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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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吾（1879.2.3－1943.9.28）系自贡市自流井人，他既是我的同乡，更是我辈思想上的先人。记得我幼年时，还经常到宗吾先生的出生地一带玩耍、捉知了，因为彼此相距不过5华里路。这个现名叫“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大岩村七组”的山凹型村落，犹如被一只巨大的马蹄在毫无防备时击中，在它陡然下陷的过程里，红壤与粗质砂岩就大面积地敞露出来，凹底的一口大水塘就像贫瘠丘陵的伤口，一直清澈而平静。当时此地属自流井分县管辖，正是李氏后人称为“李家老房子”的所在地。
　　“李家老房子”坐北朝南，经过难以统计的反复修缮，除了地基没变以外，完全没有深宅大院的丝毫迹象，倒是与川南农村典型的厢房毫无二致。三合土的地面嵌着一些散乱的陶瓷地砖，像是缝补拙劣的补丁，一股谷草霉变的气息正从室内慢悠悠地吹出来。大概只有房子周围高达三二十米的桉树，才梳理过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宗吾先生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系四川大学教授，历任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省督学等职，几十年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写出《厚黑学》一书，干脆冠以“独尊”之笔名，旨在取佛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从此便以“厚黑教主”自号，被誉为“影响中国20世纪的20大奇才怪杰”之一。它就像一面镜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一系列抨击落后国民性著作的先河之作。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更应该记住他的另外一句说明：“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
　　“厚黑学”惊世骇俗，让很多厚黑之徒坐立不安。与鲁迅一样，他曾经作为蒋介石点名批判的“堕落文人”，成为国民党和一些体制官人的眼中钉。宗吾先生为形式所迫，1913年从成都返回自流井隐居，并赋诗一首：“厚黑先生手艺多，那怕甑子滚下坡，讨口就打莲花落，放牛我会唱山歌”。自觉余兴未尽，又来了一段古歌：“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回酒窝，安得猛士兮守沙锅。”读书、枯坐、练硬气功，日子过得反而舒心而平静，就像釜溪河流淌的细水。像他这种经历过大变故的人，对一己的沉浮是不大在意的。既然汉字所记载的历史像“手民误植”的错别字一样让他怀疑，汇柴口、张家沱一带的茶馆，就成为他发挥怀疑论的话语空间。一只手抠完脚丫，顺便就拿起一块猪头肉往里送，然后喝几口酒，另一只手却笔走龙蛇。他邋遢、落拓，口出怪论，还有些佯狂和怪诞。四川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中国客家研究会会长陈世松研究员曾经就对笔者指出，李宗吾的家族是从广东迁徙至四川隆昌，再迁至富顺，最后定居自流井的客家人，他身上流淌着客家人勤劳务实、剽悍尚武的血液。这条线索是远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因为我们从客家文化这个角度着手，对来自于宗吾血性里对历史毫不宽恕的精神，是可以寻找出一些东西的。据金文达老先生回忆，宗吾在习武过程中一度走火入魔，对老婆说气已灌顶，为试试威力，操起一根条凳砸向自己的脑袋，竟然当场被击昏倒地。他曾经在张家沱茶馆里，遭到一泼皮的殴打，口口声称“打的是蒋委员长通缉的堕落文人”，宗吾先生没有还击，而是立即提起起诉，至今在自贡市档案局里，还保存着这一份他亲笔起草的起诉状。有关宗吾先生对气功和武术的喜欢程度，南怀瑾在晚年回忆录里也有细致描绘，有意味的是，身材高大的南怀瑾没有走上宗吾先生为他指引的那条成为绿林侠客的道路。他与宗吾一样，反是在治学一道，开掘出自己的一方天地。
　　宗吾先生的著述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凡百余万言，在经历40年代的轰动效应之后，逐渐在思想史上展露出深远的影响力和冲击波，开启了对国民性反思的思辩之路。在华人学术领域，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等学问大家对李氏思想进行了多方位的推演和研究，纷纷指出，李宗吾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是四川人为中国现代思想所做出的不可多得的贡献。解放以后，海外对李宗吾的研究已经推演至更为广阔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各出版机构纷纷出版李氏著作，版本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达数十种之多。其传记也作为研究课题进入了大学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王磊等人专门写出了30万字的李氏思想传记《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奇》，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促进了李氏学术思想的发掘和研究。在清华大学传播学系2002研究生的课程里，“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已经进一步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当代学人谷照明、王善生、铁波乐、笑蜀、陈远、李加建、邓遂夫、陈思逊、李波等人均从不同的层面对宗吾先生的多方面成就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其思想具有的“当下性”价值予以了特别关怀。在对待宗吾先生的问题上，鬼才魏明伦倒是显得比较理智，他在《奇奇怪怪的四川人》、《台北访李敖》等文章里高度颂扬了宗吾先生的精神与人格魅力。