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结交陈独秀归功陈岳安搭桥

魏明生 · 发表于: 2005-5-5 14:38:21

魏明生/文1927年夏天，嘉陵江涨大水，一只载满乘客的木船从合川飘流而下，在快到重庆的江面上，不幸翻沉。在这次遇难人中，有一位居中联系吴虞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陈岳安。陈岳安1889年生于四川省江安县，十三岁赴省城求学，就读于成都高等学堂附设中学，同王光祈、郭沫若、李劫人、周太玄、魏时珍等皆为学校中的“活跃分子”。中学毕业后，陈岳安目睹袁世凯篡权复辟，帝国主义列强对祖国的百般躏辱，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他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毅然投身于成都报界，决心担当起唤醒民众的重任。他长期在四川的第一家大报──《国民公报》任职，并跟随成都报界的权威人士傅樵村学习记者、编辑、印刷、发行等新闻出版业务，协助其经营“华洋书报流通处”。傅樵村逝世后，“华洋书报流通处”由陈岳安独立经营，他接受了陈毅等进步青年的意见，将“华洋书报流通处”的“洋”字改为“阳”，成为“华阳书报流通处”。一字之差，蕴含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深刻含义。为了把“华阳书报流通处”办成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陈岳安不辞长途跋涉，前往上海及苏州、杭州等地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情况，订购了数十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其中包括陈独秀主办的《甲寅》和《新青年》。陈岳安经营“华阳书报流通处”，购销进步书报杂志，为消息闭塞的成都打开一个窥测外部世界的窗口，也为成都报界和知识界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和新的信息。陈岳安不以盈利为目的，只要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有利，哪怕是亏本赔钱，也在所不惜。他的流通处实行开放式营业，任人随意翻阅。有些青年学生，非常喜爱那些进步书刊，却又买不起，只好站在柜台前阅读。陈岳安经常把书报借给他们带回学校或家中阅读，有时甚至干脆送给他们。陈毅、刘弄潮等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读书会，就经常得到他的帮助。陈岳安的华阳书报流通处还开展了一项服务上门的业务，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送到进步人士家中，对他们的学习和写作给予大力支持。吴虞就是就是经常得到陈岳安支持的一个。吴虞早在戊戌维新后即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新学，是四川最早讲新学的人物之一，被誉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1910年10月，他在四川《蜀报》上发表了《辨孟子辟杨、墨之非》，痛斥君主和教主之专制为天下“二大患”，要求各种学派自由“辩论”与“竞争”，使“真理益明”，国家才能兴盛。这篇文章在封建保守的成都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复古派的围攻。后来，吴虞又发表了反对儒家和家族制度的文章，遭到护理四川总督王文人的的通缉。四川教育总会还给他扣上了“名教罪人”的帽子，将其逐出教育界。吴虞被迫逃离成都，躲避于乡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专制，吴虞得以重见天日，回到成都办报，任《醒群报》主笔。殊不知，又来了一个袁世凯称帝，尊孔复古，使得四川的尊孔复辟势力更加猖獗起来。1913年夏天，《醒群报》刊载了吴虞写的“主张宗教革命和家庭革命”的文章，复辟派向袁世凯控制的内务部报告。次年1月11日，内务部严令四川总督将《醒群报》查封。吴虞也因此又一次遭到复辟势力的口诛笔伐，并且有封建余孽向他投匿名信，警告他如果继续反对封建礼教，必“以短枪匕首相待”。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这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打退堂鼓，“自誓此后不作有关系政教文字”。吴虞“闻时局不佳，颇甚忧叹”，他的妻子也劝他学陶渊明读书避世，不谈时事，报刊文字概行谢绝，守明哲保身之戒，“以免文字语言贾祸”。吴虞深以为然，决心“从此便当辍笔”。陈岳安和吴虞都是成都报界的知名人士，早有来往。陈岳安对吴虞的处境深表同情，特别是对这位反对封建礼教的斗士一厥不振，无声无息，更是感到无比挽惜。他决心使吴虞重新振作起来，继续投入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的战斗。陈岳安从“华阳书报流通处”购进的报刊中挑选了一分《甲寅》月刊，亲自登门，送到吴虞手中。《甲寅》月刊是章士钊和陈独秀最早创办的政论性刊物。当时吴虞对陈独秀并不了解，他听了陈岳安的介绍，读了刊物上登载的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尊孔复辟的文章，非常佩服，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把自己原来未打算发表的诗作重新翻出来，拿给陈岳安看。陈岳安感到很高兴，他看到，这些在吴虞郁闷傍徨中写出来的诗作，尽管文笔不如他的政论文章那样犀利，但也不失反对封建复古的精神情操。他建议吴虞把这些诗寄给陈独秀，争取在《甲寅》月刊上发表。吴虞接受了陈岳安的建议，把他的诗作进行了一番清理，共有96首，一齐寄到日本东京。