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

于是单源论者就改玩基因，把它们歪曲成只是长得相似的堂兄弟，太久远的化石无法提取DNA，他们这招其实是自抽，非洲远古人类化石也无法提取DNA，意味着否认古亚洲人是现代人祖宗，等于也否认古非洲人是现代人祖宗。他们又拿非洲人基因多样性和最古老的基因。在非洲还有离非洲越远，因素越少说事──假设有这个可能性，非洲其中一支迁徙欧亚，把当地人杂交掉，语言影响当地人，杂交的后代又同化更远的地方如此类推，所以离非洲越远基因越单一和因素越少，至于谁的基因更古老根本无法判断不值一驳。

单源论者把非洲单源论，跟宇宙大爆炸相提并论，请不要侮辱宇宙大爆炸。早期欧亚非古人类化石，化验DNA三样其中之一证据，非洲单源论和多源杂交论可能性也就五五开，谈不上哪个占上风。至于生殖隔离，他们把多地起源狭义化，理解成只有各地猴子独立进化成人才算多地起源，多地起源不一定要完全断绝来往，在每一阶段进化过程中，只要各种群一直保持基因交流就不会生殖隔离。有人说：在文史研究问题上，要谨记钱学森先生的告诫：“有几分科学证据，说几分话”──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无助于深入研究问题。但这也不容易，文史研究是政治与科学交汇；科学还有理论的近代与前沿，验证还有先进仪器的使用和一般的分析。

例如，李进省长提出的“嫘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要解决，面对国内国外的各自为阵，说明不是一批专家单纯用史料和文物能决定下来的。本文借用“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来科学解读，是几十年间笔者与各派专家交流的最新感受──到“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俄罗斯”等旅游，看到各路导游宣讲，把早期“维京人”的工匠、水手、探险家、商人和海盗、掠夺、杀戮行为等结合的历史，以致把所谓“宫保鸡丁”说成今天的旅游资源：“宫”是看皇宫；“保”指看城堡；“鸡”指看“基督教堂”；“丁”指看“议会厅”──使后维京很有成就感。

实际却是这样，世界第三极立足于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青藏高原东西两面分开形成今天的不同，中国科学院汪品先院士说：青藏高原两边是“东亚文化赶欧洲文化”的实际情况；他呼吁建立“中国学派”。

1）维京人与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

汪品先院士说，科学创新要求有文化基础，青藏高原两边的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正是当今世界多种文化中的两大主流──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占据着自然科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东亚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一旦也能成为科学创新的基地，也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学派。

A、中国学派的当代困境

汪品先院士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基础研究突飞猛进，从追赶尾随开始发展至今，已经到了重新考虑战略布局，实现“转型”，“问鼎”学术引领层，也就是出现“中国学派”的时候。但由于自然科学的国际性质，学派需要国际承认，靠国内宣传或者册封都是无效的──真理只有一条，但通向真理的道路却不止一条。通过师承共事或者学术争论，学术界会形成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团队或者团队群，这就成了学派，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作出科学贡献。拿我自己从事的海洋地质专业来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北大西洋，就被认为是海洋的标准。海洋如何产生是海洋地质头号的大问题，北大西洋海盆的张裂过程，于是大家都相信这就是真理。

但汪品先院士说，最近几年在南海三四千米的深海底，大洋钻探计划用六个多月打了12个站位的深井，取上来300多米海盆张裂时的岩浆岩其研究结果，却挑战了传统的认识──中国的古文化里确实含有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现在中国在世界基础科学的舞台上处于被动地位。面对现实，当发现与前人所说不同时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削足适履”，尽量去凑乎原有的模式；一种是根据新的发现，去完善、甚至去纠正前人的模式。后一类的成果当然不容易发表，因为评审人一般都不喜欢反对派。因此，还需要由管理层面出手，采取措施鼓励新观点、甚至新学派的出现。至于科学家个人，两百年来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经常摇摆，不是崇洋媚外，就是仇洋排外。这两者的根源其实都是对“外”并不了解，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平起平坐，既不尾随紧跟，也不夜郎自大──当前国内评价系统贬值，“国际领先”的标签随意乱贴。在科学上只有建设独立发展能力，形成自己的学派，才会真正确立国际竞争力；只有将民族传统与先进科技相结合，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这使笔者想想到2019年6月16日第七届四川省嫘祖文化研讨会，段渝会长的《巴蜀艺术与近东文明》学术报告中，用李济先生的“英雄擒兽”图式，把四川三星堆遗址中的部分古文物，与中东西亚等方面的古文明国家的文物作对比，也发现很多类似并有创新的“英雄擒兽”图式，这虽是有学术水平的研究。但在《南渡北归》书中，讲述李济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西迁成都李庄的艰难岁月，不辞辛劳整理研究殷墟遗址上被随同西迁的古文物，但由于我国中原文明发现的古文物遗址，在编年历史上比中东西亚等方面的古文明发现的古文物遗址，时间要晚一些。这使三星堆等考古发现的成就，和这种类似的对比，在今天已却被苏三、朱大可等一批学者著述认定为“中华文明来源于西方文明和中东西亚文明”──这是否正确呢？

