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离俄国式的悲剧有多远?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私有化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后果,现在我们再看看问题的另一面:俄罗斯非国有化的最终受益者--那些通过转制而成为俄罗斯财富和权利真正主人的寡头们。
尽管俄罗斯在政治上实行了多党制和自由选举,但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力,实际上是被叶里钦时代产生的寡头们垄断着。
这个结论来自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戴维·霍夫曼。
戴维·霍夫曼1995年-2001年期间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主任。他以自己多年在俄罗斯的观察采访,完成了材料十分殷实的政论著作《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利》。
在这部作品里,戴维·霍夫曼认为,新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利的真正所有者,是六个在叶利钦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财富巨头--
这六个人成为新俄罗斯的缔造者,新制度的宣传者和建筑师。1990年末,他们体会到巨大政治力量、可观的财富或两者加在一起所带来的影响力。尽管他们的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但成功的思路确有惊人的相似:六巨头时而积聚财富,时而又失去财富,他们牟取了俄国工业皇冠上的颗颗明珠,组建私人军队,左右竞选结果,最终控制了包括金融命脉、莫斯科在内的整个国家;他们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的媒体,特别是电视台,他们不仅拥有许多工厂,而且攫取国有资产,包括插手预算,干预国家法制执行机关的工作,影响克里姆林宫领导者。在大胆推动新俄罗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初期,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大亨们,偶尔也显露出残暴的一面。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利》序言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5月)
这6个人是--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身价240亿美元的石油大亨。2003年被普金政府以偷逃税罪名逮捕,从而让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了这个莫斯科首富的名字;
阿纳托利·丘拜斯,经济学家、强硬的经济改革家。被称为是"俄罗斯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设计师",也是那些"疯狂攫取这块土地的资本家及其追随者的教父。"他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成全了俄罗斯新贵,也最终使他自己成为他参与改造的俄罗斯电力系统的财富巨头;
尤里·卢日科夫,莫斯科市长。曾经竞选总统,失败后,继续在莫斯科大权在握,并且兼任首都城市的建造者和老板。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官商,记得当年在莫斯科时就有西方记者说过,这位有着若干工厂的市长,如果在西方早就被送进监狱了;
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银行家。他利用破产的曾是俄罗斯第二大零售业银行的首都农业储蓄银行的某些分支机构,着手建立一个新银行而成为银行家的;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新俄罗斯野心勃勃的媒体帝国的掌门人。他和另一个传媒大王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着俄罗斯最大、最成功的私人电视台独立电视台;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传媒大亨、一个冒险的权利掮客。控制着两份有影响的日报和TV-6电视台,他拥护私有制、财富和权力;后来,当他被迫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卖掉较大规模的公众电视台后,曾经说"他让普京上台是犯了个错误";2001年7月18日,普金就职总统一年多以后,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个记者向普京问起别列佐夫斯基,普京叹了口气后回答道:"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他是谁?"
6 个人!俄罗斯政治民主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局不是俄罗斯全体人民受益,而是让极少数财富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的一个悲剧。
我们离这个悲剧与多远?有一天,中国也会出现这么6个人吗?
警惕呵,中国人!
要强调的是,戴维·霍夫曼是美国的著名记者,他所任职的《华盛顿邮报》是公认的美国主流媒体。
这位美国的记者和那位法国的经济学家都深刻地预示到垄断资本资本的危害,认识到其最终导致了德国民主的崩溃,以及俄罗斯改革的悲剧性结局;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却将"私有化"当成神话、当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并以此来吓唬老百姓呢?
