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巴蜀文明之光──扬雄与他的《太玄》

扬雄与他的《太玄》

一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一生中经历了西汉的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汉孺子婴居摄政时期、新莽王朝共六个政治时代，死于王莽新朝天风五年。根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上祖曾为周代的侯爵，生活在黄河和汾河一带，后因战乱，全家迁至属楚地的巫山地区，楚汉相争时，扬侯为避难带领全家朔长江而上，到巴江州（现在的重庆）定居。汉兴以后，扬雄祖先扬季曾经官致庐江太守，汉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前111年），扬雄祖先为避仇家，再次举家向长江上游迁移，来到了现在属于成都市的郫县子云村一带安家。子云村古称“白太坝”（音，意为县西坝子的意思），离都江古堰约10多公里，离“禹生石纽”的羌乡“禹里”约70公里，离成都城约30公里，离古蜀帝百灌治水的“八卦山”约4公里，离蜀帝鱼凫古城遗址约8公里。郫县是都江堰古灌区，与成都、临邛同属当时蜀地三大文化发达地区，其还是四川传说中的古蜀帝杜宇及鳖灵进行治水和农业开垦主要活动地区，由此可知，扬雄是在一个十分浓郁的古蜀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郫县和温江县一直是直接受益于都江堰的两个古灌区，这两县至今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水渠田土交错纵横网络的农业发达地区，历史上所指的“水旱从人，民不知饥谨”，就是指的这两县，郫县在成都平原上是仅次于“金温江”的“银郫县”，但是，由于百太坝一带是江河沟渠纵横的交汇之地，常常处于水患困扰之中，农田也以单季节耕作的冬水田为多，所以，这一带又是郫县有名的贫困地区。扬雄家世世代代在此以农桑为业，虽然扬家有些田地，但是，由于冬水田产量甚低，也就仅能够糊口而已，所以，扬雄从小又一直生活在贫苦之中。

扬雄小时候口吃，静默好思，不善交往言谈，加上家贫，是个很容易受人欺负的孩子，但是，他从小特别爱学习，半耕半读而成人。当时，比他大30岁的严君平已经在蜀地名声大振，郫县乡绅在现在的郫县竹瓦乡平乐村“圜山”一带办了个学校，聘请严君平定时来讲学，这个学校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是“读书台”，在历史上是与成都市“文翁石室”（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学校）齐名的古老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私学之一，此“读书台”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才被拆掉。扬雄家的百太坝距离圜山平乐村读书台只有4公里左右，小时候的扬雄常常到平乐村读书台去随严君平学习《易》和《老子》等，扬雄从小受严君平学术思想的影响很深。

严君平（公元前86年──公元10年），本名庄遵，字君平，人称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别于战国庄周的另一个“庄子”。在四川方言中，“庄子”是事物中心的意思，一般指为中心的人的作为，由此可见，称传授学生知识的教师严君平为“庄子”，是有存在根据的。东汉以后，《汉书》等典籍因讳东汉明帝刘庄的名，才在书本中改称庄遵为严姓，从此，历史便以错为错，后人也就称他为严君平了。

严君平是现在属于成都市的邛崃市君平乡严家湾人，早年游历四方，主要在现在四川广汉的连山区（现四川盆地中的龙泉山脉的发源地）一带学习筮卜，精于易（注：连山一带是否是有“连山易”，现在还有待考证。连山，实际上就是古称的“梁山”，梁山是四川古梁州中的山脉，就是后来的蜀与巴的分界线的龙泉山脉。连山一带与现在发掘出的三星堆古遗迹非常近，一直同属一个地区。严君平在这一带学易而有所成就，是有根据的。）。扬雄在《法言》中称严君平是“蜀庄沈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称严君平是“卜筮于成都市，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述十余万言。……蜀人爱敬，至今称焉。”。汉书中说的严君平的十余万言，就是他的《道德真经指归》（又称《老子指归》），这是一部标志着中国文化开始向自身身心内部世界进行认识和作用的典籍，对后来中国的道家、道教及其禅宗文化，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和改造作用。严君平在蜀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东汉末期，道教产生于他生前影响十分大的都江堰和青城山地区，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必然性在其中。

