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特征(一)

源自：《民族学刊》  : 徐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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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土，位于中国西部，地处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千米以上。西藏文明源远流长，其城市出现也较早，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西藏的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清代是西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沿袭了元明以来的城市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由于西藏格鲁教派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清王朝对西藏统治的加强，内地与西藏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频繁，西藏城市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初步形成了西藏城市体系，由此对20世纪西藏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影响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的因素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西藏城市发展
　　自然地理环境是城市须臾不可离的最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古希腊哲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柏拉图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关，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并塑造了民族的特性与社会性质。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所以从地理特性考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西藏位于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全境层岩叠峦，高可摩天，北界昆仑山、唐古拉山，与新疆、青海比邻，东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东南与云南相连，南界喜马拉雅山与尼泊尔、不丹、缅甸、印度等国接壤。青藏高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缘和东缘大部分为高山峡谷，交通不便，地势险要。清人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山环树接乱云铺，水尽云飞山亦孤。遥望口烟山色里，崎岖无路可奔赴”。清代人对西藏的内部地形构造也有所记载：“藏地高下不一，寒暄各异，平壤则热，高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晴雨霏常风霾无定”。“四面雪山围绕，高原山岳重叠，人烟稀疏，道路难行。虽然西藏与不同地理类型的地区或国家接壤，但由于内部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使西藏和外部的交流，以及西藏内部各地区相互之间的交流，都因交通不便而受到制约。
　　西藏不仅自然地理状况复杂，而且气候异常严酷，每届冬令，冰风凛冽，寒冷难堪。西藏不同地区的气候高低不一，寒暄各异。平壤则热，高山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晴雨霏常风霾无定。近代有人对西藏气候描述道：“其为世界最高之地，故气候异常严酷，每届冬令，冰风凛冽，寒冷难堪。当地缺乏燃料，居民多以兽粪代柴薪，烧火取暖”。据近代人记载，西藏“西北部地势高峻，复以冈底斯山之隔绝，信风被阻，因而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全年夜间温度常在冰点以下，荒山穷谷，阗无居人，土地荒凉，植物绝鲜。惟满地产盐，日光照之，皑然夺目。东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天时较易，雨泽亦多。而印度河与雅鲁藏布江之水源，亦皆于季风所施之夏雨也”。相较西北地区的寒冷，东南的温热多雨更适宜人居住，这种特点决定了西藏重要城市主要分布于东南部，例如拉萨和日喀则都坐落于此一区域。拉萨“四时温暖，冬日少雪，春至则花开，桃红柳绿，有古柏乔松，僧舍梵林，风景绝佳，故有西方极乐之名"。
　　由于高海拔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天灾频仍，疫病不断，西藏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农业经济极不发达，牧草地占全西藏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故西藏人民长期以游牧经济为主，而游牧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家一户分散地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因而对于城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青藏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气温偏低，日温差大，不利于人生存，加之医疗条件差，人均寿命较低，人口总量增长缓慢;另外，西藏全民信教，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僧尼不从事人口生产，故而西藏总人口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清代中后期西藏全部人口约80万人左右。由于人口总量较少，由此也严重影响到城市的发展。
