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进攻性马”中国成熟之谜

百年“进攻性马”中国成熟之谜

──摘自《我们一直在做6G，与5G同步》

任正非

编者按：本文为2020年5月11日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在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2020年3月24日任正非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纪要《我们一直在做6G，与5G同步》的摘要。“进攻性马”被总结为“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的战略──中国早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就有成立共产党的准备，是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别人先要争强，就让其实践──1911年保路运动就让辛亥革命去建立政权；等到1920年在重庆才成立中国共产党，因十月革命是世界潮流，又让给1921年来上海帮助建组“以苏解马”。109年和99年过去观后效，成熟就像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总裁走出“进攻性马”的样子。

任正非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新技术对防止疫情蔓延的作用，包括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会议、远程办公……，可以看到网络的重要性。大家急迫希望改善网络，我们要真真实实能满足网络需求。很多维护人员为保障通信畅通，他们不可能闭关在家里隔离，必须要跑动维护全世界的网络。全世界疫情越严重，越需要网络服务。

美国与中国的摩擦日益加剧，美方有点非致华为于死地而不可的态势，您认为美国是敌还是友？──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对方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否则怎么能先进呢？科技公司不先进就一定死掉了。因此，不想死就要努力学习。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还是真诚与美国科技界、美国企业……加强合作。

美国制裁对我们有影响，但不大；疫情对我们有影响，也不大。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可以扛过去。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存活下来没问题，但我们还能不能持续保持世界领先是有问题的。因为美国毕竟是全世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人才、教育……各方面都是最发达的。如果我们得不到美国这些发展要素的支撑，就不可能再继续领先世界了。未来三、五年我们要自己把这些支撑要素做出来，否则不可能持续领先世界。因此，我们在这些方面比以前的投入要大。

很多人说中国土壤上有些东西不能照搬西方的，但华为是个不一样的例子。美国文化，比如您提到的三权分立、法制……如何在中国土壤上培养出一个华为，中间有没有思想斗争的地方？任正非说：没有内部思想斗争。因为我们公司在改革之初，IBM顾问做咨询时提出一个条件“改革的结果就是把你们自己的权力干掉”，他们讲得很清楚，改革把所有权力都放到流程里，流程才拥有权力，最高领袖没有权力，只能做规则。因此，改到最后结果，我就成“傀儡”了，我越是“傀儡”，越证明公司改革成功。美国的三权分立也很妥善，我们公司要避免一个人说了算。这些都是促成我们公司今天良好发展的基础，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里程碑的事件，如何走到今天，我们也糊里糊涂的，也可能糊里糊涂走到明天。

我们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自我批判，只要讲自己不好，大家都很理解，越讲自己不好的人可能是越优秀的人。只要他知道自己不好，就一定会改，这就是华为的文化──“自我批判”。美国就是自我批判的典范，美国电影情节从来都设定美国政府输。现在一边弹劾特朗普，他一边干活，这就是自我纠偏机制。我们要学习这些机制，不能让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公司将来就很危险。美国哪一点好，我们就学习它，不至于与我们的感情有冲突，这没关系。我们与房地产等其他企业不同，华为公司的财富在每个人的脑袋里，不可能把他们的脑袋都割了装在我的口袋里。他的脑袋还在他头上，公司靠他的脑袋创造财富，可能创造得多，也可能创造得少，所以要给他的脑袋回报，创造出的财富要给他一些。

科技企业是有继承性的。员工昨天创造出的成果，明天、后天、再后天……，也会发挥作用。不能说昨天发了奖金给他，今天我们就可以白用。所以，我们用股份的方式回报员工昨天的劳动，昨天的贡献被继承下来，还在创造价值，就用获取分享制来分享劳动成果。当初没有想什么结构，都是慢慢形成的。就一句话，你昨天创造的劳动，也要给予肯定，分一点给你，分多少，大家评。通过积累的方式，凝结起来这支队伍。“王在法下，王在集体会议中”，轮值是在公司制度规则下运行。不当值的人也在同时工作的，不是闲着，只是最后的决策权不在他。没有当值的人实际已经在准备他上台之后，如何推动前进，并不是上台以后才开始管理改革的。

每个循环的人，包括远循环、近循环，他们都在分工做上台以后的改革，而且也不是他说了算，都需要集体通过，公司一致性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轮值机制最主要是保护干部，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他对一个人印象不好，不可能上来就把他换掉？要经过集体讨论，旁边还有两个轮值、四个常董，还有董事会成员、董事长，牵制着干部的使用。所以，我们公司不存在大规模高级干部和高级专家流失的问题，继承性非常强，干部稳定性非常强。每个干部都不怕领导，这个领导不喜欢我也没关系，过几个月他就下台了，我用工作结果来证明我是好的。

