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相如

睢文发 · 发表于: 2013-10-4 18:22:35

⊙作者：张大可

　　司马相如不仅是西汉一代辞宗，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性情潇洒，品格直率，为史学大家司马迁所宗仰，在《史记》中特为之立大传，收载他的文学作品，给予崇高评价。但司马迁之后，历来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偏离正轨，毁多誉少。以最典型的扬雄为例，扬雄原本是司马相如的崇拜者，扬雄的赋作均模仿司马相如赋而作，他称赞：“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1］此指司马相如赋的艺术价值很高，为世所公认。说到思想内容，时人多认为司马相如赋“虚辞滥说”，扬雄则称为“劝百讽一”，似乎也成定论，这实际已偏离了司马迁的评论。说到人品，历来正统思想家眼中的司马相如是一个阿世取容的人。

一：司马相如的传奇人生
　　司马相如的人生充满传奇。本文着重研讨司马相如在景、武之世三进皇宫，青年游梁，设局娶妇几个传奇故事，相应探讨司马相如的生卒年、少年立志与出生地等问题。

　　1. 司马相如的生卒年
　　司马相如的生年，《史记》、《汉书》两书都没有记载，这要依据相关资料来推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享年62岁。姜亮夫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就是这样记载的，有关司马相如的论著，以及《辞海》均采其说。此说的推论，是假定景帝前元元年，司马相如23岁后为缷，以实岁计年，上推24年，即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推论要由已知来推未知。如何推论司马相如的生年呢？
　　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以赀为郎”，辞官游梁“数岁”后回归故里，“居徒四壁立”，这些经历，提供了推断生年的线索。首先，确定司马相如的游梁时间。《史记》、《汉书》两书记载，景帝朝，梁孝王入朝前后五次，在景帝前元元年、二年、七年（两次）、中元六年，即在公元前156年、前155年、前150年、前144年。第三次、第四次均在前150年，是年冬十月（汉代以十月为岁首）梁孝王第三次入朝，停留京师数月。其时，景帝废栗太子，梁孝王留京谋太子之位。汉景帝外亲内疏，为了做样子给窦太后看，与梁王出入同车，梁王的随从可以像宦官一样随意出入宫中，于是司马相如得以与梁王及梁王宾客邹阳、枚乘、庄忌夫子等交游。梁王谋太子之位遭到袁盎等大臣反对，未果，返国后竟派刺客暗杀袁盎等，犯下叛逆大罪。碍于太后，景帝没有追究梁王。同年七八月间，梁王第四次入朝谢罪，了结此案。从此，景帝公然冷遇梁王。公元前144年，梁王入朝，景帝不许逗留京师。梁王返国郁郁不乐，当年夏天，打猎中暑而死。司马相如游梁“数岁”，必在公元前150年到公元前144年之间，前后7年。公元前144年，司马相如回到故里成都。
　　司马相如在景帝朝“以赀为郎”，又升任武骑常侍，则在公元前150年之前，亦当有数年之久。既“以赀为郎”，而回归故里，“家贫，无以自业”，说明家财不丰。司马相如轻辞警卫皇上的武骑常侍，又孑然一身，不像一个成年人之所为，说明司马相如还是一个青年，激情用事。综合这些因素，我们有理由可以假定司马相如在汉景帝前元二年，20岁“以赀为郎”。汉景帝前元二年，特发诏令，降低男子“傅籍”年龄，即成年男子登记，相当于今天的公民权资格，也是正常入仕的最低年龄，由23岁降低为20岁，《汉书？景帝纪》前元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颜师古注：“旧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为异制也。”司马相如是景帝降低入仕年龄优惠政策的首批受益者，由景帝前元二年上推20年，是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司马相如在景帝朝为缷，以虚年计，从景帝前元二年至七年，前后5年。
　　依上所考，司马相如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景帝前元二年，年20。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司马相如年25，辞官游梁。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司马相如31岁，由梁回归故里。司马相如的卒年，传文资料有明确记载，相如死后8年汉武帝封禅。汉武帝封禅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上推8年，通常按虚数纪年，则死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司马相如死于元狩五年，这是对虚数纪年惯例的纠正，即要按实数纪年，司马相如在死之后的第8年封禅，也就是司马相如的卒年应从徐广说，在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
　　司马相如生于公元前174年，卒于公元前118年，享年57岁。

　　2. 何人推荐司马相如为郎
　　郎官是皇帝的警卫队，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没有定额，可多至数千人。郎官不是随便可以担任的，它是行政官僚的一个后备队，积资外放，在朝廷充当九卿下属，到地方则任县令、县长，皇帝看中，可以破格直升将相。所以。郎官是青年才俊向往的仕进阶梯，只有二千石高官子弟，或皇帝身边的近臣子弟才有资格直接为郎。地方才俊，由郡守推荐按地区分配的名额入选为郎。边郡青年才俊多以骑射为郎，如飞将军李广就以骑射为郎，内地则“以赀为郎”。司马相如是蜀郡才俊，由蜀郡太守文翁推荐入郎。文翁，庐江舒人，少好学，通《春秋》，汉文帝末为蜀郡守，在蜀郡大力推行教化。文翁选派张叔等18位青年才士到京师从博士受业七经，回到蜀郡教授，兴立学校。文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办地方官学的人，时在景帝之初，比汉武帝建元五年置博士弟子，开办京师太学早20年。文翁重视教育，不仅使蜀文化腾飞，而且影响及于巴郡、汉中郡，受到景帝嘉奖，至汉武帝则在全国推行地方郡学。《三国志？秦宓传》秦宓曰：“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由是可知，司马相如是文帝末蜀郡太守文翁栽培的俊秀，司马相如为郎，当是文翁的推荐。《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在“景帝末为蜀郡太守”。果真如此，则司马相如与文翁两人事迹不相涉及。既然文翁在景帝末才为蜀郡太守，那么蜀文化的兴起不可能在景帝之世已见成效。《华阳国志》记载文翁在“文帝末”为蜀守，可以肯定《汉书》记载的“景帝末”，“景”字为“文”字之讹，一字之差，使活跃的历史淹入迷雾混沌之中。《华阳国志》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司马相如的事迹生动起来。

