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所未有的状态。此刻我正在米兰。我在米兰的正中心，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感觉像是生活进入了慢镜头状态。我倒是还在工作，有三个项目都在后期制作阶段了。一是HBO的剧集《本色》（We Are Who We Are）；一是我担任制片的电影《生而被杀》（Born to Be Murdered），导演是费迪南多·西托·菲洛马里诺（Ferdinando Cito Filomarino），由约翰·大卫·华盛顿（John David Washington，丹泽尔·华盛顿的儿子）担任主演；还有一部是纪录片《菲拉格慕：梦之制鞋师》（Salvatore Ferragamo：The Shoemaker of Dreams），后期差不多已经全部做完了。感谢科技进步，不用出门也能完成这些工作，还能听取到同样正处于个人隔离中的其他人的意见。我在瑞典和法国有不少合作者。一开始他们都会说：“Oh，你们这些意大利人，我们为你们感到难过。”再看看现在呢，法国自己也封城了，西班牙也是，奥地利也是，德国也是。
春天已经到了，百花盛开。此刻我正坐在客厅写着这些，面前是大大的落地窗。我很幸运，房子够大，房间也够大。我看着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看着外面的枝繁叶茂，草长莺飞。通常，到了春天，我们会出门，重新体验大自然和社交生活。但这会儿从窗户看出去，整座城市都空荡荡的。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是未来世界的反乌托邦社会的景象，就像是电影《天外来客》（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或是《最后一个人》（The Omega Man），又或是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那部杰作《战栗黑洞》（In the Mouth of Madness）的结尾部分。
我现在每天只出门一次，去买报纸。我大概是十天半个月之前在巴黎看了《隐形人》，那成了我在电影院里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然后我大概是三月三号还是五号，在餐厅吃过一顿饭，那成了我最后一次外食。这几天，我在看了不起的国际政治学教授穆哈迈德·马赫穆德·乌德·穆哈迈都（Mohamed Mahmoud Ould Mohamedou）的书，书名叫《一种ISIS理论：政治暴力与全球秩序转型》（A Theory of ISIS：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Order），写得非常棒。
我这几天也在家里看电影。终于看了小凯文·哈里森 Kelvin Harrison Jr.）主演的《浪潮》（Waves），我发现他绝对是当今影坛最有智慧的演员之一。我一直都很欣赏他，他在这部电影里再次完成转型，很了不起。接下来，我计划要把了不起的台湾导演杨德昌的所有电影都看一遍。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明白──尤其是各国领导人──这并不是一个意大利的问题，正如它也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一样。这是大流行病，迟早会触及地球各个地方。中国湖北比我们早两个月，然后是韩国、日本、伊朗，然后是意大利，现在其他地方也都已经传开了。否认、误判或自满，这些才是真正的悲剧。你得明白，没人可以独善其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危险。
之前看伯尼·桑德斯与乔·拜登的辩论，拜登认为全民健保制度在美国是行不通的，还说意大利就是例子。而桑德斯则认为，美国一定要有全民健保制度才行，现在搞的这一套私营性质的赢利性制度存在问题。对于拜登的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实在是太瞎掰了，很难想象这人要去竞选美国总统。我们意大利，正是靠着全民健保制度，现在才能做到对抗疫情，才能救回那么多条生命。我们尽可能多的给大家做检测，买不起医保的人，也能在医院获得救治，而且一分钱都不需要付。过去二十五年里，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类似全民健保这种事关重要的领域，也都任由私有化为所欲为。我也不想危言耸听，但还是觉得美国这次会遇上大麻烦，因为那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穷人会很艰难，而政府的回应，却又几乎等同于无。
我现在害不害怕？我也不知道。说实话，可能如果我年纪更大一些的话，会比现在更害怕一些。现在我最害怕的，是失去那些我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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