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否是科学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黄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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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理论体系
　　中、西医文化背景不同，思想观点不同，因而中、西医理论体系是不同的。
　　（一）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它的丰富的文化底蕴鲜明地表现在：中医学是直接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它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思维模式。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就是一部古代哲学、自然科学与医学结合之作，它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与医务工作者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是公认的医学经典。
　　《黄帝内经》是一部思想丰富的古代哲学、自然科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巨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主要包括：
　　1.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强调人生活在地球的万事万物的大宏观中，人的生命与健康和自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将人体生命置于天地变化之中，日月星辰天体的运行、气候、日夜、四季、年度更迭等对人体生命存在相应影响；强调精神与社会因素对人体健康及疾病的作用及影响。
　　2.生成论的整体观。强调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体的气血为生命的核心，经络为气的通道，并联系脏腑，各脏腑之间相生相克，互为子母。生命由形、气、神三要素组成，身心相互关联、相互映照。
　　3.朴素的辩证法。(1)强调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阴阳平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生病。(2)强调辨证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辨证论治的原则。(3)提倡预防，早期治疗，主张“上工治未病”。
　　《黄帝内经》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医学巨著，它包括以下学说：
　　(1)脏象学说：研究人脏腑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2)气血精津液学说：气、血、精、津液既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产物，气、血、精、津液学说主要探讨生命的物质组成以及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3)体质学说：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和变化规律，及其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的学说。
　　(4)经络学说：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组成、循行分布及其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指导临床治疗的理论。
　　上述学说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医学对生命规律的独特的精辟的认识。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医学已经有了一致公认的范式(paradigm)，标志着中国医学已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到常规科学阶段①。后世有所成就的医家，无不重视此书，中医史上最著名的大医家如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都深受《黄帝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对之刻苦研读并深得其精要。《黄帝内经》的部分内容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
　　西医学在古代属于自然哲学，只是经过了近代科学革命才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近代西医学得益于两项重大的进步。
　　第一项是建立了人体研究的科学基础，主要是：(1)1543年维萨里(A.Vesalius，1514-1564)《人体的构造》出版，它标志近代解剖学的诞生；(2)1628年哈维(W.Harvey，1578-1657)《心血运动论》出版，它标志近代生理学的诞生。维萨里解剖学与哈维生理学的革命，为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二项是提出了人体研究的科学方法，主要是：(1)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制定了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方法；(2)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提出了以逻辑为依据的演绎方法。(3)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伽利略(1564-1612)把实验归纳方法与数学演绎方法结合起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成功地发现了惯性定律与自由落体运动定律，这一方法成为物理学的基本方法。
　　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分析概括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用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体运动与地球上物体的运动统一起来，完成了物理学史上第一次理论性的综合，从此物理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1]，它标志物理学由前科学阶段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直到20世纪中叶牛顿物理学是西方公认的科学范式。
　　牛顿物理学的哲学指导思想是原子论观点与还原论方法，按照爱因斯坦的描述：
　　“外在世界的客体，是由相互作用作的不变的质点组成的。作用在这些质点上的力是已知的，质点在这些力的作用下处于不停的运动中，所有观察到的现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质点的运动”[2]519。
　　牛顿物理学的科学理论框架，按照现代科学哲学的描述：
　　(1)基本概念：质点、力、时间和空间。
　　(2)基本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3)基本方法：数学方法（微积分运算）和逻辑方法（形式逻辑推理）。
　　在这个科学理论中，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是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314；而理论的数学、逻辑推论是否与现实世界相符合，则由观察与实验的事实作为“最高的裁决者”[2]262。
　　从近代开始的、实验与理论相结合的西医学，就是按照牛顿的科学范式发展成长为公认的世界性医学的。
　　二、科学理论的基本条件
　　从哲学认识论的观点看：科学的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科学的理论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是科学的，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这是不以历史与文化的不同为转移的：
　　1.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2.它以范畴、定理、定律的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
　　3.它是不断从已知到未知、不断发展的过程；
　　4.从它的基本假定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按照科学理论的基本条件，中医学与西医学都是科学。
