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我们的意愿》苏珊·布朗米勒著,祝吉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4月版
作为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代表,苏珊·布朗米勒提出无论是公共社会还是学术界,都忽视了“强奸”的存在。社会对“强奸”的噤声传统塑造了“支持强奸的文化”
(Rape-Supportive Culture)
,这被后来的学者解读为“强奸文化”概念的来源之一。除此以外,与《违背我们的意愿》同年问世的纪录片《强奸文化》也被视作来源之一。从那以后,“强奸文化”逐渐成为常见用语并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它被用以指代鼓励性别暴力的文化环境──身居其中的人们持有“有利于强奸”的价值观和信仰,“荡妇羞耻”“受害者污名”“厌女”等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她是主动的。”“他是无辜的。”当下互联网传播中这种偏向性极强的解读,就是“强奸文化”存在的直接证据。而相比较对“强奸犯罪”进行一般性讨论
(如在刘强东案件中讨论“强奸”行为的演变、“强奸犯”其人)
,互联网更倾向传播“女性受害者故事”与“女性自救指南”,这种偏向也指向了“强奸文化”──受害者是侵害发生的直接责任人。 此外,在如今的互联网文化中,“强奸”有时甚至被视作一种合理的处罚手段:监狱中的强奸案普遍被大众忽视;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播出期间,恶毒女配引众怒后,因她在原著中有被轮奸的情节,不少观众因生气而评价道:“等着她被轮奸。”后者的评价,虽然主观意义上并没有支持“强奸”的意味,但它同样属于受“强奸文化”环境影响的社会现象:当它施加于有过之人,强奸无“罪”。种种迹象表明,“强奸”行为并未得到应得的“文化羞辱”,甚至有时还带有权力赋予的优越感,而受害者的退缩更是助长了它在文化中的“嚣张”。
量化研究成果
“强奸文化”越显著,强奸案件越频发
“强奸文化”对社会的危害是全方面的,它强迫女性受害者
(也包括男性)
进行自我羞辱,加重社会性别歧视,限制女性社会活动范围……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以定性分析的形式出现,它们对“强奸文化”提出了多种假设── 女权主义学者关注“强奸文化”属性社会的性别特征:在“强奸易发”的社会,性别隔离程度往往比较高,女性价值受到严重的贬低,人际暴力显著。社会活动家谴责强奸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二次羞辱,如用直白的审讯方式强迫受害者回忆细节,这导致了“受害人羞辱”的现象,影响了社会对于“强奸”的文化认知。
近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Matthew Baum于去年发表的论文《强奸文化能预测强奸吗?来自2000-2013年美国报纸的证据》
(Does Rape Culture Predict Rape? Evidence from U.S.Newspapers,2000-2013)
在社交媒体上再度引发人们的讨论。这篇文章是全美第一篇运用量化分析法研究强奸文化与强奸犯罪相关性的论文。他通过新闻报道来衡量社会的强奸文化程度,收集了美国2000-2013年间279家报纸、310938篇含“强奸”/“性侵”字眼的新闻报道,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 Where there is more rape culture in thepress,there is more rape。
(哪里的新闻报道有更浓的强奸文化,哪里就会发生更多的强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