔逊,希望他主持公道。威尔逊表示:他对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惊讶,建议中国代表也坦率地陈述中国的主张。
  驻华公使芮恩施密切关注着这些情况。在和会召开前,他就致函国务院和威尔逊,强调中国问题必须得到公正解决,“否则我们必须放弃使这个世界免遭军国主义灾难的希望”。威尔逊却向日本让步了。巴黎和会的结果是中国空欢喜一场,取代一种不平等的是另一种不平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继承。

1945~1949罗斯福与杜鲁门盟友撤离中美反目
  和一战时很相似,二战开始阶段美国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同日,中国也正式对日宣战,这时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年。
  接下来4年中美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双方达成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美国将军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对日战略,《开罗宣言》宣告日本必须归还中国领土。
  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中,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论”,设想美、英、苏、中,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的方式来维持和平。把中国列入四强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因为美国在亚洲需要有一个支持者。因此,美国不顾英国反对,支持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时殷弘看来:“罗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来,知道亚洲民族主义总是要起来的──本质上是厌恶西方的。这些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能不能追随美国,那么当然,中国很重要,是一个样板。美国在中国做好了,就可以引导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另一个战略意义,是让中国盟友承担起亚洲一大部分监管任务。这两个意义无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还是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当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绝他的角色又会如何,尤其是当这个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仅次于美国的苏联时?罗斯福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一开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当日,杜鲁门命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说明问题。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刚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调停国共纠纷失败后,开始援助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8月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中美国承认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多达22.5亿美元。
  但随着国军的败退,1948年末美国开始调整政策,从“阻止中共取胜”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开始与各国大使接触,主张各国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外国使团中只有苏联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周恩来让与司徒雷登有师生之谊的黄华去南京军管会担任外事处长,与他进行私人接触。
  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了承认中共政府的3个条件:事实上控制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承担其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令美国失望的是一个多月后的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称新中国将奉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据说司徒雷登曾请民盟的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传话:假如中共对美国和苏联采取中立态度,美国可以承认新中国,并提供30至50亿美元贷款。而罗隆基得知《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不敢转达消息,几年后才说出来。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美国驻华使馆和各地领事馆人员留守原地“观察”中国。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国在北平的兵营等房产后,美国终于撤走了全部驻华人员。

1972尼克松与基辛格借力中国抗衡苏联
  朝鲜战争、台海危机、敌意的政策使两国的正常关系中断了20多年。在此期间,双方长达15年(1955~1970)的大使级会谈只是各说各话:中国想要解决台湾问题、被美国冻结的资产;美国劝中国放弃武力统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谈判。136次会谈只达成了一个协议,西方媒体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中苏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国的决策层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战略机会,直到老罗斯福之后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现实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必须找机会制造变化。”她,指的是中国。
  机会来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苏两国发生边境冲突。当年夏天尼克松做了个不寻常的决定:放弃虚耗时日的中美现行对话机制,引入中国为转化力量,打破美苏两极对峙局面,建构战略性三角关系。
  由于中美都认为苏联是比对方更大的威胁,两国对改善关系很积极。有趣的是中国释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国国庆日的观礼台上,美国记者斯诺被安排在了毛泽东身边。12月,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表示他愿意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高估了斯诺在美国的影响。事实上,华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直到后来通过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访华之行时才知道有这么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转秘密访问北京。为了躲避媒体,他先公开访问了南越、泰国、印度等国,最后在巴基斯坦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被送往总统别墅“治疗和修养”。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专程前来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领航员早已在机内恭候。
  由于基辛格访问印度只用了两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也不能超过48小时,以免“厚此薄彼”。当天中午专机抵达北京,下午周恩来就同他进行了会谈。开始,基辛格有点紧张,照着事先准备的稿子念,后来看到周恩来面前只放了一张写着要点的纸,他也收起文件夹侃侃而谈起来。结果包括飞机上的时间,只用了17小时就顺利完成密访。双方约定把尼克松访华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时公布双方达成的《公告》。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席位。
  据基辛格的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见到尼克松时,一开口就是:“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他毫不拖泥带水地表示,中国不会动用武力对付台湾,“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等个一百年吧!”毛泽东身体状况不佳,不久前还病了一次,原本只准备谈一刻钟,但他靠意志坚持了75分钟,最后才以询问时间的方式,暗示会谈结束。
  2月27日,中美达成《上海公报》,次日发表──其中有一条显然针对苏联: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一年之后,双方又发布一份公告,同意将共同“抵抗”任何国家在“全球”建立霸权的企图。
  美国与中国合作,苏联的最佳选择只能是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莫斯科原本对安排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会反应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结果,基辛格密访北京不到一个月,就迫不及待邀请美国总统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访问中国仅3个月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这样解释尼克松的动机:“尼克松飞过来和毛泽东握手,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面临苏联的威胁,他要借力,然后他发现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借力点。他就来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强,他主动。另外还有一个小的地缘考虑:他要从越南撤军,有一个理论上的困难,就是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越南被共产主义占领,东南亚就守不住,东南亚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这个困境技术上讲有一个环节就是把中国拉过去。”
  次年,美国和越南签署和平协定,美军撤出了越南。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走向关系正常化。