作为宗吾先生的家乡，反而在这一研究、弘扬人文精神的领域一直处于十分彻底的缺席状态，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固然是一个产生过赵熙、雷铁崖、王余杞、陈戈、毛一波、胡绩伟等文化学人的城市，是一个产生过刘光第、吴玉章、卢德铭、江竹筠等政要闻人的城市，因为无论是从文化、学术还是时髦的旅游经济当中，对李宗吾的研究不但会使后人们进一步廓清历史的迷雾，从功利角度上说，甚至可以大大提升自贡市的知名度和人文号召力。公正的讲，迄今为止，自贡市尚没有任何一人的影响力能够与宗吾先生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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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读到了山西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这个坚持以他母亲出生地自贡市为自己籍贯的作家，为我们展示了百年盐场的缠绵故事。可以这样说，《银城故事》是自王余杞的长篇《自流井》之后，又一部展示盐场风化历史的杰出作品。自贡人知道一句俗语：不姓王不姓李，打架老子都不怕你。体现了王、李两个大姓在本地的群体地位。当然，其优越感则纯粹是依靠他们在盐场里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势力所决定的。这些情况，其实在宗吾先生的绝笔之作《迂老自述》里均有反映。
　　百年盐场在以坚韧、勤劳、智慧为主题的盐文化作为其文化积淀的同时，它对人的城府、人事机变的渗透却往往为后人所忽略。其实，这种渗透就像笕杆上滴出的盐水，以石钟乳的造型，在逶迤的丘陵地区展开了心智所能及物的最大尺度。这种姿态是向下的，或者说是下坠的，但是并不堕落，因为它总是小心翼翼地在伦理与环境基本能够接受的域界昼伏夜出。井盐本身的洁白和脆弱，同心智施展方式的阴骘与顽强，产生了某种富有反讽意味的悖论。父亲告诉过我很多往事，谈及自贡人的城府构成，父亲就转述过我祖父蒋肃之的很多经验之谈。祖父在50年代就病逝了，我没见过。但他是有资格来谈论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一生都在盐业行道奔走，依靠一手好字逐步提升到贵阳盐务分局局长以及川康盐务局自贡稽查处主任的位置，但你以为仅仅依靠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就能升官发财么？对这些皮相看法祖父根本不屑一辩。他只说，自贡人没有什么土著，实际上都是外来的，渴望发财的江西老表、西秦老陕，有经商传统的福建商会、山西行帮，赚钱的欲望与他们保护财富的能力一样强大，他们与本地的袍哥势力、洋人买办、苛政官府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在经济流通、地方势力、洋人利益、船帮、官府场面等等张力当中，在掮客、高利贷、当铺、烟花巷、鸦 片店、赌场、茶馆、农村土匪以及小股军阀的狼奔豕突的地带，本地人的心智就像拉扯天车的钢绳，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蜘蛛网般的高度复杂和有序，控制着属于自己的空间，但一踩几头翘的本性又把他们连缀成一个整体。因此可以这样说，汇聚在自贡的盐场智慧，不仅仅是普通官场一味的黑暗的体现，它还容纳了一切优秀的德性与污泥浊水。江西人的韧，秦地人的燥，下江人的犟，福建人的利，本土人的滑，再加之客家人的刚烈与峻急，于是，洋溢着的黑，就不仅仅是心黑了，要黑如卤水，在下切的黑暗里展示黑的重量；厚就不仅仅是装聋作哑了，要厚得像药水煮过的楠竹，要厚得有绝杀力，进而可以不设防。正如宗吾先生所言，每每谈及这些，自己“于此深悟矫情镇物之理”。这就是说，动用智慧造成的恶与利用小聪明造下的恶是两个量级的概念，因为前者还可以恶得真诚，恶得伪善，恶出形而上的意韵来。这种高蹈的恶智慧修炼，就类似于现在知识分子被御用后，开始很内行地来严格管理自由者的思想。那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时代，人的欲望就像漂浮在沸腾盐锅上的渣滓，那得用上好的黄豆浆把它们纯化掉。经过上百年的反复洗淘，当地人以粗大的嗓门和浓重的卷舌音出没于烧刀子与朝天海椒之间，习惯于以侧锋与思维的反向招数来达到一己的目的。这也体现出自贡本地人与富顺人的性格区别：后者重视乡谊，具有古代的文人地缘传统；前者倾向于单打独斗，彼此不但不会呼应，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缓着。这仿佛一口盐井，用独立的方式抵达深渊的秘密，只是，又很容易坠如坐井观天的偏狭。但凡事总很难两全，在无法获得深度与广度齐备的状态下，执其一端已经很不容易了。把全副的精力压缩为一个点，因为当事人不是来听水响的，而是希望它像硫酸一样将目标打穿，打烂，烂到根根也不剩。矫枉就必须过正，没有执守一端的决绝之气，历史就根本无法在一个支点上拐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产生“厚黑学”就不是奇怪的。面对这些烂熟的厚黑心机以及厚黑文字，宗吾先生像熟悉自己与酒杯之间的距离那样洞悉其变异的面具，并在水面的镜像里观察它们反向的造型。有些人认为，宗吾先生是学业无成，成天忧心忡忡，为出名的焦虑所蒙蔽，最后在与人吹牛的过程中突然被“厚黑”的命名所“照亮”，显然是没有着眼于当地的背景。借用“厚黑学”的眼光，攻击宗吾先生的人，往往才是得了厚黑的真谛。如果把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看成是一把剑，那么剑就无须双刃，而是单面刃的。决绝而毫无顾忌，在他决意出剑的时候，他是从来不会考虑还需要第二次出击的。他不是那种聪明的剑客，防守重于进攻，出剑都带三分情，可以收发自如，进而随时准备立地成佛。他是被信义裹挟了的堂吉诃德，他面对的是黑暗旷远的无物之阵，那些提倡“薄白学”的卫道士们，至多是具体化的散架的风车而已。宗吾先生出手，一击必中，一击不中，自己也败得彻底而干净。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厚黑学”看成庸俗社会学意义的事实性批评，而是更进一步，把它视作对汉民族腐朽文化和堕落人性的考古报告，我们就可以发现，“厚黑学”的立意向度是怀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体向度是高度个人化的“臆说”，它的价值立场是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祛魅以后，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显。针对很多人对宗吾先生的反思大贴虚无主义标签的情况，这里就略微分析一下宗吾先生的怀疑论。