华为的所谓“狼文化”──“狼文化”可能是被外界曲解了，其实就是三个精神：敏感性、团队性、不屈不挠性。我们既没有996，也没有007。我们认为狼有三个特点：敏感性、团队性、不屈不挠性。一，狼最大特点是鼻子很敏感，能知道客户的需求在哪儿，能知道十年、二十年后科学技术的方向在哪儿。狼的敏感程度很重要，狼很远能闻到肉，冰天雪地也要找到那块肉。这就是对市场的敏感、对客户需求的敏感、对新技术的敏感，代表一种敏锐的认识。二，狼不是单独出击，而是群体作战，代表了团队精神。一定要有团队精神，做得好的是谷歌军团，我们现在也学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把批判谷歌军团的文章同时放在网上，一边支持、一边接受批判，也是组成团体。这个世界单打独斗是不会成功的。例如我们公司推行“涂丹丹模型”，涂丹丹是一个小女孩，领导一个团队，她是领军人。她提出的模型是三个博士、两个硕士组成一个团，我们后面补了两个实验工程师，一个秘书或文员。一些事务性工作让文员做，实验性的工作实验工程师可以做。实验工程师可以年轻一点、学历低一点，但是在这么强的老师带领下也会成长起来，甚至超过老师。所以我们提倡团队精神。三，狼还有一个特点是不屈不挠，拼死拼活也要做成这件事。干部不能发现有困难就要求换岗位。为什么要换岗位？换到别的区，即使从高职位换到低职位岗位，也会压制了那儿的年轻人成长。

不能换，死也要死在这个战场上，不行就去给这个团队煮饭，也要在那里，战役打下来，你也是有功的。原来是一把手，退下来可以做“炊事员”、做后勤保障、做环境、做场景、做人的工作……我自己就是一个后勤保障人员，主要是倾听困难，各个方面有什么困难，组织解决困难。所以不能动不动“工作不适合我，给我调一个岗位”，为什么要调岗位？调岗位就挡住了你去的地方那儿年轻人上进的道路。你就要在自己选定的路上拼死拼活打上去，打不上去退下来好好煮饭，煮饭的时间可以好好学习，还可以重上战场的，你还在你原来的“军团”。华为已经有十几年在新兴市场开拓了你们的业务，包括非洲、东南亚各国、拉丁美洲。

为什么刚开始走出去时，华为不考虑先走入高端市场或者盈利额度比较高的市场呢？任正非说：当时，我们在国内的市场空间没有那么大机会，我们要生存下来，需要走向国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时，我们选择了先从非洲启动，因为非洲正处在战乱阶段，很多西方公司都跑了，但非洲还是要通讯网络的。我那时去非洲，到处战火纷飞。我们在非洲的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就是当时积淀下来的。随着我们越来越先进以后，才能走入高端国家。当年我们并不先进，在中国市场上也不先进，我们在早期成长时，中国市场是让西方国家100%占有了，我们只能从市场缝隙里先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中国刚开放改革时是非常落后的，所有西方设备在中国市场是都是供不应求、如饥似渴的。西方公司不需要推销设备，而是中国买家大量排队，等西方公司给一点设备，西方设备在中国非常好卖，因为他们已经成熟了，也先进了。

他们派到中国来的人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比如中文讲得好、英文也讲得好，也很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所以他们来与客户喝喝红酒、谈谈哲学、打打高尔夫就做完生意了。他们这样没有“狼文化”，没有努力，后来就让我们一点点掏空了。不是我们抢了他们的市场，是他们自己把市场丢失了。所以，我们这样持之以恒的努力，通过几十年努力，慢慢走到前沿上来了。考核干部有一个指标，“土地肥力”够不够？不仅仅看你割了多少庄稼，还要看土地肥力够不够？明年、后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土地还能不能保持旺盛的肥力。这就是把科学家、专家、工程师投入，对未来先进进行研究。对未来的投资，主要靠科学家、优秀的商业领袖，科学家最大优点是花钱，没钱他怎么做科学研究和实践呢？所以我们科研经费的投资从来都是很多的，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靠盈利能力圈股民的钱。

我们自己知道，丢在土地的肥料明年的庄稼会挣回来。我们每年有数千、上万个国际合同要投标，每个合同投标时都要附上审计报表，没有审计报表，我们连投标资格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审计必须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公司，现在是KPMG，长期对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多种业务、多种范围审计，每年3月左右出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是要公开的，目的是让客户对我们信任，投标时客户的董事会还要对这些报表进行审查。审计不只是财务报表，很多细节都在看。

