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流沙河：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这个“右派”。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M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M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M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yang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整理者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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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沙河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笑声、掌声）。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 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M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掌声）。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God ──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M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M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yang。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我说：“是。”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 Fort in Air[Super Flying Fortress？]──“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are “微敏”，Thereare “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笑声）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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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蜀兄转到这来，我正说要转过来呢。十分铭感！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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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错了，赫德不是美国人，是英国人
　　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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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
　　作者：王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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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赫德爵士立传无疑是一件冒险的事。赫德爵士曾于1863年到1908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之久，他还作为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主持创办了中国邮政，参与了许多中国大政方针的讨论，参与了筹建中国海军的活动，参与了创刊办同文馆的计划，直接插手1884年、中法1886年中葡外交谈判。同时赫德又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他是救中国于苦难的大恩人，还是狡猾的恶魔？《赫德爵士传》充分利用新近的密档，对赫德进行了重新界定。

── 内容简介：
　　《赫德爵士传》充分利用刚刚出版的国内外海关密档和赫德日记，并发掘了大量的中文资料、赫德与金登干之间的大量秘密通信等资料，力求克服各种偏见，从不同侧面分析赫德，全面把握其在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个性特征。 在本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德代表的是英国利益，同时也是清政府的客卿，在与英国利益不发生矛盾情况下，他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工作，进行了一些有利于清政府的活动；赫德与英国政府之间的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他与一些英国官员之间的又有许多恩恩怨怨；赫德在不同场合抨击了俄国、日本、法国、德国的野蛮侵略行径，对于被侵略的中国给予了同情和支持；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赫德明确反对瓜分，主张保全，并高度赞扬义和团运动的爱国精神。但赫德在海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大搞裙带关系，极力追求权势，“宁被诅咒，不被埋没”，是他的政治观念，不过他反对佣金，主张谦洁奉公、尽职尽责、勤勉工作。