　　三、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思维是理论思维，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恩格斯总结了哲学思想史与自然科学思想史，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384。在系统地研究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特别是三大发现（细胞、能的转化与进化论）的基础上，认为对今天的自然科学家来说，辩证法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3]383。
　　爱因斯坦在谈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方面自然科学分门别类的研究给自然科学带来了空前的进步[2]518；但另一方面，对于十分复杂的对象例如复杂机体的人，医生要了解他的病因，则“普遍的因果关系的深刻知识具有头等重要意义”[2]518。这样医学就不能不触及认识论问题，不能不涉及哲学。所以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末，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2]519。
　　四、西医学的历史发展
　　医学研究总是在一定的医学观（医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或医学模式指导下进行的。医学观既是一定历史时代医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概括和总结，又是在某种哲学思想指导下对人体生命活动、健康和疾病的基本观点。
　　（一）近代西医学的历史及其特点
　　近代西医学在近代科学革命中从自然哲学分化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医学研究人的生命活动、健康和疾病的观点和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16-17世纪机械论医学模式的形成
　　在牛顿物理学革命中产生与形成物理学范式的同时，医学模式也与之同步形成，这主要归功于人体科学研究中的三场革命。
　　(1)解剖学革命。维萨里认为医生必须具备解剖学知识，他亲自动手对人的尸体解剖，目的是真实地描写人体的实体结构。他的《人体的构造》开辟了医学的新时代。在他的影响下，到17世纪，许多医学家纷纷进行解剖学研究，绘制出精细的人体解剖图谱，以新的发现填补了没有发现的空白，为以后把解剖学与临床观察相结合，产生关于器官、组织与细胞的病理学，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生理学革命。哈维用实验定量方法研究血液运动的机械力学问题，证明了心脏和动脉构成为一个循环运输血液的机能系统，他的《心血运动论》为人体生理功能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此后一些生理学家沿着哈维的研究方向，力图把机械运动规律应用到人体研究的其他问题上。
　　(3)实验医学的兴起。当时的实验医学有两个流派：一派是用物理学方法，如瑞士名医桑克托留斯(1561-1636)试图用机械力学的观点和定量方法研究生理学问题，发明了体温计、脉搏计等医学仪器，为实验医学开辟了道路。再一派是用化学方法，如瑞士名医巴拉塞尔苏斯(1493-1541)认为，生命是个化学过程，疾病必然是由于人体内部化学过程出现了问题造成的，因而把疾病按病因加以分类，按不同的病因使用不同的药物，开创了化学药理学的新时代。
　　16-17世纪的医学革命标志着机械论医学模式的形成，哲学家与医学家把机械运动规律视为是唯一的自然规律，用机械力学的模式来说明人体的各种现象，成为当时学术思想的主流。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开创者拉美特里(1709-1751)的《人是机器》(1748)，就把人的机体组织看成是类似钟表那样、纯粹由物质的机械运动规律支配的自动机。
　　2.18-19世纪生物医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物理学、化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发展，认识到人体的生命过程除机械力学、化学过程外，还有生物学过程，这就突破了机械论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把医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向比较全面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从此人体科学研究深入到细胞与微生物的微观层次，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重大领域的进展推动的：
　　(1)细胞病理学的创立。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细胞学说的确立，把生物学发展到细胞水平。德国病理解剖学家微耳和(1821-1902)，把细胞学说和显微镜技术应用于人体的生理过程与病理过程的研究，提出细胞是发生疾病的场所。因为，细胞既然是生命形态结构的实体单位，一切生活机能都由细胞产生，那么，细胞的不正常活动是各种疾病的根源。他开创的细胞病理学，使医学对人体疾病的认识深入到细胞层次。
　　(2)人体能量与饮食的关系。19世纪三大发现之二──能量转化学说的确立，提出了人体能量的来源问题。德国物理学家迈尔(1814-1878)最早研究人体的能量转化，并由此提出热和机械运动当量，据此他认为，人体内食物所含的化学能和机械能一样可以转化为热能。与迈尔同代的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1821-1894)，也由动物的热现象转向对能量转化的研究，认为生物的一切活力都来源于化学力或食物的燃烧热。他们的研究开创了食物对人体的作用的营养学研究。
　　(3)实验生理学的进步。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1813-1878)从生物化学角度来研究机体的代谢过程。在关于人体内糖代谢和肝功能的研究工作中，看到糖与糖原的转化以及糖代谢过程中神经系统的作用，并在实验研究中，阐明了唾液、胃液、肠液在消化过程中的作用。贝尔纳认为，生理学的基本问题是细胞与直接跟细胞相接触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指出人体同时处于两种环境中，一种是外环境；另一种是内环境，内环境恒定“是自由和独立的生命赖以维持的条件。”贝尔纳的工作为现代实验生理学奠定了基础。
　　(4)细菌学的兴起。法国科学家巴斯德(1822-1895)在研究牛奶和酒发酵过程时，认识到细菌的作用。1865年他受农业部的委托研究蚕病，查明蚕病是由积聚在蚕蛾卵内的某种微生物引起的。从1877年开始，他转向研究高等动物和人类的传染性疾病，通过对牛、羊炭疽病的研究，证明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致病菌。巴斯德对微生物20年的探索研究，促进了细菌学与传染病因学说的产生与发展。
　　(5)医学仪器与医学化验方法的发明。物理学的发展，发明了许多医学仪器，如血压计、膀胱镜、胃镜、喉镜、支气管镜、X射线等；有机化学与分析化学的发展，出现了化学分析和检验的方法。由于医学仪器与医学化验方法的发明，使得临床诊断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都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生物医学模式是在机械论医学模式的基础上，由于物理学、化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观点还是属于机械唯物论观点，只研究物质（人体），不重视精神（人的思想情绪），更谈不到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它的基本方法是还原论方法，用观察、实验和分析，把人体分解为各个器官、各个组织、各个部分、各个过程，分门别类地进行实证的、系统的考察与研究，从而获得了关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病因与预防、治疗与康复、生命与死亡等方面细节的、实证的知识，形成了近代医学相对稳定的、完整的体系。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把原本相互联系的部分与过程割裂开来，造成了结构与功能相脱节、局部与整体脱节、微观与宏观脱节的弊病。