严君平生前教育人，并不象后来学堂那样死读书，而是自耕自养，且利用农闲时分到各地游览考察，特别是对都江堰上游的岷江流域山川考察得很多。根据圜山读书台一带的人民的长期传说，严君平教育人还有非常独特的一招，就是带领学生经常到他教书育人的圜山下的大河回水沱去游泳并冲旋涡，也就是人去亲证体味人在旋涡中的觉受。这很可能就是严君平和扬雄后来创造出自己以人的性命为知识中心的玄学思想体系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亲证水旋涡的形成、变化及其内在的运动规律，不仅可以使当事人直接体味到水的运动能量在不同层面上的变化，而且还能够使人明确感受到水的正反对称运动是能量之源，而后来的爱因斯坦也是用这样的水与物相对作用的运动形态模型去建立自己的广义相对宇宙空间时间理论的，这种不谋而合虽然相差了足足两千年，但是，却也说真理是超越历史时空的。

扬雄在四川期间，还受到了他的另一位老师，也是他亲戚的林闾的影响。林闾，临邛（现在成都市下属的蒲江县和邛崃市）人，是位造诣非常深的古汉语言文字专家和民俗专家。扬雄时代，大中国尚是方国林立，各地区人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等差异很大，中国汉文字也正处于“虫书、金文、篆字”向隶书楷书文字转型时期，所以，学者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对民俗及古汉字的知解多少。扬雄在四川所奠基的古文字和民俗学问基础，在后来派上了大用场，根据唐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记载，扬雄是续司马迁《史记》的第一人和唯一的人，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很可能是经过扬雄编撰的作品。同时，王充也在《论衡·须颂篇》中记载了扬雄著有汉宣帝到汉平帝的历史书，虽然这些典籍现在都已经佚失，但是，却也可能早就通过其他的史学家的书籍将其内容传播了下来。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也是研究四川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扬雄是汉兴以来继司马迁以后的又一位历史学家。

同时，扬雄生前还著有《训纂》、《方言》等汉文字语言书，他是当时的奇字专家，是国家整编规范汉文字语言的组织者。当时国家有两部汉语言文字的范本，就相当于今天的字典词源文本，一是据说是秦李斯等编篡的《仓颉篇》，二就是扬雄编辑的《训纂》，非常遗憾的是，这两部汉语言文字典籍现在都已经佚失，但是，《方言》却传存至今，这是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早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也是今天人们研究汉语言的必不可少的典籍。

扬雄从小还特别喜爱司马相如的辞赋，他尚未出川以前，他的辞赋就已经在蜀地有了名气，虽然扬雄本人更善于对宇宙真理进行深邃思考，且以他的《太玄》和《法言》更为后人所知，但是，他却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文学家之一，是继蜀地司马相如以后把汉代“讽一劝百”的辞赋推向了高峰的人，他虽然在生前将自己的辞赋称之为“雕虫小技”，却也为后代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辞赋精品，成为后人仿效之作。后来东汉张平子（张衡）的《思玄赋》和《西京赋》等，曾经风靡四方且造成“洛阳纸贵”的左太冲的《三都赋》等，甚至包括后来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等辞赋文章都有继承了扬雄的辞赋的重要因素。《汉书》作者似乎也更偏爱扬雄的辞赋，所以，在其“扬雄传”中留下了不少扬雄当年的辞赋名篇。