── 作者简介：
　　王宏斌，河南偃师市人，1954年生。中山大学史学博士，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一直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出版的专著有《晚清货币比价研究》、《中国帝王术》、《韩非子与中国文化》、《禁毒史鉴》等。

片断：中国海关制度的建立
　　对海关税收的上交与留用以及海关经费的开支，赫德强调必须有充分的、真实的一笔一笔的记录。在1865年以前，海关的会汁帐目只有一个笼统的、类似中国传统的四柱清册式的总帐。1866年起，在曾经受过严格会计训练的金登干的主持下，海关会汁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将全部收支总帐分为A、B、C、D四个帐户。A号帐户为海关经费的支出帐，B号帐户为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帐，C号帐户为吨税（船钞）收人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帐，D号帐户为所有其它规费收人和开支帐；A号帐目每月结清一次，B、C帐号每季结清一次。所有海关可以自行处理的结余，律存放海关总税务司指定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税务司不得截留。这个会计制度，当时被誉为新的国库制度。（总税务司署造册处：《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和活动文件汇编》第1卷，第51页。）为了严格会计制度的执行，1870年又公布了十项有关会计收支的条例。规定各关税务司不得超支本关的额定经费，而额定经费的使用，也必须符合总税务司的例行或特定的批准手续。如有节余，必须上交总税务司，作为海关全体支出之用。1874年在总税务司之下，专设掌管会计之正副稽核。其中正稽核专门巡视各口海关，每年至少一次就地检查各关帐目，着重检查是否有不符合规定的开支，是否有不及时入帐的收支项目，以及帐面结余是否与库存现金一致。副稽核则长驻北京，负责检查各关每季呈报的例行帐目。这是把英国刚刚实行的国库制度应用于中国海关的需要。这个严格的会计制度，队1866年开始，一直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
　　建立统计制度。在赫德主持总税务司工作之前，中国海关还没有编制过系统的贸易统计和报告。1864年各海关曾编印了一些本关贸易统计，从1866年开始这项工作集中于上海进行。统计显示，上海对外出口项目150余种，进口项目330余种，并且记明货物来源和去向。1873年又进一步成立了贸易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在海关的出版物中有了定期的《统计集》，不定期的《特集》、《业务集》、《公署集》、《税务司集》和《杂集》等。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鸦 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这些统计十分细密，是非常好的经济研究资料。赫德掌握的这些资料，一方面提供给清政府，一方面送给了英国政府。
　　建立了一套录用人员的考试制度。在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凡是新人进人海关，无论何人介绍，必须通过考试。一般来说，欧洲籍的海关人员，尤其是英国人都要通过海关驻伦敦办事处金登干亲自主持的考试，才能决定录用与否，即使持有赫德本人的介绍信函，也不能例外。通过考试的申请者，还要经过赫德的亲自审查，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录用。赫德对于下属的工作考核也很严格，他将海关人员分为内、外班，划定明确的级别，分别规定薪金标准，定期考核以决定提升或辞退。另外，还建立了奖惩制度和严格的纪律，规定海关人员必须服从命令，服从调度，“关员无论调往任何偏僻地方，均不得拒绝，如不到任，唯有辞退而已”；“华人供事文案，无论调转何处，必须服从命令，否则，将被课以罚款”。这些措施实际上是英国文官制度的部分移植。
　　为了使海关工作顺利开展，赫德还要求外籍工作人员尽可能学会中国语言，学会和清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本领。在1865年第25号通令中，他说：“录用不会说中国话的税务司，而把在所有困难中掌握形势的权力仍然委请翻译官的那种反常做法，尽管一时可以使总税务司的地位增强，却是不值得加以支持的；学习中文的人对中国的国民性一定可以作出一种较正确的估计，对于他们在中国政府下所处的地位以及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一定可以作出一种较正确的评价。”赫德鼓励他的部下成为中国通。
　　赫德也希望海关的外籍人员要理解中国人的感情，懂得清朝官员的心理。他在起草1873年的第24号通令时，花费了半年时间，经过反复阅读、修改，甚至重写。然而，在印出来后，他仍然觉得不满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处于中国人的助手，而不是主人的地位；我原文就是这样写的，我认为我的训诫将使事情有所改善。”他在私人赛信中说，“如果谁不理解我们的这种地位，或是没有执行我的解释性指示的精神，我就撤销他的职务。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海关对中国有益，使它立于不败之地，把它公之于众，以便消除人们对我们的身份和能力的一切怀疑，并且使全体成员各安本职”。（《中国海关密档》第1册，第96—97页，1874年7月18日赫德致金登于函。）显然，这一通令主要是为了解决海关外籍人员对中国官员那种反客为主的现象而发出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赫德的谨慎和精明。