其次，当天会上雷波县总工会苏杰兵主席的《古蜀文明与“宇宙人文论”的历史渊源之我见》报告，谈古彝文──苏杰兵主席是彝族人，曾与吴华清先生发表《浅析彝族古彝文与三星堆金沙图鸟文以及汉文英文的字母关系》论文，都与刘尧汉教授认为：云南金沙江南北两岸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致。但古彝族和汉族源流时间上如何统一？

B、维京人与最先的资本主义及转型之谜

欧洲学者把古希腊和意大利最早居民排斥在“维京人”之外，与以资本主义的兴趣划线有关。14世纪从经济基础上看，意大利已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需要突破封建制的束搏，文艺复兴可以说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反抗封建势力的一大胜利。当时的人道主义也就是14世纪至16世纪当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原始资本主义积累刚开始的时期，出现的文艺复兴先进资产阶级宇宙观。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要求解放个人，并废除对于经济的束搏，因此在文学上便发生了主张个人自由的宣传。

在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当时的思想便转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所以人道主义的时代也就成了古代的文学和艺术的时代。那么最先单独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是谁呢？是荷兰。这里有很多因素。1588年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了海上第一强国，于是海外贸易大大地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得以积累雄厚的资本，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而尼德兰原为西班牙的属地，在16世纪时工业已趋发达，而不堪西班牙的重税繁刑。惧恐西班牙工商业的凋敝覆辙的尼德兰的资本家们，因信仰新教（喀尔文教）又受到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迫害，甚至尼德兰的贵族和天主教僧侣都感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排斥（因西班牙想将尼德兰自治区并为行省），因此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于1565年结成秘密组织，发动人民起来向西班牙革命，腓力二世用了阿尔发公爵的恐怖政策，在尼德兰设所谓“除暴委员会”，当时称为“流血委员会”，用宗教法庭残酷地镇压尼德兰人，被处死者超过8000人。尼德兰小贵族们所领导的森林游击队（西班牙贵族称为森林丐子）也被消灭。

1572年尼德兰北方工人和水手组成海洋丐子，荷兰和西兰两省的总督奥兰治的威廉，组织了雇佣兵和西班牙人作战。后北方诸省组成联邦径直称为“荷兰共和国”，又由英国舰队的帮助，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腓力二世终被迫于1609年承认荷兰共和国。荷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到此便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而后他们便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并且在海上大力发展贸易，东至亚洲，西至美洲。

经济上富裕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掌握了三级会议大权，所以17世纪的荷兰，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说明了下层人民及工人阶级是共和革命的主力军，必然会最后占据整个共和社会和联系青藏高原东亚“学习”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积淀的“天下道”。当然，荷兰革命后的强盛，给英国也给欧洲提供了建立传授“学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榜样。同时也完成了欧洲“维京人”改头换面，书写曾创新远古历史的前凑。

例如，当代俄罗斯学者苏尔科夫教授说：“俄罗斯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俄罗斯历史上的国家模式内核形式──作为一种文明型国家，要立于欧亚大陆中心地位，不要做中心的边缘这样的思想，就是俄罗斯的生存发展模式”──“俄国历史上在15-17世纪，伊凡三世所建立的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8-19世纪，彼得大帝建立的俄罗斯帝国的形式；在20世纪，列宁建立的苏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国家模式虽表现不一，但内在本质的国家历史结构要素是一致的”。

苏尔科夫教授著书立说，毫不讳言在俄罗斯的意识中，东方总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俄罗斯在历史上国家结构的基础，本质就不是深暗国家，其“外生性”──即日益强大的、领土不断扩张的多民族一体性，“使俄罗斯从来都认为军事的重要性高于经济，高于从事贸易的商人。这也符合俄罗斯国家历史上钟摆式的发展规律：俄罗斯的历史总会有一个爬坡、强盛、崩溃、衰败，再起来再爬坡的过程。在俄罗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是财政预算人员，是公务员，也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农民，散布在俄罗斯国内，做调查也调查不出来，通过社会学问卷也调查不出来，但是当俄罗斯国家历史出现衰败转折的时候，这批人可以把国家拉回正确的轨道──俄罗斯实行保守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最终实行都是符合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发展道路”。

