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战略》新书对谈会：认识冷战背后的大战略

红叶 · 发表于: 2019-10-17 14:30:48

源自：新浪读书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时殷弘商务印书馆
　　“遏制战略”是冷战中历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凯南、艾森豪威尔、基辛格、里根等杰出的大战略家在实践中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和手段。在《遏制战略》一书中，冷战史学巨擘约翰·加迪斯对遏制战略进行了视野宏大的系统考察，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新面貌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缓和战略”等各种不同版本的遏制战略的实施效果及优劣，并揭示了美国贯穿冷战始终的主要战略考量。近日，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斌，以及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桂银围绕本书及美国的冷战战略进行了一场富有思想的对话。

以下为对话内容精选
　　[石斌]：各位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先向大家简单谈谈我对加迪斯的《遏制战略》这本书，以及“遏制战略”本身的看法。
　　这当然是本好书，为什么说它是本好书呢？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这是一本优秀的外交史著作。加迪斯作为冷战史研究“权威”，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the dean of cold war historiography，长期致力于冷战史研究，对相关史料非常熟悉，能够见到和利用的第一手资料也非常丰富，这本著作达到了历史研究的一流水准，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其二，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又不同于一般的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著作，从结构、内容和思想方法上讲，实际上是外交史研究加战略史（包括战略思想史）研究。换句话说，这也是一本战略史研究、大战略研究的杰作。关于这一点，本书译者时殷弘教授和其他一些老师已经做过很多深入的讨论。我只想提醒大家，如果仅仅把这本书当作一般的外交史来读是读不出味道、无法完全理解其价值的。此外，也许还应该指出几个基本事实：
　　首先，我们知道，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是美国冷战史研究中的所谓“后修正派”的代表。简单地讲，第一代冷战史研究者被称作“正统派”。他们把冷战的责任归咎于苏联，认为苏联在战后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美国和西方不得不做出反应。后来又出现了所谓“修正派”，这批人反过来认为美国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而加迪斯所代表的“后修正派”，则对美苏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双方都有责任，或者说导致冷战的因素很多，不能简单地说谁的责任更大。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冷战这个基本问题，加迪斯在当时实际上是用国际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观点来解释冲突的起源──尽管他不怎么使用这类理论术语。也就是说，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欧地区的权力真空以及东西方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这场冲突。可以看出，到加迪斯为止，美国（西方）冷战史学正好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冷战史研究”则是又一个阶段了，这里姑且不论。
　　第二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加迪斯其实并未一直坚持他的“后修正派”观点，自冷战结束以来，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越来越接近正统派的观点。《遏制战略》刚出版时是里根时期，冷战还没结束。增订版写到冷战结束，甚至涉及冷战后。这种思想变化在新版中也有一定的反映，但还不是太明显。如果看看他后来的其他一些论著就很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第三点是，与大多数外交史学者不同的是，加迪斯比较重视理论思考和方法论问题，他不仅了解国际政治理论，更懂得战略研究的基本途径是历史研究。西方一流战略研究者一般都采用战略史和战略思想史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战略问题尤其是大战略问题。加迪斯与保罗·肯尼迪等人一道在耶鲁大学长期开设大战略研讨班。《遏制战略》就借鉴了战略研究的分析框架，用这个框架来评价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框架的核心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利益”、“威胁”、“反应”。换言之，评判国家安全战略的得失，主要看决策者如何界定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如何识别这些利益遭受或可能遭受的威胁，以及如何选择最佳反应方式即运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资源来保护这些利益。此外，有时候还要看决策者如何证明这些反应方式的合理性。《遏制战略》的副标题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原文是“批判性评析”，他对历届政府战略得失的评价就是按照这个框架来进行的。