如果我们没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那就会混乱不堪，国际运营商、国际客户怎么会信任我们呢？我们整个公司从上到下20多万员工，走到今天，你听不到一句反美的口号，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学习美国的先进。美国国防部最近几篇文章《5G生态：国防部的风险和机遇》、《马蒂斯关于军人部署的命令》都贴在公司网上，我们认为写得很好。他们能深刻认识到如何打击我们，我们可以对照深刻去理解如何继续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除了湖北之外，我们在全球几乎没有感染肺炎的员工，坂田、松山湖一个也没出现。而且染病人员很快都治好了，主要是在武汉地区。当然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在海外市场，成就感最大的是欧洲，基本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很喜欢我们。

我们在欧洲的突起，也是公司改革的结果。欧洲有很多旧房子，街道很窄，不能修很多铁塔，如果设备很重就会把旧房子压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无线系统SingleRAN又轻又小、功率又强大，就这样我们就突进了欧洲，从那时开始这个口子就越撕越大。包括现在的5G基站，我们也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只要一个人手提着就可以安装，随便挂在墙上、下水道、电杆上……就可以，很简单。

为什么欧洲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能解决问题。我们从没有挫折感，是有困难，但是困难不等于挫折。一些很贫穷的国家，我们也要在那里做业务，比如南苏丹这些国家很贫穷，但我们要求给那边员工的生活标准要达到瑞士富人的标准，工作标准达到欧洲的标准，员工艰苦奋斗不一定要生活艰苦。我们要为全世界人民服务，不能说哪儿赚钱多就去哪，不赚钱的地方也要去。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铺设5G线路设施上，其实都是华为做的，你们也没有宣传──我不理解什么叫高调、为什么要高调，我们也不是故意低调。

因为我们公司对抢险救灾是有制度化的管理规定。当年日本发生地震、核泄露，我们员工背着设备逆难民的方向行进，如果不抢通基站，怎么帮助抢险救灾？2008年四川5·12大地震的时候也一样，我们把基站建起来，通过与天上卫星连接，就给当地部队抢险连接了无线通信，否则部队在山上怎么调动？当时炸两个堰塞湖的时候，天上下着雨，员工打着伞守着设备，很艰苦，每天还要用六小时下山背柴油上山。我们作为通信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抢险救灾都是应该做的，这是义务，这时不叫商业公司，叫“消防队”，不顾一切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有些会给钱，有些不一定给钱，不给那也就算了。

我们公司就不太重视历史，走过的路从来没有记录。文件管理有一个日落法，是向特朗普学习的，特朗普说“每增加一个法律，必须注销两个法律”，那么我们公司变成所有满五年的文件就要日落。文件太多，公司运行速度会很慢。人在世界上最大的奋斗目标，首先是自己要生存，其次是自己要安全，这是人类的共同认识。所以，欧洲率先提出了网络安全标准，包括GDPR隐私保护标准，这就很好，如果大家都遵循这个标准，那么网络安全问题迟早会解决的。

我们现在支持欧洲的标准，也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重构我们的网络，因为我们这个网络架构是从小公司累积过来的，能不能适应未来的大结构还不一定。所以，我们引进了非常多优秀人才在重构网络。如果说通过几年的时候，能完全达到欧洲的高标准，又能实现网络极简，那我们为人类服务的能力就大幅度增强了。我们相信世界能够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上达成共识。我们未来新网络架构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比如云化、大流量、人工智能……，还是要把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放到重要位置上，否则将来没人敢用我们的网络。

中美之间的冲突我不太了解，它们之间有什么矛盾，我也不太清楚，我们研究的是华为怎么能生存下来。华为生存下来的唯一措施，是向一切先进的老师们学习，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少于三人也有我们的老师，应该向他们学习，将来才会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性。狭隘的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感情会导致我们落后的。

会不会演变成一个世界出现两个不同的5G标准的局面？但是世界5G标准还是只有一个，如果出现两个标准，另一个标准的地方，你怎么能进得去呢？对于你自己，划出一条线不过去另一边，你怎么知道那边的公司不会跑到你的地盘来呢？本来全世界都是美国占有的，美国说这块我不去了，那是自己约束自己，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们相信美国在科技上完全有能力领导世界，完全可以涌出新产品来，但是世界标准只有一个，所有人都要互联互通，不互联互通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华为是否有能力完全把供应链去美国化？任正非说：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公司也要生存下来，只是要在一定标准下，美国公司是可以销售、供应的。现在我们还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国政府提高标准，有一部分就不能卖了，这些要替代。大部分美国芯片厂家还是在销售，不会不销售。