　　赫德的1873年第24号通令于12月18日发表，是为了解决各关外籍人员与中国海关监督之间的矛盾。前面已经提及，1864年颁布的《海关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虽名义上规定海关监督是海关首长，而外籍税务司则掌握着实权，“仅在署内依据税务司之告以办理记录报告之事务”。一部分海关监督不甘心做傀儡，双方之间势必发生矛盾。赫德的通令强调说：“税务司是外国人……品级低于监督，而监督是本国人，品级领先。”“各口税务司的职责系协助地方当局办理税收，不可干涉或代替地方当局。”他要求税司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与地方官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并且警告说，如果遇到矛盾，各税务司“不得企望总税务司以行政手段逼迫他们就范”。他希望以此来保持海关内部的和谐。
　　1870年以后，他的工作繁忙，有时无法过细查阅帐目，只能在业务需要和环境许可时才访问各口，又设立稽查帐目税务司，代他随时到各关检查帐目，清查现金库存。1874年9月30日，赫德在给金登于的一封信中谈及他的打算，他说：“我已让雷德任稽查帐目税务司，至少每年一次去每个港口检查帐簿和帐目。他会出其不意地下去并做到：1、帐目一直记到最近的；2、金库金额和帐簿试算表相符合23、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什么地方不检查，所以他的巡查就将使一切都更加仔细，并且我让吉布斯任帮办稽查帐目税务司（副税务司），常驻北京。我还要给他一名供事处理日常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做到使帐目有条不紊。我这样做，是希望减少滥用资金的可能，同时希望甩掉那个可怕的累赘──庞大的稽查班子。”（《中国海关密档》第1册，第134页，1874年9月叨日赫德致金登干信。）稽查税务司的权力很大，每到一处他立即接过保险柜的钥匙和全部帐册，进行核对，不受任何干扰，以便准确地向总税务司报告财务状况。如果发现重大问题，他有权立即接过该税务司的全部工作，等待总税务司的新的指示。
　　赫德讲究工作纪律，尤其是对财会制度要求严格遵守，毫不含糊。如发现有贪污舞弊行为，他毫不手软，立即予以开除处分。他对于失职也从不姑息，如果下属出现严重失误，他不仅认真追究责任，而且认为是自己的一种失职，对于造成的亏空，则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弥补。1873年4月，由于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他一次拿出23000两银子，弥补了这位失职者的亏空。他严格要求别人，也严格要求自己。伦敦海关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的手中有赫德的两种帐本，一种是公用收支帐目，一种是赫德的私人帐目。赫德要求金登干为他详细登录每一笔收支，严格区分公私开支，毫不含糊。从他们的通信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方面的讨论，认真得使我们中国人难以理解。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管理方法，有效地防止了海关的贪污舞弊行为。
　　赫德对于考核十分重视，经常亲自巡视各口，检查海关的管理工作，检查海关巡逻和引水船只。赫德的检查工作不走过场，“在总税务司访问期间，要求各关全体人员到场，亲自当面陈述工作，解释问题，提出建议或申诉”。（总税务司署造册处：《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和活动文件汇编》第1卷，第171页。）在总税务司不能按期检查各口情况下，他可以委托一名税务司代行其事，而后向总税务司提出书面报告。这种制度加强了总税务司对各海关的控制，维持了总税务司的权威，使海关管理机构运行灵便，行政效率很高。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赫德对中国海关进行了彻底改造，使它变成了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式的海关。必须肯定这种改造既防止了旧中国海关盛行的贪污舞弊行为，又有利于西方商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开展。
　　对此，赫德曾明确说：“税务司署在随时为各口拟订章程时，一刻也未忘怀贸易的利益和要求。凡在各海关正确执行职务所许可的范围内，税务司署曾作过种种有效的更改，这种效用非其它方式所能轻易达到的。这种变更，一般地说，对商人都有直接利益。关于拟定海关章程方面，可以提到：香港、澳门轮船的特别规则，往返香港、汕头、厦门、福州的轮船章程，及长江轮船的特别规则，通过交涉承认打狗（高雄）及基隆为台南及淡水两港的外港，给予台湾贸易种种便利，货物在上海的改装、港务的改良，以及即将推行的对破坏海关章程的公开调查等。以上种种以及其它有利的方案，均经税务司署为了商业利益而细心筹划并加以实施了。”（总税务司署造册处：《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和活动文件汇编》第6卷，第193页。）他认为海关要征税，也要便利贸易，二者是一致的，当商业繁荣之时，也就是关税充盈之时。