　　在这个以手机快速浏览为主的知识“碎片化”时代，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耐心读完厚厚一本书，不过我强烈建议大家读一读，确实和一般历史书的“讲故事”不太一样。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为了方便理解，我想先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发展演变的基本历程。按照加迪斯的看法，遏制战略先后有六个版本，它们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首先是乔治·凯南的原版，他当然认为苏联是一个挑战，而且是一个巨大挑战，但他主张“重点防御”，因为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四面出击、全面开花。为此必须明确界定并捍卫关键利益与主要地区、即五大工业-军事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英国、莱茵河谷（德国和中欧地区）以及日本。只要苏联控制的中心不超过一个，就可以大致维持均势。从这个逻辑出发，美国只需要对苏联进行“非对称反应”。就是说，不要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搞什么我就搞什么，你哪动手我就哪迎你，时间和地点自己要有所选择。基于同样道理，美国的战略“优先考虑”就应该通过联盟战略和重建这些关键地区的经济活力来稳住这些地区。这是凯南的本意。
　　在战略手段上，凯南认为要对付苏联挑战应该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工具，不能单靠军事力量，甚至主要不是靠军事力量，还要运用经济、外交、政治，乃至文化、意识形态这些手段，跟苏联长期比赛，最终拖垮它。北京大学的张小明老师认为凯南的战略从本质上讲就是“和平演变”，这个看法不无道理。
　　凯南还特别强调，要知道主要对手是苏联，因此战略上要集中，不要到处树敌。其他国家只要不是站在苏联一边，不是积极主动的支持苏联，都应该成为美国争取的对象。
　　这其中还涉及到一个“战略逻辑”问题，涉及每届政府主要决策者在制定安全政策时的战略思维方式，特别是他们如何看待“利益”与“威胁”之间的关系。凯南认为应该首先确定自身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再看这些利益实质上受到什么威胁，然后再考虑应对这些威胁的手段。这个逻辑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依据利益选择手段，而不是根据苏联的能力来界定威胁甚至利益。
　　杜鲁门执政初期还有一点凯南战略的模样。但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国安会第68号文件出台，这是所谓第一个实践版本，凯南的战略被修改了。68号文件是保罗·尼采主持制定的。我在自己写的《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一书中对此有一些具体的讨论。68号文件强调全球范围的“周线防御”（perimeter defense），而不是重点防御；在战略手段上，优先考虑军事力量和全方位的战争能力，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灵活反应能力，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冷战战略的军事化。在战略逻辑上，68号文件的制定者是根据他们所认识到的威胁来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这就反过来了。在加迪斯看来，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可能意味着受到威胁的任何东西都是利益。于是，苏联在某个领域的发展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在某个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也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从苏联拥有的能力或影响力来理解自身的利益与需要，自己的需要就会不断膨胀，也就是说美国利益会不断扩展，而且，选择在同样的时间、地点，用同样的方式作出回应的“对称反应”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很重要的区别。
　　到了艾森豪威尔时期，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保持安全与繁荣的“大平衡”。他说冷战归冷战，不能因为冷战把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改变或摧毁了。所谓安全不仅仅是打败敌人或拖垮敌人，同时自己还要能够继续较好的存活下去，不能两败俱伤。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就不太可能像68号文件那样搞全面防御，维持过高的国防开支。有什么办法能够做到既安全，又省钱？于是强化联盟战略，要求盟国分担更多责任；依靠核威慑，在军事上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对威胁进行“非对称反应”。
　　但艾森豪威尔时期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到底应该对非殖民化问题采取什么立场？如果他支持非殖民化，欧洲盟国肯定有意见；反对非殖民化，发展中国家当然更不满。这是他当时面临的一个困境，而且苏联人很善于利用这一点。