　　3. 司马相如少小立志与出生地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下也称传文）说，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2］2270。这段记载，是说司马相如少年时代的学习、天赋和立志。西周时，学在官府，所以那时，只有“士”才有资格学文化，保家卫国只有“士”才有资格作甲士，农奴只能当徒兵。“士”是能文能武的。孔子教学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所以，读书、击剑、弹琴，是战国时士人的普遍技艺。景帝时博士辕固生被窦太后处罚与野猪格斗，景帝赐以刀，辕固生结果了野猪的性命，保存了自己的生命，说明辕固生能文能武。司马相如读书、击剑，能文能武是一个合格的士人，父亲特别喜爱，取了一个溺爱的名字叫“犬子”，用今语就叫“狗儿”，这是乡村普遍的现象。所以三家注《索隐》引孟康云：“爱而字之也。”在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用动物、家禽、贱字为名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由父母随口叫的爱称，称乳名，或丑名。司马迁特别记载这一笔，用以衬托司马相如的少小立壮志。他读书有了知识，仰慕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引以为榜样，自己取名相如，表达他的心胸和抱负，司马相如少立壮志，《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有生动记载。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桥旁有送客观，在今成都驷马桥附近，送客观为楼台之类建筑。“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初入长安，指文翁在文帝末选派18位士子东赴京师从博士受业七经之事，司马相如是18士子之一，当时年18岁。
　　有人认为，“犬子”二字不是爱称，是父亲寓有厚望的特别意义。引《国语？越语》勾践灭吴故事中“生男子，二壶酒，一犬”句下韦诏注：“犬，阳畜，知择人。”说司马相如之父用犬来鼓励司马相如成人后知择主而事，这种求之过深的解释，颠倒了司马相如少小立志动因的主体，不符司马迁记载的原意。司马相如少小立志，不是来自“犬子”之名的激励，恰恰相反，司马相如不满这种乡野气息的俗称，是自己从知识中获得了伟人的激励，自奋立名，“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3］2503，这才是司马迁为奇人立传的标准。
　　“犬子”这一乡野气息的俗称，似乎透露出一个消息，司马相如生地何在，他是蜀郡治成都人吗？司马相如的出生地，《司马相如列传》明确记载：“蜀郡成都人也。”司马相如游梁，回归故里亦在成都。司马相如到临邛聚卓文君，“归成都，为富人”。蜀郡人杨得意向汉武帝推荐司马相如，称为“臣邑人”。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不仅司马迁言之凿凿，《汉书》、《华阳国志》也是这样记载的。但是今四川蓬安县在历史上曾设置过相如县。蓬安县的锦屏镇，是司马相如原籍出生地，那里有地名相如坪，有司马相如故宅二，有琴台。这不仅仅是民间传说，正史《地理志》有记载。《旧唐书？地理四》记载：“相如，汉安汉也，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载，梁武帝萧衍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分安汉县置相如县。梁武帝好文学，雅爱相如赋，特置相如县以资记念。相如县在明洪武年间裁省并入蓬州，即今蓬安县。相如县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900年，故明清以来，不断有学者考证，认为司马相如出生地在今四川蓬安县。明人曹学佺在《蜀中广记》中说：“梁天监中置相如县，长卿桑梓也。”［4］清人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卷七中说：“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5］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司马相如生于蓬安，后移居成都，成名于成都，蜀郡又是文化发达之乡，所以司马迁写为“蜀郡成都人也”是成立的。《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巴有将，蜀有相。”巴人强悍劲勇，蜀人阔达多智。蓬安，古属巴郡。司马相如由巴入蜀，禀赋巴文化与蜀文化，文武双绝，渊源在此吧。

