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试论扬雄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试论扬雄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叶福翔

　　提要：文章综合原始材料与当代研究，论述了扬雄至少从拓展中国哲学、开创方言文字学、丰富中国文学三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原创性贡献，认为扬雄在中国文化史上理应占据重要一席，功不可没。

　　扬雄（53B.C.-18A.D.），字子云，西汉末年蜀郡（今四川）成都人， 其学术成就自古以来就颇有争议：赞者云“妙极道数”（张衡语），甚至尊为“西道孔子” （张子侯语），贬者曰“拙底工夫”（朱熹语），至多不过模仿而已。然古今对扬雄的评价，大多不够全面，这里，作者将从哲学、文字学和文学三方面综合评价扬雄，试图从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说明扬雄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丰富发展了中国文化。

　　一、以深遂的思想体系拓展了中国哲学

　　扬雄对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中国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仿《周易》所作《太玄》仿《论语》所作《法言》二书中。尽管是对《周易》，《论语》的模仿，《太玄》、《法言》仍不乏新见、蕴含了对《周易》与《论语》的超越，兹分述于下。　　1.天地人一统的《太玄》思想　　《太玄》拟《易》而作，包括类比六十四卦的八十一首（经），仿《彖》之《首》，仿《象》之《测》，仿《系辞》之《离》、《莹》、《猊》、《图》、《告》，仿《文言》之《文》，仿《说卦》之《数》，仿《序卦》之《冲》，仿《杂卦》之《错》，其总体思想，是希望以“玄”为基础建立一个天地人一统的庞大体系以揽括当时的哲学和科学知识，正如《太玄》中所说：　　“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 （《玄告》）　　“立天之经曰阴与阳，形地之纬曰从与横，表人之行曰晦与明。阴阳曰合其判，从横曰纬其经，晦明曰别其材。阴阳该极也，经纬所遇也，晦明质性也。阳不阴，无与合其施；经不纬，无以成其谊；明不晦，无以别其德。阴阳所以抽啧也，从横所以莹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抽啧也，莹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 （《玄莹》）　　通过立玄三分天地人，又天地人各二分导出君子之道，可谓《太玄》之创造。这是对易理阴阳二分，天地人三才并立的一种拓展和改进。　　以“玄”为核心，《太玄》将哲学、天文、历法等知识揉为一体①，又保留了可用于筮占的形式， 将庞杂的知识组织成一个有序系统， 似《易》却又不同于《易》，不能说不是创新。　　《太玄》本身就是一部太玄历，从中首第一赞（冬至）起，每赞管半日，七百二十九赞合三百六十四日半，外加　赞半日，嬴赞四分之一日，合满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以合岁之日而律历行”（《玄图》），这比易数公用于占筮所需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玄》的经文部分也不是毫无价值，其中隐含不少扬雄对当时社会的一些讽谏和改良意见，如：　　“造法不法。”（《法·初一》；测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　　“大度检检，于天示象，垂其范。”（《度·次六》；测曰：大度检检，垂象贞也。）这都是希望法治和希望建立法制的心声，应是对扬雄当时所处衰坏之世的救治建议，可惜时政黑暗，扬雄只好以“朝隐”拟《玄》形式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心，立言不朽以传世，后人知其良苦之衷乎？　　是故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家、东汉张衡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决非妄语。　　也正如韩敬先生所指出：“扬雄的《太玄》正是从两汉哲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一个中间环节。在这一点上，整个东汉哲学，甚至包括王充在内，都没有达到如此水平，都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扬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主要的也就在于此。”② 因此，《太玄》出于《易》而别于《易》，自有独立创见和独特体系，应该说是对中国哲学的一种贡献，也是易学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当然，《太玄》也不是尽善尽美，其中也有不少不尽人意处，如象赞分离、象理脱节等，自是缺陷。　　2.《法言》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法言》仿《论语》而成，凡十三卷，名曰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黄开国先生有专著认为《太玄》言天、《法言》论人③，大体不差。　　《法言》的基调是尊孔崇孟的，例如：　　“或问‘治已’。曰：‘治已以仲尼’。”（《修身》）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吾子》）扬雄自比孟子，批评其余各家说：　　“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 （《五百》）大约也要将这些“塞路”者来个“辟之，廓如”，以张孔孟正学。　　值得注意的是扬雄对老子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正如他所说：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缒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 （《问道》）《太玄》之玄也少不了受《老子》“玄之又玄”的影响。故扬雄是基于孔孟而适取老子思想补充发展儒学的。　　扬雄在引老入儒和宏扬孔孟修身学说而发展儒家思想的同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如：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君子》）　　“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 （《问道》）　　“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修身》）　　按此推论，集仁、义、道、德为一体又追求礼、智、信者，方为完美之人。他对君子、圣人的看法是：　　“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君子》）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已之好；小人好已之恶，而忘人之好。”（《君子》）　　“圣人乐天知命，乐天则不动，知命则不忧。”（《修身》）而且他希望通过修身来达到治国：　　“或问：‘何以治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先知》）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学》思想归于统一。　　孟子言“性善”，荀子讲“性恶”，扬雄综而合之，曰：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身》）也体现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发展。　　石晓宁先生最近著文指出：扬雄《法言》的思想倾向是欲以“修身说”为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建立纯而不杂的“纯儒学”体系，认为从思想史角度看，是 “开了宋明心性之学的先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④。若此论断成立，则众所周知当代新儒学正是沿着宋明心性之学开创出来的，由此推论，扬雄便是从孔孟到新儒学之间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是故桓谭《新论》载：“张子候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 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不无道理。　　是故汪荣宝先生集平生所学，耗尽四十年功力， 不惜在成稿遭焚后再度重　　书⑤，沤心沥血，终成《法言义疏》五十万言，功成不久竟志遂身亡，应其所言：“此书竟成，虽死憾已！”也足可想见扬子《法言》之魅力。　　通观汉代哲学，扬雄的成就除董仲舒外无人能及，如果说董氏盛兴于西汉初年、生逢其时，其学大昌。则扬雄挣扎于西汉末年，生不逢时，其学潜隐；董氏之学以官方正统学说形式彰显流布，扬氏之学则只能以潜学形式在学人士子中流传。不过《太玄》、《法言》体现的正是这种文人内修精神，以涵养心性为动力，以立德立言为己任，传播信念，甘于寂漠，进而深沉地影响着中国文化。

