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丽词：巴蜀文化美学的一次聚焦狂欢

八神 · 发表于: 2014-12-1 10:56:00

源自：《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7月

　　一、花间词所体现的审美意识
　　晚唐时期“西蜀花间词”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文学发展历程中，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现象。其体现的，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高扬唯美主义大旗的集群狂欢，是“为娱乐而艺术”的一个典型范本。它规范了“词”的文学体裁和美学特征，直接导引着宋词发展运行，最终确立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地位，并对元明清词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已经成为当下学界的共识。不过，“花间词”曾经长时期遭人诟病和封杀、以及其根本特色所在，还在于香艳绮丽的艺术意象营造，例如：
　　写人，有鬓云欲度、蝉鬓飘摇、蛾眉细弯、香腮如雪、肌肤胜雪、皓腕纤腰；如“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温庭筠《女冠子》）、“月如眉，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牛峤《女冠子》）；
　　状景，有玉楼明月、凤楼琪树、风摇柳丝、芳草萋萋、莺啼婉转、马声遥嘶、杏花、桃花、水仙花、海棠、绿杨、残灯、晓月、玳瑁、珊瑚，如“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毛文锡《虞美人》）、“晓风清，幽沼绿，倚栏凝望珍禽浴”（顾敻《渔歌子》）。仅以写“月”为例，就有凉月、残月、斜月、天边月、明月、山月、烟月等；
　　言情，有香烛成泪、落花子规，绿窗迷梦，如“碧烟随刃落，蝉鬓觉春来”（温庭筠《咏春幡》）、“情未已，信曾通，满衣犹自染檀红”（欧阳炯《献衷心》）；绘物，有玉钩，纱帘、金井、玉楼、画堂、雕栏、朱阁、金炉、香车、龙舟、玉钗、金钗、凤钗、鹧鸪衫、凤凰鞋、石榴裙、罗帐、轻纱、水精帘、颇黎枕、鸳鸯锦；概括言之，绘影画形、状物言情，无不雕词琢句；
　　美人、美景、美物、色彩艳丽，极尽渲染之能事；容貌之妖娆、衣饰之华美、情态之娇羞，无不跃然纸上；婉转绮靡、轻细香软、偎红倚翠、绮罗珠翠、歌台舞榭，小山重叠，金光明灭、梨花似雪、海棠红艳、弱柳轻扬、离愁别恨，闲情绮怨，皆以韵律谐婉的美声咏叹。
　　仅以女性发型为例，就有“玉钗斜簪云鬟髻”（温庭筠《酒泉子》其三）、“睡觉绿鬟风乱”（韦庄《归国遥》其三）、“云鬟半坠懒重簪”（顾瓊《酒泉子》其五）等；“髻”如“双髻坐吹笙”（皇甫松《梦江南》其二）、“云髻坠，凤钗垂”（韦庄《思帝乡》）、“绿云高髻”（牛峤《女冠子》）、“凤髻绿云丛”（欧阳炯《凤楼春》）、“小髻簇花钿”（顾敻《荷叶杯》其七）、“枕檀云髻偏”（孙光宪《河传》其三）等；“鬓”如“鬓轻双脸长”（温庭筠《菩萨蛮》其七）、“蝉鬓美人愁绝”（温庭筠《更漏子》其四）、“鬓如蝉”（温庭筠《女冠子》其一）、“露桃花里小腰肢，眉眼细，鬓云垂，唯有多情宋玉知”（韦庄《天仙子》）、“绿云鬓上飞金雀”（牛峤《菩萨蛮》其六）、“轻步暗移蝉鬓动”（牛希济《临江仙》其六）、“翠袂半将遮粉臆，宝钗长欲坠香肩”（孙光宪《浣溪沙》）等，都通过各种修辞手段，艺术地处理为一种美的极致。
　　甚至“方外之人”也成为审美对象。如温庭筠的《女冠子》所描绘的女道士：“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在“花间”词人眼中，僧道之人，只是一种人生方式而非严守“禁欲”戒律者，他们仍然有着世俗享乐的欲望和权利。如韦庄的《赠礼佛名者》“何用辛勤礼佛名，我从无得到真庭。寻思六祖传心印，可是从来读藏经”和李珣《女冠子·其二》“闷来深院里，闲步落花傍”。换句话说，人生天然地就是为了享乐，一首赠女道士的词就这样绘写道：“家住涪江汉语娇，一声歌戛玉楼箫。睡融春日柔金缕，妆发秋霞战翠翘。两脸酒醺红杏妒，半胸苏嫩白云饶。若能携手随仙令，皎皎银河渡鹊桥”（李洞《赠庞炼师》）。在唐代，女道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徒”。《唐语林》卷一和《东观奏记》就记录了皇帝在至德观看见女道士“盛服浓妆”，更何况早有皇帝宠妃“杨太真”（玉环）的“女冠子”形象？唐代著名女道士鱼玄机给温庭筠的情诗如“冰簟凉风着，瑶琴寄恨生。嵇君书札懒，底物慰秋情”（《寄飞卿》），也是一个实证。
