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来自于互学互鉴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9-6-18 18:38:58

源自：解放日报 : 胡键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胡键
▲　文化的多元性、文明的多样性构成亚洲的地缘版图。但在这样的地缘版图上，亚洲人民并没有人为地制造所谓的“文明断层线”。张骞出使西域，最终带来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盛况。在“凿空”之举后，亚洲内部乃至亚洲和欧洲之间开启了千年的对话。佛教通过西域传到东土，并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发芽，逐渐融入中华文化的浩荡河流之中。

▲　在亚洲大陆内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密切交流的同时，亚洲内陆文化与亚洲海洋文化也开始了亲近：从徐福东渡到汉武帝七次巡海，从杨良瑶等作为官使“下西洋”到亦黑迷失六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无论他们的初始动因是什么，最后都客观上使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进行了直接对话。最终，把一个东西交往、海陆互通的文化大融合的亚洲带进了近代社会。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遭遇震荡，全球治理赤字突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所上升，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文化、异质文明之间的确会爆发冲突。从十字军东征到阿拉伯帝国对外扩张，再到塔利班分子炸毁巴米扬大佛……这一切似乎都在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提供证据。
　　但事实上，历史从来都不会简单地为某一种观点背书。历史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化交流、文明对话更为丰富的材料。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文化的交流首先是在陌生的对视之后，经过撞击、对话、交流，最后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中原与西域之间便是如此。
　　起初，中原与西域的往来很少，但因都受到匈奴的掳掠和骚扰，便开始了接触、交流；到汉灵帝的时候，西域文化成了在中原受到追捧的文化，不仅皇帝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胡文化”，如胡帐、胡床、胡桌、胡椅、胡琴、胡笛、胡箜篌等，而且整个洛阳城内也布满了各色各样的西域商号。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加强文明对话，增加彼此信任，是消除不确定性最有效的方法。其中，文化、文明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互学互鉴。

古代亚洲先知为人类带来“哲学的突破”
　　从文化、文明的复杂性来看，其他任何一个大洲都不可能超过亚洲。
　　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和黄老思想为核心，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从远古走来直至康乾时期，这个东方大国开创了世界农耕文明的盛世时光。古代印度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梨俱吠陀》记录了一个文明的发展史，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古代巴比伦不仅创造了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而且创立了最古老的天文历法。
　　亚洲先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先进的文明，分别形成了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以印度河、恒河为中心的印度文明，以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为中心的巴比伦文明。这些文明既是文化的积淀，也是智慧的结晶，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元素。
　　孔子、老子、佛陀、琐罗亚斯德、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都出自亚洲地区。他们为人类带来了一次“哲学的突破”。没有“轴心时代”的这一突破，就不会有后来科学技术带来的世界性。
　　这些先贤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产生了古代中国的诸子百家、古代印度的佛教思想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祆教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逐渐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与发展道路。由此，不同肤色的人们用各自的智慧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了亚洲文化与文明的内涵。
　　文化的多元性、文明的多样性构成亚洲的地缘版图。但在这样的地缘版图上，亚洲人民并没有人为地制造所谓的“文明断层线”。
　　例如，张骞出使西域，最终带来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盛况。在“凿空”之举后，亚洲内部乃至亚洲和欧洲之间开启了千年的对话。史料记载，汉武帝派出的一支队伍，沿着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最远到达了巴格达。从此，东西两大文明之间通过驼峰、驼铃传递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
　　最初，文化的交流可能是在战争背后踽踽独行，但结果往往是文化交流、文明互动变得更加紧密。班超在西域纵横捭阖30年之久，有力地维护了中原与西域、南亚走廊的战略安全，并与西域诸国的人们结下了深厚情谊。以此为契机，佛教通过西域传到东土，并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发芽，逐渐融入中华文化的浩荡河流之中。
　　再来看贵霜王朝，它跟月氏人有很大关系。月氏人最早生活在甘肃敦煌一带，后因匈奴的进犯而不得不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来，乌孙人再次迫使大月氏西迁。大约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大月氏征服了大夏（欧洲人称为巴克特里亚，为亚历山大时期希腊人建立的国家，大体在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流域之间）。
　　公元1世纪中期，大月氏被贵霜部落统一，进而建立起贵霜王朝。之后，便越过印度次大陆的山脉，控制了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地区，定都在高附（今喀布尔），成为当时欧亚大陆四大帝国之一。这四大帝国分别是中国的汉朝、贵霜、安息和罗马。
　　贵霜王朝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混血儿”。它来自亚洲内陆，控制着以喀布尔为中心的印度西北地区，却沿用了中国的许多文化符号。例如，受中国“天子”称号的影响，贵霜王朝的国王自称“天神之子”。