二

扬雄40多岁的时候，随在朝为官的家乡人一起来到了京师长安，扬雄凭借自己的才华，很快名满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非常稀奇扬雄的文章，将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为小吏。扬雄后来长期为朝廷黄门侍郎，扬雄在京师长安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共经历了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汉孺子婴和王莽新朝五个朝代，由于扬雄是以学术为业之人，所以，他一生的心思并不在官场上，而是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阅读京师的藏书中及其收集各种天文、地理、风俗、语言等知识资料的工作上了，他当年的同事王莽、董贤和刘歆等后来权倾人世的时候，他一直都为小吏，直到王莽新朝建立以后，贵为皇帝的王莽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才封了他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大夫头衔，但是，扬雄做学问的习惯依然如故，并不参与朝廷之事。扬雄一生中的唯一嗜好，就是喜欢喝酒而吟辞赋，后来的四川才子多有效仿他的情况，其中，李白就是个典型。扬雄正是在这样的清谈寡欲之下，才研究写作出了后来重大影响了中国文明文化的两部典籍，这就是 《太玄》和《法言》。

夏、商、周三代，蜀地就和中原就有了很多文明文化交流，但是，由于地理原因，蜀地一直又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明文化形态，这点，已经在近年来四川发掘出的距今3500年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距今4000年前的新津宝敦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温江鱼凫古城遗址及其成都市十二桥古城建筑遗址等上得到了证明。由于四川是中国最早的水稻农业文明地区，而水稻农业生产要求人们必须要对天文地理和季节的复合关系及其运动周期有精确的了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四川是最早进入详细观测动植物生长周期和天文地理水利运动变化周期等相互关系的地区。同时，由于四川水利业是当时中国最发达地区，所以，水利学中的许多道理已经成为指导人们生活的科学常识，这些，都对扬雄后来著作太玄有很大影响。

汉武帝时代，四川落下闳应召进京师，他和其他天官一起对中国历史上的十月太阳历和十二月太阴历及其民间农业律历知识进行总结归纳提炼，提出了天地人同一相互运动的立体宇宙模型观，即“浑天说”。然后，落下闳根据“浑天说”的立体复合运动模式进行数理推导，最早在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提出了11年发生23次日食的135个月为一运动周期的“朔望之会”的理论，并筛选整理出了阴阳历合一的“阴阳历”，即“太初历”。太初历，是一种将太阳、月亮、北斗星及各星宿的运动周期按照人所直接体验到的土地四季进行复合数学推导和运动空间定位，最后发现了它们共同周期性变化规律和相互关系周期的一种律历，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给汉代农业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飞跃，也使国家便于政令统一经济管理了，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依然是以这部历法为基础的。更为重要的是，“浑天说”和“太初历”为当时的智慧者打开了思考天地人深沉关系和本质的思路，提供了一种用数理推导去表达复杂的空间时间运动规律的模式，所以，汉武帝之后，本来并不被官民推崇的《易》开始广为人们所重视，利用不同的《易》的卦爻排列模式去表达和说明相应的时间空间关系的各种学说也纷纷问世，《易》逐渐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理性模本，就象欧洲中世纪的《几何》原本所起到的社会文化作用那样。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人们使用的王弼易，也就是今本易，是三国魏时代的王弼打烂了当时盛行民间的卦气说的京房等易本，而按照反复对卦的方式，无序所排列的。王弼易在唐代以前并无太高地位，不过就是民间的一种易本而已，一直到了唐代官方筛选上古文献的时候，孔颖达才根据上方旨意筛选出了王弼易本作为官方推崇易本，而京房易等易本，后来则不太被人们所熟悉了，只存留于民间的一些方士中。为什么当时孔颖达要选择王弼易本作为官方推崇易本？这有可能是官方为了遏制当时民间的谶纬之风。但是，无序和无理排列的王弼易也导致了后来一批易学家完全抛弃了象数原则而纯粹空想哲学思辩去解释易，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后来中国易学中的混乱，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周易》毕竟是上古时代人们将巫筮和天文地理观测混合起来的文本，在“易”流行的西汉时期，谶纬之风也相应的流行起来，官方民间几乎到了凡事都要用易排列模式和五行理论去框套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地步，其中，孟喜京房易就是属于这样的易本，这在《汉书·五行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扬雄一生都是天文地理学家和数学家，且长期生活在以科学技术和幸勤劳动为本的都江堰古灌溉地区，他本人一直是反对这种遇事必筮卜的神仙之风的，他到京师的几年后，便开始写作《太玄》，用简易的数理符号建构出了完全有别于当时《易》排列模本形式的“天地人合一”的运动变化理论模式。扬雄的太玄的首赞排列模式，完全是逢三进一的顺序流行的圜元模式，与当时的京房等易本的按照四季、六律和年轮的牵强附会的卦爻排列模式完全不同（20世纪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易，也是这样的排列模式），扬雄的太玄的排列模式，就是宋代彭晓的明镜图、陈抟的无极图、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卦爻排列理论的基础模式。