　　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安全战略叫“灵活反应”，实际上又回到了68号文件的思路：减少对核威慑的依赖，代之以全面、多样、灵活的反应方式，而这又要求对威胁进行直接、对称反应。其中的战略逻辑也非常相似，根据威胁，根据苏联能力反过来考虑美国的利益所在以及反应方式，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东西。威胁造成了“利益”，于是需要做出反应，于是需要拥有反应的能力，即使是在那些原本并未被视为“利益”的领域或地区！美国的安全政策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因此看起来经常在调整，但同时又有惊人的连续性。
　　肯尼迪有句名言，为了对付苏联，美国可以“承担任何重荷，付出任何代价”。战略手段上的重点又放到了军事能力上，相对于经济和政治反应，更加强调军事手段，而这又意味着必须增加国防预算，于是放弃了艾森豪威尔所承诺的预算平衡，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金融政策来刺激经济。美国的安全政策总是在军事安全与经济繁荣这两个目标之间摇摆。这种军事优先，灵活、对称反应的战略，导致了越战逐步升级。
　　到了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他们认为世界已经由两极转向多极，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所谓“缓和战略”实际上是回到凯南所设想的“多极均势”。在军事能力上，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在战略逻辑上，与凯南也很相似，不要被对手牵着鼻子走，首先要界定自己的利益，以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对手的能力或意图为出发点。这个逻辑又倒过来了。寻求中美和解以制衡苏联，这也比较接近凯南分化东方阵营，力求战略集中的思路。顺便说一句，关于对手的“能力”和“意图”，美国战略家其实也各有偏重，例如凯南更重视后者，尼采等人主要看前者，因为“意图”实在难以琢磨，不可靠，不如重视“能力”来得保险。
　　里根时期可以说是全面回到凯南遏制战略的原始版本。例如在不排除必要的对称反应的同时，主要采用非对称战略。非对称战略就是我要有主动权，对称等于让人家掌握了主动权。特别是1985年以后整个冷战进入尾声，形势发生变化。里根（老布什更是如此）更多地利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这些相对软性的东西，而不只是甚或主要不是靠军事力量，所谓“和平演变”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苏联已经很困难了，苏东集团的内部紧张已接近临界点。里根在柏林演说中公开呼吁“推到柏林墙”，意在占据“道德”制高点，加剧苏东矛盾，使苏联陷入两难困境（如同苏联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对付艾森豪威尔那样）。
　　加迪斯最推崇的是里根时期的战略。不过要注意，这部分内容是在冷战已经结束后在增订本中加上的。加迪斯对里根评价我看来未免言过其实。在里根时代，不光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保守主义都在抬头。实际上，里根的“成功”未必是因为他能够主动“造势”，他只不过是顺势而为，及时调整政策，从“新冷战”转向终结冷战，对苏东落井下石外加因势利导。凯南、杜勒斯等人都曾经说，苏联的根本变化，恐怕还要寄希望于其内部出现一个愿意变革的人。里根运气不错，碰上了戈尔巴乔夫。
　　我先说这些，作为一个背景铺垫。关于此书所涉及的大战略理论、大战略评析方法，请周老师跟大家讲，他是战略学者，而且研究过凯南。
　　[周桂银]：这本书第一版是1982年冷战时期出版的。197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写，出版的时候里离冷战结束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现在的新版本是2005年整个冷战已经结束很久后出版的。他用的这个遏制战略的英文是复数。刚才石老师讲是5种遏制战略加1种，“5+1”，即凯南、尼采、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基辛格、里根，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即“对称的”遏制战略、“非对称的”遏制战略、“对称+非对称的”遏制战略。
　　这三种类型六种形式的遏制战略，刚才石老师归纳得非常好。我主要讲一进这本书以外的东西，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既是外交史学家又是战略史学家，所以我主要讲这本书的战略理论以及它的特征。
　　加迪斯表达的战略理论，是比较高明的理论，字里行间你是看不见的。这样的战略理论，在序言里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就是目标和手段、意图和能力以及实现目标的资源和手段之间的关系。这是最简单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可以看出理论来源，一会儿再讲。贯穿整本书的分析框架就四条，第一条，石斌老师讲的，什么是美国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观是什么？在不同的特定情形下，美国政府及精英怎样看待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第二条，影响美国利益的威胁来源是什么？程度如何？谁是敌人？第三条，怎么回应这些敌人？这是手段。美国的政策反应、战略举措，这就涉及手段的选择、资源的运用。第四条，这政策或战略的正当性如何？也就是说，美国政府领导人或这些战略家怎么把战略轰轰烈烈地推行下去，这就涉及到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怎么去动员政府各部门和各阶层的民众。尤其最后一条，涉及领导的素质。所以他在2005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优秀的战略家或国务家，应该有五种基本素质，从这五大素质里可以看出，他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乔治·凯南、回到了基辛格。他所回归的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而是一种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
