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堂，邓小平见到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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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5-3-27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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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六年的寻寻觅觅，邓小平终于在天堂见到了毛泽东。

　　邓小平虽然头上曾经有过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三顶“总皇冠”，心中还是忐忑不安，不知毛泽东──这位世界巨人对他的改革开放将作怎样的评价。

　　毛泽东还是在他那间类似菊香书屋的会客室兼书房会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双手紧握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三十多年不见，您倒越来越年轻了。”

　　毛泽东说：“一百二十岁了，你呢？”

　　“一百零九岁，我小主席十一岁。”邓小平说。

　　“可你比我在人间多活十年哪。”

　　“虚度，虚度。”邓小平连连摆手。

　　毛泽东挥着大手请邓小平入座，说：“不，你没有虚度。你干了很大的事情。”

　　邓小平心中一惊，摸不清主席此刻对他是褒是贬。只得壮着胆子问到：“没有了主席掌舵，我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还不知是对是错。”

　　毛泽东站起来踱到窗口，指着下面说：“毋需我做出什么评价，你自己看看吧。”

　　邓小平起身探出窗外，灰蒙蒙的云层下面，隐约可见神州大地的万里长城，那个“几”字形的大河，是再熟悉不过的黄河。俯瞰神州，中国真可谓是一个大工地，虽有高楼林立，更多的地方是残垣断壁。突兀的景象是，处处废墟上都有孤零零的楼房存在，像一个个钉子扎在那里，房顶都有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摇摇头说：“强扒强拆造成的恶果太严重了。”

　　毛泽东说：“真正恶劣的事情我们是看不到的，有没有死人的现象发生？”

　　“有的，我听说是有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连资本主义也不如。”

　　“主席，您说得对。我来之前对他们讲过，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就是对全民的教育。”

　　“错了，不是对全民的教育，是对那些贪官的教育，对那些不法商人的教育。”

　　“是的，主席，您说得对。”

　　“对什么呀，不仅仅是教育，而是要有严格的措施，加强法制，用制度来约束人，而且执法要严。”他稍微一顿，“好了，我们说话也不管用了，随便漫谈一下吧。坐。”

　　两人在沙发上重新落座，毛泽东打开一包“大熊猫”，好在两人烟瘾都很大，就互相对着吞云吐雾起来。

　　毛泽东满含深情地说：“这么多年了，真想念祖国人民。”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邓小平也忘情地说：“我永远都是人民的儿子。”

　　毛：“既然如此，我问你，你贪污过没有？”

　　邓：“主席，我可以向您保证，从来没有一分钱的贪污。”

　　毛：“你的子女呢？你敢保证吗？”

　　邓：“子女不敢保证。二儿质方发生了问题，组织正在调查；大儿朴方，主席你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摔断了腿，是我连累了他，我感到很内疚。他在残联搞的那些募捐，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是我的不对。”

　　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沉重地摇了摇头，不置可否。转而他继续说道：“小平你知道吧，现在的右派已经把我妖魔化；而左派，正在把你妖魔化。把我们两个对立起来了，你说，我们两个是对立的吗？”

　　“我们两个绝不是对立的，主席，我搞的改革开放是你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是吗？那么，文化大革命呢？你不是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全盘否定了吗？”

　　这是邓小平最难应付的问题，他知道毛泽东早晚要端出这个问题。也好，晚说不如早说。他硬着头皮答道：“主席，你不知道当时的形势，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我是左右平衡才达到了这个局面。”

　　毛泽东正色道：“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都没有吗？你如果能考虑到今天的腐败，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反腐败的特色保留下来，今天能是这样的腐败成风吗？系统腐败，集体腐败，这个烂摊子你让谁去收拾？真可谓是鼠目寸光。”

　　“主席，不是我鼠目寸光，是您的眼光看得太远了。主席说得对。我在八十年代说过，要抓党风建设，如果经济上去了，而党风却下来了，那经济建设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仅仅是说说就解决问题了吗？我当年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管了多少年，你为什么就不能严刑峻法；为什么就不能管好身边人，管好自己的子女？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你不懂吗？”