　　尽管人们对赫德的具体活动存在分歧，但对于他的勤勉工作作风则无不表示敬佩。赫德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特意制作了一个站立工作台，长时期一直保持着站立工作的习惯。当时整个海关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赫德每天的工作时间至少8至10个小时。不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站在高台前面不停地工作。1883年10月四日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除非把当天的事当天做完，每周的事每周做完（两大用在英文公务上，两天办中国的事，两天花在半官方的通信上，一天处理零碎的事情），否则随后而来的时间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多的事等待处理，这么多头绪同时进行，在一扇门外公众在等著作出决定，在另一扇门外总理衙门在等待着我的报告和建议，我能一切都很有把握，全在于我牢牢地遵循我的工作方法。”（《中国海关密档》第3册，第386页。）无论大事小事，赫德事必躬亲，机密大事从不假手与人，他要牢牢控制权力，有时对于他的心腹干将也不放心。如此对待工作，如此热衷于权势，在东西方政治家中都在极少数之列。
　　1897年7月4日，他又说：“应该办的事，一天的24个小时都不够用；然而，即使一天有72个小时，我也怀疑是否我能有点闲暇时间！由于我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把工作分类，能缓办的就放在一边，身体健康也支持我，所以，我能够置身于当前种种困难之外──这就是一切。”（《中国海关密档》第6册，第698页。）他对工作的酷爱和事业的追求，更表现在晚年有病时，仍然坚持亲手处理大小事件上。他热爱工作岗位甚至超过老婆、孩子，曾有17年没有见过家人，爱子赫承先病重都没能使他分心工作。
　　赫德采用近代资本主义方式建立的一套海关制度，保证了海关高效率运作，一扫旧海关的办事拖沓、无章可循和贪污索贿等陋习，关税征收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对赫德宠信有加，依赖益增，赫德的地位和权势日益提高。“中国海关岁收税项日见起色，莫不盛推总税务司综核之功，而总税务司亦居之不疑，俨然以丰财赡国功臣自居。”（《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3，第7页。）
　　赫德主持总税务司以后，西方商人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仍喷有烦言，但总的来说对于海关的高效率工作表示满意。就外国政府来说，他们对于海关总是按时偿还的债务也表示满意。赫德本人既为中国海关的行政长官，又同时为列国债权的代表，“从来没有一次按期立即偿付各项外国债务发生过任何困难”。（《外人在华的特权和利益》第477页。）在这种情况下，赫德也得到了外国政府的一致支持。
　　中国近代海关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管理海务。1858年10月签订的《天津条约》的附约，即《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对于海务工作做了如下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经费，在于船钞下拨用。”根据这个规定，清政府必须邀请洋员帮助征收关税、查缉走私并管理各口船舶、设置助航设备的任务。这就把海关办理海务，以船钞提供助航设备经费两事，以条约形式规定了下来。
　　60年代初期，由洋员管理的海关开始征收船钞。这个时候正是清廷为镇压太平军，急于筹措军费时期，“就利用了那些欧洲人叫做吨税的大部分款项，和他们所掌握为了公共工程借以增进沿海和内河航行便利而构成的特殊经费”。（总税务司署造册处编印：《总税务司通札》第五辑，第362页。）这就妨碍了购置助航设备。外商们批评清政府不顾外国航船的利益，要求成立国际委员会，接管海关船钞。赫德为了维护海关对船钞的保管权，申呈总理衙门，要求抵制外商的倡议。总理衙门在奏折中说：“洋船的进口。出口及复进口，均按四个月纳船钞一次……现因各口所留六成船钞往往挪作别用，未能将塔楼等一律修建。洋人私议：拟怂恿各国驻京公使出头，向臣衙门辩论，将此项船钞悉数交与领事馆收办。”他们认为与其这样交给领事，中国不能过问，不如交给总税务司，“中国尚可稽察”。因此决定，照旧提用三成，其余七成交给总税务司，用于购置海务设备。
　　但外商仍然喋喋不休。为了与这些外国商人抗衡，赫德向公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说明了过去曾经做过改善助航设备的努力，并为以后做了种种安排。同时指出如果一个国际委员会接管船钞，将需要一套班子，势必会浪费其经费，不如把船钞仍归海关管理，这样中国的主权可以少受一些伤害。赫德争取到了英国公使阿礼“国的支持。阿礼国向英国外交部提议：”我觉得不能要求实行许多请愿书中所提到的，把这项海务工作从总税务司的手中拿出去的建议，或者把全部船钞及其使用置于一个委员会的管理下。这项款项，占全部船钞的十分之七是赫德先生为此项工作而安排的。因为他把此项工作和海关行政结合在一起，节约了远远超过用于同文馆的十分之三的费用，而且获得任何其它方案所能获得的更大的效率。“（总税务司署造册处：《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和活动文件、汇编》第6卷，第236页，阿礼国关于中国政府征收外国船钞应用问题的备忘录。）由于英国公使的支持，赫德仍然掌握着船钞与海务的管理权。1865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下去，海务工作有了经费保障。
