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复兴与中国哲学方法

作者:吕嘉戈

第一章：绪论 · 为什么要提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

中国哲学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经过上百万年的生存斗争而逐步形成的，到了《易经》的诞生才集中国哲学之大成，从此，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创立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在今天的失落，也使今天的中国人不理解古代中国为什么在各个方面均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

在今天，中国哲学界、科技界“重建”中国哲学的呼声渐高，尤其在当今大变革的年代里，新的哲学方法将会起到推波助澜、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这种新的哲学方法却不是凭个人的智力和智慧可以想象或创造出来的，必须要从中华文明中去发掘出来。所以，笔者认为，这不是什麽重建的问题，而是怎样复兴的问题。重建意味着过去的架构全部倒塌了、毁灭了，需要重新建立。而复兴则是过去的架构全部完整地保留在那里，只是今人视而不见、视之无用或日用而不知罢了。今天，当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以及它的巨大价值后，需要的是在国人与华人中进行普及教育，以最快的速度使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致于全体中国人能够真正掌握和运用它，使中国哲学方法能够被应用去指导各学科的研究与创作、甚至制订国家发展战略的韬略等等。中国哲学的复兴，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文化及科技的中心。中国哲学赋予我们中华民族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悲观、自卑的心理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个性。所谓重建中国哲学的论点，是悲观、自卑心理的反映，是不足取的。西方有文艺复兴带来的社会发展进步的高潮，中国至今还未有过对社会进步有如此巨大作用的复兴运动，但愿中国哲学的复兴将能够掀起一场能带动中国社会文化科技进步的大高潮。

在中国哲学复兴的前夜，我们的学者不要悲叹自己过去许多论点的弊端，因为这些弊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而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我们这一代人一出世就已面临这种状况，故不要死抱在这种状况下所作出的种种与中国哲学不相符的论点不放，反而对中国哲学这套既古老又新鲜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持排斥和抵制态度。笔者希望各界人士能共同参与中国哲学复兴大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出一份力。著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就曾这样论及中国文化：“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物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注1】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这套哲学方法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在用而未被今人所理解的方法。因而，对指导了中华文明创立的中国哲学的复兴，使它继而成为我们今后创造更新文明的指导方法同样是行之有效的。只有如此，才会出现李约瑟博士所幢景的那样，中国文化会在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在历史上数遭外族劫难却不灭，而总以“征服者被征服”的事实证明着它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她那像大海一样的民族胸怀，与这套独特的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作为内涵是分不开的。“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而从未中断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注2】仅以文明持续不间断的7000 年的发展(笔者认为应从伏羲时代起，故为7000年)， 就给了人们一种信念，证明着一个真理：这决不是靠幸运和偶然得以实现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靠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中华文明及中国文化才得以实现的。

以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结论是多么不合实际，它给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研究和普及制造了障碍，并误导了几代中国人。尤其严重的是，某些学者为了证明其错误论点是正确的，便用“不科学”的帽子来排斥和改造以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指导下创立的学科，造成了中国长期存在着“言必称希腊”、“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状态和意识，甚至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矛盾情形：在讲到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时，均以五千年的文明沾沾自喜，甚是骄傲，可是回到现实，却又对这些文明的产物--各个具体学科加以排斥，即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什麽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不科学。这种情况在对中医学上表现的最为典型，由于现今中国人已不懂中国哲学方法，用西方逻辑方法对中医学进行阐述，造成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中医学没有理论，而且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故不科学；对《易经》的阐述则更是荒唐，本来就是不懂《易经》，却要把用西方逻辑方法得出的结论强加给人们，这就是认为《易经》是古人通过卜筮而发明的算卦之书。某些报刊、电视台等在谈及科技史时，不顾历史事实，对许多科技发明本来明明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发现的，却一味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人”出自欧洲中心论的失实说法，误导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少年儿童。在许多外国动画片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有关部门对此应当有所注意和重视。例如，在 60 年代，西方人首次提出生物钟原理后，我们的报刊争相报导，而实际上这个原理中医一直在运用，是源自中国的；总之，“西方人”一向对这类事实是“视而不见”的。正是死抱西方哲学方法是唯一科学方法的意识，造成了中国人也去用“西方人”的偏见来看中国文化了，如果不在现今国人中加以有关中国文化的教育，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也有一套不比西方哲学方法差的方法，不要总是以为只有西方的好。只承认西方哲学方法是科学的论点是崇洋意识的根源，这个论点否定了中国哲学方法的科学性。颇为严重的是，持此论点的大多数学者、教授对中国哲学方法却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根本不会应用也不可能应用它作为指导方法去进行他们的学术研究，却动不动就给中国文化戴上“朴素的”、“经验的”、“直观的”、“唯象的”、“唯心的”帽子给予贬低或否定，在学术上对他不知或知之甚少的学科挥舞大棒，对这样的学者、教授应促其认真学习和掌握中国哲学方法，以免成为中国哲学复兴的阻力。