其实，苏尔科夫教授作为欧洲“维京人”的后裔学者，他把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无产阶级革命发源，混淆联系在一起了；不懂得马克思和列宁，全面地研究了当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揭示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是必然的，反对在他们以前所存在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挑明阶级斗争如果使用暴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类似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列宁承认虚数。

2）马克思、列宁论共产主义

把“维京人”的暴力、恐怖特征，和资本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并等同统一，这类文章公然指向马克思、列宁，胡说“曾在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和中国长期供奉的马克思、列宁，在19和20世纪一系列颠覆各国政府的革命运动，包括巴黎公社暴乱和俄国的十月暴动；已经准备好的文件资料公布于众，就是《共产党宣言》”。

16世纪俄“维京人”搞扩张时，美英法德日意等后期列强，还远远没有唱主角。在18世纪日后的路上，曾给予俄“维京人”迎头痛击的清帝国，也终于在鸦 片战争之后迅速衰落。唯有俄“维京人”帝国，在战火与变局中，艰难地维持了下来。这下一次的扩张，被俄“维京人”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赋予新的名称“黄俄罗斯计划”，便是从海参崴到乔戈里峰那条长长的直线。《尼布楚条约》之后的清朝地图，那条红色的直线，就是“黄俄罗斯计划”。

针对“维京人”沙皇俄国的“发家史”和民族性剖析，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内幕》中指出：“它把主子的野心与奴才的狡诈撮合在一起，使其对外行为表现为惯于欺诈和扩张的特征”。马克思还在《鸦 片贸易史》中讲：“ 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注：1858年天津条约）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可见马克思不但关注欧美新闻，也同时在关注“彼得堡的电讯”。所以，“维京人”列强侵略的所有这些负面，应该说不但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区别，而且也是无任何关系的。在第二次鸦 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22篇关于中国事件的评论。这组不朽的檄文，无情地揭露鸦 片贸易的卑劣，严厉地谴责“维京人”西方殖民者的海盗行径，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

而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英国等以维护鸦 片贸易为目的，以中国禁烟是对英国的“侵略”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 片战争。鸦 片战争起因于鸦 片贸易，为什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不向中国输出工业品,而向中国贩卖印度的鸦 片？

表面上看，在长期的中英正常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英国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中国的丝、茶，却是欧洲市场的抢手货。当时的中英贸易，主要就是英国用白银买中国的丝、茶。1840年的鸦 片战争，英国等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拉开了充满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第一次鸦 片战争是“中国疆域”历史的一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继以拓展对华贸易为目的，以中国在“亚罗号”事件中违背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又发动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不是生活在共产党掌权的类似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不能像我国现在的学者那么尽情表达。马克思不但要为写作来求生存，而且也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任何有良心的人的推敲，做到知行合一、共建共享。这表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里，马克思一再表达他的这种理论建树原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两次鸦 片战争发表的许多精辟评述，今天来学习，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对看世界，看未来，看历史，都是中国的前进值得永久的怀念。

因为今天来看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鸦 片战争，起因源于鸦 片贸易，所以也可以说是和维京人打的最早的“贸易战”。但那时的“贸易战”还不是要改变中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要瓜分中国的领地──即我们要说的“中国疆域”困境，为马克思和列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反过来马列主义也能照亮“天下道──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要把“中国疆域”记在心上？因为结合现实和中国远古文化历史、传说，他们在大量阅读的各种资料和书籍中，对他们绘制未来新联合国蓝图早已有昭示。

例如，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结束前后的中国，都遇到要解决大量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等难题──办法是向未开垦又可开垦的地方搬迁。由此也许马克思、列宁想到的是：“西伯利亚”好绘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国蓝图──拿起地球仪一看，亚洲的西伯利亚和中国，与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类似人的左右两肺叶。在白令海峡建海底隧道接通，亚欧和美洲可连成一片。而西伯利亚和中国以前原是一体，加拿大和美国在建国前也是一体。“两叶肺”配合活动起来，蓝图就活了。所以后来列宁能读懂马克思包容增长的全球化思想从哪里来？也就是从被沙皇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期产生的。

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地，西至乌拉尔山，东至鄂毕河，向北直达北冰洋，其统治中心正位于额尔齐斯河一带，受其影响和归宿之地，正是《世界境域志》所述人类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巴蜀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盆塞海干涸，迁徙到西伯利亚荒芜之地聚居的，除蒙古民族外，还有突厥诸部落与诸如奥斯恰克人或是汉特人的远古联合国民族。直到186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阻止了俄“维京人”帝国的南下，而被康熙皇帝放弃的外兴安岭以北的土地，则被俄东正文化帝国继续蚕食。18世纪堪察加半岛与阿拉斯加相继并入俄“维京人”帝国，整个亚洲从此历史面目全非。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之时，亲身感悟到马克思从中国鸦 片战争研究远古联合国文化和全球通史的睿智。于是列宁埋在心里的，这也才是他亲身感悟到的远古联合国文化的伟大和全球通史。列宁早就设计了未来联合国的远景：他要把俄“维京人”侵占的比中国本土还大的西伯利亚拿出来，交给新联合国共管。这可以安置全球因战争、恐怖、天灾、革命等，产生的数以千万计的难民、灾民、饥民、移民。而富国、强国、责任国等，按能力和国家利益的平衡，分配出资帮助这类难民、灾民、饥民、移民家园的重建，天下才能把花在战备、战争上的钱，用来保本土平安和民生，联合国才像联合国，而不是“分好国”。