睢文发 · 发表于: 2013-10-4 18:23:02

　　4. 佳人配才子，卓文君夜奔相如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是广为传布的才子佳人传奇故事，民间皆以为美谈，而学术界品评司马相如则多非议。本文的评说，只依循司马迁的原创精神。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男才女貌，天生一对。司马相如不只是一个才子，还是一个举止高雅的帅哥，传文称赞为“雍容闲雅甚都”，一出现在卓王孙高贵宾客宴会上，“一坐尽倾”。卓文君是一个美女，《西京杂记》记载“文君娇好”，“眉色如远山”。卓文君不仅有貌，而且有才。司马相如“琴心挑之”，只有卓文君能品尝其中滋味。司马迁对这样一对男才女貌的结合，击节赞赏，所以才重笔浓抹写入传中。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评价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6］，评价司马迁第一个创造了才子佳人小说，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知音。
　　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设局娶归，赋予了很高的思想境界。设局就是做成一个圈套让人上当。临邛县令王吉与司马相如两人演双簧。王吉假装把司马相如当做贵客，天天到客馆里敬礼相如；司马相如假装端起架子，卓王孙往请相如赴宴，相如不给面子，县令王吉亲自迎请，才勉强赴宴，又是王吉再三恭敬地请求司马相如弹琴，司马相如再三推辞后，勉强弹了两支曲。司马迁用两个“缪”字揭穿西洋镜，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此言“缪”者，善意之谎言也。王吉设局是善意的，目的是打破一道贫富之间的万丈鸿沟，让一对有情人相遇。卓王孙富可敌国，司马相如“家徒四壁立”，如此反差，在世俗眼光中就是一道万丈鸿沟。王吉设局是做月下老，他没有谋私利，不能叫婚托。司马相如弹琴“以琴心挑之”，一个“心”字传达的是真爱，卓文君毫不犹豫夜奔，这一举动惊世骇俗，表现爱情的力量冲破了一切罗网，妇女有自主婚姻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司马迁赋予司马相如设局，卓文君夜奔的思想境界，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妇女观。《史记》中写了多则的自由恋爱故事，如战国时齐襄王后太史嬓女就自择夫婿，爱上隐姓埋名藏于自己家浇花的园丁，后来做了君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通缉魏公子宾客豪侠张耳，张耳隐身在一个村庄当保安，张耳妻、富家女，看中张耳嫁给了他。在古代，自由恋爱，自主婚姻，都是传奇故事。西汉扬雄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7］鲁迅说：司马迁“传畸人于千秋”［8］53。司马迁载传奇，是他进步历史观的反映。世俗社会的婚姻，总是带有世俗社会的烙印。司马相如娶卓文君，原本也包含有借富室之女改善处境的目的，扬雄称其为“窃訾于卓氏”，“窃訾卓氏”首见扬雄《解嘲赋》。唐司马贞《索隐述赞》承用其说。訾，通赀。毫不讳言，攀附的世俗意识，也是生活的现实。但本质不是劫色劫财。扬雄的本意是赞赏司马相如能干，而不是指责劫财。扬雄说：“夫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名于细君。仆不能与此数子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扬雄把司马相如娶富室女看做是人生追求的一种成功，与蔺相如使秦完壁归赵，商山四皓保护刘邦太子，霍去病开拓河西，公孙弘布衣为丞相，东方朔受赏于汉武帝相提并论，并解嘲说自己没有这样的本事，只好做自己的学问，写他的《太玄》。
　　司马相如娶卓文君，按传文是在回归故里的当年，即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司马相如31岁。卓文君，据《西京杂记》当年17岁。司马相如在而立之年，赢得妙龄佳丽的芳心，一对有情人结为连理，诗文唱和，才子遇红颜知己，艺术追求，相得益彰。如此佳偶，的确是古今一大传奇。卓文君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支持，影响了司马相如的人生轨迹。司马相如晚年淡泊仕进，依靠的是卓文君的物质支持。司马相如衣锦还乡，卓王孙喟然长叹，“自以为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主动分家财给卓文君与男等同。卓文君赢得了与男子等同的尊重，这既是卓王孙的进步，也是司马迁借卓王孙来表彰卓文君。卓文君识人的能力，表现了她是一个杰出的女性。清人尤侗称赞说：“予谓文君之事，不足为相如病也。以相如之才，事景帝、孝王，皆不能知，而临邛令与诸富人又不足与言，乃文君独能怜才，国士之遇出于闺中，生平第一知己，在汉天子上矣。文君之从相如，不减红拂之识卫公；相如之挑文君，不愈仲容之追貉婢乎！”［9］可谓深得司马迁之旨。

　　5. 司马相如三进皇宫，遗恨谢世
　　司马相如文武双全，但他自己并不看重自己的文才武技，司马相如要的是大智大勇，像蔺相如那样建功立名。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汉景帝，这是一进皇宫。汉景帝看中司马相如的骑射，提升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积资升迁，也有出将入相的机会，但司马相如“非其好也”，不看重武功，也耐不住等待，他辞官游梁，表现了巴人基因的轻燥，也表现了才子的傲岸，潇洒自如去也。
　　汉武帝即位，读《子虚赋》，复召司马相如为郎，这是二进皇宫。汉武帝好文学，君臣相知，如鱼似水，司马相如才艺大展。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是两赋两文，两赋《子虚》、《上林》，两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除《子虚》外，都完成于得遇汉武帝。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给司马相如的情采添加了几分自豪和磅礴气势。汉武帝识人任人，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破格任用司马相如为钦差大臣，一年之中两度出使喻巴蜀，通西夷，使司马相如的政治才能得到绽放，也是司马相如人生事业的顶点。其实，司马相如此时仅仅是剑出销，初露锋芒而已。由于司马相如超群的文才，遮蔽了他的政治才干，汉武帝紧紧地把司马相如留在身边，作为文学侍从“倡优畜之”，司马相如十分不满意。当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讽喻汉武帝，蒙受贪贿的不白之冤被罢官，司马相如由此淡泊仕进。司马相如免官一年后复职，这是三进皇宫，时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外征内作的事业蒸蒸日上。司马相如仍然抱有政治热情，关注国家，上《谏猎书》，作《哀秦二世赋》、《封禅文》，但看轻名利。因“与卓氏婚，饶于财”，对于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相如全身引退，求为孝文园令，这是一个闲职，既而称病家居茂陵，与卓文君相守，着书以自娱。司马相如善着书，名震天下，他写的辞赋文章，求索的人很多，写一篇，送一篇，他自己并不看重，表现了一个文人的潇洒情怀，同时也是未尽其才的消极颓废。司马相如的大志在建功立业，临终还作《封禅文》，表明他的心脏紧紧地与时代脉搏连动在一起。司马相如走得并不潇洒，带着遗恨离开了人世。