如果说《易》是以天道论人事，也就是从人所理性观察到的天之运动规律去套看人事和社会生活现象，与现在西方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学术路线很相似，那么，《太玄》则不是这样的认识逻辑，而是将人的性命放置在问题的中心，将“气”作为认识感受天地人关系的中介，这样，《太玄》中的天、地、人是各自独立和平等相互作用的存在和关系，81首729赞的中心（即人所觉受到的时间空间的周期数理模型），是人的“信”之念，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人的知识主体感知和理性。这就是说，由于扬雄在蜀地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他的老师严君平在《道德真经指归》中的“我是什么”和“我是怎么样知道的”等认识论的影响，所以，他脑袋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并坚持认为：人的性命生存规律是人类知识活动的根本参考系，并认为人类的所有知识和行动的正确原则都是根据人的性命规律而发生的。在《太玄》中，人是宇宙运动的参考系，所以，太玄以人心为81首（宇宙运动的圜元模式）的“中”，人的性命一直贯穿于81首的“运”中，首末为“中、养”，就是性命养生的意思，这些理论，后来都极大的影响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道家的内丹学、中医理论的《黄帝内经》和《类经》，佛家禅学等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作用。扬雄的三分宇宙观，也对后来中国的“涵三为一”逻辑思维产生了极大影响作用。

在扬雄看来，常常迷惑人类的宇宙时间和空间问题，其实就是人的知识主体和宇宙本身的不同关系及其不同的运动作用表达形式而已，他说：“玄者，幽离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升乎规， 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攡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也。天日回行，刚柔接矣。还复其所，终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观乎象，俯以视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见终。三仪同科，厚薄相劘。圜则杌棿，方则吝啬。嘘则流体，吟则疑形。是故阖天谓之宇，劈宇谓之宙。”（《太玄·玄攡》）。这就是说，扬雄认为，人类的空间观念，就是人从整体静定的角度去看世界和事物时的觉受；而时间观念，就是人从分别运动的角度去看世界和事物时的觉受。人之所以能够全面认识世界和事物，就是因为人的性命是和宇宙本身的本质及运动规律是同质同构的。这样，扬雄当然就不会象西汉时期的《易》和董仲舒等其他儒家理论那样将天道视为是绝对凌驾于人道之上的主宰，而是将“人”视为是知识之本，人的知识主体，也就是“人心”才是人的认识和行为的根本。人认识宇宙，即可以使用感官向外观测，也可以在冥冥之中去内观人的自身身心变化规矩，因为，宇宙的运动规律，是通过人的认识主体而反映的，所以，人只要泯灭认识主体的理性，同样可以在内观中直接体验到宇宙的真谛，这，就是为什么《易》的知识原则是“元、亨、利、贞”（就是指理性认识中的分析和求真原则），而《太玄》的知识原则却是“罔、直、蒙、酋、冥”的原因。现在，人们就已经发现，人的内观宇宙体验结果和现代物理学中的外观宇宙实验结论，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物理学意义上的宇宙论与中国古代内外理性感性结合认识的宇宙论，是越来越契合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是因为扬雄是这样的看待天地人的关系，所以，扬雄而是强调“天地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所大伦曰治，治之所尊曰辟。”（《太玄·玄文》）和“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太玄·玄告》）。由于扬雄辨证认为人所认识的存在运动世界，是彼此蕴涵着对方，且人是物质世界之尊，所以，人可以自由的从运动分析和整体系统的双重角度及其复合运动角度去认识世界，既可以用数理的方法辟物析辩，也可以用养生的方法去证明宇宙的规律，知人知天，知天知人。这样，“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就被扬雄推导成为了一种具体可操作和可实践的理论，这就是“相对认识论”。