　　海务工作非常庞杂，赫德在通札中对此概括叙述说：”为了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的船舶利益，一般地说，真正的需要如下：在远航中给予船舶以危险的警告，这就应在必要的地方设置灯塔；在靠近口岸时，由熟悉当地特点、潮汐、海流等熟手给予帮助，这就必须配备能够胜任的引水人；在口岸海面必须回避的地点，应加标志，这就应在那里适当地提供浮标和信标；为了便利业务和防止事故，保持秩序和规则，在那里必须设立理船厅。“（《总税务司通札》第1辑，第193页，1868年4月25日总税务司通札第10号）为了执行这样庞杂的任务，赫德既考虑了建立专业部门和精简、节约等原则，决定成立海关船钞部，负责人为海务税务司，直接对总税务司负责。海务税务司由管理灯塔和港务的正副营造司和一个秘书性质的文案协助。海务税务司下辖沿海中、南、北三段。每段设理船厅一人，管理所属段内海务工作，南段驻福州、中段驻上海、北段驻芝罘。录用的人员，不分国界。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赫德对于船钞部的组成和工作效率表示不满，也感到船钞部与征税部不相统属，收不到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效果，更重要的担心是害怕船钞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因此决定重新加以改组，将原来的三段分为两段，裁撤了海务税务司，把海务工作分为总营造司和海务巡工司两个部分，并将各口理船厅隶属于各口税务司，使他们互相限制，防止了他的属下专权局面的出现。随着海务设备的增加，海务部门的人员不断增加。1880年有洋员69人，华员268人；lop年洋员96人，华员463人。
　　根据陈诗启先生的研究，海关在海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于具体建设情况在此不便一一胪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赫德指示金登干在英国订购了许多设备，他们的信件中经常仔细商谈这些情况。那么如何评价以赫德为代表的海关从事的这项工作呢？人们可以指斥它是一种侵略行为，但必须看到：在沿海和内河险要地点设置海务或河务管理设备，这不能简单看成是为西方在华利益服务，它毕竟有利于中国航海航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军舰安全活动。1894年李鸿章在奏折中说：”中国海面辽阔，港汉纷歧，绵亘万余里。经总税务司赫德历年设立警船、灯塔、浮柱等二百六十余处。如北洋之大沽、曹妃甸、辽河口莫邪岛、成山头、崆峒岛。猴矾岛，及海军提臣丁汝昌商同添造旅顺老铁山、威海卫、赵北咀等处，均属险要地方。自设置灯塔后，往来船只即遇风暴，不致迷向触礁，于水师行驶、商船人货获益非浅。现值巡闯海军，臣等顺道勘视北洋各处灯塔、船桩，深为合法。该税务司赫德尽心筹划，不无微劳。“请求传旨嘉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李鸿章对于赫德海务工作的评价是正确的。
　　另外，海关在沿海沿江设立测候所，构成了一个气象测报体系，也为各地提供了气象服务。在测量海区水道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成绩都是不能忽视的。

　　还有一种声音：

赫德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坏者

⊙作者：黄启臣

　　英人路宾·赫德（Robert Hart），1835年2月2日出生于北爱尔兰亚马郡的波泰荡，1854年大学毕业后被英国外交部选派来华工作57年。1863年被清政府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直到1911年逝世才卸任，长达48年。他是19世纪的“中国通”，在中国海关史和外交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有的史学家称赞他是“以尽忠中国为一生之使命”，甚至认为他的目前“均在为中国效力”。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赫德乃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坏者，是为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效力的。

一
　　海关是一个主权国家保护本国经济的门户，是根据本国政府的法令对进出国境的货物、邮递品、旅客行李、货币、金银、证券和运输工具等进行监督检查、征收关税，并执行查禁走私任务的国家行政机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实行“开海贸易”后，于次年，在松江、宁波、泉州、广州设置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这是中国对外贸管理机构正式以海关为名之始。
　　自康熙二十四年至道光二十年（1685～1840）的155年中，中国海关虽然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但却是独立自主的。举凡海关的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征税制度、查缉办法、财务制度等，都体现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任何外国无权过问。正如英人魏尔特（Wight）说，中国海关有“决定应课何税的主权，从来就没有被各该有关外商的政府非难或干扰过。”