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是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结果，用逻辑方法来改造中国文化的各个学科，是它的主要趋向，由于逻辑方法用的是分析即肢解的方法，明明不是盲人却要去做盲人摸象的事，必然会造成对中国文化缺乏宏观的认识而陷入流散无穷的境地，使今人无法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有一系统的、完整的理解。许多学者经常论及到中国哲学，但一问他们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什麽？中国哲学要求人们怎样去认识事物进行思维的？道家学说创立的指导方法是什麽？儒家的又是什麽？都说《孙子兵法》好，至今还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竞争，但《孙子兵法》为什么至今还有用？中医学为什么自古至今还那么有用？这些问题如果在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情况下，他们的确是难以回答的。甚至居然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哲学。因此，当我们知道了用西方哲学方法无法也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哲学的内涵后，中国哲学的复兴以及人们期望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的迫切性，就成了当今主要的文化趋向。故对本世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的做法必须加以清算，否则，中国哲学的复兴将是一句空话。

注释：

1.《李约瑟与中国》第332页。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中国文化概论》第352页。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章：《易经》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国哲学方法集大成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从历史上看，少数民族入主华夏前后共600 余年，但都融汇于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壮大。直到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掠夺又奴役的目的，要消灭中华文化，由西方帝国主义取而代之。在当今欧洲中心论泛滥之际，我们中国也有些人亦步亦趋，把中国文化贬斥的一无是处，就《易经》而言，有人将它视为卜筮之书、迷信算命之书而否定之。实际尽管现今学术界对它褒贬不一，但至少在《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点上是一致的。然，说《易经》是卜筮之书笔者不能苟同。因为《易经》从诞生那天起，标志着中国哲学方法与思维方式开始集大成，否则无法体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蓬勃生命力。本文将《易经》的起源以及它在中华文明的地位和影响做一简述。

《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个事实已被许多学者所证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出土文物及考古研究，揭开了《易经》是何时诞生的这个谜。使《易经》这个中华文明的源头有了可靠的事实依据。

《易经》起源于距今约7000～6000年仰韶文化时期的伏羲时代，也可称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古代传说以及古籍记载中也都把八卦(即《易经》)与伏羲联系起来，1979年在江苏海安青墩出土了迄今最早的、自宋代起历代就有发现，被认为是奇字和族徽的，多个数字重叠的刻划符号。经考古学家张政火良先生研究证实，这些奇字是与《易经》有关的卦符即数字卦，并证实数字卦是由早期的1～9数多头应用向1与6二数过渡，最后脱离数字，成为现今的阴阳爻卦；以奇数为阳爻，偶数为阴爻，数字卦内藏的阴阳爻卦形被破译了，(注1)证明了古籍所载“自伏戏(伏羲)画八卦由数起”的真实性。(注2) 1979年出土的数字卦有八个，其中两个一个为遁卦( )，其数为三五三三六四，(???C??????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六千年前仰韶文化早期大型墓葬，其中有用蚌壳砌成的青龙、白虎方位图象的古天文图，即龙虎蚌图，这是有关廿八宿早在六千年前就被认知的事实及遗迹。(注5)然，廿八宿的意义并不只是在天文学上，它对《易经》及其中华文明的起源起着记时的作用。青龙、白虎天文图的发现，表明阴阳五行说那时已经被古人所把握了。

