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回顾与展望

源自：贵州民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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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通永

　　导语：自2007年以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档案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到“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工作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本文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认为以往工作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抢救保护、轻编研出版”的倾向，提出今后不仅要继续重视抢救保护，同时也要在编研出版和开发利用方面齐头并进，力争使“锦屏文书”早日成功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成为苗侗人民的世界文化品牌。
　　关键词：锦屏文书;苗侗民族;抢救保护;档案编研;世界记忆名录

一：前言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清水江沿岸及湖南沅江上游的苗乡侗寨散存着大量的契约文书，这是自明清时代以来当地苗侗人民在长期的林业生产中形成的交易记录和历史档案文献。这些契约主要以纸契数量最多，也有石契、布契和木契，最早形成于明朝中后期，最晚的则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20世纪50年代)。因为它在锦屏县境内率先被发现，人们把它叫做“锦屏文书”。后来，有关学者和黔东南州档案及文化部门都发现，这类文书的分布区域其实覆盖了清水江中流域各县市，一些县的藏量甚至超过锦屏，学术界才逐渐改称为“清水江文书”。[1]不过，由于近年来在湖南省境内沅江上游的靖州、会同、新晃等地和贵州省的都柳江流域、舞阳河流域各县苗村侗寨里也陆续发现有这类契约文书的存在，于是“清水江文书”一名是否恰当也成了问题，为此贵州民族民间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专家杨有赓建议：应根据这些文书的民族属性和内涵特征，将其定名为“中国苗侗民族混农林契约文书”。[2]但是，目前贵州省档案局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类正式文件中还在使用“锦屏文书”这一官方名称，尚未予以更名。因此，为了本文在文献引述上的称呼连贯性和论述的方便，笔者也仍将沿用“锦屏文书”一名来指称一些学者们所说的“清水江文书”或“苗侗混农林契约文书”，但本文所论仅限于黔东南州档案馆“锦屏文书”专项工作重点覆盖的清水江流域各县，暂不涉及其它地区“锦屏文书”的抢救保护。
　　“锦屏文书”在40多年前为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赓先生发现，他最早开展了一系列值得后人称道的整理研究。但“锦屏文书”的珍贵文化价值引起国内学术界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却是近五、六年左右才有的可喜事象。2006年8月16日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王丽就其抢救保护问题向中央写了一份内参，登载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并直接送达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审阅批示。陈至立同志对此深切关注，当天即签署意见并转贵州省委。陈至立同志的意见转到贵州省委后，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随后召开有关会议专门研究“锦屏文书”的有关抢救与保护工作，并于同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了贵州省“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小组，组长由省政府副省长蒙启良同志担任，办公室设在省档案局，省档案局当时的局长刘强兼任办公室主任。
　　2007年初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和锦屏县、黎平县、天柱县、三穗县、剑河县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从此，由政府支持的、以档案部门为主要力量的“锦屏文书”抢救与保护工作在黔东南州拉开了序幕;对苗侗民族的这个宝贵历史记忆库的抢救与保护，成了当地各级政府长期有序开展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二：黔东南州“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的措施与经验
　　在黔东南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近五年来档案部门在抢救和保护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共从民间征集了8万多件进馆保护;二是五个重点县都建立了功能完备的特藏室;三是完成了6万多件的数字化典藏工作。另外，还配合一些单位开展了有关学术活动和宣传工作。
　　但是，根据“锦屏文书”在本州的巨大藏量来看，今后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在这里我们兹对过去的工作进行简要的回顾，总结工作措施和经验教训，以期对以后的工作起到借鉴参考的作用。
　　笔者认为，黔东南州档案部门之所以能在短短五年之内就在“锦屏文书”抢救保护方面取得了如此突出的工作成果，是与以下几个方面的保证措施分不开的。
　　1. 州县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人、财、物保障是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2007年初，州委、州人民政府出于对“锦屏文书”抢救与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于2月份在州里成立了黔东南州“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小组，由分管的副州长梁承祥同志任组长，档案等有关单位为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州档案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随后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剑河五个县作为“锦屏文书”抢救保护的重点县也相继建立了“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也都建立在县档案局，办公室主任都由各县档案局局长担任。这个机构的建立为日后开展抢救保护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为了使工作取得实效，当年省财政支持每个县五万元的启动经费，各县人民政府在这个基础上给予一定经费匹配，各县档案部门也从自己的业务经费中挤出一点。在这三个“一点经费”的支持下，仅在2007年内，经过五县档案部门组织人员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就从民间共征集2万多件原件进馆，取得了首战开门红。为了进一步保证抢救工作的有效进行，五个“锦屏文书”重点县于2008年在上级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部配备了工作用车，从而为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解决了交通工具问题。
　　2. 开展档案文献修复技术和经验的交流，推动抢救保护工作有序进行。“锦屏文书”多为年代久远的纸质原件，由各家各户自己收藏，有的严重破损、有的严重褪色等等，这些文书原件需要修复后方能进入档案馆藏保护。为了对文书原件进行有效的保护，省、州“锦屏文书”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7年10月集中五个重点县档案部门的同志在锦屏县开展了一期档案修复技术培训班，通过严格培训，使大家全面掌握了破损纸质档案的修复技术。经过一年抢救工作后，2008年11月州“锦屏文书”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在天柱县召开“锦屏文书”抢救与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五个重点县在会上分别介绍自己的成功做法，大家互相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但学到了别人的一些独到技术，同时还学到了兄弟县的有效行政手段。通过这次会议交流，大大推动了五个重点县抢救与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
