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成都期间的那段生活

日前，成都市档案馆在馆内举办“老成都”档案展，从馆藏的50万件档案中挑出数百件最富代表意义的文字、图片、实物档案集中展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文坛泰斗、著名川籍作家巴金赠送的《译文选集》序的手稿和他1960年末至1961年初在成都小住期间的一本日记……”于是，巴金在成都期间的那段生活，成了人们探寻的热点。

巴金入川背景

1960年的中国无不充满讽刺意味，大跃进热潮未过，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在7月22日开幕的全国第三次文化会上，虽然陆定一的祝辞、郭沫若的开幕词、周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和茅盾作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报告，以及刚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巴金的发言《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都强调了要作家们赶上大跃进时代，迅速反映大跃进中的大量新人新事；而就在开会前一个月，巴金在上海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却由中国作协派人通知，因物资缺乏，纸张紧张，不得不停刊。

虽然心里十分难过，“靳以发起创办的刊物，却让自己来收拾掉。”转而一想，腾出一些时间来自己多写一些作品也好。这个念头，加剧了巴金返川的渴望。

早在几个月之前，巴金曾接到过沙汀和吴先忧的来信，要他到成都作客。实际上，四年前，他就对一个记者表示过，打算在以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工作，“如果上海不允许我有较多的写作时间，那我就决心回成都去”。没想到后来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又把他困了几年。

当然，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的还是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宗林，他已经为巴金安排好一切，等他回去。

于是，巴金写信给沙汀，决定在9月22日或23日动身赴川。不料行期将至周而复又将他留下参加了一个有关统战工作的会议，不得已推至10月初。

巴金在成都

1960年10月9日上午10点50分，时年56岁的巴金出现在成都火车站，与前往接站的李宗林、沙汀、安旗、戈壁舟等亲切相会。

李宗林和安旗陪巴金到永兴巷招待所住下。李说“暂时在这里休息两天再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

那天吃过午饭，陈书舫、戴雪如、小舫、小艇等川剧演员相继前来看望巴金。由于在永兴巷只是暂住，巴金在信中嘱咐妻子萧珊，“来信还是暂交布后街2号四川省文联沙汀转”。

当天巴金获悉，《四川文学》11月号也要暂停检查，要次年1月（后又说要2月）才复刊。晚上，他看了此次入川的第一场川剧《卧心尝胆》。

大约17日左右，巴金又被安排搬到三槐树31号市招待所，那里条件较好，住人不多，适合写文章。此前，李宗林还带巴金到城外五福村看过，环境虽好，但喝水、吃饭不方便。11月9日，李又安排巴金搬到更为清静的学道街76号住下，直至离蓉。

刚在三槐树住下的巴金，10月17日便收到萧珊的来信，信上转达了上海文艺界领导的意见。“那天陈同生还谈起你创作的事，他非常希望你这次写中篇后，能把写《群》（一部拟写的长篇──编者注）的事彻底考虑一下。……他强调这次文代会的精神，我们中国解放后11年还没有几部大作品出来，而且老作家没有写过大东西。他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认为四川的春天和秋天都好。罗荪也跟我讲到这件事，他说你如果认为四川太远，可到无锡、苏杭一带，看材料方便一点。他们要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你。”

来自组织的压力与自己多年的心愿不谋而合，很快，巴金的创作步入了正轨。他根据入朝采访的大量素材，陆续写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四个短篇小说《回家》、《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再见》和一个中篇小说《三同志》。同时，他还为他的不朽之作──长篇小说《寒夜》作了精心的修改。

巴金在成都生活安定，工作顺利。但是当他走出自己所住的小楼，却发觉成都经过“大跃进”，也跟其它地方一样，“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物资缺乏。他看到街上有的地方挂着“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有的地方则写着“供应凉粉”的字样。此时上海也一样面临物资短缺，所以当萧珊从信中获悉有人代巴金买了挂面时，即来信嘱咐“挂面是不是可以留一点，孩子们一生病就没有东西吃。现在通心粉买不到了，挂面要有医生证明才可以买。”在另一封信上萧珊写到，“你在成都吃得真好，我简直不敢对孩子们说你所吃的菜名，因为跟我们相差太远。我们这里每天每人只有二分钱菜，自然这是暂时现象，一定能很快克服。”

巴金此次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在那里度过了1961年的新年，度过了自己57岁生日，还经历了丧母之痛（巴金继母10月27日去世）。他本来还想再住一个时期，争取把早已装在心里的另外两个题材也写成小说，但没有想到北京来了个通知，要他作好思想准备，在三月中旬去日本东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务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而且内定他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

1961年2月8日晚9点40分，巴金带着巴蜀父老乡亲的深切祝福，登上了返沪的列车。

成都上海两地书

在成都，巴金除了紧张创作，接待客人每天写日记之外，还抽空与远在上海的妻子萧珊通信。四个多月时间他们夫妇往返的信件竟达58件（根据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家书》）。通览这些信件，如果按时下流行的“点击关键词”的作法，可以作如此排列：创作──人事──粮票。

创作几乎是每封信必不可少的内容，因为萧珊打认识巴金起，就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所以巴金每天写了多少字，都要告诉她。然而，巴金在成都为《解放军文艺》写的一个短篇，因为催稿太急，直接寄走了，萧珊没能读到，她在来信中表达了自己的遗憾：“……我不能做你的第一个读者感到很失望。多少年来你写小说都是我先读的，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萧珊在信中常转达上海作协领导对巴金创作的关注，也曾托巴金代她催沙汀、戈壁舟答应给她的稿子。

人事也是两人信中谈得较多的话题。巴金成都的亲朋好友近况，以及看了什么戏，到了什么地方等，萧珊则谈上海谁又下去了，谁又回来了，开了什么会等等，孩子们的情况自然也是每次通报的内容。巴金要萧珊嘱咐孩子给他写信，他认为“写信也是作文，笔要常动”。他们夫妇的信都写得既细腻、丰富，又干练，可见是把写信当成了写作的重要练笔手段。

另外，58封往来信件中，有13封提到了粮票。看来，那时候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作家也概莫能外。

……四十多年过去，重温巴老当年回川情景，令人百感交集。

“……我不能做你的第一个读者感到很失望。多少年来你写小说都是我先读的，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这句话，足见巴金夫妇感情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