　　3.20世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初，由物理学革命揭开序幕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汹涌澎湃，对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产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革命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1)基础科学群的革命，如量子论与相对论、宇宙大爆炸理论、板块学说、以电子为特征的现代化学、分子生物学与生态学。(2)高新技术群的崛起，如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境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3)人文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如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它们与自然科学融合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4)以科学－技术－工程－体化为基础的现代技术产业化与社会化的过程加速发展。
　　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下，医学深入到亚细胞、分子、直至量子层次；与医学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的新进展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1)分子生物学的产生与发展──生命科学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
　　分子生物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生物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病毒学、结构分析及高分子化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交叉科学。目前分子生物学已发展成生命科学中的带头学科。
　　分子生物学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的本质，阐明生命的基本特征（遗传、生殖、生长和发育等）的分子机理，从而为利用和改造生物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新的手段。这里的分子水平，指的是那些携带遗传信息的核酸，和在遗传信息传递及细胞内、细胞间通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生物大分子具有较大的分子量，由简单的小分子核苷酸或氨基酸排列组合以蕴藏各种信息，并且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以形成精确的相互作用系统，由此构成生物的多样化和生物个体精确的生长发育和代谢调节控制系统。
　　2000年6月26号是值得全世界纪念的日子，美国总统和人类基因组的科学家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毕，这表明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已初步完成，它标志着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进程和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同时也预示着一批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的兴起。利用基因技术人类可以详细解读自身的生命信息，提高生存、生活质量。科学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特定的基因图谱判断这个人的健康状况，预测某种疾病潜在的发病可能性，向病人提供有效的警告或提示，这样就可以采取措施预防疾病的发生。
　　(2)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的发展──提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
　　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一方面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和化学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需要，这种特性称为物种的生态特性；另一方面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同种个体之间有互助有竞争；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与人类及生物生存息息相关的前沿学科，从1866年赫克尔提出以来，生态学经历了三个时期：①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的个体与群体生态学研究；②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系统研究；③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人与生物圈研究。
　　与生态学发展的同时，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改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类，产生了气候变暖、水资源缺乏、土壤侵蚀、森林面积减少，以及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全球性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健康的环境问题，引起人文社会学家高度的关注。地理学家从人地关系论出发再次提出人类生态学概念，认为以前的人地关系只停留在地理哲学研究阶段；而现代的人地关系则注重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全球生态效应研究。社会学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把经济看作环境的一个子系统，从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出发，研究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协调。70年代后，以现代生态学理论为基础的人类生态学终于确立，它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为目标，研究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问题。
　　(3)系统科学的发展──对统治数百年的机械论与还原论的重大突破
　　由于两百多年来机械论、还原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治，经典科学走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如何克服理论上的困境──平衡系统与非平衡系统、非生命世界与生命世界的矛盾与冲突？系统科学就是在寻求摆脱这个困境、从这个对立中探求统一性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20世纪20年代，贝塔朗菲从理论生物学的角度对机械论与还原论进行了批判分析，提出了有机论。他创立的一般系统论，对生命现象的重要特征（如整体性、方向性、目的性、秩序性、组织性、等级结构、动态相互作用等）作出了系统科学的解释。
　　40年代，由申农奠基的信息论，其基本概念信息是同物质与能量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信息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信息的传输、变换不能没有能量。信息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信息是消息发生的概率函数，这就意味着，在新的科学研究中概率论方法将取代机械决定论方法的支配地位。由维纳综合数学、工程、生理和心理的研究成果产生的控制论，突破了机械唯物论的机械性，把科学研究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认为可以引入适当的数学工具，把通信、控制、反馈、目的等概念应用于机器系统与生命系统。这样主观能动性不仅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而且找到了它的技术实现的途径。
　　特别是60年代后系统科学的飞跃发展，对机械论与还原论带来了决定性的冲击。
　　托姆创立突变论。它突破了生物学家试图用分子生物学原理解释形态的发生，认为这实际上是还原论的方法。他独创性地用开放的、动态的、历史的观点看待生物的系统发生，用数学的语言论证了生物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突变类型、从渐变向突变转变的机制，为理解生命发生、发展过程的不连续性、结构的不稳定性提供了科学的说明。
　　普利高津建立耗散结构论。他从热力学与动力学之间的矛盾入手，通过对非线性不可逆热力学的研究，批判分析了机械论的自然观与方法论，在科学研究中引入时间观念、历史观念与自组织观念，论证了耗散结构对不同的临界约束作出不同的反应的自组织能力，证明了非平衡是有序之源，从而沟通了物理学与生物学、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矛盾。