十月革命炮响后，列宁提出建立欧亚联合国的设想：依法治国，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进出由人民自决。列宁的设计非常英明，不愧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一百年已过去，还有大人说这是列宁，埋在俄罗斯大厦下的“定时核弹”，可见英明；又说列宁杀沙皇全家不对。但《列宁在十月》里已说明，杀沙皇全家不是他亲自干的，而类似两人打架，该出哪手拳？不该出哪手拳？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不管说列宁有多少不对，但不完整准确理解马列，只通赢通吃难保不解体。

由此来看有中国学者说：1689年9月7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归属称谓使用的“中国”与“中国人”称呼，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但这仅是一个事实，并不代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承认中国疆域就如此开始。例如，刘慈欣先生在获2015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书中，在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刘慈欣用“科幻小说笔法”，借用书中写的人物程丽华的话，记录一段历史事实说：“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 。但这不是真正列宁和马克思要立的“心中的共产主义”，而类似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说：“破心中‘贼’难，破山中‘贼’易”──反其意表现在身外，这是要立的“山中共产主义”。

因为列宁1917年6月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首次表明要采用“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政策讲话。原因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掌管俄罗斯，面对超级庞大的国土，俄罗斯已经有些消化不良。列宁才倍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主张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的思想──这类似“天下道”，列宁由此，最后完成和登上列宁主义的高峰。

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有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天下道”──爱国爱家，“天下为公”、“合天下于一”。在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俄“维京人”帝国仍肆无忌惮占领别国疆域。所以对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正信仰的列宁，才是第一个反对侵占中国疆域领土的俄国人。

且不说1922年在原俄“维京人”帝国领土境内，形成的数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民族政治实体，在国家面临解体的现实危险下，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当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受命主持起草了被人称之为“斯大林自治计划”的方案。斯大林是主张沿袭俄“维京人”帝国文化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他把这一方案提交给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已独立的共和国，和俄共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结果是，格鲁吉亚、乌克兰等领导人反对。

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于1922年9月22日，将他主持起草的民族自治化方案和各方面的意见呈报给列宁。列宁是主张不要俄“维京人”帝国文化式扩张的，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不是通赢通吃，就否定了斯大林的方案。列宁指责斯大林，是大俄“维京人”帝国主义，认为他缺少耐心，提出重建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欧亚共和联合国。但俄共中央全会讨论，也不赞同列宁的提议，而改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74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依法解体，这是马列主义的胜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耶夫教授颠倒黑白还宣称：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在丧魂落魄的恐惧感和暴力的影响下签订的……一切都给力中国，不曾给俄国一点好处”。到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更是对这个条约进行了重新评价。比如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现任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会长、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顾问、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荣誉会员米亚斯尼科夫教授认为：“清帝国的北部边界，是阿穆尔河以南几百公里的柳条边”，他还把雅克萨之战说成清军入侵俄国，从而强迫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写了很多类似的这种荒诞不经，颠倒黑白的著作，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俄国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边界问题，但清朝不予理会，只是采用武力的手段来解决，入侵雅克萨，强迫其签订《尼布楚条约》，因此这个条约对俄国是不平等的，是耻辱！另外他还认为，明帝国的边界就是长城。无耻至极。

16世纪俄“维京人”开始侵略中国，到19世纪“维京人”西方列强也开始侵略中国。在历史上，断送中国疆域土地的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中，作为第一个大清国不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断送了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大的约10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割让给了俄罗斯，一直受到马列主义的创始人的关注和思考。因为马列主义的最终目标不光是搞阶级斗争，建立政权，通赢通吃，而是要为全人类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共建共享、同舟共济，繁荣稳定，把握好新世界大方向，推动世界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所以马克思和列宁都从“西伯利亚”分析入手，绘制实现这种新世界的曙光蓝图，这也是为知识分子在找正义家园的归宿。因为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历史责任不同：后者最终是以文化教育后人。没有正义，就把握不好新世界的大方向，推动世界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把实践中的失误归结于马克思和列宁搞阶级斗争，是“乌奸文化”无正义可言。