1990年8月，陕西出土仰韶文化期彩陶，上有人头头象，下有龙蛇之图，考古学家认为是古代人对伏羲的崇拜。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用十进制记数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距今四千年到六千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出现了数字的刻符。如‘一’(1)、‘二’(2)、‘X’(5)、‘ L ’(6)、‘?’(10)、‘??’(20)等等。”(注6)所有这些均证明了一个事实，在伏羲时代，《易经》已经诞生，并且由《易经》而出的中国哲学方法及文化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汉字象形文字阶段的象形文字(距今6000年前)和《易经》的数字卦、廿八宿、青龙白虎和阴阳五行说、天圆地方说都被古人认识与应用了，故随着《易经》的产生，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哲学方法在此被集大成。从此，中华文明在由“易”而出的哲学方法指导下发展起来。

无疑，在《易经》的诞生之前，中国哲学方法必然有一个更长的孕育过程，即我们的祖先在为生存的实践中，有一个经验与知识的积累过程。它主要来源却是天文和生产的关系，远古时代人类，为了生存，最关心的就是环境，如日夜的更替，气候与四季的变化，都会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即生存带来危险和益处，而这些均与天文变化密不可分。天文学的发展与发达，并不是简单地观天，这是一门具体又具综合性的学科，需要长期的、不间断的观天和把握天文与气候、人生的关系，即宇宙、地球、人三者的关系即天地人的关系，年复一年的记录、比照和思考，才形成的。

以当时文字还处在象形文字阶段的状况看，古人有他们的方法，一是以口授的方式代代相传，一是有具体测天方法代代相传，即立八尺圭表测日影。仰韶文化时期的伏羲氏运用远古祖先的经验，但还未总结出方法。在伏羲时代，立八尺圭表测日影长度，已能用此时产生的数字记录，再结合前辈的经验和传承，形成最初的《易经》，《易经》的数字卦实际上已成为不同于象形文字，具有会意、指事和假借的文字。

在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祖先的文明程度已经迈过了原始时期那种被动求生的阶段。考古发现距今约700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处出土的五谷杂粮实物证明当时我们祖先的生存手段不是以牧业为主，而是进入主动性农业开发生存状态这一个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时期。《易经》的诞生与形成也恰恰在这个时期，难怪古人对伏羲氏这么崇拜。但是，如果说《易经》是伏羲一人的功绩，那是不准确的，伏羲是他的前人经验、知识及方法的集大成者。当然，就是这样，我们也还是要对伏羲的成功大书特书的。由此中华文明走上了以这套哲学方法为指导创立和大发展的道路。中国人从观测天文中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和认识世界的能力，在形成和发展中，文明刚刚开始，这种能力就上升为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哲学方法，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注释：

1. 张政火良：《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自《考古学报》1980年4期；

2.《后汉书·律历志》；

3. 陈维辉：《邹衍阴阳学说》第51页；

4.《邹衍阴阳学说》第53页；

5.《考古》1989年12期；

6. 张大卫：《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第3～4页，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三章：由易而出的中国哲学之整体观方法论