1989老布什艰难维持中美关系
  中国驻芝加哥前总领事王立向记者描述老布什和基辛格的分别:“基辛格跟你见10次也不记得你是谁,老布什见过你一次就认得你了。”这天分显然对从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仅仅一个月后,他的第一次出访就是到中国──这在美国总统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当驻华联络处主任那段经历使他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担任总统后亲自主持对华政策,而不是由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一些美国的中国学家说他就像是“国务院中国处的主管”。党内的保守派反对他一上任就访问中国,刚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这机会在参加葬礼后到了中国。
  老布什见到了邓小平,邓对中美关系感到满意,又说,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访华,谈得好的话,中苏关系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复到1950年代,也就是说中苏不会结盟。老布什放心了,向邓保证说,“在我4年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波动起伏,总体上比较平稳。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之后,他的后继者继续寻求对华关系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中美发表了《建交公报》,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两国关系进入了偶有小风波的蜜月期。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1989年初,70%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或极有好感。
  1989年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什通了电话,认为要看长远,与中国的关系不能断绝。老布什表示同意。
  1989年6月8日,他决定直接跟邓小平通电话。中国方面表示,中国领导人没有这样的习惯。于是,6月20日,他给邓写了长信,一开头就说他是“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希望邓帮助他“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非常重要的关系”,除了两国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畅通,并问中方是否愿意华盛顿派出密使。不到24小时,邓小平就回了信,欢迎美国特使访华,并愿意亲自同特使交谈。
  通过老布什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中国领导人收到这样的消息:老布什决意维护两国的战略关系,但他必须顾及美国民众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不会是永久性的,但在政治上是必须的。
  在国会和舆论的压力之下,老布什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设法维护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几次动用总统的否决权反对国会取消或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
  金灿荣认为,老布什极有战略意识。“他始终坚持一个大方向,美国长期利益至上,不为时势所动,所以肯定中国的价值。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当时不是他担任总统,换一个毛躁一点的,中美可能断交了,退回到代办的关系。但他能让那种关系,虽然艰难,但基本上维持下来了。这就不容易了。”

2018年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谈中美关系
  2018年3月26日,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应邀出席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19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题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演讲。郑泽光就中美关系表示,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也远远超过在个别领域的竞争。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中方历来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一道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很正常。对此,不能动辄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对方、在战略判断上犯下根本性错误,那样只会损人害己、搞乱世界;而应采取客观、理性的态度,多做换位思考、相互适应。最重要的是,要始终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化解和管控分歧避免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扰。

中方回应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切断美中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声称,美国可能切断整个美中关系,这样美国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特朗普的疯狂言论一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30分钟内急跌450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5月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当前中美双方应继续加强抗疫合作,恢复经济和生产,这需要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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