网上有人说：在美国破产发生挣扎的时候，有可能出现核大国相互动用核武，造成地球生物的毁灭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样的可能情况发生之前，让我们设想怎么来避免。现在的美国最大的债主是中国和日本，这两国都拥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债券。那么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俄罗斯归还海参崴和库页岛给中国，那么中国可以将现有的百分之90的美元国债转为俄罗斯持有；反正也是拿不回来的财富，不如实际点换回可以为我们创造利益的土地。日本也一样，可以转让手中百分之90%的美元国债为俄罗斯持有，以换取俄罗斯和平归还北方四岛。这样俄罗斯就拥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也就是说俄罗斯拥有随时摧毁美国经济的经济力量。一直处于美国压力下的俄罗斯就可以胁迫美国放弃核武器。前提是，俄罗斯向全世界宣布，不在美国本土使用核武器。虽然美国官员不会相信这样的承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以避免美国破产和经济崩溃。

美国航母和核武器的销毁，从外部消除了俄罗斯的最大危险，这样就有可能使得俄罗斯同意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只要中国和日本答应在回收的土地上不驻军，只事实管辖发展经济，俄罗斯是有可能放弃他们并不重要的土地。美国的军事消失，对俄罗斯是一个大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虽然现在美国人难以接受，但这样的前景总比出现伊拉克或者叙利亚那样的境况要好得多。美国的精英应该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回过头再看特朗普政府，怎么样的行为都不是很重要了，所以不用在乎特朗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让子弹飞一段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可以放飞思想，想象怎么使得世界和平持续发展。当然，假如强加的战争来临我们也不怕，敌人来了有猎 枪。

3）俄罗斯史记述维京人海盗抢劫、贩卖奴隶

2019年5月18日--5月31日在“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沙尼亚+俄罗斯”旅游，听导游解说：在蒙古游牧民族占领欧洲两百多年里，和俄罗斯人通婚较普遍。所以西方有“维京人”的后裔说：“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斯拉夫人也不是一个血统纯粹的族群”──这其中既包括黑发褐色的高加索人种，也包括红发或者金发白种的北欧白色人种。斯拉夫人这个统一名称其实是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兴起以后才有的称呼。这之前阿拉伯人，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从来不管斯拉夫人叫斯拉夫人，而是有各自不同的称呼。只有东方罗马帝国人有斯拉夫人这个称呼。而俄罗斯人（罗斯人）与斯拉夫人的关系，所知较早的文献可能为14世纪中叶的《大波兰编年史》。书中讲到三个斯拉夫民族（捷克、波兰、罗斯）的祖先捷赫、莱赫、罗斯三兄弟的故事。这三兄弟的父亲叫潘，是潘诺尼亚的统治者。

三兄弟各自建立了国家，即：捷克、波兰和罗斯；但19世纪俄国历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和瓦·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斯拉夫人最早居住在多瑙河流域，与罗斯人并非同一来源。罗斯人是来自北欧日耳曼人的分支。斯拉夫人把来自西北的日耳曼人称为“瓦兰结亚人”或“罗斯人”，最初是对北欧的瑞典人（维京人）的称谓，这个词起源于古诺尔曼语，意为“划独木舟的人”，引申的意思是来自北方的商人。而中国史书关于俄罗斯的最早记录──《元史·兵二·宿卫》记载元代军部设置有：“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这里的“斡罗思”为元代俄罗斯的音译，这是俄罗斯一名始见于中国史书的最早记录。但是这表明，在元代的时期，俄罗斯人还没有形成国家。

当时的俄罗斯人隶属效忠于元帝国的北方军区，是元帝国的属下部落或者部曲。俄罗斯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传疑的基辅公国时期，蒙古帝国殖民地时期，莫斯科公国立国时期。俄罗斯民族的混合构成──俄罗斯位于广袤无际的欧亚草原和俄罗斯平原地区，古代曾经在此居住的人口和民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从公元6世纪初起，东欧的斯拉夫人也加入了民族大迁徙的行列，向罗马帝国进攻。战争和迁徙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东罗马人终于遏阻了斯拉夫人的南侵。

大批斯拉夫人留居多瑙河以南和巴尔干半岛，他们以后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和塞尔维亚公国，形成南系斯拉夫人。居住在维斯瓦河流域的斯拉夫人以后建立了古波兰国，波兰人和住在易北河上游的捷克人形成了西系斯拉夫人。至于斯拉夫人的东系，史料不见记载。据推测，他们从多瑙河迁居到了第聂伯河流域。中世纪以后，从事原始农耕的斯拉夫人成为乌克兰草原和俄罗斯平原地区主要和比较稳定的居民。大约在9世纪中叶，一批从事商业和掠夺的北欧“维京人”（诺曼人）出现在俄罗斯欧洲平原地区的土地上。他们早在公元第六和第七世纪，开始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经商和劫掠。

