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学渊的上古史大统一

       评朱学渊的上古史大统一

2014年8月9日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陈其翔教授转给我一封电子邮件，是朱学渊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他说“或许您有兴趣”；其意思是叫我评说看看。朱学渊先生的该文和他的《夜郎国在哪里？》，我似乎恍惚在网上看过，而且沿着他的这种思路，还有网文说，中国历史从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大的统一朝代中，除秦朝政权人物的祖先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外，商、隋、唐、元、清等朝代的政权人物的祖先，也都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即占50%的朝代是北方少数民族领导汉族，还不算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我当时还不在意，在陈其翔教授的提示下，我认真地浏览朱学渊的文章，感到他是从搞物理学的大统一，转向人类上古史的大统一。

如果不把朱学渊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社会是同祖不同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在历史上的一次次入侵，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变相‘返祖’”，看成是美化“侵略”的话，那么朱学渊的所谓“返祖”年代，是可以追溯到“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时期。陈其翔教授说：“关于‘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我很有兴趣，中国古代文明，真是博大精深，就是不善于继承和发展。”可见陈其翔希望我评说的套路很明显，其实这不是什么秘密。今天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的内战，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等人类战争现象，都与国际背后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势力的利益相关联，而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一、中国的远古与起源

盘古-嫘祖时代人类自然形成的远古联合国，没有今天这种现象，这就是“天下莫非王土”的由来。这个“王”，就是“远古联合国”或称“远古联合国的王法”。违反了，“远古联合国”的政权和政权人物组织的军队，可以出面强制维和，或捉拿违反“远古联合国的王法”者问罪。这是与今天以战争胜负形成的联合国，不同的地方。但今天“以战争胜负形成”的联合国，也有好的规则。如国际旅游规则，采用一种没有类似贸易保护的平等往来双赢，何来的侵略？又如联合国的投票规则有三类：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还有常任理事扩大国和全体会员国会议的多数票等规则，使今天的联合国也能基本实现世界范围内多元一体，战争的规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其实，政治、宣传的规则也是这样。但拿民主或集体说教做幌子，侵略别国，祸害群众之事，也难平息。

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前，围绕青藏高原河流下游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第一次形成的人类“远古联合国”，有《山海经》类似的“涸海古卷”，可证有类似“远古联合国史”书。当然嫘祖与黄帝联姻，嫘祖让远古联合国政权和平过渡分割到中原和全世界，反对这种交接的，既有嫘祖故里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也有内部、外部刑天与黄帝争“神座”的著名传说，可印证人类之间早存在的纷争与屠杀，辩证地看，这也包含有“进化”。认清这种“进化”的自然性，是此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在尚处于居住无定，流动觅食的原始阶段，就从这种变动不居的生活中，给他们思维的基因留下从运动观察运动，从内部的纷乱，探知外部的离合；以动把握动，以动把握静的印记。他们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对大量的天文、气象、人类疾病的观察、概括、抽象，产生的是近乎三旋转座子的自然人学模型模具概念。这可对比尼罗河水的泛滥，测量土地需要的对图形规律的认识。

测量如果有公认可循的好办法，能解决家庭、村落之间的土地纠纷，这对直接促进生产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应算作人学解放的正能量。但历史学家往往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等地的古代文明都称为“河谷文明”，并认为中华文明崛起晚于埃及，这是不辨藏象模具类别的结果。因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所揭示的重大意义，是表明人类已经定居，它给人类思维留下的印记，总是从一点（定居点）向四周出发，从静止到运动，由一到多；它所反映出来的数学思维程序，便表现为从点到线到面，以及从自然数运算到现代的函数，复变函数……

秉承何拔儒先前远古联合国等思想的理解，对“中国”的“中”字来源、“汉族”的“汉”字来源，有文章说：藏象“中”字，包含从“众”音以及“中原、中和、中庸、中正、众”等意思；“汉”字包含从“汗”音以及“汗牛充栋、大汗长流”等意思的劳苦、劳累、勤劳、下层大众，两者都宝藏“多数原则”、“大汉、汉族”等引申。