扬雄的相对认识论，就是认为：通过对人自身身心的认识去知解天道，通过对天文地理农业的理性认识去知解人道，简单说，就是“知人方知天，知天方知人”，两知辨证方自然。这样，扬雄就把人所认识的时间和空间的对待运动关系，也就是人所认识的事物的“发生、发展、衰亡”和新旧事物的流变替代关系，按照日月阴阳和流水涨落流变模型，抽象成为了“一、二、三”的赞赢流变和原始返终的“圜元”运动数学模式。所以，扬雄在《太玄·玄数》中一再强调说，他的“首、赞”（相当于《易》的卦和爻）模式是“假太玄，假太玄”，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数学家在论述数学本质的时候，总是要强调数学符号和公式，不过就是数学家对物质世界运动关系的一种替代符号表达而已，数学公式本身并无意义，意义在公式之外。扬雄说：“极一为二，极二为三，极三为推，推三为赢赞，赢赞入表，表赢入家，家赢入部，部赢入州，州赢入方，方赢则玄”（《太玄·玄数》）。

《太玄》，准确讲，就是一部天地人合一的辨证运动学和动力学，而这个宇宙的运动本体是自然本身，人所认识和改革外部世界的中心，则是“人心”的“因和革”。他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不知因，物失其筠。革之不时，物失其基。因之不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笵也。矩笵之动，成败之效也。”《太玄·玄莹》 。由此可见，扬雄是反对当时一些儒者凡事循古和一味崇拜天的理论路线的，更是反对盲目崇神仙之道的，他而是强调人的知识主观世界与客观外部世界存在着互相循因变革的关系，并着重指出人类是“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人可以以主动的知识态度去获得“天道”。可以说，扬雄是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早提出人类应该以本身变革作为去适应客观世界变化的理论的人。

由此可见，《太玄》并不象《易》和儒家理论那样认为世界是“天、地、君、亲、师”的线型逻辑排列，是国家君主至上的，是天尊地卑和君尊臣卑及官尊民贱的，而是认为人才是社会之本，是宇宙之尊，人活则家和，家和则国兴。这样的认识逻辑路线是从下向上的，也就是按照“人、家、部、州、方”运动逻辑路线发展的，这就是说，太玄中本来就蕴涵着丰富的民主、科学和自由的思想资源。或者说，中国文明文化中一直就存在着丰富的科学、民主和自由思想资源。

同时，《太玄》文本中，有数理图式模式，有文字诠释，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文本来看，其是标准的科技论文格式，只不过这是中国式的科技文本格式，与现代科技文本格式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扬雄，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宇宙论思想家和宇宙数学家，是相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理论创造者，是最早的人本主义论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认为国家的动力之源是人对真理的求实和家庭和睦幸福的思想家，这，是毫无疑问的。

扬雄根据《太玄》所写作的《法言》则为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儒家思想文化注入了活力，使儒家理论有了更新发展的可能性。这样，扬雄就建立了如下的“天地人和”逻辑理论，即，人与自然和谐前提下的，天人相互作用──人心活──人活──家和──部活──州活──方兴──变革──人心活──天人相互作用……的原始返终和相对运动变革的理论。

