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和现实的：回顾1972年的尼克松和1979年的邓小平

一：替换了意识形态之争的哲学问题造成了今天的世界
　　中国和美国是今天决定了世界走向的两个国家。特别是在2008年美国的跨国金融集团连串倒闭和重组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就更加是这样。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与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的历史性选择是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里面，可以说替换了意识形态之争的哲学问题造成了今天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价值观随着美国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军事存在，走遍了世界。但是，也受到了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阵营的抵制。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已经把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与意识形态脱钩。美国的领导人和智库人物，也提出了在哲学问题上跨越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看世界的看法标准，那就是在对待前苏联和中国的问题上向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靠拢。
　　早在中美关系打开之前，美国的价值标准中的实用主义就主张与中国开展现实的交往包括经济文化和体育等多方面。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美国的现实价值和实力，再也不能容忍忽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存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外交策略，实际上为美国的历史人物的产生和选择打开了前提。
　　因此，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都是用新的哲学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

二：中美两国领导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在哲学意义上是一种超前的全球化理论的提出。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和信息技术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一种现实。但是，中国领导人早就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这不是一种先知先觉，而是一种具有人文长期传统的国家中的伟大人物的一种哲学意识。
　　1972年初访问中国的尼克松作为长期在意识形态上反共的右派，能够在美国国内长期以意识形态划分对外阵营的思想趋势上逆转思维，服从历史性规律和美国价值的拓展需要，打开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性格局，客观上在政治上为世界走向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经济格局的方向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
　　美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影响美国政治的既有各个联邦实体中的利益集团和垄断财团，也有各个联邦成员的民众中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后来，尼克松在复杂的内部政治争斗中成为美国少有的被弹劾的总统，但是，在中国人看来，他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伟大人物。
　　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已经换成了卡特，而邓小平却是1974年受到毛泽东批准在联合国大会首次公开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继承了已故毛泽东真正思想的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人物。
　　1979年这一年，在美国的支持不同党派的利益集团和美国各界企业家、民众，都被到访的邓小平所展现的一种哲学态度所征服。这种哲学态度就是中国的开放、务实和对于社会主义新的一种理解基础上的改革胸怀的展示。

三：今天的中美不是组成第一世界的中美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把当时的美苏划为第一世界。这是因为它们各自的影响力以结盟的方式，影响到了第二世界的中间地带很多国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不结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国际行为，就是不结盟和注重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的看法，也客观上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经济奠定了历史基础。
　　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前苏联还很强大，而邓小平不是抱着结盟和意识形态的老样子与美国各界打交道，相反，邓小平代表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以开放务实的哲学态度对待一切事物，是对于社会主义这个传统意识形态问题有了新的一番境界理解的领导人，展示了新的一种哲学态度。这种态度与美国内部要求超越意识形态，开展全球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人文交往的态度产生了交集和呼应。
　　因此，邓小平访问美国不是要展现中国要做第三极或者要来结盟的姿态，而是中国要在改革开放的新国策基础上全新的一种对外交往方式。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内涵的新的哲学态度是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脉相承的。
　　因此，如果从1972年四十年前尼克松访问中国那一刻算起，中美今天的历史性的成为决定性的国家的地位，就已经冥冥中奠定了四十年了。
　　但是四十年后中美今天决定性的世界地位，并不是在政治上各自影响一批国家结盟的世界地位，而是在经济和政治上互相融合又互相制约的一种关系。
　　在经济上，中国的基础建设和对外贸易决定了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国的外汇储备决定了美国的国债发行和币值稳定；在政治上，美国在全世界热点地区的干涉主义，遇到了中国坚持的不结盟政策的延续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制约。中国对于今天美国的制约不是历史上在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意义上的制约，而是中国的一种新的对外交往和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新的看法上的制约。

四：对1972年的尼克松和1979年的邓小平回顾的现实意义
　　1972年的尼克松和1979年的邓小平一样，都是抱有超越传统思维的理想和新的哲学态度的伟大人物。尽管美国国内政治运行中的选举压力和中国国内的反对改革和造成改革基本停滞的力量都是能够影响到他们的现实力量，但是终究他们超越了历史。
　　1972年以后的尼克松受到了国内政治的压力最终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但是美国政治上黑幕和党派之争从来就是短视的和登不上台面的东西。而抱有理想主义和真正信仰的美国人民终究可以超越政治标准，在实践中享受到中美两国在不同于传统结盟意义上的相互交往和互相制约中的好的结果。
　　同样，1979年以后邓小平取得了巨大的声望，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左的东西是多么顽固。1992年，他在坚决退休两年以后，以一种政治上个人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影响历史，反对了左的东西回潮，坚决地主张了改革开放的思想。
　　1992年邓小平不顾个人声望已经奠定和已经退休的现实，从个人的角度展现当初他在美国展现的魅力，以个人魅力征服了中国并改变了历史，说明了中国不缺乏产生真知灼见的土壤，但是缺乏让这些真知灼见和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
　　邓小平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经过三起三落才产生的历史性人物，而在中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要靠制度的建立，靠制度产生人才，这一制度的特征就是广泛的市场经济与执政党的力量的结合。
　　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着眼于推动经济，也要着眼于有哲学态度的新型领导人才的产生机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