如果说“大多数原则”，是对一种提案或选举表决的判定程序，那么它同中华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是有文化基因关联的，甚至同“汉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有文化基因关联。例如有人说2025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但印度有200多个民族，中国才50多个，汉族仍是世界的“大多数”群体；它是如何起源的？我们讲过：在围绕青藏高原和古四川盆塞海经历的海洋文明自然灾害，如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地质的山崩地裂天翻地覆的磨练，团结抗灾，才奠定了团结抗灾中心活动地区的“远古联合国”，和形成了以“多数”原则的“汗牛充栋”族群中华的“汗族”；即“允执其中”就是“中国”之来历。

事情直等到类似2008年四川汶川8级地震、2014年云南鲁甸6.5 级地震，“堰塞湖”从人们闻所未闻，到成为全国、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词，也许能够理解“盆塞海”及盘古“汗”族失落与刘邦王朝才复得“汉”族之谜。盘古文明是中华民族由此团结抗灾形成的以“多数”原则的大社会族群“汗族”，凸显出汗牛充栋的多与实干出汗之意的盘古文明。但这个文明在涸海后失落了，直到秦始皇打下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初才第一次开始复兴中华古史的历程。回答有人问：“汉族称谓始于汉朝，关盘古何事？盘古乃古神话人物，居然也能考证得有鼻子有眼”。对刘邦的汉朝与汉族，和盘古与神话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联系？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汉朝刘邦与项羽争天下，初年被项羽赶到原古西南四川盆塞海之地立足，刘邦-盘古-汗族-汉族才联系起来。原因是上下各五千年之期间，古的地质“自手术”现象使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了。

中华民族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其实在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时期，是“多数”原则的“实权派”，他们的后盾是在远古联合国旗帜召唤下，源源不绝来自亚、欧、非洲各地盘踞在北方青藏高原大陆的外围邦族人，即朱学渊先生说的“北方的游牧民族或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在远古联合国上层的代表政权人物，还真掌管着海洋山寨城邦的“会议厅”和“金库”，但地质“自手术”的干涸现象，把他们与“汗族”的多数分割了。《黄帝内经》对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这种顶层设计，有一个反映“会议制”缩影的“切片”。

在盐亭有一种传说，黄帝是广西人，是炎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在炎帝族与蚩尤族争夺和繁荣的远古联合国中心地区西陵族的贸易权的战争中，炎帝的母亲和难民一起失散流落到广西，和一位工匠重新结合生下黄帝。是嫘祖的舅父岐伯从远古联合国政权人物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到海外寻找“王储”，才把年少又聪明的黄帝带回远古联合国中心地区的西陵族。但后来又被北方外围的白马邦族的人员抢走到了中原。在远古联合国中心地区的政权和政权人物，也如今天的联合国一样，是推荐表决的，只不过更重视发明创造的竞争。下层劳苦、劳累、勤劳的“汗族”大众，虽是大多数，但也只能在发明创造竞争推荐提名的人物中选择。当然下层的能工巧匠也不少，但终究还是在远古联合国政权和政权人物的下层。

所以《黄帝内经》提到黄帝与岐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人物的议医，这看似与政权无关，但它反映了不是“首长负责制”的人物岐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也有参与“顶层设计”的作用，这是远古盆塞海洋文明政权及政权人物时期“会议制”缩影的遗存。虽然《黄帝内经》最后成书是在汉初，与黄帝时期相隔很远，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假托，但《黄帝内经》毕竟不是近代的著作，和近代政治解读的影响无关。汉初以前没有这样“会议制”的开明，只能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有联系。我们认为“汉族”是起源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这约开始在公元前6390年的法天法地时期。

这里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50多个民族，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是不实之辞。

现在很多人以为“汉族”起源于汉朝，一个理由是“盘古”这个传说中的人文始祖，是汉朝才出现的，不可信。其实科学是政治，是灵魂。神话传说在上古，本身就是突出政治。一是神话夸张的想象力，具有吸引聚集人心的效果；二是神话的神奇，才具有传播久远的功效。如果没有神话的科学运用，人类传说能够传承是不可能的。但政治是“中心”原则，盘古文明的失落也是政治。汉朝捡回盘古，是刘邦政治短暂的需要和开放。但终因盆塞海干涸，中华民族的重心移到了中原和东部地区，突出炎黄文明是巩固“中心”的政治纪律或新闻纪律。