睢文发 · 发表于: 2013-10-4 18:23:37

二：司马相如的赋作成就
　　《汉书？艺文志》着录司马相如赋29篇。《司马相如列传》载录4篇，即《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其他的赋，皆已失传。《昭明文选》中有《长门赋》，《初学记》、《古文苑》中有《美人赋》，两赋有序文，皆称为司马相如所作。《子虚》、《上林》两赋是司马相如赋的代表作，也是汉赋的极品。两赋颂扬大汉一统气象，文字极其铺张扬厉，气势恢宏，如洪波汹涌，是散体大赋。《长门》、《美人》两赋，抒发细腻情感，文笔轻灵，字句妍秀，是仿作的骚体小赋。《子虚》、《上林》与《长门》、《美人》，两者风格迥然不同，不像是出自一个人的作品，《南齐书？陆厥传》载陆厥《与沈约书》曰：“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单从文章风格，不足以判定真伪与是非。《长门》、《美人》两赋，也是绝妙好文，仿佛非司马相如不能作，论者认为《子虚》、《上林》是司马相如的前期作品，《长门》、《美人》是后期作品，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证之以历史，考之以行事，涉及司马相如的人品，《长门》、《美人》两赋的真伪，必须加以廓清。
　　《长门赋》收入《昭明文选》，流传甚广，说它不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感情上实难割舍。尊重历史，不能不割爱。《长门赋》，据其序文所称，汉武帝陈皇后被废，深居长门宫，愁苦幽怨，用重金聘请司马相如代作《长门赋》，向汉武帝陈情，重新得到了宠幸。这与史实大相径庭，是无稽之谈。陈皇后被废，原因是不生育，却嫉妒汉武帝宠妃卫子夫生男，哭闹寻发，这是大逆无道灭族的罪，汉武帝诛杀了涉案的300多人。因陈皇后之母大长公主有恩于汉武帝，汉武帝立为皇太子，长公主出了很多力气，汉武帝赦陈皇后不死，安置长门宫已是大幸。卫子夫正式立为皇后，所生男立为皇太子。陈皇后陈情，则是向皇后挑战，只能是加速其死。陈皇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被废，幽居长门宫近20年，到元鼎年间死去，《汉书？外戚传》大书“废后乃死”，无有复幸之事。司马相如涉嫌受贿被罢官，恰好在陈皇后被废不久，一年后复职，岂肯为了一笔重金去冒险代笔，何况卷入的是帝王家事。有人说《长门赋》是司马相如自拟发牢骚，或有可能。若果真如此，那司马相如的写作动机是什么？若是闲来无事的游戏之笔，不值得讨论了。若是有所为而发，司马相如遭罢官事件，已经“不慕官爵”了，他的幽怨向谁诉呢？《美人赋》据《西京杂记》记载，说司马相如长得貌美如妇人，却身患消渴疾，作《美人赋》自称美人以解嘲自讽。而《美人赋》的内容则是假托司马相如答梁王问，自陈不好色，行比孔墨，坐怀不乱，与解嘲自讽不搭调。司马相如自命不凡，慕蔺相如之为人，胸怀大志，抒发豪情壮志才符合司马相如的人生。司马相如后期，淡泊仕进，是无奈的消极遁世，临终还写《封禅文》，没有忘却天下国家大事，游戏之作，不符司马相如的情趣。这两篇赋应该是作赋高手的自抒幽怨或游戏之作，假托司马相如之名以耸人听闻。评价司马相如的赋作，此两赋姑置不论。
　　司马相如是两汉一代文宗，最顶级的汉赋大师，《子虚》、《上林》两赋足可代表。汉赋名家辈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被并称为四大赋家，而扬雄、班固、张衡，他们学习司马相如，均以司马相如为样板。他们的代表作有扬雄的《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无可比拟于《子虚》、《上林》两赋。“辞宗”二字，就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对相如赋的评价。班固说：“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10］这是极其崇高的评价。辞宗，即一代辞赋创作的宗师。那么，《子虚》、《上林》两赋的内容和成就是什么呢？
　　《子虚》、《上林》两赋是同一构思、同一旨趣的讽喻大赋。内容是盛赞诸侯王与天子苑囿之广大，物产之富饶，游猎场面之壮观，极度的夸张颂扬。《子虚赋》讲诸侯王游猎，司马相如作于景帝后期，游梁之时，梁国的梁园是创作的参照物。《上林赋》讲天子游猎，司马相如作于汉武帝即位之初，上林苑是创作的参照物。司马相如在景帝初任武骑常侍，多次游猎上林苑，有生活的蓝本。传文称，武帝即位，读《子虚赋》甚爱之，召问相如，相如奏《上林赋》言天子游猎。所以《上林赋》是《子虚赋》的续篇，连接起来，就是讲由诸侯王到天子的游猎，司马迁作传，合为一篇，题名《天子游猎赋》。故《子虚》、《上林》，合而为一，分而为二。《昭明文选》分而为二，前后雷同之弊可免，而华美辞采不遗。司马迁合而为一，前后对比照应，以诸侯王的游猎作为天子游猎的陪衬，首尾连贯，天衣无缝，气势更加恢宏。一般所称《子虚赋》，是指代合而为一的《天子游猎赋》，包括了《上林赋》的内容。