中国哲学方法的集大成，是以《易经》为标志、由《易经》而完成的。这套方法对中华文明的创立起了指导作用。中国哲学方法包括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两个主要内涵，即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按理，二者应该一同论述，但为了使读者对它们有明确的了解，分开论述较为合适。虽然这样也给论述带来一定困难，但就中国哲学方法论讲，的确十分简单就可讲清。中国哲学讲求深入浅出，即要从浩繁纷杂的万事万物中把握其最大的方面，这是深入；一旦把握到这个最大的方面，再去研究具体事物就单纯简单了，就整体观方法论讲，一句话就可讲清，这是浅出。将中国哲学方法论冠以整体观，是因为，中国哲学方法论按其内涵应称“宏观”为好，由于长期以来整体观经常出现在论述中国文化的文章与著作中，尤其对中医学，学者们均以整体观来说明中医治病的思想。这样，整体后面加一个观字，就具宏观的涵义了。就观字讲，观属于思维方面，在哲学上应属形而上范畴，故现今整体观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宏观的同义词了。所以，整体观在此与宏观是同义词，二者有区别，但不是很大，借用整体观主要是尊重历史沿革和习惯。中国哲学整体观方法论是独特的，它是在7000～6000年前开始形成，历代学者均对它有大量的论述和解释，因而它是有丰富的古籍为后盾的。整体观方法论又是一个现代的词汇，可以说，本书将中国哲学方法论单一论述，将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内容各自单独成为一章，也是现代的做法。笔者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它们从古代形象化的论述中提炼或拔萃出来，揭去形象化的面纱，使今人能够看到它们的真面目，并能够学会应用和理解它们，继而成为填补中国哲学没有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教科书的空白，弥补通常认为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无法教授的现实。目前，因为没有教科书，又没有对《易经》、《老子》、《庄子》、《论语》等等大量涵有中国哲学内容的古籍的教授，使得今人逐渐不了解也不懂得中国哲学的精华是什么，不懂得中国人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原则了。那么，自古以来，中国人有没有专门讲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专著呢？回答是又有又没有。像《易经》，《道德经》，《庄子》，及儒学等等，均是专门讲述和应用中国哲学方法的专著，也是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建立的学说，这是有；但今人已不懂中国哲学方法，并且对这些著作的认识不甚了了，这是无。从中国哲学内容看，一方面，中国哲学方法强调认识事物要从宏观上去把握，而宏观是什么？没有讲，讲的只是道。实际上道是看不见、模不着，只可由思维去把握的属于形而上的内涵，它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因此，它是朴散无穷的，故道就是宏观。用现代语言讲，中国哲学认为地球万物的宏观是阴阳五行，万物中的每一具体事物也具有阴阳五行属性，这就是宏观的朴散性，即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可是宏观本身不是具体事物，故又是无。宏观就像一个圆球(不是实体)，把一切事物包容在其中，在把握了宏观后，就可以从任何角度去观察认识具体事物。古人谓之“如环无端”，正是其如环无端，则又可认为它每一处都是端，因此，又有“无法便是大法”的古训。这样，在古人思想中就不会产生专门写一本类似教科书的念头，因为教科书一出，无形中就等于给了个框框，或是固定了视角，这样看来无比有好；一方面，在现今，正是因为这个无，又使它日渐衰败，而无人知晓，当今有关中国哲学的论著很多，但均未真正把握到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如果再不能将它完整地拔萃出来，真有失落的可能，也就顾不得框框不框框、无法和有法的忌了，先拔萃出来使之能再大行于天下再说，然后再去消除这个框框，也许也不坏，这样来看有有时又比无好。所以，当读者会用这套方法后，不要有任何框框，以避免把思路框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思想僵化，而无法在形而上的天地里让思维自由翱翔。但如果在揭开了古人对道的论述的形象化的面纱后，则又可以认为古代中国是有这方面的专著的，像诸子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教授人们如何去把握道，论述道是何物，并且极具形象化，举例均又恰到好处，尤其在《道德经》及《庄子》中，都充分论述了如何把握道及道是什么，以及如何用道去认识事物，把握事物，并使自己能脱出物的桎梏而达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等等。应该说它们就是有关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专著。可惜的是，由于古人运用的是形象化方法进行论述的，今人在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下，以直解的方法去学习这些专著，是无法透过形象化方法的面纱去看到古代学者对道的认识及论述的真面目的。