如果说中国本土的学术与远古中华民族的起源有关，这是因有两种理解，一是从上到下才五千年，二是上下各有五千年。上个五千年经历的迁徙聚集交汇的这个文明失落了，直到秦始皇打下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初才刘邦与项羽争天下，被项羽赶到干涸的原古西南四川盆塞海之地立足，刘邦-盘古-汗族-汉族才联系起来。由此也可以从西汉开始看出，在汉朝类似藏象弦论的《黄帝内经》，这时才正式定型成书流传。上个五千年人类在这一孵抱期，来自青藏高原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四周的河流、江水入川，气候温和，食物丰富，优于地中海和里海地区，人类自然汇聚在这里集聚，由此才奠定了中华为远古联合国的核心和文化大同世界思想；而在团结抗灾形成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左、中、右人群，中为多。到古盆塞海彻底干涸期，大地震仍然有一段过渡期，盆塞海洋文明经过若干年代的逐步迁徙，随着两期大溃坝最后才在东部、中原，甚至远至埃及--中东成为闪族及巴比伦苏美尔人，定居下来，创建了繁荣。

嵇少丞教授说：“去其史”与瞎编其史最积极者，不是异族，竟是中国人自己。其实对于上古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大自然灾害，上古我国先民经历的恐惧和敬畏而产生的盆塞海洋文明在先的盘古--嫘祖上古史，今天被割裂，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无意为之的。类似施雅风院士说，李四光教授开创了中国第四纪研究，他勇于向陈规旧习挑战的开拓精神、探求真理的严肃态度、支持各门学科发展、培植后进青年的宽阔胸怀，永远楷模；但限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实践的局限性，包括李四光先生在内多数研究者没有去西部高山区从事现代与第四纪冰川深入研究的机会，形成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难于自觉改正。这或许，也是我国不能认知西部盆地盆塞海洋文明在先的盘古--嫘祖上古史，及其过早具有古希腊海洋文明的特征的原因。

这也要说到朱学渊先生，他的上古史大统一会陷入“王玉哲悖论”吗？他为什么会说“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社会是同祖不同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在历史上的一次次入侵，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变相‘返祖’”？他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吗？这还真问到点子上。朱学渊的母亲宋莲卿是朝鲜族人，他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个铁路工程师。朱学渊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在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命运本应该是搞物理学大统一的，而且有很好基础。因为他在研究生院是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过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物理学家的教诲。1980年他还到美国留学，1983年他在蒙大拿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在能源部属下的Ames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

所以说朱学渊搞上古史大统一研究探索，算是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物理学大统一搞的是基本粒子涉及夸克、部分子、弦论、圈论等物理学结构函数的费曼-比约肯的“标度无关性”，其抽象被称为“量子色动力学”。如对同一种的正、反、虚、实、无的夸克、胶子等粒子，还要增加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分类。如果把这比作计算机语言编码、编程，而叫做“量子色动语言学”，那么它真可以移植到类似的人类学。即在漫长的史前期内，人类的多元种属和语言的分裂及形成机制，对应物理学大统一，也类似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艰深课题。朱学渊在夫人张宁华的支持下，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这类人文科学的疑难课题，他说包括传说在内的人类历史记载，仅仅起步于四、五千年前，而按非洲起源说，现代人类的祖先通过数十万年的跋涉，至少在一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全球。

是的，如果把现代人类各国各民族使用的语言看作“部分子”，那么在这些部分子里，是否还隐藏着三种不同颜色的夸克、胶子等类似上古的语言文字的“源语”、“母语”呢？例如远古的四川人叫蜀人──从人类的源语或母语学可以推证：蜀人得名与烧烤有关──即蜀人是最早吃熟食的人。四川的竹林中，爱出一种叫笋子虫的金黄色的昆虫，在火上烧烤，会发出“苏苏苏”的声音，非常好吃，而且香味扑鼻。原始的蜀人扎堆吃这种烧烤的时候，随着烧烤发出的“苏苏”声，有人最先学着喊叫出“苏苏” 声，接着大片人群也附和喊叫出“苏苏”声。这就是蜀人最早的源语或母语。后来这类现象成为了一种习惯，外来的原始人群见之，也就把四川这里的原始人叫“苏”人，或“熟”人。再后来到源语或母语变成了有语言和文字，“苏”人或“熟”人的叫法，被规范为了“蜀”人。