全球化已经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缺少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问题。菲律宾在疫情情况下停产了两天，我们都很紧张，担心供应部件，要想办法帮助它，介绍应对疫情经验。菲律宾关两天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美国了。美国公司在美国商务部管辖范围内，向商务部申请许可，批准以后是可以提供的。商务部设了一个门槛，门槛之上它要管住，门槛之下还是放开的，并不是说什么都管。所有通信设备的核心都是芯片，华为是否有一整套芯片的替代方案？任正非说：我们能完全自己供应自己，但我们还是在买高通芯片，今年买多少不知道，以前每年都是购买几千万套芯片。只要美国批准，英特尔、高通……很多公司，我们都在采购，都是大规模买的。

为什么不买呢？他们都是我们几十年的朋友。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但是也要买别人的，这是我们能活下来的基础，不因为我们生产的芯片便宜，就不买别人的。万一有天我们不行了，别人也不卖给我们，我们不就死了？所以，同时购买，即使我们有了也要购买，互为备份。国内芯片厂家目前生产中低端芯片还是有能力的，但是高端芯片能力不足。任何一个芯片制造公司都需要一个成长过程。新型冠状肺炎对全世界手机生产，甚至销售、需求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终端门店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是网络教学、网络办公设备暴涨，弥补了其他产品销售的下滑，最近一段时间增长很猛，没有衰退的迹象。

对5G的未来，无论是大数据还是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科技将会如何改变中国？我认为不是改变中国，应该是改变人类，不能这么狭隘。比如，华为松山湖园区是用5G建的，沙特油田也是用我们的5G来建工业园区网。将来5G最主要不是提供大流量，如果只是提供超大规模流量，那5G本身就失败了。5G有很多性能适合用于工业控制，它的高带宽、低时延等功能都有利于工业制造。现在差不多一半的工业制造，比如飞机制造厂等一些工厂，完全可以用5G来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管理，但对于太精密的制造，现在还有些达不到，还在攻关。5G面向企业业务，这叫ToB，面向消费者是ToC，我们认为最大用处是ToB，就是给商业用户使用，造出一些先进的东西。5G也只是刚刚诞生，在使用功能上还没有达到很强的程度，比如防抖动的功能，还要继续在数学、理论上研究，使得在更短的毫秒级抖动中保持稳定，这样可以在高精密制造中发挥作用。

5G刚刚发展，后面路还很宽、很长，我们特别相信美国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方法，他们完全可以起来超过我们的，华为做不完那么多生意，需要更多的伙伴一起合作。我们希望新冠肺炎快点过去。人类历史上发生过非常多的瘟疫，那些瘟疫最终都结束了，人类活下来了，所以新冠肺炎随着时间长短也会结束，特别在现代医疗技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应该说比古代抗疫能力大大增强了。把中国两千年的黄历翻一下，古代皇帝怎么抵御疫情的？就靠端午节挂在家门口的艾条。社会就是你追我赶，交替性领先，没有哪家能长期绝对领先。

“后有追兵”对你有好处，让你要跑得快一些，否则屁股被狼吃掉了；若是在后面的也要跑快一点，否则就咬不到前面羊的屁股了。所以，你追我赶，这对企业是有好处的，有激励性作用。人类要共同奋斗，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我们本身是全球化公司，外国科学家占有很大比例，外籍员工有4万人，主要是中、高端。因此，我们的成功是全球化成长起来的。我只是希望我们国家能更重视教育，真真实实地在教育上和美国、欧洲达到一样的水平，加强孩子们的创造性，这样未来几十年以后，中国也能在基础理论上为人类做贡献。我们不要认为创造基础理论是要战胜美国、战胜欧洲，这是错的。任何基础理论都是为了造福人类，中国也要为人类做贡献，不能只索取、不贡献，我们要贡献很多基础理论，有时候要做坐数十年的冷板凳才能出来基础理论。

我们一直在做6G，与5G同步。但是6G在理论等各方面上还没有突破，因此6G被人类使用应该在十年以后。英国是世界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两百年前英国工人也砸碎过纺织机器，纺织手工业工人害怕纺织机导致自己落后，到今天英国还是世界上高档面料大国，特产高纺精细面料，其他国家都织不出来。英国高工资、高福利，老牌国家还在做这个东西，我认为还是要努力学习吸取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