　　这些，都源于一种审美意识的自觉，其美学理论集中体现在《花间集·叙》中。〔1〕执笔人欧阳炯认为，作为一种艺术，词的描写技巧应达到的境界是“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追求一种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极致美；况且，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艺术的关键就在于美的形式追求，因此应该以“文抽丽锦”、“拍按香檀”的华美形式建构，去营造“清绝”、“妖娆”的艺术效果，从而突出了文学形式的美感效应；他们也看到了词体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特点，文学的发生本基于人类的语言语音生理机能的形成，源自于人类语言生理机能与情感渲泄的和谐共振，也正是这种和谐共振关系，使词的音乐节秦达到“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和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要求以词的音乐美去形成一种令人“心醉”的情感共振。
　　他们宣称自己的美学源承是“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欧阳炯清醒认识到“花间词”华美风格的产生原因，正在于蜀中人文风习和地域文化审美价值取向的制约：“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以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而对艺术表现功能的准确定位，则是“助娇娆之态”、“资羽盖之欢”；其开创新体豪气干云的表述则是“迩来作者，无愧前人”、“庶使西园英哲，相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①。
　　可以说，画屏溢彩，弄妆敷粉，珠帘鸳被，与柳袅桃红，蜂舞花艳，艳阳皓月交相辉映，文学的形式之美，被表现为一种极致的意境营造。而闺阁情深，床笫之欢，两情相悦，思恋至深的情爱生活颂赞，更成为中国文学史一朵竞艳的奇葩。那镂金错彩、锦罗绣衾的深闺场景，正是词人们对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环境和性爱实现条件等价值标准的强调。深闺的扩大，就是红花朵朵、绿荫簇簇、青苔芳草、莺燕呢喃的庭院，词人们竭力荟萃大自然一切美景并将之浓缩于男女主人的情感和性爱关系中。其在文字、音韵、图案、艺术意象等各方面的精雕细刻，达到唤起读者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重美感效应的目的。巴蜀大盆地“未能笃信道德”和“好文”的地域文化精神，“尚奢糜，性轻扬”的生活风尚和民俗，“颇慕文学，时有斐然”的文学华美传统，以及“花城”、“丽锦”的客观现实存在的作用〔2〕，都通过晚唐巴蜀词人艺术审美活动，获得了一次淋漓尽致的狂欢实验。
　　二、巴蜀文化的运行生态
　　众多谈论“花间词”的文字，喜欢引用美学家的“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等论述；〔3〕众多有关研究，注意到时代思潮的制约，却常常忽略地域文化传统的作用。其实，这种时代精神以“花间”美的形态绽放于当时中国“南京”（成都），正是由于巴蜀文化氛围更适宜其落脚扎根开花。更重要的是，巴蜀文化美学喜艳秾、好华美的审美评判标准，已经早是传统。换句话说，“花间词”是集合了巴蜀地域文化美学的特征，以集群的形式进行了一次聚焦展示。
　　巴蜀文化在物质形态艺术审美的高度发达，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展示出来。如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形制和着色、金沙遗址文物的精美、秦汉巴蜀漆器和“西蜀丹青”的全国地位、汉代“黄润细密”的蜀布蜀布、色泽鲜亮的唐代蜀锦与蜀绣──《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巴国寡妇“清”就是因经营丹砂──在当时主要应用于女性化妆品和印染原料──而成为富豪的，在其死后，秦始皇还为她筑了“怀清台”；我们还是看左思《蜀都赋》对成都的绘写：“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于是乎全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引绮窗而瞰江。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4〕
　　在绘画领域，晚唐，贯休、黄荃父子的绘画，形神兼备，笔法纤密，构图巧妙，用意精湛，成为中国文人画的肇始，如李畋的《益州名画录·序》所说：“盖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楷模，无处不有”，“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考邓椿《画继》，称蜀道僻远，而画手独多於四方，李方叔载《德隅斋画品》，蜀笔居半云云。则休复之详录益州；非夸饰矣”。也就是说，文人画、花鸟画、工笔画等体现中国绘画艺术形式美极致的几个方面，至少在晚唐时期的成都画坛基本定型。〔5〕