　　“主席，我有错。历史给我的时间太短了，改革开放又不能不搞，可我又不能直接到第一线工作了，只能依靠他们。一个出问题就再换一个，换了两个也没能解决问题，我有责任。”

　　“责任不责任的有什么用？问题是现在两极分化这么严重，是要出问题的。”

　　邓小平说：“这个我也对他们说过，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但是，我没有预料到事情竟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历史给我的时间太短了。”

　　“总是强调历史给你的时间太短了，给我的时间长吗？我真想再活五百年。”毛泽东感叹道，“现在可好，我也没有用过互联网，听说在网上左派右派已经开始打架了，真是内斗内行，外战外行。”

　　“让他们争论争论也好，我发明的那个不争论，压制了不少不同意见。”

　　“还有你说的那个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哪朝哪代不是这样？谁不搞经济建设？问题是你所谓经济建设已经危及到民生了，要我说，应该是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或者说是以民生为中心，这才说到根本上。”毛泽东重重吸了一口烟，大口喷了出去，继续说道，“建国三十年，人心齐，泰山移；路不拾遗，门不闭户，人民的觉悟空前高涨，涌现多少雷锋、焦裕禄式的人物，现在可好，你说说，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还是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也猛吸一口烟，说道：“主席，建国前三十年的良好状况，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的主席呀，您也应该清楚，只有像您这样的全知全能、大智大勇、大贤大德之人，才能办得到。您已经驾鹤西去，换了什么人，只能学您的皮毛，而学不了您的本质。这绝不是我对您的恭维，而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时代，只属于毛泽东，而不属于其它任何人，不可复制。毛泽东时代，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那你就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是的，我没有您的两下子，就只有抓经济了；经济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一俊遮百丑嘛。”

　　“遮住百丑了吗？你这可是叫一俊露百丑，顾头不顾腚。”

　　“主席，已经到这种状态了，您老人家的智慧光芒万丈，依您看该怎么办？”

　　毛泽东已经胸有成竹：“两个办法，一个是内科疗法，一个是外科疗法。”

　　邓小平如获至宝：“啥子是内科疗法？”

　　“高税收，高福利，把那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来它一个高税收，对于偷税漏税者罚他个倾家荡产，用来改善人民群众的医疗健康、文化教育、衣食住行，有什么不可以？即使因此而妨害了经济建设，也无关大局。今后要以民生为中心。这样，还有什么两极分化？”毛泽东大手一挥，好像已经指挥着千军万马要实行他的战略部署了。

　　“对于腐败现象呢？”邓小平像个老实的小学生，终于可以找到求教的老师了。

　　“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橡皮图章了。人大的主要职能不是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吗？我们现在的监督只能叫做维护监督，就是‘哥俩好’式的监督，而且是事后监督，这不行，必须变成对抗监督。”毛泽东的大手向下一砍，就像快刀斩乱麻，“什么叫对抗监督，就是专门挑你的毛病，就是没事找事。人大是权力机构，如果能发挥真正的作用，比起现在的纪检会、监察局、检察院，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邓小平拍手称快：“好，人大现在正没事干，这个没事找事说得好，就像西方国家的在野党，专门是没事找事，找执政党的碴。”

　　毛泽东继续他的思路：“如果人大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就由人民罢免人大，具体做法，让他们去商量吧。”

　　邓小平问：“啥子是外科疗法呢？”

　　毛泽东摆摆手，说：“这还用我说吗？这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邓小平叹口气，说：“不知我们的谈话能否传到人间。”

传不到喽，中途就被人断电喽。

什么是乌奸？
　　这是泛指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象。例如，曾经有过，“乌奸”认为，信仰共产主义不与苏联合并，也应听苏共指挥。