再重复一遍:我们不反对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必须有严格的法律制约;我们并不反对某种程度的非国有化,但非国有化应该是如何将社会的资产归还给大众,而不是相反,无条件剥夺大众的资产。
这是我们在实施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时,应该首先捍卫的两个原则。
为了保证上述两条原则不被掠夺者践踏,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必须让大众有一定的法律渠道和社会平台来监管自己的财产和权利。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一说到"大众",二字,不仅那些恶意地、窥视着国有资产的人会摇头,连眼睁睁地望着国有资产被人掠走而无可奈何地喊着"我那份到哪去了?"的人也会摇头。他们不相信大众可以集体地占有自己的资产,不相信大众可以集体地参与管理。
在我们这儿,无论是产权还是管理权,"大众化"均被视为不可能、不现实,是乌托邦……
这些年,对乌托邦的批评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调精英主义而藐视大众的智慧,强调精英治国而无视大众的政治权力。他们批判乌托邦,意在将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权集中在精英手中;他们把公平和大锅饭等同起来,然后宣称,要发展就要打破大锅饭、就要打破平均主义、就要将社会资源集中到少数能人手里使用,让他们去发展、先富起来……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和动机,才有了那位中国最大的经济学权威的精彩言论--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12、不是劝"退",而是要警惕权力的"不作为"
在谈到"郎旋风"所引发的这场争论时,我向身边每一位朋友明确表示,支持郎咸平教授--他的学术勇气、他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焦虑、他对MBO大声喊停的呼吁,我都无保留地支持,并坚决反对说他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论调;相反,我认为,问题要比郎咸平所暴露出来的还要严重、还要让人绝望;而且,即使郎咸平的挑战有着百分之九十的网民支持,但在权力、金钱和学术权威三者的强强联手面前,他肯定改变不了大众资产被人轻而易举掠走的命运……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郎咸平的振臂高呼表示感激。
我对郎咸平在强势群体的掠夺面前,因焦急、无奈转而寄希望于国家的强有力干预表示理解,并且觉得,以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出发,政府的干预是当前唯一能制止这场瓜分的力量。
当资本与知识结合,当富豪与部分官员和学术权威联手,用MBO合谋掠夺公众财产时,政府当然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而不是眼睁睁地望着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不作为"。
作为国有资产监管人的政府应该明白,每年以数千亿速度流失的国有资产是整整两代人的血汗钱,是他们及他们后代的生存保证。今后,大众和他们的下一代能不能得到必要的生存条件,能不能得到最起码的教育、医疗以及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公共服务,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对责任是承担还是推卸!
对,对今天的中国政府来说,面对着壮大起来的资本正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里(就如计划经济时代,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样)时,政府应该担负起责任而不是"不作为",应该阻挡资本对社会的强势攻击而不是退让。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共利益应该依靠政府,而不是期待资本家的善意。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结构只是二元: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权力与大众--
那时,权力的问题在于它主宰一切、管了它不该管的--从幼儿园到火葬场,从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到每一个人的恋爱、婚嫁,每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信仰都得由它规定、限制、监管;
那时,权力的越位将社会变成了寺院和军营,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将中国人变成一半和尚一半兵;
那时,因为权力"无所不为"而使得中国人无所作为,成了国家机器上的粒个螺丝钉……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变得多元,在国家(权力)和大众之间,迅速地滋生出来势汹汹的资本(金钱);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谁掌握了资本,谁就有更多的自由,谁就可以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这就要求凌驾于大众和资本之上的国家,能站在弱势群体的大众一边,为捍卫社会的权益不被资本侵占而承担责任、勇于作为。
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问题不是管得太多,而是该管的没有管,是"不作为":
--作为执法者,政府在社会受到贪官和黑恶势力的盘剥和伤害时,有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有没有"作为"?有没有该抓的没有抓,该判的没有判,该关的没有关?2004年,最高两院关于严格"假释"和"监外执行"条件的通知,就是针对某些司法部门不作为而发的;这与国家集权时代,把许多不该关的人关押起来恰恰相反;
--作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仲裁人,政府在强势的资本与弱势的大众发生利益冲突时(比如征地、拆迁、血汗工厂),政府是负责任地担负起裁判的责任,还是为了拿资本的红包而视而不见、见而不管,甚至"吹黑哨"?
--作为收税人,政府对那些只知捞取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偷漏税大户,是严加惩处,还是毫不作为地睁一眼闭一眼?而逃税无疑是对公众的二次掠夺,这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决不手软的重罪!
--作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人,政府是否担负起做好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的责任?有没有不负责任地将这些领域退给市场,让资本从中获利,让老百姓要花高价才能受教育、看病,才能享有最起码的文化生活?;
--作为社会存量资产--国有资产的保管人,政府是否担负起这些财产的监管和升值的责任,以及它的产出成果是否为大众所分享?在各式各样的巧取豪夺、明抢暗偷的行为面前,政府有没有不负责任、毫无作为?
……
由于对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集权的记忆,一说到权力的监管和作为,我们就害怕,就不舒服;可是在今天,权力的不作为、权力对社会不公正的麻木,以及对人的命运的漠视,不是同样损害着大众的利益吗?