　　与干枯的思维定势相比，诗人们善于以凝练的语言，表达他们在面对一件道德含量极高的事情上的顿悟式直感。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在其所著的《人论》中就对人类所处的信任与怀疑的两难境地做出了精妙的描述：　　生灵于此，天地之间。性恶而慧，陋俗厥伟。　博知少疑，多欲难刚。　不动不静，亦神亦兽。　东走于灵，西顾于肉。　生而将死，虑而必失。
　　正如《科学美国人》2002年4期上《怀疑论：一种美德──对“怀疑者”一词原始意义的质疑》（转引自《三思科学》）所指出的那样：这其中的最后一句指出了对科学的重大挑战：我们的所有推理都会是毫无意义，并将最终归于谬误吗？在理性的探索道路上，这样的疑惧时常萦绕着我们探索的过程，而这也正是怀疑论之所以是一种美德的原因。我们在推理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贯的对谬误的警惕。这“永恒的警惕”不仅是自由的口号，也是思想的。这才正是怀疑论的本质。怀疑源自希腊语中的skeptikos，意思是“深思的”。从词源上说，它在拉丁文中的派生词是scepticus，意思是“探求”或“深思”，而其词义在希腊文中的进一步演化包括“守夜人”或“为瞄准做标记”。因此怀疑论是深思和沉思的质疑。怀疑论的目标就是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怀疑论者不但是“推理谬误的看守”，还是发现皇帝新衣的那个孩子，同时更是从二十四史里发现写满“吃人”两字的“狂人”。充满理性思辨色彩的怀疑论，构成了宗吾先生拷问历史的学术基石。也可以说，怀疑论是作为方法论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理性主义告诉我们，一种行为或者学术准则能否成为普遍的原则，从形式的层面看，首先便是在于它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逻辑上的自洽和无矛盾，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视为理性化的要求。既然任何理论的功用都是在解释现象，只有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才能告诉人们起因，经过怎样的变化，以及导致的后果。人们不能只满足于新奇的观点，即使一些观点很新奇，如果内部逻辑不自洽，人们也无法接受。其次，理论的作用肯定是在于解释现象，因此在推演时除了要求一个理论内部必须逻辑自洽以外，还要所得到的理论跟我们要解释的现象本来的“物理”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立论就是被证伪了。
　　综观宗吾先生的以“厚黑学”为主干的学术谱系，当他的发现与自己的经验构成一个整体以后，它们经历了时间的严格审查，在被消解掉一些杂质以后，它本质的内核以进一步的清晰呈现出它的规律性和生命力，以“厚黑学”为主干的学术谱系不但是自洽的，甚至还带有超验色彩。
　　可惜的是，至今还有人把宗吾先生看成“愤世疾俗的”或者“虚无主义的”偶然获益者，并浪得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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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以为宗吾先生就这么卤莽，一味提着兵刃勇往直前，他其实为对手准备了一着反手剑。这就是说，他在尽力彰显思想的同时，从来没有忽略对学术的浸淫。他在《迂老自述》里说得很明白：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勤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这就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学术视野里的李宗吾与历史视线中的李宗吾不是一回事，仿佛有两个李宗吾似的。那些以“学术中庸”为圭臬的学者，固然可以对此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批判，但还是在他们的“学术中庸”的中道范畴之内行使批评职能的。比如在《厚黑学》出版后，学者沈武就撰写了数万字长文《厚黑学批判》回应之。其价值比起那些一味以“薄白学”对应“厚黑”的教化之徒，自然高明、严谨了很多。这的确是40年代大致正常的学风所决定的。我偶然在《曹聚仁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2月版）里读到了《李宗吾》一文，此文曾经还收入了1956年曹氏出版的被学术界评价极高的《山水·思想·人物》一书。读罢此文，我不禁对这个曾经做过盐商家庭教师的学术人，对这位长期在海外秘密从事“统战”工作的爱国文人，产生了极深的疑问。
　　近日翻检旧日信札，找到了一封寄黄芝冈的信。这封信是谈及李宗吾（《厚黑学》作者）的，那时，李氏刚在成都逝世。我的信中说：
　　芝冈兄：重庆之行，我个人失望之处甚多；而李宗吾厚黑学这部名震一时的著作，使我看了，并无可喜之处，也是一件“大失望”。这类书，不过是别一型的东莱博议，爱用奇兵，专作翻案文章，像是大翻斤斗，其实离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倒替“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句话下了注解。明末清初，如李卓吾、金圣叹都走的这一路子。（应该说李宗吾走的是李卓吾、金圣叹的路子。）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做一个开天辟地的大好汉，毕竟落到夹缝中去，进退两难。这便是英儒培根所说的“洞穴的幻象”。潘菽先生以为李氏的根本毛病在那种看法有问题。“他仅仅是说要怀疑，但并未说这样怀疑。要以古为敌，或以古为徒，必须自己穿起相当的武装，多少要执着一点武器；否则赤手空拳和别人搏斗起来，虽然也可以把对方打得嘴歪额肿，而自己也不免要打扁了鼻子，打瞎了眼睛。这就是说，亦许自己可以觉得斗胜了，但其实是泥中斗战一场。古往今来，多少刑名师爷式的著作，专门在字句里缝里钻找，讼师就是这样产生的”。这话对极了。我可惜没见李先生的面，不知他的底细。我想：他一定给这部书的成名害了，所以接受不了时代的潮流；他只要懂一点社会科学的常识，一定把这部自以为了不得的书弃之如泥尘了。
　　在文章中，曹氏以教训历史的口吻还说：“李卓吾先生已经过去了，他一生在学问上的失败，倒是我们最好的借镜。”在文章末尾，他再次显示了他学识上的傲慢：“真正的学问，‘极高明而道中庸’，不必为愚夫愚妇所骇，而为知者所笑的。”