　　中国底蕴的这类传统基础研究的失落，是后来中华文化虽有兼收并蓄的传统，但还不够广泛和持续。即使如中国本土化佛教起源于印度，反倒在中国流行，也只是因中国传统基本精神，更重视和谐和共赢。例如，孔子把中庸之道看作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老子思想则强调矛盾的统一和对立面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协和万邦的大一统思想。《周易》中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且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民族，也并不想欺侮他们，把他们吞灭或消灭，只想同化他们，让他们学得和自己同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看不到一例汉民族对外族的血腥掠夺和镇压，对外政策的主流是“怀柔”。即使偶有对异族、周边国家用兵之举，不过是迫其称臣纳贡，从无将其灭族灭种的残暴行为。反观目前依然具有深刻的影响俄罗斯东正教则不同。

　　纵观中俄两国300多年的交往历史，自1840年鸦 片战争后，沙俄则作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奴役和瓜分，勾结英法联军，伪装调停，武力恫吓和外交讹诈两手并用，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为什么？原因是俄罗斯民族自形成起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这起源当所有的东正教民族都受到民族和宗教压迫时，俄罗斯民族是自拜占庭陷落以来第一个推翻不信上帝的异族蒙古人统治，以自己的力量争得民族独立的东正教民族。所以16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在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罗马相继没落后，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是东正教的中心、“世界中心”。历代沙皇又利用这种使命感去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开始向周边扩张领土，随着多民族帝国的形成，“升华”为大俄罗斯主义目标是征服欧洲，进而称霸世界。

　　这种 “救世”的使命感和“第三罗马”的思想，是俄罗斯历代统治者对外扩张的理由和动员民众的口号，久而久之也使征服欲和扩张性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成分。陈树林教授说：俄国是自然环境对民族性格影响最大的国家。从俄罗斯广袤的平原和浩瀚的森林等地理位置、气候方面分析，揭示出俄罗斯人以其独特的豪勇和逞强任性对付大自然的严酷恶劣、变幻无常。国土越多越不嫌弃多。因为俄罗斯人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生活，四周没有天然的屏蔽，缺乏安全感。从古至今，俄罗斯人嗜酒的传统难以改变。历史学家对俄罗斯人选择东正教的原因解释：“罗斯人拒绝了伊斯兰教，因它禁止喝酒，而喝酒是罗斯人的最大乐趣；他们拒绝犹太教，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失败民族的信仰”。于是他们选择了拜占庭的礼拜仪式和信仰也决定了对东正教的选择和接纳。

　　今日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仍说：“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俄罗斯应当南下，到达印度洋沿岸。这不是妄想，这是俄罗斯的命运。这是地缘政治，我们的发展需要这么办”。这种俄罗斯文化使得世界纷争难以统一，社会变革往往通过激进手段来实现。而中国自6000年前就独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太昊文化。如果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的话，那也主要是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约在公元前4──3世纪，中国与古希腊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但当时两地是相互隔绝的，其文明都是自生自长的。但“基督救赎”是基督教各教派包括东正教的核心思想，俄国与中国的主要差异，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内幕》中，曾剖析沙皇俄国的“发家史”和民族性，指出它把主子的野心与奴才的狡诈撮合在一起，使其对外行为表现为惯于欺诈和扩张的特征。

　　所以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负面应该说，不但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区别，而且也是无关系的。即使苏联自斯大林时代开始，大俄罗斯主义思潮即重新得势，当局不遗余力地宣扬俄罗斯民族对苏联和世界的伟大贡献。从沙俄到苏联虽在某些历史时期也表现出抵御外侮的进步性，但更多地则表现出为本民族的利益或统治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利益的狭隘性。其形成原因与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使这个民族的精神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无论彼得大帝的改革，还是斯大林时期农业全盘集体化，直至当代社会转型中俄罗斯对激进改革休克疗法的选择，都与只这种历史文化渊源有关。

　　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创立就是主张依法治国，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挟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类似“乌奸”文化，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实行社会主义，作为时代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的同时带来的雾霾，“乌奸”认为信仰共产主义不与苏联合并，也应听苏共指挥。由此俄国问题专家金雁女士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乌克兰人说保尔是一个乌奸。如果中国有人对侵略中国的人这样地大加歌颂的话，乌克兰人是不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