　　二、以独特的方言研究开辟了中国方言方字学

　　在扬雄所有著作中，《方言》（旧题为《酋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其用功最多、耗时最长的一部作品，前后花费二十七年，自认为最为珍贵、来之不易，正如他在《答刘歆书》中所说：　　“故天下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油素四尺，以问其民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故身为王莽“国师”的刘歆索看，扬雄也执意不肯，否则只好“缢死以从命也”（《答刘歆书》），生前终未示人。　　《方言》原书15卷，收9000余字；今本13卷, 收1190多字（大约后人略有增补），共675条, 是研究汉代方言、汉代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字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它不公是中国最早的方言研究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　　语言是文化的基底，语言文字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之一，《方言》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无疑对文化作出了贡献，主要体现在：1.《方言》开辟了中国方言文字学　　中国的方言研究始于扬雄作《方言》，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在《方言》中，扬雄广收博采，将当时各地异语异字之含义、分布等情况汇集一册，编排成有序体系，至今不失其价值。例如《方言》第一条：　　“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卷一第一条》）　　我们不仅从中了解到汉代“知”字的同义词包括“哲”、“晓”、“党”，而且从中知道当时已有楚方言、齐、宋方言等的差别。　　汇总研究《方言》中各条记录，就能对汉代各地用字、方言分布、使用等情况有所发现，对此，已有刘君惠先生等的研究专著问世⑥，这里就不再赘述。扬雄在哲学、文学上的建树，无疑与他深厚的文字训诂功底有关。 2.《方言》具有博物学价值　　《方言》不仅具有语言学、方言比较词汇学，描写词汇学、历史词汇学，方言地理学价值，　而且具有博物学价值，例如，阅读《方言》的下列词条：　　“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或谓之仙鼠。自关而西秦陇　之间谓之蝙蝠。北燕谓之　　”。（《卷八第十条》）　　对研究生物学的学者来说，很可能启发他思考如下问题：西汉时蝙蝠遍布如今东北、华北、西北，极可能当时这些地区的气候、生态条件非常适合蝙蝠生存，蝙蝠的食物在当时这些地区较丰富，天敌较少。《方言》中未载当时吴、楚是否有蝙蝠，如没有或很少，那么与现在相比，应该有蝙蝠南迁史，这很可能与中国人口南迁相关……等等，可以引出很多研究思路。　　与此相仿，从《方言》中有关器物、服饰等字词的解说里可以启发研究西汉民风、民俗等有关问题。　　《方言》的文化意义如此广博，无怪乎扬雄如此器重、秘不示人，确有一番奥妙呢。　　即使不提《方言》的这种引伸价值，单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方言》也将永垂不朽，濮之珍先生说得好：“……扬雄的《方言》，他的语言学思想，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进步观点，实地调查的方法，既使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这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光荣的一页，即使放在世界语言学史上去看，也是一部杰出优秀的语言学著作。”⑦　　对《方言》影响后世的评价，康建常先生曾著文说：“《方言》问世以后，影响与日俱增。我国学者研究方言的风气日盛。……至于今…真可谓高手如云，论著成山。”⑧所言极是。