所谓的源语是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盐亭沿梓江河从章邦苏家山，到麻秧的苏家坝、苏家沟，再到玉龙的苏家湾，苏姓原住民很多。如果把朱学渊的经由以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和研究方法，引用来看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人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那么朱学渊先生能否认可？而且如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2006年李劼先生评论朱学渊和他的北方诸族野性“返祖”探源中说：朱学渊 继《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到《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从语音学的角度，将姓氏、部落、地名等等融会贯通地娓娓道来，是别开生面。周策纵先生也评论说，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但李劼说朱学渊的成就还不啻于民族融合，北方的所谓少数民族用的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都是史前的中原语言。但这对吗？那么我国中原的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又来自哪里？是否与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关？李劼和朱学渊都没有说。然而他们却认为北方游牧民族对我国中原农耕社会的一次次入侵，是“返祖”的变相；但不阐明和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联系，难道没有美化“侵略”之嫌？

如果把这种美化“侵略”，还说成是一次次给衰败的中华民族回注了野性的生命力的、获得别一种生动的诠释，以及中原汉族在令人窒息的周孔文化下得以幸存，这是否太过分？接连不断的蛮族入侵，血腥方式的侵略，这种使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强行“融合、返祖”，只有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干得出来；所谓蛮族被汉族的文化同化，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50年多，并不存在。而台湾人民在日本压迫下的造反仇恨，和刑天与金二伯的造反仇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二、女真的语言与广泛

当然朱学渊在《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中并没有露骨宣传。他说，很早就有人说“秦”是戎狄；谴责秦始皇的专制，却很少谈论秦部落的种属。西周时，“秦”是一个西戎部落；其他西戎部落作乱时，它总是站在周王室一边。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无道，怨臣申侯引犬戎伐周，杀幽王骊山下；周平王是靠秦襄公的护送，去洛阳避祸，从此东周才起了头，也才将秦部落封为诸侯国。秦是一个游牧的部落，《史记·秦本纪》有秦部落善长畜牧养马，曾受到夏、周两代王室重视的说法。古代族名“义渠”读如“讹斥”，与现代族名“赫哲”一样，都是通古斯族名“兀者”的谐音；秦与义渠密切，想必也是通古斯民族的同类。秦部落的故地在甘肃东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那里汉代北连安定郡的“乌氏县”和“月支道”。“月支”就是“月氏”；汉代出走的“大月氏”又是“乌兹别克”民族的祖先，因此“月支”、“月氏”、“乌氏”等就是“乌兹”，或即“兀者”。不过，元代才启用“兀者”之名，秦汉时还数“月氏”有名。秦部落混迹于“义渠”、“乌氏”、“月支”之间，无疑也是月氏民族的血亲部落。几百年后“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即是“五胡”。其中，“氐”实即“氏”，氐族就是月氏民族的后裔。那时陇西氐族出了“临渭氐苻健”和“略阳氐吕光”等人物，苻健的侄子苻坚，还曾建立“大秦”政权，可见月氏后裔是认同秦部落的。

秦部落与通古斯民族同俗，在可供研究的人名中，又以“恶来[革”和“宅皋狼”最为怪异。若知匈牙利有“敖拉氏”的话，“恶来”是戎狄人名就无疑了，它应该是蒙古语“山”字“乌洛”的转音。而“宅皋狼”必是“它皋狼”的误抄，古字“它”应同“陀”音，“它皋狼”就是满蒙二语中的“锡” 字“托活罗”，或其衍生族名“吐火罗”的谐音。北方民族常以族名做人名，“它皋狼”就是以“吐火罗”为名的。既然“吐火罗”是部落名，自然也就转化为后来的姓氏。土耳其是突厥民族的国家，而突厥民族和突厥语言又兼容了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成分。秦部落人名与戎狄族名对应的现象，实在太多。信史时代的人名如：“胡亥”是“回纥”，“樗里疾”是“女直”，“到满”是“头曼”，“蒙骜”和“蒙武”是“蒙古”的谐音“蒙兀”等。中原古代人名如：“句践”即“女真”（读“朱里真”），“夫差”即“兀者”，“墨翟”即“勿吉”（读“莫吉”），“百里奚”即“篾里乞”等。这些对应，说明中原民族与戎狄同源。