　　《子虚赋》的艺术构思，以三个虚拟人物的对话编织成故事。三个人物：子虚，虚言也；乌有先生，乌有此事也；无是公，无是人也。虚拟的故事平台，化荒诞为现实，可以把上林苑夸张为无限大，其中的物产、动物、植物，包括了全国四方，一年四季，如同今天浓缩的中华园。以此象征大一统王朝的盛大气象。故事情节是这样展开的：首先是子虚夸耀楚国的地域广阔，物产丰富，田猎排场壮观。接着是乌有先生驳难子虚，夸赞齐国地域、物产超过楚国，齐王品德谦和超过楚王。无是公听了哈哈大笑，批评子虚、乌有两人识见不高，胸怀不广，盛赞天子上林苑囿的广大，天子游猎场面，齐、楚两国更是小巫见大巫。无是公讥笑子虚、乌有两人是井底之蛙。无是公称扬天子明大义，在酒酣乐极之时，顿然醒悟，罢田猎，止奢靡，关心民生，恤鳏寡，存孤独，发德音，省刑罚，改制度，更正朔，与天下更始，为继嗣创业垂统。子虚、乌有两人听了羞愧难当，打心眼折服。司马迁非常看重司马相如赋在颂扬的主调之中不忘讽刺，评论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虚辞滥说”是对司马相如赋的批评，这是司马相如同时代人的批评，所以司马迁引入他的评论中。虚辞，所指就是虚构。《子虚赋》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皆为虚构，《大人赋》中驾龙行空，更是虚构。滥说，指夸诞，极度的矫饰。《子虚赋》中的“卢橘夏熟”，北方的土地长出了南方的水果，实地考察，确实夸诞，而这恰恰是文学创作，艺术夸张，上林苑浓缩了全国四极，春夏秋冬的物产，有何不可。诸子散文，设寓说理，那是哲学。司马相如赋虚构夸诞，亦落实到譬喻说理，这就是文学。司马迁在“虚辞滥说”中发现了文学，指出其“要归”是“引之节俭”，提高到与《诗》的高度评价，这正是司马迁高人一筹的识见。《诗》，就是《诗经》，司马迁把司马相如赋比拟于《诗经》，足见他对司马相如是何等的敬仰了。班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10］卷五十八评价极为中肯。两司马是西汉文学上并列的双星。鲁迅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8］49也把两司马并提，毫无疑问是对司马相如赋价值的肯定。
　　“劝百讽一”是对司马相如赋的又一个批评，其说发自扬雄，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扬雄原本是司马相如的崇拜者，痴迷作赋，而且每作赋，摹仿相如为式。扬雄大才，但相如赋无可逾越，于是改变态度，认为作赋无价值，玩文字游戏，乃“雕虫小技”，不是大丈夫之所为。班固在《汉书》扬雄本传把这一过程作了生动的记述。班固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于是辍而不复为。”［10］扬雄认为文学煽情，无益于教化，而且身体力行，不再作赋，言行一致，实是可爱。“劝百讽一”，也切中要害。但是放大这一批评，说它绝对的正确，那就是跨出真理一步成了谬论。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大人赋》正是西汉走上鼎盛，汉武帝的大一统事业蒸蒸日上，时代要求讴歌，司马相如应运而生。一个鼎盛的民族，国家的盛强，讴歌它的成就，是激励人民意气风发的宝贵财富。文学有讽的功能，即有说教的一面，文学也可以只有歌颂，要看它的特定时代。时至今日，我们要写名城颂，讴歌我们振兴中华伟大的时代，仍然要用赋体。藉此一端，司马相如赋已经垂范两千余年，至今仍在闪射它的光芒。赋体的本质是颂，司马相如赋产生于当颂的时代，所以“劝百讽一”的批评，也要一分为二。

睢文发 · 发表于: 2013-10-4 18:23:57

　　司马相如赋的最高价值是艺术创作。著名学者韩兆琦生先概括司马相如赋的艺术特点有三个方面，可以代表当前研究的前沿成果，兹引录如次：
　　其一，它的结构宏伟，富丽堂皇。讲究场面的开阔，讲究层次的分明；由外及里，由下及上，由近及远；有空间的转移，有时间的流动；有多种生活，多种场面、多种气氛构成的一种极其广阔复杂而又极其统一和谐的艺术画面。司马相如不是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么，他的作品正是他这种理论的绝好说明。
　　其二，讲究绘声绘形，有声有色。而且声音、色彩的种类极多，变化极大，穷形尽相，动魄惊心。而就其总的气氛来说，又是极其富丽、极其欢娱、极其热烈而又庄严的，这点和东汉以后的辞赋大不相同。
　　其三，它极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方块字在定形构造上的突出特点，在文章的字形排列上给阅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刺激。一排列几十个山字头，几十个水字边，几十个鱼字旁，几十个草字头，鸟字边，马字旁，如此等等，首先就给人一种迎面扑来的气势感。这种作法在《七发》中已经开始了，到司马相如，更把它推到顶峰。［11］人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司马相如赋艺术技巧的呆板僵化，语言作秀，堆砌词藻，亦是其短。

