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本洛的科学本原和科学方法论逻辑

评杨本洛的科学本原和科学方法论逻辑

对外或对内的战争，能让国家富强吗？实际战争的胜败，垫底的还是要看国内人民在原始科科技创新上，有没有的积淀持久的贡献。《2014世界科技排名》的芬兰、瑞典、荷兰、丹麦、瑞士、挪威、比利时等7个北欧小国，是如此，二战打败的德国、日本能翻身，也是如此。二战打胜之一的苏联，能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与美帝打冷战，是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前，从1726年沙皇开始，如请欧洲数学之王的瑞士人欧拉到俄国传播现代科学，至死也没有让其归国。

任何原始的科学创新都具有一定的本地性，相反，任何对国际主流认可了的真正的重大原始科学创新的无情批判，往往是拿普世性哲理说事。

1、上海交大杨本洛教授来绵阳拜访

2014年10月18日杨本洛教授来绵阳拜访我们，这是他和夫人到四川九寨沟风景区旅游回成都后，留下夫人在他的朋友庄先生家，再由庄先生陪同顺路的来访。由于事前有告知，我们是非常欢迎又高兴。杨本洛教授到达时已经到中午，在我们家吃过午饭后，同杨本洛教授的下午学术交流就开始，直到庄先生的儿子开车来他们的时候，才离开绵阳返回成都。我们曾经与杨本洛教授及他的助手李曙光先生，有过多次通信的经历。虽然我们之间有争论，但相互间是尊重的。

我们过去没见过面，杨本洛高高的个子，很有学者风度。在我们的书房中坐定后，他要送给我们2014年6月才出版的新书《科学本原和科学方法论的若干逻辑反思》，我们也送了他《求衡轮──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和2008年《河池学院学报》增刊《“信息范型与观控相对界”研究专集》。当我们要给庄先生也送《求衡轮──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庄先生说他不要，他说他是成都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他不搞基础科学的纯理论研究。庄先生说的是实话，在中国也许95%的人也对基础科学的纯理论研究没有兴趣，可见纯自然科学理论只是少部分人群的爱好。我们和杨本洛教授的年纪和经历相仿，问文化大革命他读的哪所大学？杨本洛教授说他和庄先生都是苏北农学院的同班同学，杨本洛教授说他是江苏镇江人，庄先生说他是山东人。想到杨本洛教授是流体力学专家，我们拿出2000年买的一套精装本的“非线性科学丛书”，是郝柏林院士主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类似《水槽中的孤波》、《非线性演化方程》等，学起来都非常艰难。

我们称赞杨本洛教授能从苏北农学院到江苏工学院的研究生，能攻下高等热工动力学、流体力学等多门课程的数学，是非常不容易，也是很刻苦的。杨本洛教授也谈到后来我们没有再作讨论了，只是收到我们寄去的其他一些文章。杨本洛教授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每当一本新的著述交付出版社之前，他一般都会向他的工作助手要求帮助仔细审查，有一次一个助手真找到他文章数学推证中，有一处不严密地方，他经过考虑发现助手是对的，于是他自己通过再推证把它完善了，但他是把这个功劳的一半，归于帮他指出数学错误的助手头说出来。

后来的交流杨本洛教授把话锋一转，说牛顿、纳维、斯托克斯、麦克斯韦、黎曼、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等科学家的数学不行，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说法。当他又说霍金、杨振宁、丘成桐、陈省身、陈维桓等当今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也不懂微分几何、拓扑学等数学时，我们惊愕了。我们读过陈维桓编著的《微分流形初步》和苏联数学家基利契夫斯基著述的《张量计算初步及其在力学上的应用》等书，知道数学的艰涩和多头，即使他们不懂类似当代科学前沿弦论、圈论的流形微积分数学，也不必指责。况且丘成桐、陈省身、陈维桓还是懂流形微积分数学的，除非发表的论文你真能具体挑出错，那另当别论。于是我们问杨本洛教授知道彭罗斯讲的韦尔张量和里奇张量吗？我们知道很多批评霍金不懂数学，是拿他的《时间简史》说事，那只不过是霍金的高级科普书。