　　3. 多措并举，确保抢救保护效率的最大化。为使抢救保护工作取得最好的效益，五个重点县各显其能，以灵活多样化的办法开展“锦屏文书”的抢救工作。锦屏县档案局争取县委、县政府将抢救工作量化为对各乡镇的年度目标责任制完成。黎平县则通过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张贴于全县广大农村。剑河县和天柱县采取聘请征集联络员的办法，把任务划片包干完成。三穗县档案局的同志们则利用农村赶集日，抬着自己做的“锦屏文书”的展板，深入各乡镇开展宣传活动，让全社会了解“锦屏文书”，支持“锦屏文书”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有的县在当地电视台上开展宣传，有的县还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文章宣传，等等。这些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不断提高“锦屏文书”的知名度。2007初年以来，五个重点县和省、州领导小组办公室不但积极开展抢救保护工作，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使“锦屏文书”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得到了不断提高。2010年10月，五个重点县和州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应邀参加了在锦屏县召开的全国性的“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在会上档案系统的代表们都共同一致地阐述了对锦屏文书要“以抢救为主并通过整理研究多方面彰显其珍贵价值”的观点。近几年来，锦屏县档案局参与贵州电视台制作了五集电视连续剧，在媒体上系统地宣传了锦屏文书。2010年，锦屏县档案局与州内档案文献专家们还积极参与了贵州省林业部门、黔东南州宣传部门和北京紫晶石文化传媒公司共同为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连续纪录片《锦屏契约》的剧本修改和拍摄工作。
　　5. 实施数字化工程，为档案信息现代化奠定基础。为了对“锦屏文书”实施有效保护，2009年底，省“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州“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五个重点县签定责任状，实施数字化工程。经过一年努力，按省档案局馆的编目要求，对6万多件文书实施了数字化典藏。从而为实现文书的全面信息现代化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锦屏文书”抢救整理与研究利用工作的展望
　　“锦屏文书”是埋藏在黔东南这块神奇土地上宝贵的民族文化宝藏，自从1964年被贵州本土学者杨有赓发现以后，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前来开展田野调查和有关研究工作，学术界现已基本形成共识，公认清水江的林业契约文书是中国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和侗族林农们创造和传承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档案文献遗产，忠实地记录了当地土著民族在历史上对中国混农林业和人工营林业的重大贡献。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是反映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演进的重要历史凭证，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法学、生态学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正如贵州民族文化宫主任高聪(侗族)和凯里学院讲座教授龙宇晓(侗族)等少数民族档案文献专家出席2008年第16届世界档案大会期间，在以“中国锦屏文书抢救保护”为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191号前沿专题论坛上所指出：“贵州清水江地区苗侗少数民族人民在400多年来创造和保持的混农林复合经营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得到较好记载的混农林复合文明，而这一历史记忆的载体就是至今仍残存于民间的但是已濒危的大量契约文书。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锦屏等地土著苗侗民族契约文书保护利用工程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文献遗产，其实也是在为全世界保护一个关于全球最悠久、最独特的混农林系统的活态记忆库。”[3]由此可见，抢救整理和研究利用“锦屏文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笔者认为，在未来数年里，若要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把“锦屏文书”的相关工作做好做实，取得更大的成就，应以下列几个方面作为工作重点和突破口。
　　首先，要对“锦屏文书”进行详查，摸清家底。尽管自从2007年以来，在州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档案部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但是民间的藏量还很大，相对于还分散流传在民间并且日益趋于濒危的巨量文书来说，我们的工作还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黎平县档案馆仅征集了20个村的文书，就达1万多件;锦屏县是黔东南州收集最多的县，一共征集入馆了3万多件，但是他们也仅仅征集了400多农户的契约。由此可见清水江流域林业契约在民间藏量之大。但究竟有多少，还是一个迷。有人估计是20至30万件，而有人则猜测可能达到50万件左右，这些都不可置信。要弄清这个家底，必须进行全面详查。详查是一项庞大的社会性调查统计工作，靠一两个部门是无力完成任务的，这项工作必须要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组建专门机构，抽调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按规划进行详查。在详查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工作规划。
　　其二，要建立“三支队伍”，边抢救收集、边整理、边研究。对“锦屏文书”的抢救保护工作，要有分兵作战的方案，一是要有能够徒步深入山区开展收集抢救工作的年轻力壮的队伍;二是要有能够进行规范技术修复工作的技术队伍;三是要有能够独立开展学术研究工作的队伍。有了这三支队伍，对“锦屏文书”的有关工作就实现了系统性的、有机联系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利用的立体性工作。[4]
　　其三，要全面实现数字化管理工作。目前，黔东南州对“锦屏文书”的6万多件实现了数字化典藏处理;对这项工作我们必须下决心，将所有收集进馆的文书原件进行全面的数字化处理，以便实现信息化查阅。对“锦屏文书”全面实施数字化管理，从长远看这是必然趋势，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要重视对实施数字化工程的投入。怎么解决工作经费投入问题呢？笔者认为，一方面，当地政府必须给予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申报和实施各类政府项目基金及学术课题的办法，由项目或课题经费解决一部分所需。
　　其四，要做好“锦屏文书”的编辑出版和陈列展览工作。在过去的工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抢民族文化救保护，轻编研出版”的现象。“锦屏文书”是散存民间的文书，是重要的民间档案文献遗产，对其进行编辑出版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汇集整理出版对于散存文书来说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永续保护途径。通过编辑出版发行，一是可以赢得更多的受众，使“锦屏文书”更加广为人知，实现文化品牌效应;二是可以对文书所载内涵进行长期有效保存，留给后人借鉴利用;三是抢救入馆的契约文书资源转换成档案文献编研成果之后，编研出版的文书就可能安全可靠地开放给学术界开展研究，大大缓解当前档案馆面临的原件安全保藏与开发利用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编研出版可以考虑先出精品选集，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实现“锦屏文书”的全部出版发行;所需经费当然不能光靠政府支持，要寻求赞助商办好出版工作。利用档案材料开展档案陈列展览，是档案部门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锦屏文书”集中分布的五个重点县的档案部门都应把“‘锦屏文书’陈列展览室”建立起来，并向社会开放，使广大青少年更加了解黔东南，了解家乡，热爱祖国。特别是锦屏县，不但要把国家投资的“锦屏文书特藏档案馆”建好，而且要把它建成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环线上最有参观价值的旅游景点之一。
　　其五，要进一步提高“锦屏文书”的文化品牌地位。据目前所知，象“锦屏文书”如此巨大藏量的民间林业契约文书，在国内古文书中当属首见，其研究价值和文化地位由此可见一斑。“锦屏文书”不仅仅是黔东南苗族侗族人民的文化遗产，也是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性的重要文化遗产。[5]在国家档案局的关注和大力支持下，“锦屏文书”已在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但是，如龙宇晓教授在数年前就曾向省州有关政府部门大力倡议的，我们还应该早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委员会申报，将“锦屏文书”列为“世界记忆名录”，使之成为黔东南的世界文化品牌。
　　最后，我们还要以“锦屏文书”属地本土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学术依托，广泛团结全国各地学术力量，使“锦屏文书”的研究成果跃上新的台阶。具体说来，就是要以黔东南地区最高学府凯里学院的“锦屏文书”研究力量为核心，积极整合省内外的有志之士，加强对“锦屏文书”的深度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生态学等各个相关学科领域都争取它所应有的学术地位，力求近年内在学术研究利用方面取得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创新性成果，从而达到以研究利用来促进抢救和整理的效果。