在古代中国，对宏观的把握被认为是须臾不能离开的，对宏观的论述，则是以一个形象化后的“道”来表示的，道原意为路，是交通的物质条件，被古人形象化后成为表示宏观的意思。由于道是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就给今人带来了一种神秘感。许多学者均知道中国哲学中道的重要性，却总也无法弄清道的真正涵义，以至于将道产生的原因归向了所谓的原始宗教，然在古代中国是没有这种原始宗教的，因为有了道，就不可能有宗教的地位，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宗教从未占有统治地位的原因。对道感到不好理解、神秘莫测，是当今大多学者的共识，甚至有些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化及哲学时，干脆对道避而不谈，就更显出他们对道的陌生和不理解了。有学者这样说：“由于这个道是非常抽象，非常生动，非常玄妙，非常奥秘的，加上它是中国原始宗教、神话的天命或天道观念发展、演变来的，带有神秘主义成份，因此是非常不好理解的。”【注1】可以看出，一方面此学者对道有崇敬的心情，一方面未将道的真实内涵弄清楚，似有一种不可言传的苦衷，只好将道归结为是由原始宗教发展、演变来的，这就带有西方哲学模式的痕迹了。如果我们将道改为宏观再去理解道，理解诸子及其它古代专著，就会发现，古人对道的认识实在是太完善了，一点也看不出古人对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是忽视的，相反，古人却是时时在提醒人们遵照把握道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把握事物。并且，这套哲学方法在7000～6000年前一形成，古人首先就以此把握了影响地球万物的最大方面，即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这是这套哲学方法在形成初期古人的一次最成功的应用，以阴阳五行来代表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中国人的一个创举，也是中国哲学方法的伟大之处，从它形成后，中国人就一直以此方法进行着指导中华文明的创立，并认识到宏观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以非常明确的哲学方法把握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中华民族思维上的一次飞跃，是中华民族从蒙昧时代进入到有哲学方法指导认识世界、创立文明的新时代。这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故说它是由原始宗教和神话的天命或天道观念的发展演变来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今人对道的不理解加以猜测的结论。因为从中国哲学方法看，要求人们了解事物认识事物要从宏观上去把握，绝对是以人们生活的自然界为对象的，对事物宏观的把握不可能在宗教及神话传说等文化层次中去实现，而必须去把握这一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此事物的宏观。故说中国的道即哲学方法是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是无根据的，况且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什麽原始宗教，中国人喜欢祭奠祖先，崇尚尊祖，这不应属于宗教活动，而是人们对自己祖先尊敬怀念的行为，与宗教是无关的。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原始宗教是用西方文明模式来套中国古代社会的做法。这里也说明学习中国哲学方法的重要性，因为形象化方法被古人无处不用，使得今人对古人许多以形象化方法论述的事物理解不了，就去从西方文明模式中寻找答案，用西方哲学方法和模式来阐述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哲学，它的直观性、线性认识事物的方法是无法理解这种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的，结论是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是神秘的，实际上是不理解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内涵，神秘的结论是他们不理解的托词和遮羞布，或者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今人对道的认识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其原则是一定要从所要把握、认识的事物的最大方面去进行，做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把握到此事物的宏观。说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把握阴阳五行的根据十分重要。

由于宏观包容了万物，因此在宏观中是分不清灵与肉、精神与物质、唯物和唯心的区别的，这是宏观的本质特征。所以，古人又将道喻为一，一切均在一之中，只承认阴阳互根、阴阳相合、和为贵，而不承认阴阳对立斗争。从整个宇宙来看，也同样如此，斗争是暂时的，合和是永恒的，因为阴阳均在一之中，从宏观上看，它们是合为一体的。过去讲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均是在排斥一的前提下论述的，一分为二，即是一分为两个，这个一就不存在了；和二为一，即是两个又合在一起成为一，二又不存在了。这样就把宏观的一降为微观的一、具体的一了。抽掉了宏观去讲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就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在廿世纪六十年代就有过类似的辩论，谁也无法说服谁，于是便斗起来了。如果将它们置于一这个宏观之下再来看分与合，就不会有斗争的内涵了，而只是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待关系了，这是对二元论中只强调对立斗争概念的否定。因为在二元论中，对立斗争是作为永恒的真理对待的，而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中，则讲究和为贵，其意是指万物均是在一这个宏观之中，是合和的，虽有斗争，但是相对的。古人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注2】认识到在宏观下不同事物本身就是共生在一个时空中的，只有不同事物的和才有新意、才有发展、才有继承、才有延续、才有相互作用、才有相互促进，而同一的或同性的事物在一起，则只能是数量上的增加，却不会有新事物产生而无法延续，故不继。异性相吸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把这种法则称之为对立斗争是可笑的。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中之所以不分灵与肉、精神与物质、唯物和唯心是依据自然法则而来的，如果将灵与肉、精神与物质、唯物和唯心分开对立起来，在中国哲学中就是走到了极端，实际上是将宏观给丢掉了。在人类的认识中，是无法将灵与肉、唯物与唯心截然分开的，从把握宏观这个方法说，它必须要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握到，是形而上的，而不是具体的物，因而就被一些学者斥为是唯心的，如有学者认为“道是非物质性的东西，自然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注3】，即凡是属于形而上内涵的均可以给戴上唯心的帽子，甚是容易而不费脑筋。一言以弊之，凡是将事物分成唯物与唯心、灵与肉的，均陷入了二元论的泥潭，这是一种貌似严谨实质混乱的带有诡辩性质的方法，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任何事物妄加评论，并可以按己所爱及所恨施与唯物与唯心的帽子。