我们从书架上拿出霍金等的《时空的大尺度结构》和彭罗斯的巨著《通往实在之路──宇宙法则的完全指南》两书，问杨本洛教授看过吗？他说没看过，甚至他连彭罗斯这位当代有影响的物理数学家的名字也不知道。我们说《时空的大尺度结构》才代表了霍金达到的数学水平高度，他是靠这种数学水平高度获得世界科学主流认可的，而不是他的一些高级科普书。余下的交流我们明白了，杨本洛教授作为我国的一位批判现实科学的著名专业科学家，他代表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所走过的成功道路。他是否也是来“曝光”这些年他出版的那些书是“诈书”呢？虽然所有这些书，都是从正面阐述他坚持的两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的科学观。在读杨本洛教授留下的《科学本原和科学方法论的若干逻辑反思》一书，和他曾经送给我们的《自然科学体系梳理》及《两类“相对论”形式逻辑分析》两本书，在他的新书《科学本原和科学方法论的若干逻辑反思》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索卡尔（Sokal）“科学大战”的内容，一下使我们有了上海交大杨本洛教授是一个“中国式的索卡尔”的感觉。

杨本洛教授的绵阳来访，是否他也是要作一个“中国的索卡尔”呢？是否也是来“曝光”这些年他出版的那些书是“诈书”呢？虽然所有这些书，都是从正面阐述他坚持的两个“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的科学观。

如他书中的“捍卫索卡尔崇尚的基本科学精神”、“ 支撑索卡尔素朴唯物主义的基本依据”、 “重申自然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守‘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基本原则”等众多篇章，和杨本洛教授围绕20世纪自然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科学本原”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基本命题，与“索卡尔诈文”相呼应，它们建构科学的本原只能是那个独立于人类“主观意志”而“自存”的物质世界，相应呈现的一种“公众性”的特征。这“公众性”包括了支持他的领导、学术同行、出版社和杂志的编辑、报刊主编和记者。杨本洛教授在坚守自然科学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原则方面很有名，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如《经典热力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探讨》、《流体运动经典分析》、《理论流体力学的逻辑自洽化分析》、《自然哲学基础分析》、《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自然科学体系梳理》、《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三册）、《两类“相对论”形式逻辑分析》等书。

七大世界数学千年难题之一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Navier-Stokes )，称N-S方程。这是一组描述像液体和空气这样的流体物质的方程，是目前为止尚未被完全解决的方程。这是一个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求解非常困难和复杂，目前只有在某些十分简单的流动问题上，能求得也只有大约一百多个特解的精确解，所以是最复杂的方程之一。但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简化方程而得到近似解。例如当雷诺数Re1时，绕流物体边界层外，粘性力远小于惯性力，方程中粘性项可以忽略，N-S方程可简化为理想流动中的欧拉方程。而在边界层内，N-S方程又可简化为边界层方程，等等。在计算机问世和迅速发展以后，N-S方程的数值求解有了很大的发展。2009年《应用数学季刊》发表有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晓平，在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2010年南京林业大学数学教授樊继山，在可压缩等熵N-S方程、不可压缩非等熵N-S方程等方面也有出色的研究。2014年上海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黎野平，报告N-S方程的适定性和渐近行为的研究有进展。但也仅如此。

杨本洛说他能解N-S方程，有“诈” 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一书，介绍1994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是一篇诈文，没有能力识别出作者有意识捏造出来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捏造的“联系”，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一书的“前言”说，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在其中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索卡尔作为一位在政治上持左派倾向的物理学家，感到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他的诈文的目的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索卡尔是在受到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的《高级迷信》(1994)一书激励下写成这篇诈文的。《高级迷信》一书勇敢地暴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在读了本书后，索卡尔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撰写这篇诈文。