睢文发 · 发表于: 2013-10-4 18:24:24

三：司马相如的政论文
　　司马相如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建功立名，但他的盖世文才遮蔽了他的政才，留下遗憾。但司马相如抓住了瞬间的机遇，在政治活动中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产生了两篇流传千古的政论文。
　　《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是司马相如在政治活动中留下的两篇政论文，具有警世的价值，也是透视司马相如人生轨迹的重要资料，值得细说。这两篇政论，是具有赋体风格的散文，质而不俚，说理透辟，内容充实，气势雄浑，有贾谊、晁错之风骨，堪称汉代政论散文的极品。
　　这两篇政论的写作背景均来自司马相如出使巴蜀通西夷的历史事件，是前后相承的姊妹篇。乍一看，两文的主旨都是宣扬大汉的圣德和军威，告喻巴蜀之民，要体察皇上汉武帝开边是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皇上是伟大的明君。细究两文的内容，主旨似同而实异，司马相如的立场由鼓吹者转变为务实者，由无条件的支持，转而为主张调整政策，开边不忘民生。这两篇政论，说的是同一事件，但作于不同的时间，前后相隔4年，形势变化，两文的主旨不同，司马迁在传文中有着明确的交代，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政论文有着极强的时效性，领略其旨，首先必须要明白它的写作时间。《难蜀父老》文中有“汉兴七十有八载”，以及“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明白无误地告知两文的写作时间。西汉建国在公元前206年，下推78载，即《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指唐蒙通南夷治道三年于兹。唐蒙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通南夷，下推三年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喻巴蜀檄》作于是年。有人认为《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两文分别作于元光五年和元朔元年，依据仍然是《难蜀父老》文中的那两句话，但作了误推。首先依据《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记载：“夏，发巴蜀治南夷道”，推断《喻巴蜀檄》作于元光五年秋，接着下推三年，于元朔元年作《难蜀父老》。同时把司马相如出使巴蜀通西夷的时间也定在元光五年。由于这一时间的误推，对于理解司马相如这两篇政论文的意义就不得要领，所以必先正名。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通南夷，用战时军兴法强征巴蜀之民数万人修治通夜郎的道路，三年还没有完工，引发巴蜀民的骚动。此时已到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设谋马邑，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喻巴蜀檄》文有“兴师出兵，北征匈奴”之语可证。司马相如把通西南夷纳入汉武帝开边与反击匈奴的大格局中来论说它的意义，是“存抚天下，辑安中国”。战事方兴，要安集内部，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调查事件，抚慰巴蜀民众。司马相如写了《喻巴蜀檄》告喻巴蜀之民，国家修治道路，是推广教化于远方之民，巴蜀士民应当尽臣民的义务，“急国家之难，而乐尽臣之道”，也为自己谋一个“剖符之封”、“居列东第”的远大前程，无需惊恐。那些应当服役而逃亡，甚至自残自杀的人，是不识国家大体，不仅“死而无名”，而且“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修路，不是打仗，唐蒙身边的人用战时军兴法强征劳役，又不避农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不是皇上的意思，应当立即纠正。一篇通告檄文，从事实、情理、利害各个方面晓喻巴蜀士民，停止了军兴法的强征，责成唐蒙修路用工，不违农时，平息了将要发生的动乱，使修路工程继续有序进行，充分展示了司马相如的政治才能。建元六年唐蒙通西南夷，元鼎六年司马迁通西南夷，身份均是郎中将。这次司马相如出使巴蜀，亦当是郎中将。郎中将，秩千石，相当于正司级。司马相如返京报告，提出了通使西夷比通使南夷更为有利，汉武帝十分赞同。司马相如把握住了建功立业的好时机，被汉武帝任命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夷。中郎将，秩比二千石，副部级。副使三人，王然宇、壶充国、吕越人。这三人是职业外交官，后来壶充国官至大鸿胪，即当时的外交部长。建节，即持节，相当于后世的尚方宝剑，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外交使团，司马相如一年内两度衣锦还乡，官位直线上升，荣耀无比。这一次蜀郡太守郊迎，县令为先导，蜀郡之民都感到自豪。司马相如也不辱使命，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抚定西夷，邛、笮、冉、駹、斯输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朝的臣民。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扩大边关，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样柯，以此为边塞，开通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扩大了蜀郡十多个县的疆域。这是司马相如政治上的最高成就。此时的司马相如是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全力支持者和鼓吹者。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征发巴蜀民修治南夷道，引发骚动。博士公孙弘奉使巡视，还奏事，认为通西南夷疲弊中国，拓地无用，朝臣多附议，引发大辩论。这时，已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匈战争越打越大，汉朝国力不能四处出击。司马相如改变立场，想劝谏汉武帝做出政策调整，因自己言通西夷，不敢开口。公孙弘为言，汉武帝不予采纳，还要司马相如等驳斥公孙弘。