　　文章里提到的黄芝冈、潘菽，名气远不及曹氏，似乎已“寂寂无闻”了，为此文计，我倒是可以嵇勾一二。黄芝冈（1895—1971），戏曲研究家。湖南长沙人。原名德修。1930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曾在南京戏剧学校等校任教。建国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戏曲史的研究。著有《中国的水神》、《汤显祖编年评传》等。潘菽（1897-1988），心理学家，教育家。江苏宜兴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留学美国，主修心理学。1926年回国。任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理学院教授。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密切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以使心理学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著有《心理学简化》、《论所谓身心问题》、《略论心理学的科学体系》等。看看这些人所谓的学术成就，就知道他们在不停临水自照，幻觉的水面竟然把自己虚拟为大人物了。李卓吾一生的“学术”失败了么？这让我联想到近来有人对顾准、张中晓“学问”的微词，对李慎之“学问”的质疑。作为黑暗世纪第一流的思想家，李卓吾、金圣叹等人正是以怀疑圣人历史为起点，步入思想殿堂的。《焚书》、《续焚书》、“金批《水浒》”、“金批《西厢》“、“金批《才子古文》”、《沉吟楼诗选》等等失败了么？《厚黑学》的成名“害”了宗吾先生么？无论是从学术还是思想价值方面着眼，这些精血的记录不但展示了一代学人的心路，文字更以下坠的沉重浮起了那些“中道”之论，映照出了御用学术与体制的脏污与黑血。这就是使我们看到，历史上以“学术”而自鸣得意的腐朽文人真是多如泥沙，恰恰陷在“英儒培根所说的‘洞穴的幻象’”而不能自拔，他们粉身碎骨争先成为暴政的建筑材料，而以独立思想立世的思想者却是那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光照下，宗吾先生的出现就具有薪尽火传、焚膏继晷的意味。这也恰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思想倚重上的巨大分野，鲁迅与胡适就代表了这两个向度。曹聚仁其实还有一个心机深匿于文字的底层，那就是尽量以学术的名义来遮蔽思想。这是体制文人的老招数了，因为他们企图以知识的霸权来垄断话语权力，进而控制思想的言说。可惜的是，这种心机一般都是白费工夫。曹聚仁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里谈到过他所接受的学术影响，比如提到通俗历史史家房龙，他就说：“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要深远呢！”一叶而知秋，从中就不难窥见曹的学术构成了。其实，为道统驯化的学术人，最后剩下来的，往往是既没有真正有见识的学术，更缺失闪光的思想。只有“中庸”式、与时俱进式的为学术专制而完成的小号字体的注解，浮游于犬儒的河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肯定是学问之道，但我宁可把它视为方法论，而绝对不是学问的终极。当然，我并不能根据曹聚仁、黄芝冈、潘菽缺乏独立的学术体系而小看他们，他们其实在各自学术领域均有一定的造诣，重要的是，他们有批评的权力。反观宗吾先生的学术谱系，经过近70年的时间洗淘，里面固然有一些错误甚至荒谬的论断，这源自他对自然科学的生疏以及对人文领域涉入的狭隘，但从总体上看，作为一个独立学人所能完成的谱系，已经十分难得了。正如有学者精辟的评述：从学术渊源上讲，“儒家的消极方面是‘厚学’的理论基础，法家的消极方面是‘黑学’的指导思想”（转引自《天下四川人》254页）。再反过来看，现代以降，又有几人的学术系统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利用个别立论或推导上的漏洞，予以全盘否定一个人的学术成就，这种做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之举吗？还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自况么？我的经验告诉我，每当出现一个独立的思想者，环境必然要以全盘否定的大菜来“回敬”异端。这正是“厚黑”的国民性以及“厚黑”的学术界攥在手里的底牌。其实，宗吾先生对此似乎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很清楚由学术人演变而来的“圣人”与权力黑幕的紧配合关系。他在《我对于圣人之怀疑》里就予以了总结：“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为奸。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黑暗体制的权力分工已经如此完备，从思想专政、学术专政、身体专政的全面监控，使一部绞肉机从总枢纽到每一颗螺丝钉都运转起来，制造出一盘盘整齐划一的知识肉糜，构成了历史的厚黑盛宴。有时我这样想过，我们不是处在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时代，而是处在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为主旋律的时代，是处在一个“百步”敢于嘲笑“逆行者”而成为“学术常识”的聪明年代。这些“百步者”的言论固然优雅而中规中矩，固然“不必为愚夫愚妇所骇”，但恰恰真正是“为知者所笑的”。学术已经成为了体制手中“像猎犬一样灵活，像皮革一样柔韧，像克虏伯钢铁一样坚硬”的东西了，而比这些更为坚韧的，却是时间，时间已为现实和未来罗列出了他们的皮影戏。林贤治在《读热烈的书》一文里指出：“学术必须有思想，而思想又必须是不安分的，泼辣的，挑战社会的。如
　　果只是顺顺当当地把读者领进知识的围城，没有空旷地可容自由散步，跑马，格斗，那么从书中失去的肯定要比得到的还要大得多。”与其说宗吾先生的书是热烈的书，不如说是战斗之书、勇者之书，它不但使那些中庸的“布里丹驴子”跌入非驴非马的境地，还进一步令它们露出了学术驴皮下的小脚。学人应该用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照亮自己的文字，文字就像被冥思之水开了光，文字的骨头以硬朗的质地开始起立，面对畅行无阻的权力的最高语法，要敢于像宗吾先生一样，亮出自己的骨刺和剑锋。