但就在《社会文本》准备发表他的文章的同时，索卡尔就着手准备对自己的诈文进行曝光的工作。索卡尔诈文曝光后，传播媒介一般把矛头指向《社会文本》副主编罗斯，这主要是由于对“索卡尔诈文”的大部分最初的编辑工作，是由罗斯完成的。罗斯和索卡尔都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办公室在同一个校园里，然而，他们在空间上的近距离仿佛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巨大差异毫无联系。纽约大学的物理系在美国并不出名，而罗斯在美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影响却很大，他领导着一个资金来源十分丰富的美国研究计划，大有一种作为大众明星教授之势。可以说，正是罗斯的威望帮助了索卡尔的诈文在读者中广泛传播。结果在诈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大众语言》上就披露了此事，这就是索卡尔再发表的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随后在世界索卡尔事件被广泛地在传播媒介头版报道，被称之为“一场恶作剧”、“胡说”、“废话”等。学术界的大多数人站在索卡尔一边，认为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反对学术界中蒙昧和虚伪，或政治假象的斗争；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右翼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社会批评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或者说是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出来的误解。

联系杨本洛教授是把“科学方法论”、 独立于人类“主观意志”而“自存”的物质世界及“公众性”等三项，等价于普遍性、世界性的科学普世性。相反，他把国际科学界主流对久经实践检验已认可的科技成果和它的代表人物，等价于他说的是“科学偶像崇拜”、横行无忌的“约定论、公理化假设、辩护论”。如果杨本洛教授是把后者的这些“智慧人类”、“旧有知识”、“逻辑必然”，看成是本土性、地域性的科学本地性，是看对了。我们和杨本洛教授之间的认识论也能统一起来。由此他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等价于他的“科学本原”，他的“逻辑自洽性原则”等价于他的“科学方法论”， 而且“科学本原”、“逻辑自洽” 也能逻辑必然地推论出是属于科学本地性的东西。这就是一切科学普世性的东西最先都是出自本土性、地域性的科学本地性，它们是久经实践检验认可后才被筛选变成普世性的。这种普世性类似“肥料”，而科学本地性类似“树木”，我们说普世性可以转化本地性，一是说它类似可以“复制”、“3D打印”，二是说它类似肥料可以促进树木生长。而这片“树木”中，只有算是遗传变异属于再科学创新的，才有可能进入普世性行列。

其次我们说，即使是独立于人类“主观意志”而“自存”的物质，也是一种本土性、地域性的本地性而不是普世性的，是因为独立于人类“主观意志”，并不等于意识不具体不接触它，而所有具体接触的物质，它自身都是本土性、地域性的。只有类似暗物质、暗能量、暗信息、时空、宇宙一类不可全域性接触的东西，才是普世性的。同理，“逻辑自洽”也是一种本土性、地域性的本地性东西。

例如，问“逻辑自洽的一致性”，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是好还是坏？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是好还是坏？就不能说是好或是坏的绝对逻辑，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本身就是一种类似本土性、地域性的本地性科学。各国的法律逻辑，是如此。即使现存的国际法律，逻辑也是如此。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杨本洛教授在和我们交流时说的，他这十多年来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将是留给人类历史，永恒的宝贵财富。

那些发表他的那些东西的出版社和“科普性”杂志，曾以较为显目的方式和较大的精力，是否也类似《社会文本》期刊和副主编罗斯认可索卡尔的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一样，也是认可他的那些“诈书、诈文”吗？难道我国是一片隔绝世界的净土，没有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服务于挑战新型科技大国关系的这种有竞争评判的国际主流前沿科学消费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手段，演绎民间和科学院科学家纠缠批判的“科技嬉皮士”？

所以从索卡尔诈文理解杨本洛教授的“诈书”的意义，是杨本洛教授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曝光”自1925年在恩格斯逝世30年之后，苏共以恩格斯的名字整理编辑的《自然辩证法》遗稿在莫斯科由苏联出版社正式出版以来，以“社会主义”名义走过的科学观弯路。因为真正的自然辩证法是藴含在类似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这种数学公式中，而具有普世性的挖掘潜力。而恩格斯原稿的一些自然辩证法文章，本身是以平常的语言文字写成，并不是来自科学实验的数学公式。语言文字解说的自然辩证法，只能见仁见智作为本土性、地域性的本地性科学来指导实践。如在二战后，斯大林支持的“李森科时代”对生物基因论批判，就凸显苏共像是没有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遗稿编辑整理好，而塞了很多“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反科学的私货。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科学必须是务实的，这就是要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最终目的，作为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新型的国际科技大国关系，照亮了我国前进的道路。