　　鸦 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第一次确定了进出口关税和船钞“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显露了关税自主权丧失的端倪，但不能说中国放弃了关税自主权。因为条约第十款的原文是“afairandregulartariffofexportandimportcustomsandotherdues”，意义上并没有须经对方同意的意思。但是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法《黄埔条约》和次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时，关税协定的原则已确定了，“倘中国日后欲将税则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与佛兰西会通议允”。咸丰三年（1853）9月初，西方列强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派兵强占了江海关；9月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扎国（R.Alcock）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Marshall）串通宣布原江海关不能行使职权期间，由英、美领事代征代管关税。这就是所谓“领事代征制”。第二年6月29日，三国领事迫使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签订《海关征税规则》，规定由三国领事指定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职员卡尔（Lewis Carr）和法国驻上海领事馆译员史密斯（M.Arthur Smith）为海关税务监督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于咸丰四年（1854）7月12日正式接管江海关的行政管理，其职责是“检查船舶报告、货运舱口单、装卸准单、税款定纳和结关准单，以发现任何方面的一切错误、违规和偷漏行为。这是中国海关行政权落入外国人手中之肇始。
　　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在第二次鸦 片战争中又遭失败，被迫与英、美、法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中第十款规定，通商各口，”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各口划一办理并“。同时规定海关对进出口贷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税率征收；洋商运销内地或从内地收购土产出口只纳2.5%的子口税，不再交纳厘金，并允许鸦 片进口，每百斤纳税银30两。这说明帝国主义巳插手和控制中国关税了。咸丰九年（1859）5月23日，由江苏巡抚薛焕提名、两江总督兼通商各口钦差大臣何桂清发文委派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李泰国（Horatio NelsonLay）为海关总税务司，德都德（H.Tudor Davies）为江海关税务司，并允准”凡各口所用外国人，均责任李泰国选募“，”总司其事“。这么一来，中国海关即完成了由外籍税务监督制到外籍税务司制的演变过程，使中国海关成为”外国机关的性质“。同年十月，李泰国以总税务司的身分到广州开办粤海新关，任命原江海关税务司费士来（G.H.Fitzror）为税务司，费士来未到任前由美国人吉罗福（G.B.Glover）代理，赫德为副税务司。
　　咸丰十一年（1861）1月，恭亲王奕譞根据何桂清原委派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的札谕原稿，”仿照其意缮给“，以清政府的名义承认李泰国总税务司一职。4月，李泰国因”健康受损“请假回国疗养，新任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薛焕根据李泰国的推荐，暂派赫德和费土来会同代理总税务司职务。赫德凭着总理衙门对他的信任和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W.A.Bruce）的支持，加上他精通中文和精力旺盛的条件，在联合代职期间，一开始就居于单独领导的地位。总税务司1861年第1号通札是由他单独签发的，海关的行政管理制度大部分是由他一手制定的。同治二年（1863）5月，李泰国回到中国复职，赫德被任命为上海关税务司兼管长江各口关务，地位仅次于总税务司。同年11月15日，清政府以因”办船赔误“，解除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职务，同时承卜鲁斯的推荐任命赫德正式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二
　　由上可见，中国海关主权遭到破坏始于李泰国，而实际的彻底破坏者是赫德。他从代理总税务司之日始，把持中国海关半个世纪，在更深的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破坏了中国海关主权。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外籍税务司制度。
　　李泰国任总税务司期间，只是在上海、广州、汕头建立新关，实行外籍税务司制度。而赫德自代理和出任总税务司之后，不遗余力实施《天津条约》关于”各通商口岸应实施统一的海关制度“的规定，在全国各通商口岸设置新关34处，兼管常关19处，厘金7处，形成一个星罗棋布的海关网络，普遍推行外籍税务司制度，规定”每一海关只须派一个税务司，……在税务司以下的，就是不同国籍的帮办、税务员和稽查员。“
　　第二，任用以英人为主的洋员控制中国海关。