　　音乐艺术的繁荣是巴蜀文化一大特色，姑且不说先秦时期蜀王为妃子所作寄托挚爱深情的《东平之歌》《臾邪歌》《龙归之曲》《伊呜六曲》《幽魂之曲》等，汉代巴蜀音乐歌舞的盛行，无论是刘邦宫廷中“巴渝鼓员三十六人”，还是长安城王公大臣宴集活动等记载，都可证明。司马相如在临邛弹奏的“绿漪”琴、唐代成都的“雷琴”，都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名琴的代称；《巫山高》《惟庸蜀》《蜀国弦》已经成为魏晋南北朝文人依调填写的“乐府旧题”；杜甫对“成都府”人生状况的概括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他的《赠花卿》描绘成都音乐歌舞的盛况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所透露的蜀地音乐盛况，还有刻在王建墓棺床南、东、西三面栩栩如生的二十四伎乐，都生动再现了晚唐时期成都音乐歌舞的繁盛。
　　在文化美学理论上，司马相如创作理论、以及魏晋时秦宓注重“文藻”的“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等美学主张，〔6〕都推崇华美的形式美追求。刘歆《西京杂记》卷二说的很清楚：“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司马相如追求的是艺术的精雕细刻：“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标举“风骨”的初唐陈子昂，也不乏唯美之作如《于长史山池三日曲水宴》：“泛滟清流满，葳蕤白芷生。金弦挥赵瑟，玉指弄秦筝。岩榭风光媚，郊园春树平。烟花飞御道，罗绮照昆明”；又如《山水粉图》特别是《春台引寒食集毕录事宅作》：“挟宝书与瑶瑟，芳蕙华而兰靡。乃掩白苹，藉绿芷。酒既醉，乐未已，击青钟，歌渌水。怨青春之萎绝。赠瑶台之旖旎”等。明代杨慎，文学创作“以典丽为宗”，高张六朝文学唯美的大旗。
　　一种精英文化，常常是其所在地域大众民俗文化的聚焦表现。“花间词”对极致美和形式美的恣意狂欢，实际上呈现着蜀中民俗享受人生快乐的普遍心态。如“蜀人富而喜遨”〔7〕，“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市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8〕元代的《岁华纪丽谱·提要》说得明白：“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於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优闲，岁时燕集，浸相沿习。故张周封作《华阳风俗录》，卢求作《成都记》，以夸述其胜。遨头行乐之说，今尚传之。迨及宋初，其风未息。前後太守如张咏之刚方，赵抃之清介，亦皆因其土俗，不废娱游。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为世所艳称。”〔9〕宋初成都太守张咏的诗，也满眼“花间”：“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可以说，正是由于普遍而强烈的审美消费需求，才有对精致、华美、浓艳的形式美的生产及其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不仅仅呈现在文人笔下，绵竹、梁平年画，皆以艳丽色彩而行销巴蜀各地，这些正说明这种地域审美价值标准的大众广泛性和深入性。
　　从皇帝、大臣，到文人学士，乃至于民间大众，奢侈享乐之风，弥漫于晚唐时期的西蜀。前蜀王建“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谦恭俭素，用人各尽其才”和“雅好儒臣”〔10〕，“能戒能惜，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11〕，营造出一个政通人和的安宁环境；其子王衍“颇知学问甚有才思，尤酷好靡丽之辞，尝集艳体诗二百篇，号曰《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焉”。〔12〕如王衍《甘州词》：“画罗衫子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流落在风尘。”后蜀孟知祥知祥为政“宽厚，多优纵之”，其子孟昶“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他自己也有着一手好文笔，有“冰肌玉骨，清凉无汗”等名句流传于世。《十国春秋·后蜀后主本纪》甚至有这样的记载：“蜀后主以芙蓉花遍染绘为帐幔，名曰‘芙蓉帐’”。（青城费氏）花蕊夫人的“百首宫词”中亦有“立春日进内园花，红蕊轻轻嫩浅霞。跪到玉阶犹带露，一时宣赐与宫娃”等佳句；在“花间词”产生的那个时代，“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13〕虽然，王衍与孟昶两个皇帝和花蕊夫人、以及庾传素、徐光溥等重臣的作品未能被收录入《花间词》，但其生活方式、尤其是词作的艺术追求，都典型地体现着“花间”风格，可参见《全唐诗》所录。①