　　哈肯创立协同学。在回答结构自发形成和演化问题上，哈肯采用非还原论方法，认为由于系统中数量巨大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系统整体的新质，这个新质不是用子系统的特性、而是用宏观序参量来说明。这样，协同论就从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合作、同步这一新的侧面，说明合作导致有序，竞争推动有序化，从而阐明了结构的形成和演化，填补了非生命界与生命界之间的鸿沟。
　　艾根建立超循环理论。他用系统论的整体涌现新原理，论证了分子进化的机制，从而填补了化学进化与生物进化之间的空白。超循环理论中的自组织观点、系统观点、循环观点和等级层次观点，是超越机械论、还原论的新的科学范式，它阐明了：从化学进化到分子进化是系统的整体突现，生物进化过程需要有等级层次的系统机制特别是多层次循环耦合机制来保证。超循环理论的建立解决了机械论的因果观的难题。
　　(4)医学技术的革命
　　20世纪，以原子能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现代医学科学技术革命，主要有：①青霉素的发现与治疗技术革命；②X-CT的发明与医学影像技术革命；③DNA重组技术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对医学诊断与治疗产生的重大变革，等等。现代医学科学技术革命使得医学得以应用系统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人体的生命活动与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层次上进行研究，揭示了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的规律，从而为寻求更精确、有效、便捷的诊疗提供科学的手段。
　　(5)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医学人文学的兴起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发展，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与健康问题。在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急剧发展，形成了一股从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存在的、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以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模式，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发展迅猛、学派分呈。在医学领域中，建立了诸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卫生法学等学科，一股同样强大的医学人文学的潮流正在兴起。
　　五、中医学的历史发展
　　中医学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显著的疗效、浩瀚的文献，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做出重大贡献。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蕴含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中国和世界科学史上一颗罕见的明珠。
　　《周易》是六经之首，是一部融哲学、社会、自然为一体的巨著，对中国的文化、科学产生巨大的影响。《黄帝内经》一书，全面汲取了《周易》的精华，它的哲学、认识论及方法论思想，可溯源于《周易》，故有医易相通之说，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同《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周易》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应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脏象理论、辩证思维，确立了独具特色的养生、医疗、康复的中医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黄帝内经》的问世。《黄帝内经》在吸收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多种学科的重要成果的基础上，以古代哲学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系统地阐述了生理、病理、经络、解剖、诊断、治疗、预防等问题，从而建立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
　　1.气一元论。中医学的中心是认识处于天地人大环境中人的生命过程，它指出人的生命过程的主导在于神气，这是道，而形是神气的载体，是器。正如《周易》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气”是人体生命的核心。源于《易经》的中国古典哲学的气一元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一种最基本的精微物质所构成，这种基本物质就是“气”（炁），认为“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气聚则成形，气散则无形。“炁”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它自身“遍流万物而不变”。
　　气作为哲学范畴是人们对物质世界的高度概括，是天地万物统一的基础，是生成万物的本原。气不是某一具体的物质形态，运动是气的根本属性。限于古代中国的科学发展水平，中国古代哲学对气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朴素直观的性质。
　　《黄帝内经》以气作为构筑医学理论体系，解释自然、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一以贯之”的基本范畴。《黄帝内经》称气的运动为“变”、“化”，“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变化，不论是动植物的生育繁衍，还是无生命物体的生化聚散，天地万物的生成、发展和变更、凋亡，无不根源于气的运动。中医根据气在人体内分布部位、作用的不同，命名了80余种气，广泛深入地论述了这些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气运行的结果带动体内血液运行，与西医观点不同处为除了心脏的搏动外，人体血液的流动还受气的引领，“气为血帅”、“气行血流，气滞血瘀”，气血的运行是人体生命存活和健康的保证，故气对人体生命的存在起决定作用。
　　2.阴阳学说。阴阳学说是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蕴涵的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精神。阴阳学说用阴阳范畴概括古人对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方面，阴阳是气所具有的两种属性，阴阳对立统一是两类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的运动方式，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过程与机制。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统一和消长转化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一方面表现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阴和阳之间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另一方面，体现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
　　古代中医把阴阳范畴引入医学领域，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阴阳是中医医学的基本概念。《黄帝内经》用阴阳对立统一来说明人的健康和疾病的演变过程，认为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天地人运动变化的总规律②，故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进而用阴阳来说明人体，认为人的体表属阳，体内属阴；背侧属阳，腹侧属阴；六腑属阳，五脏属阴；机能活动属阳，组织结构属阴；机能亢进属阳，机能低下属阴等等。
　　中医理论体系贯穿着阴阳学说，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认为在人体气化运动过程中，生命物质和生理功能之间，物质属阴，功能属阳。二者在生理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物质可以转化为功能，功能也可以转化为物质。如果没有这种物质和功能之间的相互转化，生命活动就不能正常进行。