而要追究秦部落的确切血缘，求证“赢姓”是通古斯─女真系民族的姓氏，21世纪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赢”字是与“燕”字是同音的，东北“燕国”是与“赢姓”有血缘关联。，若注意到的“燕”、“颜”、“淹”、“眼”、“岩”等字的方言音，不少是与“俺”字同音的，如四川歇后语“矮子过河，安（淹）了心”，正是用的这个特徵。把“赢”读作“安”，却能解决许多疑难的问题。如果秦始皇叫“赢政”，说是“姓赢名政”，那么他的儿子叫“胡亥”，不就该是“姓胡名亥”。嬴政和胡亥都是戎狄的人名，内中没有姓氏。“嬴政”与清代雍正帝的名字“胤□”同音，把它们读做an─zhen，就是女真人名“按春”或蒙古人名“按陈”的“一音之转”。因此循着陈梦家先生的猜测，人名赢政的源头“燕国”就是“安国”；历史上的“赢”、“阴”、“允”、“颜”诸姓，就都是“安姓”。“按春”和“按陈”的字根是“按出”，它与“爱新”一样，都是女真语里的“金”字。“按出”后缀一个─n音，便是“按春”，而“赢政”、“胤□”又不过是“按春”的同音僻字。金代统治部落“按出虎部”的名字，也是从“按出”来的。其实，“安姓”就是“按出”部落，或“金姓”氏族。而“燕国”就是“按出国”，或即“金姓国”。“赢姓”部落名“秦”，“按出虎部”号“金”，爱新觉罗氏建国“清”；以“秦”和“清”都是“金”的谐音，都是自命“金族”的通古斯民族立国的国名。顺便颇易理解的语音规律，是不少首音为y的字，只须将这个y除去，即可大概明其古代音。如，将“有”（you）字读作o或u，上古传说中的“有巢氏”是“兀者氏”，“有扈氏”是“回纥氏”，“有莘氏”是“乌孙氏”，就都不言自明了。而把“燕”读作“安”，把“月”字读作“乌”，也可以说是沿用了这个规律。其次，“赢姓”虽是通古斯氏族，秦部落的语言却很像是蒙古语。

六朝古都南京，战国时代是楚国的属地，称“金陵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与“丹阳”、“江乘”同属“会稽郡”。两汉沿用秦制，三国东吴孙权改其名为“建业”，晋恢复旧名“秣陵 ”，后长期称“江宁”。直到为朱明王朝，始谓“南京”。东魏时，在河南沉丘地方也设置过一个“秣陵县”，辖颖水流域的今项城、沉丘、郸城等县。颖水发源于“中岳”嵩山，于安徽入淮，是中原的“名流”。东魏（公元534-550年）是从北魏王朝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鲜卑族皇帝事事效仿鲜卑旧俗；在颖水旁设置的县名“秣陵”，无疑是个鲜卑字。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蒙古语的“江河”有两字：gol和moren，汉语的“河”字是由gol变来，“秣陵”则必是moren的译音。蒙古人把黄河叫“喀喇木伦”，把西辽河叫“西拉木伦”，分别是“黑河”和“黄水”的意思，这“木伦”就是“秣陵”。据说，是秦始皇亲自决定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的，这至少表明他是会说蒙古话的。蒙古语dalai是“大海”，通译“达赖”。蒙古语名词后缀─n音即成形容词，dalain就是“大海的”，音如“达浪”或“大良”。

《秘史》说“成吉思合罕意为腾汲思合罕、达赖合罕二词，皆有大海合罕之意”；而“达赖喇嘛”头衔也是蒙古民族赠予的。1578年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四世传人索南嘉措，去蒙古族地区传教，在青海湖边与土默特部俺答汗相会，俺答汗赠送他一个称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个“达赖喇嘛”就是“大海喇嘛”。秦国官职“大良造”里的“造”，可能是突厥语中的“啜”字，是“酋长”或“官人”的意思，而“大良造”就是“大海般的官”。北方民族的语言互相渗透，蒙古语中有大量的通古斯语和突厥语的成分，突厥语中也有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成分；正因为这样，它们才被归纳為一个“阿尔泰语系”。在今天看来，“大良造”是一个蒙古字和一个突厥字的复合，上古时它们也可能属于同一个部落语言，只是被后来的蒙古语和突厥语分别继承。然而，“大良”一字再次传递了一个信息：秦部落语言的确像是蒙古语。《秦始皇本纪》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民曰‘黔首’。”因此，“黔首”是秦部落语言中的“百姓”的意思。突厥语的“人”或“人民”一字“克西”，可能是“黔首”的源音。