当然，这并不是说《易》和儒家正统的思想理论模式就错了，就是中国专制和狭隘僵化的文化基础，而是应该说《易》和《太玄》就象一组对待合一的阴阳关系，各自从相反的角度表述着对世界的认识和行动原则。历史也证明，《易》和《太玄》这两个玄学的主体文本，就象中国思想文化大厦中的两根有生命活性的主栋梁，既支撑起了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大厦，而又不断先导性的发现中国思想文化与动态历史本身所带来的不适应，从而为中国思想文化不断注入新的资源活力，使中国文明文化长期保持了青春。这正如宋代司马光在研读了扬雄思想和《易》及儒家理论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关系以后感叹说那样：“大厦将倾，一木扶之，不若众木扶之之为固也。大道将晦，一书辩之，不若众书辩之之为明也，学者能专精于《易》诚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子将升天而废其阶乎？！”（《读玄》）。司马光敏锐的看到，《易》和儒家理论虽然推崇依天道至上的思想行为，但是，却没有解决什么是天道和没有给人们提供达及天道的路，而扬雄的《太玄》和《法言》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扬雄学说和中国历史上正统的《易》及儒家理论形成了“众木”的态势，共同扶起了中国文明文化的大厦和道德世界。

三

扬雄的《法言》问世以后，很快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但是，他的《太玄》却长期不被人所理解，他的同事刘歆甚至认为这部著作是费力不讨好之作，恐为后人拿去作酱缸盖子。但是，历史证明，《太玄》是和《易》同样重要的著作，扬雄去世以后的千年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太玄”的重要价值，在扬雄的学说的奠基下，中国的“玄学”完全成为了一门数理义理相兼的知识体系，直接对中国后来的儒、释、道、医、养生和天文、地理、数学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东汉张衡的“混天论”宇宙论思想，就是直接受益于扬雄的太玄思想，宋代的“图书”学统的理论根源，也直接和扬雄的“太玄”思想直接相关。扬雄是中国乃至于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集合哲学家、思想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为一身的人。

但是，由于扬雄的学说是他提炼了中国上古各家学说精华而自成体系的知识学问，他并不拘束于某家理说，而是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所以，这在那些习惯于用某种固定的学派格式去套看所谓的中国学术的人看来就很不自在，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即，真正读懂了扬雄的人无不推崇他并运用他的学说，但是读不懂扬雄的人，或者拘束于某一派理论之见的人就要排斥他的现象，所以，扬雄死后的两千年，其命运的坎坷多磨，也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扬雄的遭遇，到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方迦利略学说在西方近现代史上的遭遇，迦利略学说也是长期不为基督徒们所接受，甚至遭到基督徒们的打击，直到1998年，罗马教廷才撤消了以前扣在迦利略头上种种的不实罪名。

五代十国时期，蜀地由于远离中原战火，出现了以严君平和扬雄学说为基础而重新构筑中国新的天地人理论的文化浪潮，并产生了象彭晓、何昌一，陈抟、谭峭等一批融会易玄的“图书派”学者（他们均为后蜀时代的人，彭晓在后蜀为仕，陈抟和谭峭共同求师于后蜀临邛的何昌一，陈抟谭峭同时在临邛天庆观住持多年），北宋建国以后，这股学风迅速蔓延到全国，产生了周敦颐、张载、二程、三苏、邵雍、魏了翁、张行成……等一大批易玄大家，那时候，这正如宋代程颐所慨叹的“易学在蜀耳，盍往求知？滋入蜀访问”（《宋史·谯定传》），也如宋代的李焘说的那样：“蜀人盖多玄学，疑严（君平）扬（雄）所传固之不绝。”（《文献通考·跋太玄经疏》）。即使是一向对扬雄苏东坡等蜀学者多有贬斥的南宋朱熹，也承认：“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数起便不是。”（《朱子语类》卷137）。由此可见，严君平扬雄的蜀学是宋学的基础，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

但是，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西道的“孔子”，在宋代还被请进文庙陪祀孔子的扬雄，在明代却被逐出了孔庙，他那完全自成体系的《太玄》也被社会普遍认为是仿《易》之作，《法言》则被视为是仿《论语》之作，他还被一批自视为是儒家正统的文人们贬斥为了向汉贼王莽献媚的小人。可以说，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扬雄在明代以后就越来越被世人少有所知了，尽管他的思想已经融化在了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成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存在。

造成扬雄名声大损的，咎在南宋朱熹，亦更在元明清三代统治者一味哄抬程朱理学的官方政治措施上了，由此可见，某种错误的认识和人为的官方政治措施，往往是非常压抑真理和真人才的，对国家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