　　3.五行学说。“五”是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可以分成木、火、土、金、水五种形态；“行”是流行、运动之义，是说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形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万物的运动秩序都要受五行生克制化法则的统一支配。五行学说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框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以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按其属性进行归纳。从而将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中医学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领域，以系统观点来观察人体，阐述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借助五行的归类，揭示中医脏腑、经络、病理、生理间的联系，并应用五行生克理论，维持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五行学说加强了中医学整体观念的论证，使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进一步系统化，对中医学特有的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一元论说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而五行范畴则说明物质世界的物质形态的多样性。阴阳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总规律，是气本身内在的矛盾要素，总之，气有阴阳，一气分五行，故五行也含阴阳。气贯穿在阴阳、五行的纵横联结中，构成气──阴阳──五行的逻辑结构系统，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框架。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内经》理论的确立、《伤寒论》的成书、金元四大家对杂病的深入发展、温病学的形成，均是中医学发展的主要标志性成就。
　　中医理论的体系结构，按照对疾病的认识、治疗和预防的医疗行为过程，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中医理论──临床实践──养生康复
　　借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可以看出，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本原则的创新。
　　东汉末年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是继《黄帝内经》之后一部最有影响的医学典籍，它确立了中医学的一条重要的理论原则──辨证论治，大大促进了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是中医学的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在当代被誉为21世纪最佳治疗模式──个体化治疗的先驱。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在中医理论中，“辨证”是指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到的资料、症状和体征的基础上，再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出患者当前的健康状态所属的证，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论治”就是在证确定后，根据中医治疗原则，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热则寒之、寒则热之等原则，拟定合适的治疗方案。选取符合要求的药，按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组成处方实施治疗。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指导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所出现病机的概括。
　　张仲景“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此外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在继承《黄帝内经》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伟大创新。
　　二是原有的概念与理论的深化。
　　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历代行医者从各自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研究中，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发展了中医理论。
　　魏晋隋唐时期：这一时期中医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并更加系统化。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取得的成就主要有：王叔和的《脉经》丰富了脉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针灸学专著。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中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主要有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病因、病理和证候学专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集唐以前的医学大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唐代编纂的《新修本草图经》是世界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标准。这些重大的医学成就，从理论到临床都有新的发展，为中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宋金元时期：两宋时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
　　金元时期：金元时期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出现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金元四大家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完素以火热立论，用药多用寒凉，被称为“寒凉派”；刘氏之火热理论，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对温病学说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称为“攻下派”。张氏不仅对疾病的机理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而且扩大了汗、吐、下三法的应用范围，对中医治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东垣提出了“胃气为本说”。主张脾胃健全、则不易生病，发明了“补中益气”即补脾益胃的治疗方法，后人称之为“补土派”，著有《脾胃论》等；朱丹溪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因而在治疗上注意滋阴，后人称之为“养阴派”，著有《局方发挥》等。
　　金元四大派的共同特点是继承《黄帝内经》及其后世有关医家的学术思想，结合本人诊治当时疾病的经验和学术思考，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从而促进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
　　明清时期：这时期，一方面是整理订正古代经典及历代名医著作，写出了不少集大成的著作如明代楼英的《医学纲目》、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清代国家组织编写的《医宗金鉴》、《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由清代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等。这对于中医理论的普及和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药物学发展有重大突破，明朝伟大的医学家兼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撰成《本草纲目》一书，总结了明清以前的药物知识，是一部驰名中外的伟大著作。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部书后来传到日本、欧洲，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李时珍被尊为世界大科学家之一。