《货殖列传》提到一个叫“乌氏倮”的富人说：“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显然是乌氏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他善于贿赂酋长，得以便利，畜牧致富，而得到秦始皇的重视；一介牧夫竟与列臣朝请，一起议论国事。于是看来，秦王室可能是用戎汉双语进行沟通的；而秦始皇自己则可能是用蒙古语与乌氏倮交谈的。朱学渊说，从陶制“兵马俑”的面型，长型脸（如溥仪、康生、文强之相）属通古斯-女真系血缘，圆形脸（如歌手腾格尔之貌）属鲜卑-蒙古系血缘。秦是赢姓部落，只是说它的统治家族有通古斯民族的血缘，而它的民众则必然是多源的。“民族”可分成“血族”和“语族”两个概念。人类之初，血族就是语族。到了人类大规模迁徙和融合的时代，血缘和语言都变得非常混杂，所谓“汉族”、“蒙族”、“满族”、“突厥族”都是“语族”而已，它们的血缘则是“理还乱”。从秦部落的语言可能有较浓重的蒙古语特征。而说蒙古话的秦始皇，则可能是一个长脸的月氏─女真人。

朱学渊绕了一个大弯子，实际是把上古史大统一于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女真人远古与朝鲜族人，也许都分布于中国北方到朝鲜半岛，语言方面的交流事所难免，极易把上古史大统一扯到朝鲜半岛。朱学渊的母亲是朝鲜族人，这种血统遗传使他的文化基因语言天赋，容易把乱七八糟语音混淆在一起，而同今天西方学者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强调源语是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的研究方法，没有一点联系。而与今天朝鲜半岛有些学者，喜欢争我国中原历史上流传的一些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习惯相似，这不能说是巧合。

再看朱学渊的近作《夜郎国在哪里？》，他说：“关于中国人类、语言，按现代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表象来辨证一个古人的血缘和语言，华夏民族的祖先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同类，北方汉语或雅言是在戎狄语言底蕴上，在藏缅语形态的南方语言的影响下，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一种相对年轻的语言”。这里北方汉语是在南方语言的影响下，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一种相对年轻的语言，似乎触及了一点来源于和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联系。但朱学渊说他重点是为发现上古中原曾为戎狄世界的文字证据，这样是否会把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也反说成上古中原才是源头呢？

这种大胆的搞法是有的，如他写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是少暤氏》、《华夏西域蓝夷考》等，他搞的是能予读者以刺激性的启发。所以朱学渊对源于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也许是持怀疑的。他公开讲：“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结论，已经在十几年前为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金力教授和人类基因学家宿兵教授证明，当时我并不同意。” 他说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有“西南夷………皆魋结”的记载，他现在要以双手举“氐类即女真”的结论附议。这里朱学渊再谈女真即氐类，他把上古史大统一于女真，这个有争议的话题到底与朝鲜半岛有没有“火 药味”？

例如韩国有人搞笑考证，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所有生物都起源于韩国，人种也是。朝鲜半岛人争议的是，朝鲜族是我国邻邦朝鲜的主体民族，但由于近代有不少朝鲜族迁居到我国东北地区，因此朝鲜族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之一。正确认识朝鲜民族的源流，对促进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中朝友谊都有积极作用。历史上，在朝鲜境内居住着一部分女真人，中朝边界始终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早在辽朝统治时，女真人就活跃在朝鲜大同江以北的地区。有人认为朝鲜民族是朝鲜半岛南方的新罗和高句丽以及汉人的融合体，同时还有众多的朝鲜半岛民族，例如百济等。满语与朝鲜语属于同一语系，跟汉语不同。公元十四世纪，李氏朝鲜建立，这个民族复被称为朝鲜族。此后一个时期居住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部分北迁成为女真族枣满族的一部分，部分南徙加入于朝鲜民族之中。