陈独秀对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甚为关注，曾通过章行严、谢无量打听到吴虞反对封建礼教的事迹。当他收到吴虞寄去的诗作，如遇故知，很快在《甲寅》月刊上以《辛亥杂诗》为题予以选载。吴虞看到自己反对封建礼教的诗作能在国内外驰名的刊物上发表，更是大喜过望，因此而受到极大鼓舞。1915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陈岳安把这一消息及时告诉吴虞，使吴虞成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新青年》所发表的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文章，同吴虞的非儒反对旧礼教的思想不谋而合，他越读越爱读，从而诱发了重新拿起笔来投入战斗的热望。1916年12月23日，吴虞在自己的日记中郑重地记下了《新青年》的通讯地址：上海棋盘中街群益书社。这天午饭后，吴虞提笔给陈独秀写信。他在信中谈了对《新青年》的感想：“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认为孔子学说“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表达了“打倒孔家店”的决心。吴虞随信寄去了他写的几篇反对旧礼教的政论文章，向陈独秀“以求印证”。此后，吴虞对陈独秀和《新青年》越发关心。陈岳安非常理解吴虞的心情，总是把陈独秀的动向及时传达给吴虞。1917年3月5日，陈岳安从2月6号的《甲寅》月刊上看到了一则关于陈独秀到北大任教的消息，特地将报纸给吴虞送去。吴虞看后，在日记中写道：“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则《新青年》其能继续乎?”由此不难看出他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无比倾慕之情。陈独秀收到吴虞寄去的信和论文之后，立即回信。他在信中对吴虞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蜀中名宿”，并说自从在《甲寅》上选载《辛亥杂诗》时，就已“钦仰久矣”。陈独秀对吴虞寄去的论文，表示赞赏，特别是对《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和《礼论》二篇，读后“荣幸无似”，当即决定在《新青年》和《甲寅》两个刊物上分别刊载。陈独秀在回信中，对吴虞给予热情鼓励，希望他继续投稿，“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陈独秀恨不能与吴虞见面交谈，慨叹：“西望峨眉，远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劳如何!”充分表达了对吴虞的真挚情感。1917年3月15日，吴虞收到陈独秀的复信，真是喜出望外，捧读再三，特别是信中那“儒术孔道”“缺点则正多”，“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的断言，似战鼓，如雷鸣，激励着反复辟勇士冲锋陷阵。他把陈独秀的信珍重地保存起来，并把主文抄录在日记中，便于随时阅读。当天晚上，陈岳安来到吴家，刚一进门，吴虞便兴高彩烈地拿出陈独秀的复信，递给陈岳安。陈岳安接在手中，大声朗读起来。二人都为于万水千山之外觅得了知音而沉浸在欢乐之中。陈独秀的支持和鼓励，使吴虞精神焕发，灵感骤至，仅用三天时间，就写完了《书〈女权评议〉》一文，立即寄给陈独秀。不几天，华阳书报流通处订购的《新中华报》又到了。陈岳安打开一看，见有《新青年》的第6号要目；再一看，吴虞所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题，赫然在目。陈岳安顾不及吃午饭，立刻把刊有《新青年》第6号要目的《新中华报》送给吴虞。吴虞得知自己的重要论文问世，真是感慨万端，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了矣!”他感激陈独秀的支持，也感激陈岳安这位牵线搭桥人。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紧接着，《新青年》1917年第3卷1—5号，每期都在仅次于陈独秀的文章之后，连续刊载了吴虞写的《读旬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等系列论文。吴虞为此而欣喜若狂，为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愈战愈勇，愈战愈强。为了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同陈独秀进行交流，1917年6月，再次致函，称“前著《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今又得三证”，并“乞附入通讯，与拙著互证”。陈独秀于7月1日复信，谈论他对尊孔复古的看法，痛斥“今之孔教徒以求容于共和国体”，“是完全不识共和为何物”。学术上的交流和探讨，使他们的思想更加贴近了。同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还发表了吴虞赞扬和发挥鲁迅《狂人日记》的《吃人礼教》一文，也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吴虞把尊孔崇儒与封建帝制联系起来，提出了打破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是为了打倒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主张，对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进步作用，他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成为被崇拜的偶像，为以后一部分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一定思想条件。