　　医疗学发展也有重大的革新，明代不少杰出的医家提出新的见解，如在探寻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等，都有了新的发展。清代是医学趋于普及与发展的时期，其中最显著的是温病学派的出现，薛立斋、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重视脾肾，善于温补。这一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吴又可的《温疫论》创立了传染病病因学的“戾气学说”的新概念，提出了治疗传染病的较完整的见解，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天士《温热论》，首创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温病条辨》，创三焦辨证；薛生白《湿热病篇》，指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王孟英《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温病学派大胆地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使温病学说在证因脉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说和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在治疗急性热病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时期，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扩大了，遍及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使中外医学在文化交流中互惠受益。
　　近代时期：鸦 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我国，对我国传统医学带来的影响与日俱增。最早从香港、澳门及各通商口岸的西医院（以教会创办为主）包括其附设的医学校，成为传布西医的重要场所。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则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开始，其后又有北洋医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医学的专门学校。在医学书籍方面早期以在华西人的译著为主，最早是合信在1850年代编译了五部医书《合信氏医书五种》，对西方医学中的内科、外科、妇科、解剖学等详加介绍。此外嘉约翰翻译多种临床外科为主的医书，傅兰雅翻译了多种卫生学的著作。到20世纪初丁福保成立译书公会，大量由日文译医书，编成《丁氏医丛书》，其数量超过之前的译书，对于西医的介绍更为全面。除此之外，多种医学专业期刊在晚清出现，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媒介，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嘉约翰成立的《西医新报》。
　　总的看来，中医学的发展主要是常规科学的发展，它的基本理论框架没有改变，中医学发展表现为长期积淀的经验，即使是辨证论治这一原则也是在《黄帝内经》已经提出的基础上创立的。中医理论的发展并没有在理论体系内部出现反常、引发理论危机、从而导致理论框架的革命性变革。只是在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中医学才面临不同文化背景的西医的严重挑战，引发中医存亡的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不少中医专家开始努力探索中医学术革新之路，分别有人提出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主张，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医学术相互交流，中医展现出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六、中、西医理论的比较
　　中、西医理论模式不同，可以从哲学与科学两个层面上比较如下：
　　（一）从哲学看中、西医
　　中、西医理论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它们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是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学，以身心为主；西方传统文化是外学，以世事为主，因而中、西医理论模式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如下：
　　第一，从认识论看：
　　西医：物性之学感性──知性──理性机械唯物论科学实验分析的理性
　　中医：心性之学感思──知思──悟思辩证唯物论临床实践辩证的理性
　　第二，从方法论看：
　　西医从物性之学出发，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是形态结构医学、疾病医学、对抗医学。
　　中医从心性之学出发，研究人体的形、气、神，是系统功能医学、健康医学、调整医学。
　　从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看，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医的神和气是生命运动之道，中医的形是生命存在之器，故中医乃医道，医术为辅；西医的研究对象是人体，探讨人体的活动方式与存在方式，故西医乃医学，医术（药物治疗、开刀手术、器官移植）为主。
　　（二）从科学看中、西医
　　医学研究的观点与方法随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必须从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对中、西医两种理论体系进行比较。
　　1.近代三次科学革命
　　近代以来西方经历了三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物理学革命；第二次量子论与相对论革命；第三次系统科学革命。
　　2.中西医的研究的观点
　　西医是医学，基本上是以第一、第二次科学革命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依据，把人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把人体作为物，把人与生物同等看待，形成了世界医学的主流，它的基本观点是：人体是由物质与能量组成的，人体中的各种物质能量系统如分子、细胞、组织、器官、器官系统，它是人体的生物物理系统，特别是其生物电磁系统，它们组成了人体的形态结构系统。由于第三次科学革命，特别是由于信息革命而蓬勃发展的系统科学的诞生，西医学研究的对象才开始涉及人体的信息控制系统。所以从根本上看，西医学是物性的科学，相信关于物的知识和技术，它寻找病因，研究与开发消除疾病的药物，因而西医学是疾病医学、对抗医学。
　　中医是医道，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过程；道是人的神和气，是人的生命的活动方式与存在方式：人体是“形、气、神”的统一体。“形”是形态结构系统，在“四诊”中通过“望”可知五脏盛衰，“闻”测知病性，“问”了解现有证象及其病史，“切”体察脉象变化；“气”是信息控制系统即功能活动系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它主要通过脏腑组织机能活动来反映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而经络则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息、调节机体各部的通路。“气”的流通一旦停止了，机体的生命活动也就停止了。从现代科学来看，“气”无非是指新陈代谢的机制（包涵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及其所产生能量的总称；“神”是反映人的心理与精神的系统，在中医养生学中，精神、心态、思想情绪是影响人的寿命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从根本上看，中医学是心性之学，它除了重视人体外，特别重视人的精神状态与心理状态，强调“形、气、神”统一体的阴阳调节，以达到人的系统整体运行向平衡态、稳定态回复，因而中医是健康医学、调整医学。