　　《资治通鉴》建元三年载：“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蜀人司马相如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司马相如陷入了两难境地。在这种背景下，司马相如用他的如掾大笔，托辞讽谏，一篇《难蜀父老》，左右逢源。司马相如“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也就是说《难蜀父老》是司马相如假托巴蜀长老为民请命，自己以使者口吻驳难“通西南夷不为用”的论调，表面上是承袭《喻巴蜀檄》的基调，指出通西南夷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重大意义，驳斥公孙弘的“无用论”，而骨子里是赞同公孙弘的建议，停止修治通南夷道路的工程，专力对付匈奴。司马相如解脱两难明哲保身的智慧，或称耍滑头的伎俩，哪能瞒得住雄才大略汉武帝的慧眼，公孙弘也不买账，司马相如陷入了骑墙者的尴尬，两边不讨好。不久，司马相如被罢官，有人告发他在4年前出使西夷时有受贿行为。果有其事，为何4年后才发现？看来是欲加之罪的莫须有。不过汉武帝离不开司马相如，只是给司马相如一点颜色看。司马相如罢官当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一年后，元朔元二年（公元前127年）司马相如官复原职。司马相如性格原本就潇洒，因“与卓氏婚，饶于财”，经过这一折腾，司马相如淡泊仕进。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公孙弘拜御史大夫，费时10年通南夷的治道工程暂停下来，专力对付匈奴。公孙弘为人阴狠，司马相如不想沾惹是非，大约此时退出宫廷，谋了一个闲职，为孝文园令，看守孝文帝的陵墓。晚年病退，家居茂陵。司马相如“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只是不在权力场上追逐，而他的政治热情未减。司马相如复职为郎，官场历险，心生淡泊，反而能直言陈事。他的《谏猎书》、《哀秦二世赋》表达他对国事的关注，直面劝谏汉武帝要守住帝王的职责，身负国家安危，不能效匹夫之勇逞能，手搏猛兽，更要以秦二世为殷鉴，尽心国事。传文称司马相如“从上至长杨猎”，“还过宜春宫”而作。说明两文作于同一时间，当在元朔二年、三年间，即公元前128、前127年之时。
　　司马相如晚年病退家居，但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封禅，写下他的绝笔文字《封禅文》，嘱其妻，在他死后交给天子使者。封禅是国家大典，司马相如临死都在关注，这是一种政治热情。所以《谏猎书》、《哀秦二世赋》、《封禅文》都应归于广义的政论文，特在本节评说。
　　《封禅文》主旨有二。其一，论证封禅意义，敬天顺德的典礼可以光大德业，国运昌盛。其二，帝王要兢兢业业治理好国家，《封禅文》的结尾明确指出：“圣王之德，兢兢翼翼。”“兴必虑衰，安必思危。”班固称赞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尽了一个忠臣的职责，《昭明文选》卷四十八载班固《典引》序文曰：“司马相如言封禅事，忠臣效也。”不过朱熹则极力贬损。朱熹在《楚辞集注》卷二《楚辞后语》中说：司马相如“将死而犹以封禅为言”，“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贱也”［12］。俗谚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且不说司马相如生前已辞官家居，而一个要在死后才上奏《封禅文》的人，他“阿意取容”，是得益于地上呢，还是地下呢？可见“阿意取容”乃妄语也。
　　知世才能论人。还是从汉武帝封禅的背景来看司马相如上《封禅文》的是非。
　　封禅是祭告天地的国家大典，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叫封，在泰山脚下一个小山头梁父山上辟草祭地叫禅。《史记？封禅书》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取得成功的帝王就要举行封禅，表示得天命。传说五帝与夏商周三代之王都举行过封禅，登上泰山封禅的有七十二王，但没有典礼流传下来。实际上封禅典礼是秦汉大一统制度下的新生事物，是秦始皇、汉武帝的首创。汉武帝之前，只有秦始皇上泰山封禅。但秦政暴虐，二世而亡，秦始皇又焚书坑儒，不是一个有德君主，汉儒不承认秦始皇封禅，讹言说上天不接受秦始皇封禅，降下暴风雨阻止了封禅典礼的进行。汉儒不传习秦朝的封禅礼仪，所以汉武帝举行封禅，没有参考资料，从头制定。汉武帝命礼部奉常与博士诸生议，讨论了十几年没有结果。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下定决心，一脚踢开奉常的制礼班子，指派太史令司马谈与祠官宽舒负责起草封禅礼仪。新班子经过几年努力，终于草成封禅礼仪。先立后土祠与泰畤坛，祭祀地神和太乙天神，演习了3年，才拍板定案，在司马相如死之后的第8年上泰山封禅。由此可见，制定封禅礼仪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神圣。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推助了汉武帝的封禅典礼的进行，也是古代传世唯一一篇阐述封禅意义的文献，弥足珍贵。
　　封禅典礼是巩固秦汉大一统新制度的新生事物，对于振奋国民发奋图强、开拓事业有重大意义。所以汉文帝时贾谊等人就提出封禅，汉文帝谦让，没有进行。因为封禅要耗费巨大的资财，汉文帝时国力还不富裕，条件不成熟，司马迁称赞汉文帝为仁君。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封禅大典。封禅的前奏，“择兵振旅”，就是选择时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震慑匈奴。汉历以十月为岁首。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亲自率领18万步骑，北出长城巡边，旌旗招展千余里，向匈奴示威。在回长安的途中，汉武帝到桥山祭祀黄帝。正月，汉武帝率领朝廷百官和18万步骑正式从长安出发，先祭华山，经过洛阳祭嵩山，四月到达泰山封禅。礼成，汉武帝东行海上，至碣石登岸，再次出长城巡边，经辽西、九原，五月回到长安。这第一次封禅，汉武帝一行数十万人，绕行半个中国，前后历时八个月，耗费资财以亿万计，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也折腾不起。这就是汉文帝不举行封禅的原因。此后，汉武帝不断地上泰山封禅，以及后世的历代封禅君主，大大降低了规格，这是必然之势。
　　司马相如作《封禅文》，推动封禅大典进行，在当时是随潮流的进步思想，代表了举国一致的民心。司马迁作《封禅书》，也是肯定封禅大典的。但对于汉武帝的求仙、迷信，以及过度铺张，持批评态度，表明了一个正直史家的立场，但并不是反对封禅。