·4·
　　2000年底，我与“古古工作室”掌门人李建平在自贡市贡井区张家花园一侧的民居里，拜访了宗吾先生的孙女李若英。宗吾先生有两个儿子，李慎思、李坊先，李若英系李慎思之后人。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对往事知之不多。她说，宗吾先生死后葬于自贡市富台山一侧的“接官厅（亭）”附近，历经时代变异，坟墓早已被平掉。1992年，孙辈们才在“李家老房子”的山坡上，为先生修建了一座衣冠冢，里面放置了先生使用过的一副老光眼镜。我们赶到“李家老房子”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李家后裔们热情地为我们带路，顺便告诉我们，自出了宗吾先生以后，李家竟然从没再出一个当官的，“连生产队长也没出一个”，估计是他把好运气占完了，我们听后只得一阵苦笑。宗吾先生的衣冠冢前立有一块薄裕的青石墓碑，有“李宗吾先生之墓”几个隶书大字。坟墓低小，垒起的黄土正在努力返回它们的低平原态。也许，该归于泥土的固然要归去，该留下来的一定会长驻天地之间。一抔黄土对一代大师来说有意义吗？坟墓上乱草丛生，在夕照下显出一种迥然的金黄。我注意到川南丘陵水泽边顽强生殖的那些苇草，竟然在坟墓周围耸立起来。苇草是谶语式的物种，它所具有的力量就在于它茎脉韧性的秘密，可以托负起思的形体。我很自然想到帕斯卡尔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但是，这些苇草如此茂盛，是吸收着地下那个黑沉沉的魂魄的滋养么？苇草在风中摇曳，它顶风的姿态就像一把折弯的剑，仿佛要把身体展开，在时间的锤击下，成为那些负载缕缕思痕的莎草纸页……
　　在顺风、凭风、御风、逆风、顶风的造型里，苇草露出了反水的牙齿！柔弱的苇草，根根直立着，如同竖排写就的毛笔字，在它脆薄的棱边上，却有露水从锋刃上淌过，形同时间被割开的伤，有血流出来。这是宗吾先生亮出的锋刃吗？我意识到，比时间还要坚韧的“厚黑”之阵，已经演变为合围的铁幕了。思想的苇草啊，能够在这铁桶般的阵营里撕裂桎梏吗？我偶然联想起当前一些书商拼命炮制“厚黑系列”的现象，什么“厚黑爱情学”、“厚黑送礼术”、“厚黑升官学”等等，无休无止，不一而足。宗吾先生是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深谙厚黑而揭示厚黑，没想到，几十年以后，先生所着力批判的国民性，竟然成为一种放之四海的御人心术了。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宗吾先生怕是始料不及吧。
　　“天地生而适然是我，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金圣叹这段话，大概也可以移作宗吾先生的墓志铭，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正缓缓溶解于草页托起的黑暗当中。那么，彻底地解体于尘土，就让风播散那些阻塞黑暗车轴的金刚沙砾吧。当我们磕头时，夕光从额头接触地面的地方熄灭了。
　　2003年5月12日在成都东郊
　　2003年9月28日是李宗吾先生逝世60周年，特以此文纪念之。