强悍的北欧维京人从事着强盗和商人的双重工作。他们被称为海盗帮，经常抢劫财物，掳掠斯拉夫人口为奴，运到君士坦丁堡出售。他们自称为罗斯人──这个语词的意思是“桨手，驾船的人”。到公元八世纪的末期，维京人沿着伏尔加河南下，控制了航运和交通线，沿途设置要塞来作为防卫。在公元第九世纪，维京人控制了今日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成为贵族领主，他们把斯拉夫人变成奴隶和农奴，从而控制了斯拉夫人。9至10世纪时期，在俄罗斯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瓦良格人的公国。如：诺夫哥罗德的留立克公国，白湖的西纽斯公国，伊兹波尔斯克的特鲁沃尔公国，基辅的阿斯科里德公国等。

到11世纪初，瓦良格武装商人还控制了黑海沿岸，以至于黑海当时被阿拉伯人称作罗斯海。此外，在中古时代的南俄罗斯草原地区，居住着一个突厥血系的强悍游牧民族钦察人。这个人群对俄罗斯中古时期的历史影响也甚大──维京人、斯拉夫人和钦察人，乃为构成俄罗斯民族的三大基本族群。来自北方的维京人商人和海盗，斯拉夫人称这些来自北方的维京人为瓦良格人，“瓦良格人”这个词的意思是商人。西方史学认为，维京人即诺曼人，属于日耳曼民族北支，原来居住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后来为了开辟东方商路来到东欧平原，活跃在欧亚商路上。

来自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和香料，是欧洲人的生活必需品。汉代以后，从长安到地中海，通向意大利、法兰西、不列颠群岛，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是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蛮族横行西欧，生产萎缩、商贸萧条，地中海渐渐成为一片死海。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兴起，控制了地中海海运，以及中亚、西亚、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 ，不断袭扰法国南部和意大利沿岸，封闭了经西地中海到东方的商路（丝绸之路）。这就迫使西北欧的人们寻找和开辟一条新的商路以通往君士坦丁堡和东方，于是来自瑞典的维京人打通了从北欧经过俄罗斯、乌克兰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南俄商路。

瓦希商路的开辟和衰落──瓦良格人为了与君士坦丁堡及阿拉伯人进行贸易，进入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瓦良格人的商队是武装商队，由军事首领统率千百个侍从兵，依靠劫掠来的各种货物，主要是毛皮和奴隶等运到诸如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进行出售。从瓦良格到小亚细亚半岛（也叫希腊）的瓦希商路，成为瓦良格人的重要贸易路线。瓦良格人的贸易主要取两条南北向的河道：一条沿第聂伯河南下航行至黑海，并沿其西海岸最终到达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货物卖掉，换成白银、丝绸和香料，再沿路返回。另一条航线是沿伏尔加河到达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市场，那儿的阿拉伯商人希望取得瓦良格人的毛皮和奴隶。瓦良格人南下进入里海，在里海纵向航行，然后换乘骆驼，经过长达 650公里的陆路进入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巴格达。

通常瓦良格人出卖商品收回的是白银，有时也会换回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瓦良格人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白银的供给者。而瓦良格人能够交换的除了皮毛、蜂蜜等外，最大宗的商品就是斯拉夫奴隶。瓦良格人打劫各斯拉夫人村庄，强迫他们纳贡以至进行抢劫，将掠来的俘虏卖为奴隶。十字军东征重新打通了地中海的商道后，东西方的贸易不再需要穿越广袤而危险的东欧平原。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共和国蓬勃发展。尤其是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 罗斯人丧失了南方的市场。一度兴旺的瓦希商路归于沉寂。

基辅罗斯的建立──在瓦希商路繁荣时期，瓦良格人在商路的沿途要地修筑了要塞。这些要塞逐渐发展为城镇。最大的商业城镇有两个，一个是北方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另一个是南方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前者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而后者成为南北运输的枢纽。诺夫哥罗德据说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建城于859年。俄罗斯史家认为，在瓦良格──罗斯人入主之前，东斯拉夫人已形成了三个准国家形态的部落联盟：诺夫哥罗德附近的斯拉维亚，基辅附近的库雅巴和梁赞附近的阿尔塔尼亚。但这些斯拉夫人的部落内部矛盾严重，相互争雄，内战不休。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为了避免无休止的冲突，北方斯拉维亚部落于公元862年选派代表邀请瓦良格人的首领留里克作王公，进驻诺夫哥罗德的以维持社会秩序。