　　(二)交通、商贸与清代西藏城市的发展
　　明清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官员的出入藏区，尤其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央政府开始任命文武官员入驻藏区，藏区各地逐渐建立台站、县衙、哨所等，这些官方驿站的设立，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商贸的出现，促进了城镇的兴起。清代西藏对外部的交通线路因复杂的自然地理因素与经济发展落后的制约，交通体系构建并不完善，但是因西藏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出于国家对其宏观掌控的需要，清中期以来，不断加强对道路建设，初步形成陆路交通网络。西藏僧俗入贡所经过的路线为“来时自西宁起，回时至西宁止外”;但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往则主要是通过川藏线进行，“此道为由中国本部通西藏之正驿”。清以来，清廷在传统的茶马古道交通路线的基础上，加强了四川通往西藏的道路建设。川藏道路分为南北两条，南线为官道，官员多从此道通往西藏;北线多为商道，商贾往来，络绎不绝。主要的交通线路及重要节点如下：“自打箭炉出口至藏，计程不及五千里，共安台八十四处，安汛十三处”。沿途主要城镇有打箭炉──工竹卡──折多──理塘──头塘──立登三坝巴塘和理塘交界处──巴塘──乍丫──察木多今昌都──硕般多──拉子──拉里──阿咱──山湾──常多──宁多──拉松多──江达──顺达──鹿马岭──堆达──乌苏江──仁进里──墨竹工卡──拉木──德庆──蔡里──拉萨，除拉萨外，打箭炉、甘孜、理塘、巴塘、昌都等都是重要的城市。
　　交通的便利有助于茶马互市，互市贸易又促进城镇的兴起。打箭炉为川藏商道上的一座重要城市。明代，此地仅有住民十余户。清以来，随着川藏贸易的兴盛，打箭炉始建黄寺，住民增至三十余户。“旧无城垣，国朝既定藏番，设立文武衙署、仓库税关”。康熙四十一年，清廷命喇嘛达木巴色尔济、郎中舒图、员外郎铁图等驻打箭炉监督贸易。雍正七年，置打箭炉厅，其城“周一百四十五丈”。“雍正八年始建东南北三门”，城垣坚固，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才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其后，汉人来此经商屯垦者日众，市场勃兴，住民增至百余户，乾隆时更增至数百户。清末改流，置康定府。由于该城为西藏地区与内地交通之门户，“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打箭炉的发展与清廷着力扶植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皇帝就曾谈到内地与西藏贸易，“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每年的茶叶贸易已达“茶八十余万包(两篾为一包，每篾十斤)”。在此基础上，以茶马互市为中心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由此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人口的聚集，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到光绪时，打箭炉城“人烟辐辏，市亦繁华，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
　　川藏要道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城市为昌都。昌都位于成都与拉萨交通线的中途的一个节点，是川藏交通要道上重要的枢纽和藏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雍正八年，建土城一座，内为粮台、游击及千把、外委各衙门。道光年间，昌都城后山上有喇嘛数千，山下土城为游击、戍兵及粮务驻所，城外藏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藏民杂处。清中叶，驻藏大臣松筠谈及昌都，认为此“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为“扼要之区”，“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为西藏门户”。意大利学者伯戴克在《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中也写道：“昌都是西藏东部交通的枢纽”。清末驻藏大臣联豫在上书光绪帝时就奏称昌都“为入藏通衢”。清季，昌都“居民六七百户，大小喇嘛寺甚多。汉人居此者亦不少。设有军粮府治理之”。人口的集聚带来与其相联系的商业的发展，昌都“贸易已达到了年8万英镑，主要是用鹿茸、麝香、黄金和白银来交换丝绸、棉纺品和家庭日用品”。
　　此外，四川通往西藏南北二路的城市还有甘孜、理塘、巴塘等。
　　由于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相邻，故有着悠久的边贸历史，形成了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清中期以来，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商道得到进一步开拓，由此推动边境沿线城市的兴盛，沿交通线形成了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江孜为西藏第三大都会，东至拉萨约五百里，西去日喀则城约三百里，南达亚东约三百六十里，扼藏境交通之要冲，印人入藏，亦多取道于此，故为西藏南部之要隘。江孜南大门附近每天都进行集市贸易，其商品与拉萨与日喀则相同。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孜与噶大克同时开为商埠，其“贸易以不丹为主，商业地位，亚于拉萨、日喀则，而甲于亚东、噶大克，为西藏第三大都会，输出品多金沙、藏香、麝香等，制造业亦盛;如织物、毛毡、马鞍等，颇称有名”。