　　此刻提供的这些照片，是今天凌晨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汝高先生发到我邮箱中来的，刚刚收到，立即贴出。
　　这是李宗吾先生的照片首次向世人公开！我们终于能够一睹这位思想大师的风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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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发现李宗吾照片了！
　　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以来，为抢救手迹、遗物，会长邓遂夫和其他同仁做了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李宗吾的亲属们积极配合，捐献了李宗吾使用过的笔筒、李宗吾父母的墓碑、随葬物、李宗吾主修的李氏族谱，从档案馆、网络图书馆上搜集到了李宗吾的手迹……但对李宗吾的照片，长期没有搜寻到，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最近，终于从李宗吾的姪儿李石锋后人处，找到了李宗吾与家人的合影照。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发现。现将照片及相关资料，以及小飞先生为此写的一篇短文首发于本杂谈，以飧网友。

厚黑教主李宗吾照片惊现自贡
　　近日，在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会长邓遂夫先生的艰苦追踪下，一张摄于1936年7月5日的李宗吾合影照，终于浮出水面。

从合影照裁剪的李宗吾像  lUWRiox2.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05-8-4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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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张李宗吾真实影像。
　　此前人们在张默生著《厚黑教主传》的封面上见到的“厚黑教主造像”，虽然绘制于四十年代，却一直被李宗吾的亲友视为“不像”。用李宗吾孙女李若英老人的话来说就是：“我阿公的脸没有画像上那么长那么瘦，颧骨也没有那么高，更不蓄胡子不留头发，只有鼻梁拱拱的还有点像。”现在发现这张照片上的李宗吾，正符合以上特征。
　　连同这张照片一道发现的，还有摄于三四十年代的一批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的照片。邓先生将于近日著文披露有关详情。