因为我们曾经在处理新型科技大国关系上，不及美国，也不及前苏联，而有过迷茫，走过弯路。世界局势表明，美国的科技是在代表世界的主流，而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并不代表。科技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是世界级的关系，而中俄只是地区级。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前苏联）无法推出能够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收的国际秩序，只能以核护短。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到现在几十年，可以说是跟国际科学主流认可的观察、数学、实验的科学藏象论方法学习的几十年，取得的成绩是有说服力的。事实上改善跟国际科学主流的关系，就是改善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而融入文明世界成为极其重要的一员，也才能给国家和全民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这种认识，并不是一些人就能认可。

例如，年青网友詹海鹏先生，四川泸州人，1983年出生，在西安做机械工程师。他认为现在的腐败多，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的错。他还认为大跃进四川出现大饥荒，是李井泉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因为搞浮夸风是毛主席明确反对的，而邓一直支持李井泉。柯庆施是党内少有的忠臣，邓要是能像柯一样，反右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大跃进也不会搞砸。李井泉要是能像柯一样，四川人民就有福。甚至说曾经紧跟柯庆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没乱划右派，二没搞浮夸风和瞎指挥，三不割资本主义尾巴，四不整天打牌，五不放纵子女。

还有年青网友胡天明先生，1968年出生，四川射洪人，在成都铁路处工作。他认为毛泽东是为天下而生的伟人，邓小平同志只是为中国而生的伟人。他赞同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由此要大力歌颂革命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艰苦卓绝忘我牺牲建立了新中国，建设了独立的中国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的军事自卫能力，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可见现在一些年青人，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时代，看现在的一些个别文章，就没有轻重的乱推证，这是我们不赞同的。不管是现今存在的问题，还是过去存在的问题，都不是邓小平同志的错。杨本洛教授在和我们交流中，虽然没有类似上面那些年青人的想法，因为他已经快70岁的人，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所以杨本洛教授只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界新旧名人。如说牛顿、纳维、斯托克斯、麦克斯韦、黎曼、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等等科学家，不是数学错了，就是物理逻辑有问题。这不奇怪，这些历史上著名科学家的科技成果，都具有原始创新性，他们能被国际主流科学界认可，当然不是在发展他们弄错了地方。所以对待他们的主要科技成果，不但要看他们当时发表的原始论文，还要看后来的科学家，推进和改进他们原始创新的成果，才是正确的方法。正如我们今天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也要看他们的接班人推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因为这仍然同他们的贡献密不可分。这就像“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道理一样。

那么，杨本洛教授要“曝光”他的那些书和文章是“诈书、诈文”，从何证明呢？如果说杨本洛教授本人预期的效果，虽然能熟读完牛顿、纳维、斯托克斯、麦克斯韦、黎曼、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等科学家的原始论文和专著，找出了其中的“错误”，但他不可能读完后来的科学家，所有推进和改进他们成果的论文和专著的话。所以与我们交流时，杨本洛教授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霍金、杨振宁、丘成桐、陈省身、陈维桓等，说他们也不懂数学，甚至说霍金的《时间简史》是骗人。如果说“嬉皮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的现象，只是一些不太严肃或不合群的社会年轻人的话，那么“科技嬉皮士”则是一种严肃的和时髦的不分老中青的民间或专业的科学爱好人群，且是21世纪发生我国特别多的一种现象。

这不妨来对验像中科院科学家吴水清先生的北相编者按，推荐的一批探讨超光速，质疑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如王令隽、张操、梅晓春、沈致远、黄志洵、范良藻等教授，说他们人格魅力屈指可数，可圈可点，有目共睹。要前进，必须不折不扣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的学，老老实实的学，以清纯的态度、虔诚的风度，当他们的学生。而对他们非议的人们，请好自为之。还说：“让别人去说吧，我们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不严肃吗？2002年罗正大先生来绵阳送书时，就说过霍金的《时间简史》是以残疾人的身份在骗人，我们没有在意。因为罗正大先生送来他的三本科普专著，毕竟拿出有自己创新的宇宙模型，创见不同，说话过头也难免，更不说罗正大先生是自学成才，看不懂霍金、杨振宁、丘成桐、陈省身、陈维桓的流形微分几何等数学的研究，情有可原。但科学成果科学不是以个人的强弱说话，而是以社会承认的事实说话。