　　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说欧阳炯“性坦率，无检束，雅善长笛”、精通音乐，时称“长笛宰相”，其《浣溪沙》曰“相见休言有泪珠，酒阑重得叙欢娱，风屏鸳枕宿金铺；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温庭筠为人“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浮艳之词”，“善作乐府歌词芊绵绮合，为人所不能及”。当时名妓赵鸾鸾，甚至还有“浴罢檀郎扪弄处，露华凉沁紫葡萄”之类极为性感香艳的自画像。晚唐五代的“时代精神”落户于西蜀成都，或者说“花间词”成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言说者，最关键的原因是巴蜀地域文化所提供的一个最合适的生态环境。
　　余论
　　一种文化，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必然地受到一个关键性要素的作用与制约，这就是其文化美学。因为，自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改变环境与完善自身以来，“尽善尽美”的追求一直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美好，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全面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而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真善美。人类上古神话与传说、后来的宗教、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艺术学、文学等，无一不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而建筑、医药、机械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同样服从于人类完美实现的需要。具形的服饰和发型、建筑、器用、艺术品，建筑等的存在意义，绝非仅仅取决于实用性、可行性以及理性与工程技术，而是为了感性地、诗意地表达人类本身的存在状态。可以说，“锦城”的得名是巴蜀人在物
§　参考文献
　　〔1〕欧阳炯.花间集·叙［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邓经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37
　　〔3〕〔17〕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35,135
　　〔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左思·蜀都赋［M］.中华书局，1983
　　〔5〕黄休复.中国美术论著丛刊·益州名画录［M］.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6〕陈寿.三国志·蜀书八·秦宓传［M］
　　〔7〕欧阳修.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M］
　　〔8〕张唐英.蜀梼杌·卷下［M］.中华书局，1985.21
　　〔9〕巴蜀丛书第一辑.开元天宝遗事·岁华纪丽谱［M］.巴蜀书社，1988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七四［M］.卷258
　　〔11〕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二［M］.三秦出版社，2003
　　〔12〕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十［M］.中华书局，1983.590
　　〔13〕欧阳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第四［M］
　　〔14〕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巴蜀书社，1985.225
　　〔15〕罗念生.罗念生全集·从芙蓉城到希腊·第九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6〕邓经武.一位现代派诗人对巴蜀文化的皈依──何其芳与《花间词》［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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