　　赫德清楚地意识到，要长期控制中国海关，必须有个明确外国人占据海关要职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于是，他首先拟订《海关募用外国人帮助税务章程》共27条，同治三年（1864）经总理衙门核定通知总税务司照办外，并咨行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饬各海关监督一体遵照办理。其中第三条规定：”各关所用外国人帮助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这就使总税务司募用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权力法定下来了。从此，赫德便理直气壮地大批募用以英人为主的洋员担任各海关要职。根据《海关职员题名录》统计，从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1875～1911），各海关洋员人数占海关全体人员总数的18～23%。这些洋员绝大多数是由赫德募用的，其中税务司全是经他任命的。正如他给各税务司通加札所说：”自从1861年春季起……在100名现时（1869年）属内班方面的人员中，大约只有20名最初是由李泰国任为税务司的，其他人的升迁却大多数由我任命。“其中又以募用英国人为主。例如同治四年（1865），14个海关的71个扦子手以上的洋员中，英国人占46名，美、法各占9名，德国占5名，丹麦、瑞士各占1名；光绪十一年（1885），海关洋员514人，其中英国人为332名，占64.5%，其次是德国人69名，美国人43名，法国人27名，瑞士、丹麦人各14人，意大利人7名。显然，这是赫德为英国控制中国海关的有意安排。正如他自己所说：”海关首要的是其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手里“。
　　第三，集海关大权于税务司一身而成为中国海关的霸主。
　　同治四年（1865）8月，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之后，赫德又抓紧时机在中国海关内建立霸王式的统治。原来，李泰国和赫德建立新关之时，清政府仍设有海关监督为一关之首，多由各地兵备道兼任。赫德在由他拟定的《海关衙门章程》第一条中，名义上也规定：”通商各口办理税收事宜，如有不妥，均系各关监督之责成；是以凡有公事，自应归监督作主。如此，则税务司所办之事，即监督手下之事。“
　　但是，这只是赫德惯于玩弄的”大前提“：给清政府以”体面“，而让外国人掌实权。他在同治三年（1864）《致各口税务司的通札》中，指示各税务司在架空海关监督时不必锋芒毕露，而是暗中施加影响，让海关监督充其量只能当一个事后的”牢骚公。“赫德告诫税务司，”在采取行动之前，提供的意见必须由当地海关的负责首领──关督──加以接受，根据这样的意见而达成的决定，就职权来说，就是关督的决定了“。而这种决定则是”由税务司提供过意见的决定“。结果是”税务司为事实上之监督官，海关监督仅为名义上之监督官而已“。赫德就是这样让中国海关监督充当一个体面的傀儡。
　　与此同时，赫德进一步运用上述手法架空总理衙门，把中国海关大权统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他在《海关衙门章程》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助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这样，赫德”对于全国海关，几有一国元首之权威“。
　　第四，侵夺中国的引水权。
　　引水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维护其尊严和国防机密、保障港口和船舶安全的一项重要主权。按国际通例，各国对通商往来的外国船舶，一般订有法规，强制引水。鸦 片战争前，清政府规定，凡外国船只来中国贸易，要事先驶到澳门港登记，然后由澳门”海防衙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每船给引水二人“。鸦 片战争后签订《黄埔条约》时，已有”自雇引水，即带进口“的恶例，但中国引水权的彻底被侵夺则自赫德始。同治七年（1868）10月，他”建议有关引水的一切事务必须置于中国海关税务司的管理下“，清政府批准公布了赫德拟定的《各港口引水总章》十款规定：”引水宜宽其招募，凡华民及有条约各国之民有欲充当引水者，均准其一体充当“。这就为外籍引水员把持中国各港口引水权提供了合法的根据。从此之后，在中国广阔的海域上，华人引水员就消声匿迹了。
　　赫德为了彻底控制中国海关，还处心积虑侵夺与海关有关的其他中国主权。例如，他把中国沿海沿江建立助航设备纳入海关管辖的范围，兼理”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同治七年（1868），他在海关内又另增设船钞股，专门办理中国沿海沿江的测绘及建立各种助航设备事宜。同治九年（1870），赫德还”亲赴沿海各地，勘定灯塔位置“。到宣统三年（1911），建成灯塔132座、灯船45艘、浮标138处、指向标119处。赫德还在海关设立邮政机构，兼办邮政。到宣统三年（1911），全国海关邮政机构达到700多个，职工12000人，邮政路线长19万公里。这破坏了中国邮政主权，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巧取豪夺的一条吸血管。
　　从上所述，清楚地看到，中国海关主权是由赫德一手彻底破坏的。从此，中国海关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而赫德则成为坐镇北京总税务司署的颐指气使的海关霸主。

三
　　赫德彻底破坏了中国海关主权，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
　　首先，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开了方便之门。
　　赫德竭力破坏中国海关主权，建立半殖民地海关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拓和垄断市场的权益。因此，他提出许多”促使清政府按照外国商业利益行事“的建议，破坏中国的关税制度，对外商实行免税和存票制度、子口税制度、沿岸贸易制度等，使外商享受低于”值百抽五“的税率的特权，便利外商在中国市场倾销商品。他还特别为外商谋求内河航运贸易的特权，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草拟的《华洋轮船驶赴中国内港章程》中，玩用手法，把”内地“两字诠释为沿海、沿江、沿河及陆地不通商口岸，使外商轻易地获得任意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驶的特权，使中国航运业和国内商品流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