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批判西方科学的潮流，由来很久。21世纪发生在我国，也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用互联网手段交流比在杂志上发表更方便。以苏联传达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的“自然辩证法”作为批判武器，反对国际科学主流认可的观察、数学、实验的科学藏象论方法，这实质是二战后冷战的遗产。这虽起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但他说的只是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抗争现象。而列宁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变为实践，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可以先在一个国家掌握到政权。苏联从十月革命起，到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阵营，影响巨大。

我国曾主动加入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惜巨大牺牲地保卫这一阵营。但从1960年代中苏公开决裂，到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转型，说明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二战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和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而不是列宁和斯大林“十月革命”后开创的“红色恐怖”，能完整解决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难题。科技实践，是对如何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平衡作出的一种选择。看待阶级斗争，既有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视角，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视角。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这里的前提是马克思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承认科学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剩余价值，是要争夺从高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劳动的报酬给劳动群体在说话。

科技社会主义是把劳动群体当作出发点，有意识地鼓励资本为民众多创造就业机会，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群体的福祉。仅从过程来看，科技社会主义是一种选择，科技资本主义也是一种选择。科技资本主义为劳动创造条件和机会，劳动为科技资本主义增值提供可能，这都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所以科技资本主义是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为大众消费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科技资本主义跟科技社会主义只有到了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两者的区别才明显。

科技社会主义是对内的一种政治诉求，而不是对外的一种政治诉求。事实上今天在世界各国，科技资本主义逻辑中也含有科技社会主义因素，科技社会主义逻辑中也含有科技资本主义因素。坚持科技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跟科技资本主义对立吗？上世纪50至70年代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一种曲解。跟国际科学主流认可的观察、数学、实验的科学藏象论方法对抗，过去使中国失去了与美苏冷战保持距离。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获得实践证明之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不一定要跟科技资本主义对抗。我们反美，是因美国竭力反对共产党在各国的革命。但政治上的反美，不一定非要在科学上就反国际科学主流认可的观察、数学、实验的科学藏象论方法。如果将科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造旧世界”的目标，那么类似杨本洛把批判作为抗争文化就不可避免。对抗就必然要遭自闭。

事实不是这样的吗？观察艰苦又长期，数学繁难又抽象，实验花钱又严格，几乎把大多数的普通公众、没有机遇的科技工作者和国家，分层排斥在当代高精尖的前沿科学科研创新的门外；被推戴有“科技社会主义”特征的批判的手段，就简单得多。由此的“众怒”，把几千年一贯制的国际科学主流认可的观察、数学、实验的科学藏象论方法，就被当成“科技资本主义”来痛打。实际并不存在普世性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原则的科学方法论。把它说成是自然辩证法，这也仅是一种因人而异向公众宣传的科普方法。如果硬要把它说成当代科学，就只不过像索卡尔曝光说的是“诈书、诈文”罢了，这无补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杨本洛教授，江苏镇江人，1945年生。1970年毕业于苏北农学院。1978年考入江苏工学院的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动力系热工教研室副主任。可见杨本洛教授起点不高，但很勤奋和聪明，不然他不会江苏工学院第一批被破格评为副教授；除开课讲本专业相关的“燃烧理论”外，还开设“涡量动力学”、“高等流体力学”等多门课程并自编了三门讲义。

我们知道杨本洛，是1999年8月20日《南方周末》发表的《一个人的战争--记教授杨本洛17年挑战经典理论》一文。该文说杨本洛懂流体力学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涡动力学的基本公式，得到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王宗光和两任校长翁史烈、谢绳武，以及上海交大能源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孔祥谦教授等的支持，1993年就把杨本洛调到上海交大安家落户，还要“先校内后校外，先国内后国外，先易后难”，把杨本洛逐步推出。杨本洛也选择出版学术专著的方式，系统表述自己的观点，在1996年就有两本分别关于热力学和流体力学的专著出版。