四：结语
　　祖籍锦屏文斗苗寨的台湾著名作家、文史家姜穆先生，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回黔省亲时曾多次说：可以深信，清水江锦屏等地的林业契约文化将成为“黔学”中的一门显学，甚至可以形成独树一帜的“锦学”或“清水江学”。2011年11月1日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传来的喜讯令人十分鼓舞：“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已于当日正式列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团队、包括黔东南州档案馆在内的凯里学院联合项目团队三家同时并列中标，成为这一重大课题的主要实施者。[6][7]为配合国家重大项目的实施，黔东南州委、州政府已将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的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列为自治州州委重大战略研究课题。看来，姜穆先生预想却未能看到的前景以及他生前夙愿的实现，而今在各级党政部门、学术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共谋之下，已成翘首可待之势了。

§　参考文献
　　[1]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一至三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10
　　[2] [5] 吴苏民，胡展耀；混农林契约文书的拓荒者──记贵州民族民间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专家杨有赓[J]；中国民族，2011，(11)
　　[3] 龙泽江；锦屏文书的价值、研究方法与开发利用途径──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综述[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4)
　　[4] 杨通永；锦屏文书的抢救、保护与研究不能各自为战[N]；贵州民族报，2011-09-02
　　[6] 杨仁厚；“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首获重大项目立项[N]；贵州日报，2011-11-08
　　[7] 舒增付，谭元炀；凯里学院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立项[N]；黔东南日报，2011-11-23

⊙　作者简介
　　杨通永(1953～)，男，侗族，贵州黎平人，黔东南州档案局局长兼州档案馆馆长、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研究方向：苗族侗族档案文献遗产“锦屏文书”的抢救保护与编研利用。
　　《民族论坛》2012年第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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