留里克偕同两个兄弟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率领武装亲兵来到诺夫哥罗德，自称大公，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其王统一直绵延至16世纪（1598年）。留里克统治的地区被称为“罗斯”。以后整个东斯拉夫人地区都被称为罗斯人。由此，中国元明时也称俄罗斯为“罗斯”或“罗刹国”。满清政府时，蒙语转译成汉语时，就成了“俄罗斯“。与此同时，另一支瓦良格人商队的首领阿斯科德和迪尔占据基辅，建立了早期的基辅城，与诺夫哥罗德罗斯分庭抗礼。留里克死后，其子伊戈尔即位，由留里克的堂弟奥列格摄政。

奥列格在公元882年沿瓦希商路南下占领基辅，并迁都于此。奥列格励精图治，四方征讨征服了周围的斯拉夫部落，合并形成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家。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联姻，东罗马皇帝将其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条件是要求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接受洗礼，并以武力强迫他的属民全部信仰东正教。此后，东正教成为罗斯人和东斯拉夫人的全民信仰。在统一宗教文化的熔铸下，来自北欧的瓦良格人统治者和广大东斯拉夫人融合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俄罗斯民族。

但以上所有关于罗斯古代历史的这些说法，都并无确切的历史年代史料依据，而主要是根据一些传说和推测而已。

对于欧亚草原上突厥种属的钦察人──近代俄罗斯土地广袤，横跨欧亚两大洲。其欧洲部分的人口主要为东系斯拉夫人和维京人。其亚洲草原部分的人口则主要是钦察人和蒙古人。钦察人可能属于突厥人的支脉，现在突厥语西北语支名为钦察语支，有些突厥部落是他们的后人。有人认为钦察人祖先与塞种的康居和月氏、乌孙有关。钦察人是古代欧亚游牧民族。俄国人叫波洛维赤人，罗马人称其为科马洛伊人，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库蛮，匈牙利人称其为昆人（匈奴分支）。大约在11世纪中期，钦察人从中亚额尔齐斯河流域向欧州迁徙。俄国编年史在1054年第一次提到他们出现在黑海以北草原，建立了钦察汗的游牧国家，领地西起第聂伯河（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东北为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直抵不里阿耳，东南到乌拉尔河。

6、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坚持马列主义方向

把俄罗斯的苏尔科夫教授和文扬教授比较，苏尔科夫教授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国家模式虽表现不一，但内在的本质国家历史结构要素是一致的”──这种读不懂列宁心中坚持马克思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但文扬教授的无意是，论述“天下人--天下观”是非常精彩的，然而似乎对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在新中国刚解放，就在这方面坚持马列主义方向，例如，抓“资阳人”考古等重大战略部署并不理解。例如，他说，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文扬教授说的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不提与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有关，也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特别是文扬教授在提及的全国性的一系列古人类遗址考古中，他把“资阳人”考古被遗忘了，好像新中国曾经的“资阳人”考古是一场“骗局”──这种情况，在目前大多数学者和历史专家中，似乎很普遍，为啥？古人类遗址在20世纪后半叶发现，大多数是荒山野岭、沙漠丛林、人迹稀少的地方。这不奇怪──这些地方遗存容易保护，相反地理、生存等条件好的地方，被人类已经开放而不易保存；更不说类似“文革”扫除一切“封资修”东西的“红色风暴”。然而古人类的活动，就偏爱荒山野岭、沙漠丛林、人迹稀少的这种地理、生存等条件不好的地方吗？古人类就笨吗？

这是学术研究中“唯物”过重的一点误区，这类似党史研究中，只重视印刷品材料，而对“口传地方史”不予考虑一样──例如2017年6月间，四川省嫘祖文化促进会在绵阳市新世界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午饭后一些参会代表在宾馆大厅休息交谈。坐在笔者旁边一位来自成都的姓王的老学长，他告诉退休前是在四川省社科院作党史研究的，职称是研究员，这使笔者大感高兴。

就问：“王老师，我出生的四川盐亭县龙潭榉溪河畔地区，1936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1934年10月龙潭地区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英勇就义，刑场是公开示众的，所以在当地的传闻很多。直到1980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中，其中的民间故事还收集到王映维等写的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申家成）和何登甲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他说是县上领导通知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像这种相差很大的口传，王老师，你搞党史研究不？”

王老师说：“我们不研究。我只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以及允许公开看的档案材料。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笔者明白王老师说的“够了”，类似“基因组学”的测序负担。而笔者说的“口传地方史”考证有类似“暴露组学”──“除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1）“资阳人”之乱