数学家王元院士说：“所谓创新，一定是前人没有想到的、没有做到的。靠老师手把手地去教，一定教不出来创新人才。”1959年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受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教导的影响，我们把它引进到数学中去研究，发现圈比点还基本，再引进自旋，类似圈体或环面的几何空间就有了体旋、面旋、线旋的自然属性，这就是三旋理论的起源。而其中的“线旋”类似地球磁场北极出南极进的磁力线转动，可类比流体力学的“涡动”。就40年后我们刚完成《三旋理论初探》一书的初稿时，看到《南方周末》1999年报道杨本洛的文章，觉得杨本洛太幸福，也了不得。为了表达三旋理论的数学公式，这可不是闹着玩，我们曾联系过流体力学经典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但要结合此方程做出一个简单的数学算例和实验支持也很难。为了弄懂三旋与流面的三元流的数学方法，1998年我们曾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去买所需的书，出版社在他们的库房里才找到。

由此我们关注杨本洛的进展。我们在基层工作，没有搞科研的条件，也缺图书资料，只能业余时间跑图书馆。这时看到杨本洛在上海《科学世界》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谈用“无歧义的科学语言”，对质点力学、电磁场理论、相对论物理、量子力学的错误作“革命性、颠覆性和挑战性”的批判，内心感到杨本洛可能在浪费资源。到2006年杨本洛教授献给从事物理学、数学和哲学研究的基础科学工作者，以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150多万字的《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三大册书的出版，还是全部谈的是自然科学必须遵循他独断的“物质第一性”和“ 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批评经典量子力学从未按照数学意义求解过“第一性原理”；批评经典电磁场理论若干数学推导的失误以及相关数学基础尚未解决，导致完全悖谬的“相对论”出现，和量子力学是经典电动力学逻辑紊乱的必然；数学基础大量逻辑悖论的存在纯属自欺，“现代微分几何”的整个现代数学真实处于“自否定”危机之中，等等。

我们终于忍不住了。“无歧义的科学语言”不是“语言游戏”，我们赞同学术交流“数学语言”比较好，“物理学语言”难以作到，“哲学语言”更加难以作到。因此我们给杨本洛教授多篇写信，还写了《杨本洛形式本体论解读》一文，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归到开初与吴望一先生合作研究的流体力学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数学上，用求解具体的模型、模具说话。而杨本洛只停留在建立与宏观物质“球”粒子本质保持一致的理想化物质模型，并以这个不同的物质模型作为基础，构建不同的恰当“形式”表述系统，这是不够的。

其实，他在2003年出版的《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一书中，在完成重新构造一个能够与宏观物质的“球”粒子本质保持一致的偏微分方程（泛定方程）时，指出纳维-斯托克斯方程隐含的重要概念涡（Vortex），缺乏线旋类似的恰当“形式”定义，这才是对的。但因杨本洛本身不知道《求衡论》书中类圈体三旋与湍流联系的数学图像，也难理解这类特定物质结构得以存在的合理知识。因为只有用三旋彼此关联的概念构造作基础，才可能为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两个宏观力学体系提供各自物质属性的确定逻辑关联，从而使整个宏观力学成为一个整体，一个能够在“形式”系统内部保持逻辑相容的大体系。所以这不是只从宏观物质的“球”粒子出发，赋予具有独立意义的压力场的恰当物理内涵。

流体力学研究的是变化中大数粒子构造的系统，把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存在与光滑性可解，视为恰当的命题，做出的不仅是流场中的压力被视作调整量而存在的重要判断。因为用它描述三旋流场的泛定方程，速度场和压力场等独立变量的相关的边界条件，以小量子到大量子的“球”粒子的整个“形式”表述，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这必须对流场边界的动力学条件作三旋理论的进一步改进，这就与许多流体力学著述指出最初构造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目前使用的“形式”有所不同是，即使双旋度方程积分表述及恰当定解的重新构造，也不具有突破的意义。重新认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是因为流体力学需要描述的，本质上不仅是离散大数的“球”粒子集合的运动学行为，还需要重新构造解决从小量子到大量子的“环”粒子保持相容的三旋化形式，这必然是复杂的。但科技资源具备的杨本洛教授，可以从弗里德曼运用自己作气象观察的气球膨胀作模具模型，求解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学到真正的科学方法和得到灵感，以消除中山大学理工学院纪哲锐教授等，类似评说杨本洛教授有妄想症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