　　在五大素质里，第一个是全方位的广阔视野和基于丰富经验的优秀直觉。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看问题的视角要有大历史时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有这个人悟性好不好，情商高不高，不仅有广阔的视野，还要有很高的悟性。
　　第二个，确立大战略目标以及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个目标的精神勇气和巨大毅力。目标一旦确定下来，要集中、专一，不因为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或利益集团的分歧而随意变动，也不受其他枝节问题的干扰。同时，领导人追求这个目标是孜孜以求、始终如一的，而不是三心二意、前后不一的。
　　第三个，对出乎意料的事态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这就要求领导人能把握住动态、趋势、重点，迅速做出判断、迅速作出反应、迅速拿出对策。
　　第四个，制定战略的道德判断力和号召力，即领导人的信仰在哪里、是什么，能不能提出新的观念，能不能举旗子，这就是观念性创议、战略主动性，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领导力。比如《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没有这些观念创新，其他国家和民族不会聚集到美国战时同盟的大旗之下。
　　第五个，打动公众的、感染人心的雄辩才能，即领导人的动员民众的能力怎么样，口才如何。比如林肯一方面给将军们写电报，一方面在国会跟反对派斗争，他在每一个场合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还有政治家是怎么进行演说的？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第二天报纸上一看，没有反应，他就知道要改变策略，换一种方式去动员民众，他一步步地引导、塑造舆论，后来成功地动员起来美国社会去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
　　这五条，大致上讲的是领导人战略素质。可以集中到一点，这就是大战略思维。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有什么样的战略素质，关键在这一点，而大战略思维不是凭空来的，从哪里来？从历史经验来，从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感悟中来。整个这本书的战略理论框架就在这里。
　　第二方面我要强调一下经典战略理论，我们说加迪斯回到了林肯、罗斯福、丘吉尔以及像毛泽东、邓小平发展现出的战争或治国的大战略。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传统的怎样排兵布阵，怎样打败对方的两个军或两个师的那样的军事战略或作战战略。过去很能长一段时期，我们研究军事战略或作战指导，即孙子兵法式的排兵布阵，是关于军事行动的，这是第一代战略理论家。第二代战略理论家，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主要代表有利德尔·哈特和爱德华·勒特韦克，在他们身上又缺少实战的或行动的东西。于是产生了第三代理论家，就是20世纪60～70年代的行为主义战略学派，他们提出不少局部理论或中观理论，包括怎么使用核武器，比如托马斯·谢林和赫尔曼·卡恩。这样的战略又缺乏宏大的东西，最后连战略所服务的政治目标是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到了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是第四代战略理论家。《遏制战略》这本书等于“拨乱反正”，回到了过去为政治服务的战略，既有大战略的成份，又综合了传统的军事战略和第三代战略理论家的行动理论，虽然加迪斯聚焦于对外关系的大战略，但包含了战略的政治目标、可行的各种手段、现实的各种资源，等等。所以，加迪斯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克劳塞维茨，在战略理论上“拨乱反正”了。这是他的战略理论的第一个偏好，即对于传统或经典战略的偏好。
　　他的战略理论还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历史倾向、历史情怀。加迪斯始终关注历史经验和历史叙事。他强调，作为一个战略家也好，作为一个执行者也好，要始终把过去的经验牢记在心中，历史经验不是死的，而是活生生的，所以我们看他的遏制战略的几个阶段的描述，都是栩栩如生的，领导人的那种得不到民众支持的焦虑、面临困境的焦虑，都跃然于纸上。他的理论不是干巴巴的几条原则，然后按照逻辑关系去展开，而是通过历史叙事去呈现、去铺陈，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所以这本书阅读起来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另一个倾向是人文关怀。人是复杂的，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每时每刻的情感都在变化。所以加迪斯强调特定环境、特定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包括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人在其中起作用嘛。