当金朝灭亡后，出于躲避战乱的缘故，更是有大量的女真人迁往朝鲜。此后，女真人由于灾荒等原因不时地出入于东北和朝鲜之间。在1627年和1646年两场对朝战争，李氏朝鲜完全臣服于清朝。居于东北和朝鲜的女真人不断汇聚到清朝旗帜下，混乱的称呼导致清朝统治者决定统一名称。此后。女真人这个词汇逐渐弃置不用，满族成为女真人新的称呼。还有人说，蒙古人不是女真人的一个支系，因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靠着游牧而生活在漠北大草原上，生居无定所，哪里有好的牧场好的水源，便在那里暂时居住下来，搭帐篷；等到那里的草全都被羊吃光之后再换一个新的牧场，因此他们的生活范围相当广泛。女真人是渔猎民族，靠打猎和捕鱼生活在东北亚的原始森林里，住的是小木屋，住所比较固定。满族就是女真的直系后裔，当初满族建立后金王朝，称霸东北，后来入关后为了消除汉族对当年大金国的仇视，就改称为“清”（满语中“清”和“金”音同）。

即朝鲜族和满族在血缘上没什么关系，即使有也极其遥远，朝鲜族其实不属于中华民族，他们和今天朝鲜半岛的南北韩同种同源；东北至少是吉林、辽宁大部，在历史上长期属于高句丽王朝的领土，长城以内是汉族长期的固有领土，而长城之外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势力范围就大些；衰弱时，就会缩小甚至消失。今天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基本都是当年满洲（后金、大清）人征战朝鲜占领土地、俘虏奴隶而来的。满族按血统来说起源于金人，伴随着蒙古人和汉人的融合，后来产生的新民族。金人是古代少数民族肃慎的后裔，存在已经千年。

朝鲜半岛人这里争说朝鲜族和满族在血缘上没关系，实际是说鲜族不属于中华民族，那么朝鲜半岛能作为上古史大统一地，脱离“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吗？朱学渊引进女真即氐类，是能解答这个问题，还是把这个问题弄得更复杂呢？因为有人说，女真人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是辽东地区各部落的总称，类似于古代印度人。金国把女真人变为一个民族，在金国灭亡后，女真人恢复到第一个含义。而大约在明朝初期通古斯人的一个部落迁移到辽东，作为女真人的一员在明末把女真又统一为民族。所以后一个女真族与前一个不同。16世纪后期，努尔哈赤崛起，以女真人为主体融合了部分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满族。

由此可见，女真（又名女贞和女直），亦作女真族，是生活在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可能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汉至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莫吉），公元6至7世纪隋至唐时期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辽至金时期起始更名女真。辽朝女真有生女真、熟女真之分。到明朝后期仍然自称为女真，清朝时改为“满州族”，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虽至今也有人自称为女真族的后代，认为与满族是不同的民系，但已不被法律认可，为独立的少数民族。

“女真”一名最早见于唐初。女真的争议性在于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它开始被称呼为"女真"时只是一个庞杂的民族集合体的概称，类似于突厥系，分支众多。其生存方式类似西方的斯拉夫民族，都是发源于森林的民族，虽然包含有游牧的部落，但整体上并不完全以游牧为主。女真人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北宋时。满洲(通古斯)人根据中国百科全书记载，是蒙古人种的北极亚人种，与爱斯基摩有亲缘关系。叶赫那拉•根正（慈禧弟弟的孙子）郝晓辉说："最早满族是从通古斯来的，也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在西伯利亚可能是受到了俄国哥萨克人的排挤，因而迁徙到中国明朝的东北，被当时的中国明朝府政收留。"满洲"的形成远远晚于女真，在构成上"满洲"还包括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成分。有人说，满洲人自称是女真的后代，可能是满洲人的祖上被女真统治过，打出与早期女真人同源的幌子，以便反叛明朝，就像当年匈奴人刘渊一样，为了占领中国的政治目的，欺世盗名也打出了“汉”的旗号。类似的事情是抗日战争时期，满洲人曾自称是日本人的后代，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建立满洲国。在溥仪为祭祀日本天照大神而特发的“国本奠定诏书”中,满人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视日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而日本也有人说，日本人基因最相似的是西藏人，日本人与西藏人同时拥有D系基因，这个基因整个世界只有日本人，西藏人，还有印度安达曼岛的黑人拥有，即起源西藏。1979年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还提出，日本人发源于云南假说。