2003年,成都一位母亲因吸毒被派出所抓走后,她的3岁的女儿王思怡一人被丢弃在家(她已经告诉警察女儿独自在家,并要求援救),但因为这家派出所和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的"不作为",小思怡在无人过问中饥渴而死,直至17天后,人们才在那所暗无天日的房子里发现了小思怡的尸体。
事件发生后,著名的民间学者任不寐,发表了《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的署名文章,公开指责"警察的不作为"。他说,"由于'警察的不作为'而饿死在家中的成都3岁女孩李思怡已经死去整整3个月了。人们不知道她具体是哪一天离开人世的,6月21日仅仅是邻居发现她死亡的日子。"
任先生还在小思怡饿死100天的忌日,发起了"送小思怡一程"的自发性绝食。他写道:"我依靠禁食来对抗自己的遗忘,通过感同身受来想象小女孩是如何度过那些地狱般的日子的。我的自我伤害是象征性的,无法感受她痛苦之万一。也许我更希望通过这种记忆方式来为孩子之死争取更多文化上的意义:我们这个幸存者的世界应该--事实上已经太迟了--从李思怡之死找到一个文化上的起点。当然,悼念孩子本身超过任何'文化'上的理由。"
这是怎么沉重的文字啊!
许多网民加入了送小思怡一程的行列,以体验小思怡饥渴中的痛苦和绝望,以陪伴那个过早离开了人世的弱小生命……
一个叫秦耕的网民写道:"一个孩子被饿死了。她还不到4岁,从6月4日到21日,饿了整整17天。期间地球已经整整转动了17圈。比两个国庆节长假加起来还要长出3天……这是多么漫长的17天!一个孤立无助的幼小生命在长达17天的时间里,在那扇无人开启的门后的种种,每一个没有完全泯灭人性的人,都不忍心去想象……"
这位网民最后向小思怡说道:"李思怡,请让另一个孩子的父亲,陪伴你走一天吧。"
后来,成都这家派出所的负责人和当事警察都因为"不作为"而受到了法律制裁。
比起那些矿井里数十人、上百人遇难的大事故,一个3岁的小生命或许不算一件大事;何况,我们不能说那两个当事警察是预先想到了这样的悲剧而没有作为的。但舆论和法律之所以没有原谅这两个警察和那家派出所的领导,的确表明了权力的"不作为",有多么大的危害!
……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的不作为与计划经济时代权力的越界的危害同样巨大;尤其在资本占优势的时代,当人与人之间已经被冷冰冰的金钱利益所左右的社会里,国家的"作为"将是何等重要!
试想,如果把一切都交给市场,如果眼睁睁地看着资本在渗透进国有企业之后,再摩拳擦掌地渗入学校、医院、以及所有与大众的生活休戚相关因而能赚大钱的部门--像动物园、海滩、青山都也承包给出去,都让钱来管理,这样下去,将来恐怕连少年宫、科技馆、博物馆也迟早会变成资本赚钱的工具,到那时,中国还可能有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吗?!
就像中国的足球,原来完全由权力在管,踢得不好,大家有意见,于是寄希望于钱的介入。之后,中国足球多了一个主宰:一边是权力、一边是金钱,一边是足球官员、一边是富豪。可是在钱与权力平分秋色之后,中国的足球照样踢不好,反而增添了许多新的问题;虽然权和钱都应该对这些问题承担责任,但谁能说"假球"、"黑哨"、"赌球"是出自权力(中国足协)而不是出自钱(俱乐部)?