　　由此可见，何以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十分发达，而世界医疗危机却日益严重？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医疗社会服务分配不公，新病毒、新病症、新药物层出不穷，此等危机究其原因，西方医学的观点与方法难辞其咎。西医学从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观点出发，从病人身上寻找病因，用药物治疗，以物降物。殊不知，细菌病毒的历史比人类历史长得多，杀是杀不完的。于是就出现了药物淘汰加速、病人对药物依赖性加强的趋势，形成“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的困境。殊不知，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不仅仅是物质能量的运动变化过程，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信息控制过程与心理精神过程。可以认为，世界医疗危机是对抗医学长期统治的结果。
　　中医学以人为本，它认为：一方面，人与天地之气相通，人是生态的人。另一方面，人是有机的整体，他内部又有许多更小的整体，它们反映人的信息。因而中医研究不是以病为本，而是以人的健康为本。治病之本不是用药，而是提高人的防病能力、抗病能力、提高调节系统运行的能力；中医强调三分治、七分养。中医治病的“本”是提高人自身的自我痊愈能力和自我抵抗能力，“末”是减轻、消除病症。关于西医学的疾病的对抗观点造成的医疗危机，WHO（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了认识，1996年它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当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WHO调查统计所获得的数据如表1。
　　上表充分说明，在人类的防病与保健问题上，总体看来，即使是一流的医疗设备，一流的医疗水平，尽心尽力的努力，也只有8%的结果；其余的92%中，父母的遗传因素占15%，气候占7%，社会占10%，个人生活、心理状态等个人因素占到60%。中医主要通过发掘自我痊愈能力来实现治疗的全过程，这证明中医学研究的观点是正确的。
　　3.中、西医的研究方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观点看，科学认识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因此科学知识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即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2]313，与此相应产生了科学研究中的经验方法与理性方法。
　　(1)西医学研究方法
　　第一，关于经验方法。近代科学时期，西医学主要是用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发现与原有理论相悖的反常事实时，科学家提出假说作为新的说明方式，并设计实验对假说进行检验。实验检验有两种结果：一是实验证实了由假说推出的结论，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这时候假说就成为理论。二是实验证伪了由假说推出的结论，批判理性主义认为，这是科学发展中的质变，是飞跃式的发展。所以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3]583。
　　第二，关于理性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近代科学理论的形成时指出，当科学通过观察与实验取得大量经验知识时，必须用理性方法去整理这些经验材料[1]。近代科学时期所用的理性方法，主要是逻辑方法（比较、分类、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与数学方法（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微分方程等）。
　　进入现代科学时期，由于医学模式的转变，系统科学的出现，西医学研究方法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发展。
　　在实验方法方面，20世纪80年代，数理统计学的发展促进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诞生，它将临床流行病学、现代信息学与临床医学交叉融合，是医学实践模式的巨大变革。①EBM的定义是：“谨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结果以确定对患者的治疗措施”，它强调以病人为研究对象，追踪证据，严格评价证据，综合证据，将证据应用于临床实践。②EBM的方法是：对治疗的方法与疗效，采取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对RCT进行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或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因而EBM的实验设计与实验方法更严谨，结论更可靠、可信。③EBM的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的制定和疾病治疗措施的选择都应以最严谨的科学证据为依据，提倡在个人经验和已存在客观的科学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作出医疗决策；提倡根据个人经验和科学研究结论处理患者。由于循证医学将许多个体临床观察综合、集中、分析，并据以作出医疗决策，选择治疗方法，它更符合临床的实际，是医学实验方法的重大进步。
　　在理性方法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来，数学与系统科学的发展，概率统计方法、信息方法、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的应用，进一步使诊断医疗定量化、自动化、模型化、系统优化和进行黑箱辨识，大大丰富与升华了医学研究的理性方法。60年代末以后的系统科学的新发展，如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等，也正在进入医学研究领域。
　　(2)中医学研究方法
　　中医学在实践方面是数千年来历代中医临床经验的荟萃和积累，辨证论治是它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临床实践指导原则之一，由此决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完全个体化、多样化。这就是说，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一种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在不同患者身上常常难以得到重复，所以，中医的临床经验虽然是最重要的医疗实验，但还缺乏系统的方法。
　　在理性方法方面，《周易》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从总体上看它是一部内容十分广泛的哲学著作，因而对推动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特别是对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是辩证的，它是从运动、变化、联系的观点考察事物的思维方式，其核心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变异思维。宇宙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要随之而改变；②相成思维。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它们“相反而相成”、互相补充、互相促进；③整体思维。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来看待世界。辩证的思维方式贯穿中医学的研究与发展，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
　　象数思维。象与数是《周易》中一对重要范畴，所谓象主要是指挂爻象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所谓数主要是指阴阳奇偶之数、蓍草数目、九六之数等。象数思维就是以符号和数为符号，认识事物及其变化的思维形式。在我国古人的观念中，事物的变化是遵照数的变化程序进行的。数的变化程序表证事物变化的趋势和结局，即所谓气数。“取象比类”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象”是类的代表，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取象的目的是比类，一方面通过类中的个例，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另一方面，通过类与类之间的比较，从关系入手，通过想象、联想、隐喻，从整体上探索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关系。