这就是战略的核心，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和战略理论的精髓的继承，即一切围绕活生生的、有组织的人而展开。整个《遏制战略》这本书对于不同时期领导人的这些方面，包括他们的战略选择的困境和焦虑，可以说都描述得很好。在尼克松政府时期，遏制战略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变化性都描述得非常有趣、分析得非常透彻。但是很遗憾，加迪斯把里根写得太完美，其实里根没有当总统之前很焦虑，他在担任总统之前的一个阶段所发表的那些演讲，以及这些演讲所表达的观点，跟当选总统之后以及两届任期之间的表现和观点，都是有变化的。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也是有焦虑的，如星球大战决策、中导条约谈判、伊朗门事件，等等。这就是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是第二个方面，关于加迪斯战略理论的几个特色。
　　最后，总结一下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一派。刚才石老师讲他是修正派，这是指美国外交史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我们认为他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他跟凯南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他不承认他是理论家，但是我们一般把他归为跟凯南属于同一个学派，即经典现实主义学派。他跟凯南一样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
　　第一个特征，强调历史经验。经典现实主义者讲什么都要看历史经验，历史上有怎样的案例，会有怎样的历史启示。他们强调历史是循环往复的，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之一，即历史循环论。历史既是复杂的又是独特的，是栩栩如生的，所以他强调一方面历史是可以借鉴的，但另一方面历史又是活生生的，不可以照搬照抄。加迪斯所强调的历史经验、历史遗产、历史智慧，既来自于他们对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的阅读、认识和感悟，又包括学习和理解伟大的思想家和国务家，思想家有修昔底德、孙子、马基雅维利、洛克、伯克、黑格尔、康德、克劳塞维茨、托尔斯泰以及乔治·凯南，国务家包括伯里克利、恺撒、美国建国之父、俾斯麦、林肯、罗斯福、丘吉尔、里根、邓小平，甚至还包括薛西斯、查里五世和腓力二世、拿破仑、厄尔·克劳、威尔逊、斯大林。如何我们去阅读他后来写的《论大战略》那本书，就会有更全面、更透彻的理解。
　　第二个特征，强调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始终占据着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地位。从人性出发，以及从千变万化的现实出发，现实主义强调特定情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而强调领导人的战略素质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三个特征，强调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和资源的有限性，直接地说，就是强调实力的有限性，认为哪怕是最强大的帝国，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要认识和承认实力的限度，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
　　第四个特征，跟第三个特征即实力的限度相联系，现实主义主张要寻求两个方面的平衡：一个是权力和道德的平衡，还有一个是正义和秩序的平衡。权力不是无限的，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使用暴力的。具体到战争手段上，在现实主义这里，人是有心灵的，武力是最后手段，战争仅仅是国务手段之一。一句话，武力的使用是最后手段，实力政治有边界。除了武力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可以运用。所以，现实主义要寻求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平衡，强调国务家或战略家要有道德判断力，要有道义责任感。关于正义与秩序，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秩序是首要的，而正义是秩序的基础，没有正义的秩序是不能持久的，也是得不到赞同的。所以，现实主义认为，即使均势，也需要大国之间达成一定的共识，必要时要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持。所以，秩序和正义之间要达到一定的平衡。这是跟实力的限度相联系的两个问题。
　　第五个特征，现实主义强调要以全局的、长远的眼界看待眼前的各种偶然事态，并据此作出反应。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部分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现象与本质，这三对要素之间的关系，关乎着世界的未来，关乎着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的未来，因而拷问和考验着每一个战略家，也拷问和考验着每一个理论家。这就需要回到大战略思维，回到目标集中、回到长远未来，回到人之根本的问题，回到历史哲学的问题，人要往哪里去？或者换句话说，战略家和国务家应当引导人们往哪里去？战略家和国务家怎样塑造人们的舆论和观点，指出前行的方向，然后怎样动员和组织人们前往这个方向，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大问题。谢谢！