政治与科学纠缠，“层子模型”包打天下不行，那么“北京猿人”包打天下行不行？因为任何一个科技强国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00年德国一批顶尖物理学家中出现的普朗克，才几经曲折站到了“量子”高地时代。后在发展出的量子遂道扫描显微镜，还有激光、核磁共振、核元素分析等常见的应用，对人类学考古也十分有用，已成人类上古史大统一考古用的主流方法。小平同志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其实，“一带一路”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就铸造有这种“中国梦”。

当然研究德国智慧的“量子”高地，也还有值得注意的好经验：如普朗克这类科学家，有了权力不腐败，注意团结、选拔还名不见经传的，像爱因斯坦这类顶尖接力人才。小平同志1904年出生在四川广安，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漂洋过海到法国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在欧洲，他当然更有机会知道量子的故事和海洋文明的苦难辉煌。从此，小平同志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作为一生的智慧，灵活地运用。所以当毛主席抓类似量子表述的“物质无限可分”探讨的科学搞物理学大统一，稳作为突破口战略时，应该说给毛主席最大支持的，就是小平同志早作的“资阳人”配合。

因为新中国一解放，小平同志从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领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为今后发展的双赢，打下巩固和深化量子突破口战略的第一个基础。这与1983年他首肯投资巨大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决策联系，这两件事正如他说的“不会错！”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这和出生他的家乡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分不开。

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5070-4170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20多种“中国通史”，和汗牛充栋的历史、考古通史类似论文，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提出上古梁州在四川，梁州即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

张圣奘也有钟毓龙类似的观点，《成都日报》2012年3月19日发表的《张圣奘 江陵才子掘出“资阳人”》一文中说，张圣奘（1903—1992）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951年3月16日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年，张圣奘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据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分析，他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四川古时是海，成都是海的中心，而资阳一带则是海的边沿。随后，周总理陪他去毛主席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奘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而张圣奘认为四川古时是海，但这在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海，是类似堰塞湖地震形成的盆塞海？还是更远古地质板块运动形成的内陆海？至今还在争论。

另外还有《“资阳人”发掘过程和品牌价值》一文说：1929年发掘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 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至今也不知是在外国古董店老板的底柜里，还是在列强们的博物馆里，而刚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可以放心地安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永远也不用担心被人夺了去。“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是由新中国的专家独立完成的，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这无疑是一大缺陷和遗憾。这除开和我国高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的个人知识造诣、时代历史的局限有关外，贾兰坡、裴文中、冯汉骥、张圣奘、吴汝康、王玉哲等都是我国的顶尖的人类考古学家，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资阳人”和“北京人”、成都和重庆等类似竞争的讳莫如深的不团结，而辜负了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期望呢？学术腐败也有多种的不同形式。

中药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说：金银花与山银花的药用价值，谁优谁劣？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综合判断，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仅根据某一化学成分的多少，对“两花”的药用价值进行推测，未必准确。迄今尚未见到可靠的药理、毒理及临床比较研究证实金银花安全性、有效性及药用价值优于山银花。《南方周末》报道，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称国家药典委更名金银花涉嫌腐败：把南方金银花被2005版《中国药典》更名为“山银花”，金银花作为国家食药监总局前局长、现国家药典委常务副主任委员邵明立老家山东“忍冬花”的专用名，导致南方花农巨额损失，给山东金银花的开发商带来巨大利益。李连达院士说，山银花药价暴跌的真正原因，是不正当商业竞争的结果。

人类学考古容易牵涉有利益的学术拨款，掌权高层也易走偏。程映虹先生1959年生，苏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2014年7月30日程映虹在《种族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评论中国古文明正统基石的“北京猿人打天下说”时，他说：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网上有一幅画画有两个人，一个形象是北京猿人披着兽皮，坐在地上点火；另一个形象是汉代壁画里那种，头上戴冠，穿长袍的人，手上拿着一个犁在耕地。画的下面文字说明是“驱除智人，恢复猿人”：戴冠、穿长袍的文明人是外面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而北京猿人是本土的。

程映虹说：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记得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170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这是很荒谬的。但如果程映虹先生把类似小平同志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也说成是“中国民族主义”，那我们坚决反对。同时我们也不赞成程映虹把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并把它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作为一条禁令。

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1863-1955）从四川远古盆塞海的“水”上做文章，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是早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四川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为具体考古平台，加之在榉溪河畔的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等，作的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基础，提出我国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四川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论的“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史的人。

因为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必然会形成同时期大面积的沉积物，这要用到计量地质学。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据何拔儒的分析，不是在约一万年前四川盆地周缘山脉大量的堰塞湖，几乎全部溃坝的推测，而是推测由黄河及长江造成的堰塞湖--海，且堰塞湖--海不是长时期稳定的地质。由此远古人类从非洲走出，开始开拓有关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这是一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即在约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古智人，抓住陆路和海路的信息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就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是此后，发生的盆塞海干涸，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从四川中国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但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这就是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及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