三、以奇丽的诗赋文章丰富了中国文学

　　既在哲学上、又在语言文字学上、还在文学上留下丰功伟绩的学者，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在这方面可以说扬雄是绝无仅有的，这正是扬雄的独特难得之处。　　扬雄对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资源之一的中国文学的贡献体现于他奇丽的诗赋文章中。许结先生曾著专文论述过扬雄文学，将扬雄赋分为三类，认为他对东汉文学思潮有积极影响⑨，对扬雄的大赋，王以宪先生也有专文论述其与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⑩，这里，接着前二位先生的论述谈点个人见解。　　1. 亦诗亦赋的“太玄赋”　　在扬雄的赋中，《太玄赋》是较为特殊的，许结先生按其思想内容与《解嘲》、《解难》等归为一类，似觉不妥，实则《太玄赋》从整体上看亦诗亦赋、亦言志亦抒情，是介于屈原《离骚》诗体与抒情小赋之间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具有特殊价值。全赋寓志深沉，刚柔相济，堪称佳作：　　“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　　敫敫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烛？岂惕宠以冒灾兮，将噬脐之不及。若飘风不终朝兮，骤雨不终日。雷隐隐而辄息兮，火犹炽而速灭。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奚贪婪于富贵兮，迄丧躬而危族。丰盈祸所栖兮，名誉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烧兮，膏含肥而见芮。翠羽媚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圣作典以济时兮，驱蒸民而入甲。张仁义以为纲兮，怀忠贞以矫俗。指尊选以诱世兮，疾身殁而名灭。岂若师由聃兮，执玄静于中谷。纳鄢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升昆仑以散发兮，踞弱水而濯足。朝发轫于流沙兮，夕翱翔于碣石。忽万里而一顿兮，过列仙以咤宿。役青要以承戈兮，舞冯夷以作乐。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御饥兮，饮玉醴以解渴。排阊阖以窥天庭兮，骑　　以踟蹰。载羡门与俪游兮，永览周乎八极。　　乱曰：甘饵含毒，难数尝兮。麟而可羁，近犬羊兮。鸾凤高翔，戾青云兮。不挂网罗，固足珍兮。斯错位极，离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　　许结先生曾以“儒道兼综，玄境神游”概括此赋的特色(11)，颇得要旨。扬雄创作此赋的心境可以说正是暗怀儒家入世参政、倡导仁义的意愿，却又面对无奈的现实，于是只好择取道家避世自养、飘逸如仙的我行我素、闲适自乐的生活方式，字里行间透露着深沉的志向、淡淡的忧伤。　　2. 借题发挥的《反离骚》　　扬雄非常佩服屈原和司马相如，但对屈原的以死报楚不以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淇身哉？”（《反离骚》），遂对《离骚》反而广之，借题发挥地言志抒怀。　　在对《离骚》逐节反之以后，扬雄最后总结一段：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　改。昔仲尼之去鲁兮，　　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　鱼父之　　兮，　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　彭咸之所遗！”　　为什么不象许由（尧时高士，据说尧让天下于由，由不受，隐耕箕山），老聃那样隐归，而重蹈彭咸（殷时贤大夫，谏君不听，投水而亡）之复辙呢？大约扬雄就是抱着这样的人生态度对待他当时所处时世的，有什么办法呢？在回天乏力、生不逢时的情况下，只好“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这可以说是才高行洁、品德高尚之表现，当无可指责。　　后人常以扬雄任过王莽之太中大夫和闻捉落阁二事攻击扬雄晚年失节、贪生怕死，实则仅观其表未知其实，对扬雄这样一位身历宣、元、成、哀、平及新莽五朝巨变、波折坎坷不绝的不幸者来说，以六十二岁高龄挂名太中大夫已是身不由己，日日以易、老为怀也难免担惊受怕，何必对他求全责备？！　　