　　[石斌]：我还要补充几点。《遏制战略》是本好书，但也不是没有缺点。加迪斯自称是对美国安全战略进行“批判性评析”，我们更要进行“批判性阅读”，不必盲目崇拜。作为中国学者或中国读者，我们当然应该有自己的学术关切，出发点和观察角度乃至立场与美国学者也不可能一样。我本人在阅读时更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战后几代美国战略精英如何确定国家利益轻重缓急次序、判断内外威胁与挑战、评估自身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以及这种历史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意义。
　　加迪斯的大战略理论与历史学功底都没有问题，绝对是一流学者，但他是美国学者，不是中国学者。他是从美国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评价美国历届政府的遏制战略，从头到尾主要是在讨论谁的遏制战略最有效、最成功，看得起看不起的，批评了很多也表扬了很多，但是对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和冷战目标本身，几乎从提出过质疑。因此读完此书，我们还有必要跳出他这个论述框架。设想一下，如果美国人在讨论对华政策时，争论的仅仅是如何更有效地遏制中国，甚至“战胜”中国，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自己的角度，反问一个为什么？有何道理？还有没有其他对双方都更有利的选择？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也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凯南尤其是尼采等一大批“冷战斗士”，冷战或许早就结束了。历史作为事实固然不能假设，但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人类在未来做出更好的选择。
　　在我看来，冷战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笑话”。冷战结束之初，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大受欢迎，他跑到美国去，还发表了一个演说，好像就是在当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的地方。戈尔巴乔夫说今天历史在这里“刚好走完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实在没有太大意义，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全面对抗，对人类的进步到底有何积极意义？但加迪斯觉得有意义，他的思想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接近主流和“正统”，从他对里根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来。他原来不是这样的。几年前我在华盛顿听过他的一次演讲。一个历史学者做演讲，居然人满为患，以至于许多人只能在一边看现场直播。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冷战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是非对错。换言之就是说，只有通过冷战，才能向世人证明美国和西方是“正确的一方”。这其实是美国战略思想中很重要的一条，坚信历史在自己这边。
　　再举几个例子。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后写过一篇文章叫《论道德对等》，所谓“道德对等”，就是不分是非，以牙还牙，你能干的事我都能干，没有谁比谁高尚。加迪斯反对“道德对等论”。他认为有些人更高尚，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正确，冷战中的美苏就有“正邪”之分。冷战之后他写了另外一本书，《现在我们知道了》（We Now Know），这个著作是基于更多新的一手材料。这本书和前一篇文章，都提到了苏联当年的内部状况，包括各种政治整肃运动。他认为很不人道，“尸体会说话的”。言下之意是对苏冷战没有什么不对。但我要问一个问题，40年代后期，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战略家们真的了解苏联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吗？看来他们并不完全清楚，所以事后说“现在我们知道了”，证明我们当时的做法是对的，这个在逻辑肯定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1990年代美国社会有一场争论，有关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事情。有些人认为教科书要客观反映美国的真实历史，美国干过很多好事，也干过很多坏事，要如实告诉年轻人美国的真实历史进程，并不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加迪斯是说不要讲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当时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想搞一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展出，很多保守派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样会使孩子们对国家失去信心。我想，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忠实、客观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很遗憾加迪斯后来的一些论著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个原则。