现在,中国足球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而权力在富豪们地步步紧逼之下却显得那么软弱。那位足球官员在电视上就2004年"中超联赛"频频发生球队"罢赛"、裁判"罢吹"、运动员"罢练"的问题发表讲话时,连归国家体育总局管辖的体育记者,都连连用了"脆弱"的字眼来形容这位倒运的、抵挡不了资本袭击的官僚形象。从中可见今天权力与金钱的力量对比。
反过来,在还没有被钱所渗透、所控制的其他体育领域,权力倒还能运转正常;这一点也是被中国足球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在权力掌管足球的时代,虽说中国足球的水平很一般,但毕竟是一支正常的、健康的队伍,毕竟还出过许多像年维泗、容志行那样名符其实的球星。那时,这些球星除了低得可怜的工资,每月只有36元的伙食补贴。他们没有钱,可有精气神、有职业道德。
因此,今天中国足球的问题和其他领域的问题有相似之处:权力有责任,但问题的主体是钱;权力的问题是在钱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是对资本的丑恶监管不力、作为不够--比如对黑哨、假球的处理等。
13、要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大政府、更不能是大政府主义
今天,权钱交易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仍然是阻碍中国的社会转型向公正、良性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老百姓对权钱交易深恶痛绝,并且认为权力是腐败的根源。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执法者的不作为而忽视了杀人者、抢夺者……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今天的权钱交易与开放初期的权钱交易已经有了质的变化:那时,腐败了的权力,是权钱交易的主角、是作恶的主体,钱只是傍在权力身边一个忍气吞声的小媳妇;那时,钱是要看权力的眼色才能获利;还有,那时的权钱交易不过是多吃多占,不过是零打碎敲,不过是靠着价格的双轨制,给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些"万元户"而已。
今天,忍气吞声的媳妇已经熬成了婆,壮大起来的钱不再唯唯诺诺地跟在权力后面沾点儿小便宜,他们的目标不是万元户,而是福布斯榜上的亿万富翁;今天,钱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它要收买权力、要赢家通吃;在利益面前,他胆大妄为,决不手软。可以这么说,今天,在中国许多由权钱勾结所实施的偷窃和抢掠中,钱是主角、是作恶的主体:
--他们敢于将种田人从农田中赶出去,甚至不让他们收获马上就可以收获的庄稼;
--他们收买黑恶势力,殴打胆敢不给他们让出地盘的搬迁户,敢于把还住着人的房顶掀掉;
--他们敢于让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在非人的环境里干上一年而分文不给;
--他们敢于用一两万元,就将死在矿井里的农民工家属打发了、私了了;然后花点小钱封住权力和媒体的口;然后再次招工、再次让农民工进入到那些毫无生命保障的工作场所……笔者亲自见过一位四川农民工与煤矿老板签订的用工合同。其中涉及安全部分是这样写的:"在工作中所出的一切事故,由乙方(农民工)自己承担责任,如死亡,甲方负责给乙方家属赔偿人民币一万元"
这张生死文书是作者在新疆采访时见到的,时间是1998年。
……
有如此强大的资本力量,有如此霸道的资本,如果政府不作为,而一味"国退民进",那真会国将不国。
所以,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论,不是政府退出、不是削弱政府,而是督促政府切切实实地担负起对占有了资本从而处于绝对强势的那一部分人地监管。
这是市场经济时代对政府的历史性要求--在这个时代,社会必须拥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神话相对应的强势政府!
所以,不是退出,而是站出来担负责任--至少在当前国有资产迅速流失的历史关口,应该如此。
当然"小政府,大社会"仍是现代政治理念中最令人动心的理想;但要强调的是,这"大社会"是指大众的社会公权,而不仅仅是指一个强大的、能与权力抗衡资本家阶层;换句话说就是,即使到了可以让政府让出部分权力,那也应该是还给整个社会所有(比如工会、农会、商会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从长远论,当然应该削弱权力,但被削弱的权力应该归还给社会而不仅仅给予资本。
对社会的忽视,也是这场论战的一个特点:一边强调国家,一边强调经济精英,但都没有强调社会;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国家主义,但唯独没有社会主义--双方都没有谈到职工、谈到社会,谈到作为财产真正主人大众。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谈社会、谈社会的权益,尤其谈社会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并无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而是要加大"作为"的力度,去承担它所应该承担的、去制止它所应该制止的……
期盼政府的强势和作为,是过渡性的、是权宜之计,是社会还无力承担对自己的保护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从长远讲,我们当然期盼政府将更多的权力归还给社会。因此,尽管我们目前呼唤一个负责任的、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要一个"大政府",更不能要"大政府主义"。
或许,仅仅是这一点上,才是我们与郎咸平的分歧。
今天,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资本在没有权力制约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榨取和掠夺当然是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能掩盖另一个刻不容缓问题:庞大而无所作为的权力,过多地消耗社会财富、将社会管理成本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因此,政府如何在既要提高效率,又要降低执政成本;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在既要强化职能、提高行政能力,又要构建一个节俭的"小政府"的悖论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再说得通俗一点,政府必须对该管的事加大"作为",而从不该管的社会事务--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比如对公民的精神活动的规划、比如对公民自主权、人权的干预等等--中退却下来。
尽管比起计划经济时代,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向社会放权方面已经做了许多,但与在资本的肆虐和权钱勾结的腐败面前应该加大作为一样,在这方面,政府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