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罪》：现代城市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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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罪”系列，内含《画像》《教化场》《暗河》《城市之光》《第七个读者》五种，重庆出版社
　　如果说《画像》是“心理罪”系列的“起”，《教化场》《暗河》是“承”与“转”，《城市之光》是“合”，那么《第七个读者》就是这个系列小说的药引，是一切故事的开始与结束之地。
　　大学宿舍的谋杀案，如同马加爵一样的吴涵，使得方木洞悉了贫困带给人心理上的压迫，以及梦想破灭后的压抑与疯狂。仅仅只是怀疑自己的偷情被他人所偷看，仅仅只是由于上基地班无望，就使得吴涵陷入了妄想与报复的泥潭，从而使得方木永失所爱──至死未能对陈希表白，并由此激发了他对犯罪和病态人格的强烈关注，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研究的课题。
　　所以，雷米写的不是悬疑故事，而是从心理反应上看社会问题，记录人性在城市化进程中异化的典型案例。在他笔下，无论是吴涵，还是其后的孙普、江亚，没有一个看起来是传统意义上的喜欢小偷小摸、贪财好色、猥琐不堪的坏人，而都是文质彬彬、身形偏瘦、遭受不公平对待或有心理创伤的年轻人──如同小说中的落难公子、落魄书生。但可惜的是，没有小姐多情、红袖添香，他们没有于连一般的幸运和勇气，所以，最后都成为了如同《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般的人格分裂者。
　　某种程度上，孙普与方木就是作者内心中我们这个社会的正反两面，作为方木的一面，有天赋、乐于助人、充满正义感；而作为孙普的一面，阴郁、孤僻、冷漠、疯狂，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可以将犯罪史上的一系列经典案例一一重现。而这，也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罪与罚。
　　“心理罪”的故事，一直包含着两个关键词，一是心理，一是罪与罚。虽然马克思早就断言了人的“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但对于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过来的中国人来说，“异化”似乎只是“神经病”的代名词，而没有意识到，在某个社会阶段，它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和社会情绪。
　　在雷米的笔下，每个人似乎都是一个病人，无论是作为罪犯的吴涵、孙普、江亚，还是作为警察的方木，抑或是在网络审判中，争相判决别人死刑的网民。传统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或许总有一两个象征着善与美的圣女，而在“心理罪”中，廖亚凡、米楠无一不是伤痕累累的折翼天使。不是雷米与浪漫美好有仇，而是在一个恶之花四处弥漫的城市之中，方木天生对犯罪的直觉，使他的心理永远处在黑暗与丑恶的包围之中。鲁迅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他在中国大动荡时代对国民性深深的绝望；而作为警察的方木，其职业使得本性善良的他，不得不通过传统的价值观“有罪必罚”来说服自己，投入到这场堂·吉珂德一般的战斗之中。
　　小说中，方木一直不是高大威猛的执法者，而更像是一个讨还公道的受害者，而罪犯，往往是不得志而误入歧途的英才──在《城市之光》中，罪犯甚至成为了市民心目中的英雄，“这个城市需要他，需要一缕光”。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罪与罚的折磨中，最后选择了宗教信仰获得了解脱，而在缺乏基督教却盛行着宿命论的中国，最后方木作为执法者的自信则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理性──“残酷的暴力，可以摧毁肉体。邪恶的信仰，可以摧毁灵魂。无畏的牺牲，则可以拯救一切。”不得不说，方木最后的以身作饵取证，固然高尚，但对于这样一个专杀该杀之人的罪犯，在笃信善恶有报的中国大众心中，很难获得更多的掌声。
　　最先写作、最后出版的《第七个读者》，在一切都结束之后，让我们重返罪与罚的最初现场，或许是在暗示我们，伦理道德与理性，在欲望的冲击和贫富分化的刺激下，是多么不堪一击，社会心理的异化会使得一切文明成果都笼罩在雾霾之中──这场博弈中，没有胜者，失败者烟消云散，胜利者伤痕累累。（舒晓云）
　　（“心理罪”系列，内含《画像》《教化场》《暗河》《城市之光》《第七个读者》五种，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