　　亚东，据藏地南境突出之一角，介于不丹、锡金之间，为西藏南端之门户，通印之咽喉。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西临锡金，东临不丹，离印度噶伦堡仅一百六十里，为西藏南面门户，曾是丝绸之路南线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印主要陆路贸易通道，由于边贸的发展，亚东成为边贸城镇。光绪十六年，中英签订《藏印条约》，英国取得对锡金的统治权和在西藏通商的权益。光绪十九年，中英又签订《藏印续约》。次年，亚东开关通商，按上述条约规定，五年内对经由亚东的进口货物概不征税。清季曾设亚东关与靖西关于此，亚东关属于北京总税务司监督，靖西关乃隶四川总督管理，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藏印贸易总额，达二百九十余万元，当时江孜与噶大克尚未开放，商场仅亚东一处，其盛况可想矣”。光绪三十二年(1906)，根据中英两个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在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开埠通商，设立了税关。各关设监督和商务委员。三关的职责主要是稽查进出口货物、征税、裁判、巡警、工程、外事及其他。开埠通商推动了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的发展，中外商人云集。宣统二年，联豫将驻藏粮官改为理事官，后又改为驻各地委员，除在靖西、江孜、亚东、噶大克已设官外，曲水、哈拉乌苏、江达、山南、硕板多、三十九族地方各设常驻委员一人，负责管理刑民诉讼，清查赋税、筹办学务、工艺、商贾、屯垦、调查矿山与盐场等等。以上几个城市的开埠虽然是被动的，但开埠通商却在客观上直接地促成了各个城市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带动了腹地农、牧、工、商业产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经济市场化与外向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其地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状况。然而，由于外国的进口工业品和西藏各开埠城市的出口农牧副产品之间存在着价格剪刀差，结果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从长远考察对这些地区甚至也影响到西藏城市经济近代化发展;另外，由于外国产品大量进口，甚至在本埠设厂制造，争夺国货市场，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藏城市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育。
　　其次，政教合一体制影响了清代西藏城市社会发展。
　　从城市人口上看，清代西藏城市人口增长缓慢，政教合一的体制和喇嘛教的广泛信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西藏地区居民以藏族为主，藏族普遍信仰喇嘛教，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至清代时，已经植根于藏族及蒙古族社会，广为人们所信仰;大小寺庙遍及各地，喇嘛数量甚多。据《西藏志》记载：西藏“风俗信重喇嘛，如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为僧，女为尼”。乾隆二年，前藏地区共有大小城镇六十八个，“共百姓一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寺庙三千一百五十座，共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六十众”，喇嘛的人数与城镇居民的人数基本相等。在后藏，有寺庙三百二十七座，“共喇嘛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一众，境内大城池一十三处，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喇嘛的数量也几与城镇居民相同。浓烈的宗教信仰、特殊的生活习俗，使得西藏地区的城市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寺庙的数量、活动等对城市的影响十分巨大。
　　随着佛教寺院经济集团的崛起和强大，寺院和僧侣的数量成倍增加，社会生产受到阻碍;同时，喇嘛数量的急剧增多，导致了清代西藏人口的缓慢增长，进而阻碍了西藏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从城市的社会结构上看，西藏特殊的政权组织的形式、经济制度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使得西藏城市社会中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再次，政教合一体制影响了清代西藏的城市文化和教育。
　　西藏由于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故而西藏的教育实为一纯宗教化之教育，喇嘛握宗教教育之大权，全藏之寺院即等于全藏之学校，喇嘛即为知识分子，故西藏教育即西藏宗教之一部分。伴随着宗教势力的政治地位上升，教育完全为寺院所垄断，“不学佛无以受教育，受教育则必须学佛”，从而使西藏的教育宗教化，宗教普及化。一般藏族民众每家都有孩子入寺为僧，接受佛学教育;学习的内容主要以佛教经典为主，如拉卜楞寺六大札仓主要课程有：三藏、般若、中观、律学、《六臂护法经》、《妙吉祥名号经》、《四部医典》、《集密金刚经》等众多经典，其修习时间二、三年至二、三十年不等，他们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深受佛学说教的熏染，长期不能得到开放，严重束缚了西藏城市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