咋个有点像北大的那个美术教授呢？

以下是引用罗松涛在2005-8-4 9:36:05的发言： 咋个有点像北大的那个美术教授呢？

愿闻其详！

近日，李宗吾学会会长、著名红学家邓遂夫先生将专文介绍这张照片的发现经过，我将在第一时间复贴于此，让巴蜀网友先睹为快。

谢谢楼主的报道，我需要这些资料哈

与陈丹青象极了

虽然我不喜欢黑后学，认定它和《潜规则》、《米老鼠》均为邪教之一，但还是感谢斑竹提供的史料。

我还记得我买到厚黑学时的心情

我还记得我在北京发现自己的好朋友和李宗吾的祖先都是广东长乐县人

　　首先，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在此我有必要补充一下最新了解到的情况：
　　前几天，李宗吾的后人分别从陕西、湖南和台湾回到自贡。应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的请求，他们捐出了２０余幅祖上留下的老照片，其中这张背后有题字的、拍摄于1936年的老照片，被他们的“大哥”认定为是李宗吾的照片。１９３６年，李宗吾在成都任省政府督学。 ８月８日，我参加了“２００５年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年会”。会上大家对这张照片的认定进行了探讨和交流。会长邓遂夫认为，这张照片后面的文字与李宗吾的字迹颇为相似。为了考证照片上的男子是否是李宗吾，在得到这张照片后，邓遂夫专程到成都找到李宗吾的堂弟李静修之遗孀、已８０多岁的徐若清老人核实。徐老太一眼就认定照片上的男子正是李宗吾，“他是李宗吾，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认出来。” 据徐若清老人介绍，１９３４年李静修和她结婚时，李宗吾是他们的证婚人，而且李宗吾曾经在李静修家住过两年多。徐若清与李宗吾是非常熟悉的，她的话应该是可靠的。然而，李宗吾的孙女李若英看过照片后，却认为照片上的男子不像李宗吾。
　　因此，照片上的男子究竟是不是李宗吾，研究会还将作进一步考证、核实。有关进展我将陆续向大家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