　　为了照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权益，赫德在《致各口税务司的通札》中，告诫和鼓动各税务司要敢于保护和照顾外商的权益：”无论那位税务司，都无须惧伯他为了便利事务的进行和连带地照顾到贸易及商业的真正利益而作出的努力将要被总税务司指为奉承商人。“由于外商在中国贸易获得免税、低税的优惠，造成了从同治三年至宣统三年（1864～1911）中国海关的进口税始终低于出口税，进出口税又低于国内贸易税，洋货所纳税低于土货所纳税的奇异现象。这使海关完全丧失了保护和发展中国民族经济的自卫能力，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势力深入中国内地以极大的便利，从而不利甚至窒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赫德还利用中国海关关税作为清政府按期偿还赔款和外债的抵押，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对华借款、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方便。据统计，自鸦 片战争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借外债43笔，累计合库平银4630万两；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11），又借外债12亿。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赫德把持的海关，掌握了清政府的经济命脉，进一步实现了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中国的控制。
　　其次，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中国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基本完成，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而居重要地位。至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在”偷偷摸摸进行“。于是，赫德以把持中国海关为清政府的太上机关，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无能，配合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行猖狂的活动，从中国政府内部为帝国主义侵夺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罪恶活动起着极其重要的内应作用。例如，赫德利用他身居海关总税务司要职和兼任总理衙门顾问的当轴地位，凭仗他的活动能量及广泛联系，从咸丰十一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861～1907）参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章程、合同共67项，一一体现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和反映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奴役。同治七年（1868），赫德积极怂恿清政府任命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充任中国钦差，出使欧、美办理对各国的交涉事宜。蒲擅自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G.F.Seward）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使美国获得了在中国招收华工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光绪十三年（1887），赫德一手操纵中葡谈判，用他的心腹、中国海关驻伦敦税务司金登干（J.D.CamPbell）代表清政府与葡萄牙国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从此清政府承认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的特权，使中国在澳门的主权遭到破坏。光绪二十七年（1901），赫德以对海关、清政府和西方列强均有作为自诩，草拟《辛丑条约》条款节略，结果条约签订，中国赔偿各国军费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折合9.8亿两，以海关关税作低押；允许各国驻兵北京、天津和山海关。这是赫德帮助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一次最残酷、最凶恶、最无耻的掠夺和侵略。
　　由此可见，把持中国海关近50年之久的英人赫德，利用海关的特权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极尽干预之能事，最大限度地方便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促使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选自《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