3. 维护信念的文章──《解嘲》与《解难》　　有人嘲笑扬雄“以玄尚白”（作《玄》求官未成功），扬雄作《解嘲》笑而应之：　　“……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如何！……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表明自已作《太玄》纯属精神追求，岂是世俗之心、求官之为。这应是扬雄精神境界超脱于尘世之明证，《太玄》也因此成为纯理性的产物，其理性深度和学术价值很难用当时是否产生社会政治效果之类的价值标准去衡量。　　又有人说《太玄》太难太深，众人不好理解，于是扬雄作《解难》回答：　　“……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妙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 ……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　　明确表示自己不俏于一定要众人理解，以知音希为贵，可见其信念之坚定，后人当自明。　　4. 创造新文体──《连珠》　　扬雄对文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创造了一种后来被称为“连珠”的文体，“ 所谓连珠者，……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鉴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见而可悦，故谓之连珠。”（傅玄语）　　扬雄的《连珠》，是连珠文体之肇始，今存残篇，但已神形俱备：　　“巨闻天下有三乐，有三忧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丰物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人之乐也！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乱则反焉，故有三忧。……”　　正如《文心雕龙·杂文篇》载：“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　语，肇为连珠。”仅此功绩，也当垂名文学史矣。　　5. 半个史学家　　《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恬于势利，实好古而乐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可见扬雄学问之广、著作之丰，所涉除前述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外，还有史学，但作为《汉书》所称其史学代表作的《训纂》已不传，仅在《说文解字》等中可找到片言只语，不足立论，不过从张震泽先生所辑《扬雄集校注》(12) 中可以看到《蜀都赋》、《蜀王本纪》、《十二州箴》、 《百官箴》等篇章都是集文学与史地为一体之作，虽难入正统史著，然以此评判扬雄作为半个史学家似不为过。

　　综上观之，扬雄实为一不可多得的文化大家，他在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众多且深沉，但其从未进入显学，而是以较为潜隐的形式影响着后世中国文化，尤其是士人心态，知音确实很少，汉代以后只有宋代司马光深得其学精旨并演绎传承，其后明清略有几家解《玄》，近代有尚秉和知《玄》、汪荣宝知《法言》。正是：孔子知音年年有，似不足奇：扬子知己千年遇，方为珍稀。　　这种情形并不违背扬雄初衷，也无损于扬子之博大，西汉张子候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东汉张衡赞《玄》“妙极道数”，北宋司马光说：“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 （《读玄》），又云：“扬子……折衷于圣人，潜心以求道之极臻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集注太玄序》），皆非妄语也。早在1943年陈觉玄先生就在《金女大集刊》上著文称扬雄为“西汉划时代的思想家”，当不为过。扬子思想确实对中国文化具有重大贡献。

扬雄为 西汉划时代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