　　美国的政治文化、安全观念、战略传统，有哪些东西是始终存在的？对于理解当下和未来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有没有什么启发性？这是我们在研究美国时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美国历届政府在如何推行遏制战略上有差异，但总的来说都有一种以实力求安全的偏好，而且这个实力，核心是军事实力。保罗·尼采在1950年代就提出要“以实力求安全”，里根的战略口号则是“以实力求和平”，听起来更顺耳，其实是一回事情。里根要“重振国威”，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是一脉相承。
　　凯南和尼采是冷战时期美国战略家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分别炮制的“长电报”和“68号文件”是两个代表性战略文本。保罗·尼采和乔治·凯南是有分歧的，分歧在哪里呢？凯南说苏联看起来挺厉害，但是苏联很谨慎不愿意冒险，苏联无意挑起战争，我们不用太紧张，可以省点钱，不必四面出击。尼采则认为，谁知道苏联的意图是什么，我要保证安全万无一失，只能假定他会干坏事，尤其是力量强大的时候干坏事破坏力更大，所以他特别在乎苏联的“能力”，而不是“意图”，这就是“以实力求安全”乃至以强大军事实力来保证绝对安全这种战略逻辑的由来。
　　这一点直到今天也很明显。有些人总是认为特朗普很抠门，只想赚钱，不爱花钱。实际上美国的国防开支并没有削减。这几年，全球军费开支已经创下了冷战结束后的新高。美国日本都在增加，包括致力于核力量的更新，以及外层空间等多个重要领域的战略竞争。美国有时愿意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力量均势其实迫不得已，一旦有机会它还是想掌握绝对军事优势，不断废弃冷战时期的重要军控协议就是例子。
　　我刚才讲的这几点，没有涉及到国内的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等社会“基础结构”，这些东西，与刚刚讲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中的许多要素一样，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连续性。
　　最后再说一句，大家应该注意到，加迪斯在该书后面部分对邓小平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小平同志是一流的战略家。这倒是比较客观，也很有眼光。
　　[周桂银]：石老师讲的两点非常重要，我也非常赞成。我补充两点。第一点，进步主义是17世纪西方社会一直津津乐道的，美国捍卫的是17世纪以来坚持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这个历史是西方的历史，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之所以说近现代历史是进步的，是因为在西方看来，这是民主、自由以及欧美政治制度向前发展的历史。世界其他地区相对来说，是落后的。这是西方社会的共识，也是他们自认为的道德优势的来源。石老师是长期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我本人研究过乔治·凯南。我们当时阅读外交档案文件，那些中下层官员写给美国总统看的，有一份文件是保罗·尼采写的，即NSC-68号文件，认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一个代表自由，一个代表集权，一个代表进步，一个代表落后，一个代表文明，一个代表野蛮。这是档案文件原文的大意，不是我杜撰出来的。甚至包括凯南本人也是如此，他的那份长电报，以及后来的X文章，也使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这些文件的夸张语言可以说跟新闻宣传一模一样。所以刚才讲，冷战为谁而战？不言而喻。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可以知道冷战是什么样的战争。
　　第二点补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始终有不变的目标，用美国自己的话讲，是成为全球领导者，并维持这样的地位，用我们的话讲就是霸权。1941年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说，美国人要创造一个美国世纪，到了21世纪头十年结束之际，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说要有第二个美国世纪，让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美国继续做世界领导者。美国成为和保持世界领导者，依靠三根支柱。第一根支柱，军事上最强大。第二根支柱，经济繁荣，这是指美国国内经济繁荣，而不是全球繁荣。第三是美国国内的价值观念，不仅保持美国国内凝聚力，还要推广到全世界。这三根支柱，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到奥巴马再到现在，一直没有变。美国世纪的全球化，谁是始作俑者呢？是保罗·尼采。就是石斌老师研究对象。谁是最坚定的拥护者？是里根。
　　[石斌]：三大支柱，我再补充一下，三大支柱有不同表达方式，我有一种表达方式，美国在世界上行走靠三种人，军人、商人、宗教上的传教士。最近一个网红教授有另外一种表达方法，把别人的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叫经济，把自己思想装在别人脑袋里叫意识形态，把自己的炸弹扔在别人土地上叫军事实力，这有点夸张，这不是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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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 《遏制战略》新书对谈会：认识冷战背后的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