这种所谓的基因分析还称，矮黑人D基因下有一最特别的分支D2基因，他们从东南亚沿海北上中国，并一路扩张至朝鲜、日本，就是日本现在唯一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人，长相类似白人明显不同于周边黄种人。阿伊努人是日本最早的原住居民，创造了一万年前以绳文式陶器而出名的日本最早新石器时代──绳文时代，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才被外来黄种民族弥生人征服取代，其后他们中一部分北逃到本州岛北部、北海道和库页岛等地，而另一部分则和外来的弥生人混血融合，成为今天近37%的日本人的祖先。古代日本人身材矮小被称为小日本也和其矮黑人血统有很大关系。而汉族跟同属汉藏语系的苗族、瑶族、藏族、羌族、土家族、彝族和哈尼族都含有较多的O3和O2成分。大约6000年前，先夏集团（主体是O3-M134）和先羌集团（主体是O3-M133）在陕甘一带分家后，先羌集团向青藏高原迁徙，沿途分裂为藏族、羌族、彝族等，并与当地的带D、K等基因的部落融合。后来的炎黄集团的主体是O3-M134和O3-M122，后来又融入荆蛮集团（主体是O3-M7，也是苗族、瑶族等的祖先）及其他部落，由此形

成的汉族人口超过一半以上是O3基因型。

朱学渊在《夜郎国在哪里？》中的语言则分析，夜郎、靡莫、邛都、滇等南部西南夷，是今世凉山彝族、大理白族、迪庆藏族、丽江纳西等族的祖先。《汉书》将“魋结”假作“椎髻”。“魋结/椎髻”当即“女直”；魋结诸夷又以“夜郎最大”，国名“夜郎”适为女真族名“挹娄”之昂化音，这又支持了“魋结是女直”的结论。今世昆明西南之“哀牢山”应是“挹娄山”，聚居当地的彝族、哈尼族应为“夜郎”之裔。朱学渊又说：“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的北部西南夷，至少是川北茂汶羌族，川甘边境白马藏族，四川大小金川嘉戎藏族的祖先；四川氐姓汉人当然也是氐类之裔。魏晋年间五胡乱华，“临渭氐”符坚建立“后秦”政权或能显明“氐胡”是秦之同类。而东北萨满神歌之“白马/ yalu”适为“挹娄”，又进一步表明氐类大族确为女真部落。唐德刚教授的美洲地名“阿留申”之根 Aleut 是“挹娄”，也启发他悟出“鸭绿/耶律”也是“挹娄”。所以他察觉到：云南和四川的“哀牢山/二郎山”也是“挹娄山”，那里正是汉代“夜郎为大/白马为大”的地方。朱学渊悟“鸭绿”为“挹娄”，是他半个朝鲜族情结。

朱学渊所在的西方热衷于搞物理学大统一，朱学渊转而热衷于搞上古史大统一，也许也类似粒子物理学的比约肯“标度无关性”。中国古老科学中医藏象论，是说通过把自然界与人类现实联系的复杂性现象，约化为一种隐藏的简单性的规律解释而得到使文明的进步。即试图从复杂纷繁、恢宏壮阔的自然、社会、生命等现象中，凝析出与之相适应生命系统的生存设计原理，揭示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精彩绝伦的生命系统存在与演进的秘诀。朱学渊的北方各少数民族是女真人，西南各少数民族是女真人，这到底是不是？与朝鲜半岛人、日本半岛人中，说朝鲜族不是女真人，或是女真人，或全世界人种起源于韩国；以及日本人基因相似于西藏人、云南人，或不相似于西藏人、云南人，有没有“返祖”入侵或分裂的政治意图？我们不准备讨论。况且有人说，朱学渊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离开华夏大地30多年，始终保持着一颗眷恋祖国的游子心。

但朱学渊把“女真”这个族源异常复杂的庞杂的民族集合体凸显出来，戴在北方各少数民族，并延伸到西南各少数民族头上，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从“女真”言说人类文明更早起源，与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联系，也会让“女真”更早版图陷入孤立无源类似的“王玉哲悖论”。

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一书，王玉哲先生对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即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

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王玉哲把自己陷入困惑于夏王朝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很小，连王玉哲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