　　逻辑思维。这是遵循形式逻辑的法则思考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在《周易》中主要有三种。一是分类，用类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事物或现象。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意思是说，万物有别，而其运动变化却有同类者。它将类的属性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而将类的境遇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外在条件。二是类推，它是把一个事物的类属性推及同类的另一个事物，以求对该事物有所认识的思维方法，即通常说的“推类旁通”。类推是在分类的基础上的深化，中医称之为援物比类法或比照类推法。三是形式化，只注重思考问题时所遵循的形式，不考虑它涉及的内容。在《易经》中爻象、卦象以及爻象与挂象之间形式的变化和联系，是思维形式化的体现。
　　七、简短的结论
　　时下甚嚣尘上的废止中医论者，其论点是草率的，甚至是错误的。
　　第一，所谓“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学说，其基本含义是：1.万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用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来解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2.万物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形态组成，它们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是世界万物的起源、多样性的统一和万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原因。阴阳五行学说同时也是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
　　把哲学思想观点说成是伪科学，这是实证主义的观点，是从孔德(1798-1857)到马赫(1838-1916)直到卡尔纳普(1891-1970)三代实证主义一脉相承的观点，他们提出科学应该“拒斥形而上学”，要求在科学研究中排斥哲学思想的指导，把科学认识的对象限制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从而割裂了认识过程中经验与思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联系，把超出感觉范围的认识统统斥之为伪科学。这就是为甚么维也纳学派提出判别知识是否科学的原则──“证实原则”：波普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把“证实原则”改为“证伪原则”。这种在科学研究中排斥哲学指导的实证主义观点，恩格斯早已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第二，所谓“中医理论是不科学的。”
　　2007年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从“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分离出来，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主流医学的补充。”本文前面已指出，中医理论虽然和西医理论不同，但从哲学认识论上看，它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基本条件。
　　中医理论是科学的，问题只是它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来丰富与发展自己。从科学发展史看来，必须把中医学从古代直观的、思辨的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要以我为主，同时又要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科学技术的成就来补充自己的不足，才能有中医理论的大发展。
　　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这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走过的道路。众所周知，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盛年约在公元前420年）提出原子论思想，在古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它只能是带有直观性、思辨性的自然哲学。只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中，物理学家牛顿提出质点力学，化学家道尔顿(1766-1844)、阿佛加德罗(1776-1856)提出原子—分子论，生物学家施莱登(1804-1881)、施旺(1810-1882)提出细胞学说，自然科学才从原子论的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中医学者在中医现代化道路上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如从事经络研究及经络穴位治疗四十余年的李定忠教授，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观点与方法，利用量子力学的科学技术成就，提出了经络是以人体的物质系统为载体的能量信息流的学说。从医近四十年的王琦教授，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研究人体的体质，认为加强体质学说的研究，必将使辨证论治的理论水平获得新的提高，以至创立了中医体质学的理论体系，等等。
　　第三，中医的未来在现代化。
　　中医废除论者说：中国的医疗体系，走向世界、和世界共同发展是必然的。中医的未来必须走向现代化，主张用现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和改造中医才是中医发展的未来。
　　首先必须指出，中医废除论者所谓的中医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中医“西化”。试问：照你们的主张，用西医模式来“改造”中医，能不把中医改造得面目全非吗？其次，中医废除论者的出发点不对。试问：你们既然声称“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中医理论是不科学的”，那么，把伪科学、不科学的中医现代化，岂不背离你们捍卫科学的立场？
　　我们的立场和中医废除论者相反，我们认为，中医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它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医学，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思维模式。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医理论是科学的。我们所说的中医的现代化是：坚持中医的基本思想，保持中医的特色，发扬中医的优势，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与手段，对中医的气、阴阳、脏腑、经络、体质等学说进行整理和研究，使中医学具有现代科学的基本性质（客观性、普遍性、逻辑性、系统性和预见性），争取在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引发世界主流医学的革命。

※　注释
　　①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科学发展的模式：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时期……前科学时期的特点是，从事同类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分成许多学派，对共同研究的问题基本观点不一致，没有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公认的理论（范式）。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某一理论得到实验的支持，能系统地解释已知的现象，为该学科越来越多的成员所拥护，成为公认的理论（范式），于是进入常规科学时期。所以，科学范式的形成是前科学和常规科学的区别。
　　②哲学家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所谓阴阳，是相互对立的“两端”，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对立、差异和互补。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63
　　[2] 许良英，范贷年.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 刘天君.中医气功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