宋代，实际上在思想文化界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蜀学、洛学、关学、濂溪、闽学等学派之分，也不时有学派之争，同时，由于宋代曾经发生过孟扬之争，也就是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一些人极力推崇扬子云，一些人则极力贬低扬雄而推崇孟子，所以，后来的朱熹也延续了这样的学案，参与到了对扬雄的贬低行列中去了。南宋时期，汉民族文化文明岌岌可危，中国政治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闽学派的朱熹继承了中原学派学统，重视儒家伦理和弘扬汉正统的学说，应该说其学术是适应那个时代的，也有相当的时代合理性，但是，朱熹和他的学生在编著自己和程颐程颢的学说的时候，却对汉代的扬雄和宋代的三苏父子所代表的蜀学学派贬斥甚多，出言十分不逊，这又是很不识大体的，也给后来中国千年学术带来了很大不幸。

朱熹编著的《二程外书·卷十》中就有：“扬子云仕莽贼，谓之旁烛，无疆可乎，隐可也，仕不可也”。二程是不是真的对一千多年前王莽封了扬子云个没有实权的大夫官职耿耿于怀，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是知道二程对扬雄有许多推崇的言论，所以，朱熹个人对扬雄有不满的强烈情绪，却是千真万确的。朱熹说：“扬雄则全是黄老，吾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朱子全书》卷58《四库全书》）。朱熹本人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直接采于邵雍易学成果，朱熹本人不仅仅排斥道家和佛家学说，还对同属于易学的“太玄”贬低甚多，这暴露了朱熹不懂易的问题，他说：“盖天地只有个奇偶，奇是阳，偶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两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他无可得说，只得说个‘善恶混’。有个三底道理，圣人自说了，不待后人说矣。看他里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说些道理，亦不透彻。看来其学似本于老氏……子云与康节如何，曰：子云何敢望康节，康节见得高，又超然自得。”（《朱子语类·卷137》）。

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本人并不精通易学，因为，他至死都没有看出来他那在后来被官方推崇的《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中所引用的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就是来自于扬雄太玄中的“玄图、玄数、玄错”思想和太玄首赞的排列模式。朱熹将中国儒释道分的那样清楚，极力贬佛老和扬雄，也暴露了他的学识不精，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儒释道，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儒道，在理论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学者表达方法和儒家文化的运用功能不一样，有形式上的区别而已。西汉末期，扬雄打破理论学派囿见，融会中国儒道和天地人文各方面之理论，创造玄学，是非常正确的学术知识路线，是应该大力提倡和效仿的。由此可见，朱熹治学不精，学术倾向偏狭执著，学派倾向过度，在加之后来朱熹理学成为中国正统思想理论文化范本，这就是导致后来中国文人迂腐和中国国力逐步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元明清三代的知识分子缺乏创造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八股科举开始以朱熹编著的《四书集注》为八股文模本，朱熹理学地位在明请两代更是如日中天，这一来，扬雄的学说就更遭殃了，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取仕的文人都要算是朱熹的弟子，那还有不跟着师尊后面牙牙呜的，扬雄的学说地位也就被屡遭官方排斥而流落民间了，直到现在，中国学术理论界中，按照元明清的学统习惯而推崇朱熹贬低扬雄的情况依然还存在着，这，非常令人不安，也反映了现在中国思想理论学界中的浅薄情况，因为，许多人并不解读扬雄，他们只是按照朱熹言论去套看古今学术，缺乏了自我的判断和思考。

“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只有一扬雄”（王安石《临川文集·三十三卷》），是金子就终归是要发光的，随着现在人们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想和对西方现代宇宙论的了解的增多，随着强调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随着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今天，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扬雄思想中的“天地人和”思想体系，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人生家和，家和国兴”的社会动力思想体系，及其扬雄“循因变革”的社会和平改革理论，也就必然会越来越得到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所有有识之士广泛认同和充分重视。

现在看来,扬雄要比朱熹伟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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