睢文发 · 发表于: 2013-10-4 18:24:46

四：《史记》为司马相如立大传的历史意义
　　《司马相如列传》洋洋9,100余字，是《史记》中寥寥可数的人物大传之一。万世师表，孔子的传记，《孔子世家》才7,700余字。《史记》中超过8,000字的人物大传只有3篇。第1位是《秦始皇本纪》，9400余字，第2位是《李斯列传》，9,200余字，《司马相如列传》占第3位。3篇人物大传，篇幅几乎相等。秦始皇千古一帝，他的本纪包括秦二世，是一代王朝史。李斯一代名相，他的传记包括了赵高，备载秦王朝灭亡的过程。司马相如，一个文人的专传，其篇幅与秦始皇、李斯相侔，值得深究。如果没有司马迁之笔，历史也许会传不下来这位伟人的传奇，至少是大为减色，留下的只是有司马相如这个名字罢了。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记行，二是记言。行，指事业、功业；言，指思想、言论。《孔子世家》，一半篇幅是融汇《论语》，载圣人之言。《司马相如列传》，更为奇特，传文收录司马相如的文与赋共8篇，7,300余言，占全传80%的篇幅；事历部分只有1,800余字，只占全传20%的篇幅。一个文人笔下的生花文章，能与圣人之言并世流传吗？司马迁提供了肯定的答案，这就是《史记》为司马相如立大传的历史意义。这意义就是司马迁发现了文学，高度评价文学的政治意义，这一识见独步当时。司马迁第一个为文学家立传，不惜用大篇幅来收载文学作品，司马相如的辞赋、政论赖以流传，意义尤为重大。司马迁把文学作品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绝响三百多年以后才有了一位知音。这个知音就是魏文帝曹丕。曹丕写文学评论，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们再对照两司马的史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司马迁为屈原立传，评价屈原的《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评价司马相如赋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3］2501其他的人，包括司马相如的崇拜者扬雄，更多的只是看到司马相如辞赋的“靡丽多夸”，却看不到“其指讽谏，归于无为”。
　　在司马迁时代，作为艺术的“文学”词语尚未产生，司马迁用“辞”、“文辞”、“文采”来表达。当时“文学”一词的含义是指文献典籍，在汉代“文学”是“经学”的代词。汉武帝独尊儒术，“文学士”专指儒生。司马迁创作《史记》，晚年修订，着重文采。《报任安书》曰：“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文以载道，文学养心，它使人在娱悦之中升华思想境界。司马相如之被司马迁发现，是因为他们心灵相通，绝非偶然。在司马迁笔下，司马相如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相如渴望建功立名，但他不追逐权力，始终坚守个性的潇洒自恣，不为世俗所约束。“阿世取容”、“劫财劫色”，这些恶言秽语无损司马相如分毫。我们在祭奠回眸司马相如的时候，是不能忘怀司马迁的。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是一对永垂天空与日月同辉的双子星，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文学的骄傲。
　　（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以《寻找司马相如》为题，用影视艺术重塑司马相如形象，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极有意义，“寻找”二字，耐人寻味。笔者忝列该片顾问，回答栏目组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今整理成文。栏目组采访提问在2011年8月29日，文稿整理完成于2011年9月10日。又原文标题为“寻找司马相如”，本文责编改为“论司马相如”。）

§　参考文献
　　［1］古文苑卷十·答桓谭书［O］。明成化十八年（1482）张世用刻本。
　　［2］［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明］曹学佺。蜀中广记［O］。两淮马裕家藏本。
　　［5］［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七［M］。成都：巴蜀书社，1987.
　　［6］［清］吴见思。史记论文［O］。光绪十二年桂垣书局刊印。
　　［7］［汉］扬雄。法言·君子［O］//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1958.
　　［8］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清］尤侗。读东坡志林［O］。清道光间吴江沈氏世楷堂藏板。
　　［10］［汉］班固。汉书·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韩兆琦，李道英。简明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
　　［12］［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二·楚辞后语［M］。合肥：黄山书社，2010.

⊙　作者简介
　　张大可（1940～），男，重庆长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源自：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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