印度文化与波斯文化的大碰撞影响深远
　　再来看印度，历史上的莫卧儿王朝创建者是巴卑尔，其父系为突厥贵族帖木儿的第五代孙、母系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因此，巴卑尔是有蒙古族血统的突厥人。
　　他创建的莫卧儿王朝囊括整个恒河平原，但帝国的中心定在喀布尔，帝国的部队则信仰伊斯兰教。在其统治印度的200多年间，佛教因种种原因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而逐渐退出了印度的文化舞台，但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相互吸引、兼容并包。
　　中印之间的佛教交流也大体如此。佛教约从公元1世纪开始传入中国，得到东汉几位皇帝的推崇。两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主要处于翻译经典和研究阶段。到了隋唐时代，中国的佛教徒通过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消化，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的传播，一开始与东汉末年帝国分裂、处于战略“黑暗时代”有关。当时，社会混乱不堪，佛教的普世和受难观念很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无论是士族还是平民，都寄希望于大佛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点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
　　然而，随着佛教的大量传播，渐渐有压住本土儒教和道教的趋势。于是，便产生了抵制佛教的运动，甚至发生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运动。经过这种浩劫之后，佛教退出了政治而成为一个民间信仰。
　　隋唐的统一使佛教在民间兴盛并重新得到官方认可。佛教高僧在研究佛经、佛法上大有超越佛教诞生地的趋势，从而推动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继而返回南亚并影响印度的佛教。
　　佛教的回流表明，文化交流、文明对话是双向互动的，而不是单向流动的。从此以后，佛教深入众多亚洲民众的内心之中。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佛教的思想体系与道家的思想体系，这两个出世的思想与儒家入世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一个辩证关系、彼此兼容。这是文化交流的交响曲，而且这种交响曲是通过民众的心来奏响的。
　　南亚与西亚的文化交流也有类似情况。公元前518年，大流士从印度西北的“马背地带”跃下，占据了五河流域。由此，印度文化与波斯文化开始了大碰撞。
　　在这一交流过程中，波斯文化在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触摸得到：波斯硬币为印度仿效；阿育王石柱的柱顶与波斯帕塞波利斯王宫有很大的相同性；印度西北地区普遍使用的卢文，源于波斯地区曾广泛使用的阿拉米文。反过来，早期的印度佛教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波斯以及波斯以西的哲学、宗教运动，来自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则对佛教的大乘教派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亚洲大陆内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密切交流的同时，亚洲内陆文化与亚洲海洋文化也开始了亲近：从徐福东渡到汉武帝七次巡海，从杨良瑶等作为官使“下西洋”到亦黑迷失六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
　　无论他们的初始动因是什么，最后都客观上使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进行了直接对话。最终，把一个东西交往、海陆互通的文化大融合的亚洲带进了近代社会。

文化上的夜郎自大只会导致封闭和愚昧
　　回顾历史，中华文明经历了至少四次与外界文化的“对视”：
　　第一次是汉朝。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古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第一次将东方与西方真正连接起来。同时，海上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比想象的更为活跃。
　　据《后汉书》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11年，汉朝的商船就经交趾郡的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到达印度洋港口。所以，这个地方被确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发现了大规模的汉墓群，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来自波斯、印度、罗马、东非等地的陶器、瓷器、金币等。
　　第二次是在大唐时期。
　　这一次是帝国重新崛起并开创盛世之后的一次文化“探亲”。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唐朝时期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以至于很多人对佛教的诞生地产生了“探亲”的冲动。
　　同时，大唐有官方的代表经海路到达波斯湾一带，与阿拉伯地区、日本等的文化交往力度大大超过第一次。这一次“对视”一直延续到宋朝。
　　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东方帝国由盛转衰，所以这一次的冲突性要远远大于对话和交流。
　　第四次就是在当今。
　　中国将如何处理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引发关注的重大课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越发达的时候就越开放，文化也相应地更具包容性。汉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后，盛世初现，虽然武帝穷兵黩武，耗费了不少国家资源，但总体上汉朝的国祚未衰。所以，对外来文化大体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甚至一度还追捧外来文化。
　　大唐时期，民族融合程度非常高。这一时期的中国可谓世界的“民族熔炉”。有学者认为大唐的强盛是一种假想，给出的一个证据就是大唐文化对世界影响非常小。其实，古代文化的强盛不只是看如何影响外部，而且要看如何吸纳外来资源，做到“万邦来朝”。
　　鸦片战争前后，是东方帝国走向衰落的时期。因此，除了少部分有眼光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外，如林则徐、魏源的“放眼向洋看世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等，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主要态度是拒斥。
　　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在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应该秉持一种自信的态度。实践证明，文化上的夜郎自大，只会导致封闭和愚昧；而封闭、孤立的文化最终会被历史所淘汰。
　　文化、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只有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积极汲取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才能够真正实现文明永续。
　　在亚洲的近代史上，有不少国家、有相当一部分人曾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欧美化。但历经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人们日益发现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现代化陷阱”；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逐步探索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可见，现代化道路是多样的，实现现代化也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单调了，也太无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道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别。
　　《解放日报》（2019年06月18日 11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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