1921年6月，吴虞又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出版了《吴虞文录》，胡适为其作序，称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陈岳安理所当然的是这本书的发行人。陈岳安被誉为成都报界的“大管家”，成都的各家报纸都在他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发行，而本地和外地的进步报刊和书籍，则是他的发行重点。他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机关报《星期日》周报的创办并担任总发行人，吴虞担任撰述。《星期日》周报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公开声称“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福星”，全文转载了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论民众的大联合》和陈独秀的《男系制与遗产制》等文章，是当时成都和四川最著名的新文化刊物，在全国与《每周评论》、《星期评述》等刊物齐名，被恽代英称为全国“六大刊物”之一。陈岳安除了负责进步报刊的发行外，还关心进步报刊的印刷。他在昌福印刷公司兼有职务，曾介绍了许多报刊到这家公司印刷。1919年前后，成都最大的刊物《四川学生潮》以及《威克烈》等报刊，都是由昌福公司印刷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和昌福印刷公司的进步倾向，早已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把陈岳安当做眼中盯，必欲除之而后快。1920年3月，四川督军熊克武下令逮捕了陈岳安。陈岳安在狱中吃尽了苦头，经多方营救，才得以恢复自由。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担任总书记，陈岳安为此无比兴奋，冒险购进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华阳书报流通处出售，由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遗憾的是，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吴虞却没有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渐渐掉队了。吴虞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专制复古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他以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原则来衡量一切，最终没有打破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理想的框框，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掉队的主观原因。客观上，他过早地失去了陈独秀的指引和陈岳安的帮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21年，吴虞为了追随陈独秀，离开成都去北京任教。当他到达北京后，陈独秀却在上海、广州等地为革命而奔波。1925年，吴虞回到成都。不到两年，陈岳安为再到东南了解革命形势，途中翻船落水，不幸身亡。

魏明生 · 发表于: 2005-5-5 14: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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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吴虞：胡适称其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5 22:53:23编辑过]

魏明生 · 发表于: 2005-5-5 14: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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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发表的吴虞文章〈吃人与礼教〉

魏明生 · 发表于: 2005-5-5 14:47:48

五四时期四川进步刊物──威克烈

孟园 · 发表于: 2005-5-5 17:02:03

“威克烈”是什么意思？周刊吗？

魏明生 · 发表于: 2005-5-5 22:47:59

Weekly音译，即周刊。

孟园 · 发表于: 2005-5-6 08:43:15

以下是引用魏明生在2005-5-5 22:47:59的发言：
Weekly音译，即周刊。

多谢。我也是这么想的。

魏明生 · 发表于: 2005-5-23 01:52:03

以下是引用孟园在2005-5-6 8:43:15的发言：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魏明生</i>在2005-5-5 22:47:59的发言：</B><br>Weekly音译，即周刊。</DIV><p>

多谢。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

魏明生 · 发表于: 2005-6-23 01:19:23

因举办抗战佳帖大展，取消该文固顶，以滕出版面。

魏明生 · 发表于: 2005-6-24 02:34:49

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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