在此，还要对宏观与微观、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内涵解释一下，以免读者对中国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发生混乱的认识。宏观是指能概括一切事物的最高的、无形无体的宇宙法则，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宏观又是分层次的，物物均有宏观，但层次是不同的，俗话说，大道理管小道理，不同层次的宏观可被它上一层次的宏观包容，最高的宏观则包容各个层次的宏观。这各个层次的宏观，对大宏观来说，就是微观，它是被大宏观包容的。微观也属形而上的范畴，在此不要忽略。现今对一元论与二元论的认识均是来自西方哲学，整体观方法论应该属于一元论的，但是它与西方哲学的一元论有相当大的区别，所以在论述中回避了对它的论述，免得发生混乱。一元论应该是不分灵与肉、物质与精神、唯心与唯物的，但在西方哲学中则不是这样，它的一元只是指一个因素，如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均属于一元论，因为物质或精神在此均代表一个因素，故实质上这种一元论是二元论的翻版；二元论则认为世界是由物质与精神共同组成的，但将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而整体观方法论所说的一元论，则是以宏观包容了所谓的物质与精神，在宏观下是分不清物质与精神的，也是不用去分的，这样的一元论与西方哲学的一元论在本质上根本不同，如果对中国哲学也用一元论来概括，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所以干脆不用倒比用好。对中国哲学的概括还是以中国哲学自身的概念来概括为好，故叫它太极论最为恰当。

总之，整体观方法论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为核心，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治学治国须臾不能离开的内容了。古人是以道来表示宏观的，道执一而驭万。由于用道来表述宏观，具有形象化内涵，当对古人对形象化方法的应用和习惯的教育方法弃之不用后，这种用形象化来表述宏观的方法也就随之一同被丢弃，使今人无法弄懂道的涵义。现在，形象化方法已被认清，给道一个符合它真正的内涵--宏观，再去看道，蒙在道上面的面纱被揭去，古人对道的论述和道的概念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哲学方法论因而可以成为广大中国人或关心它的人容易接受和学习掌握了，中国哲学复兴的高潮也就会早日到来。

注释：

1.《大道运行论》第5页，司马云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国语·郑语》。

3.《中国传统哲学》第65页，周桂钿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四章：由易而出的中国哲学之形象整体思维

整体观方法论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要从宏观上把握，但怎样去从宏观上把握，则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去进行落实，这个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的整个思维过程成为掌握中国哲学方法的根本所在。形象整体思维就是实现整体观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形象整体思维是形象思维与整体观方法论结合的产物，整体，是指整体观方法论，形象是指形象思维及对形象化方法的应用。形象整体思维与形象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现代哲学概念中，形象思维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自在的思维，只是属于艺术创作时所用的思维方式，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形象思维：又称艺术思维。文学艺术创作者从观察生活，吸取创作材料到塑造艺术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而形象整体思维则是人类或中华民族的一种理性的、形而上的、把自在的形象思维与整体观方法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华民族大智慧的源泉。形象整体思维遵照整体观方法论的要求，认识事物首先从宏观上把握，整个思维过程均是以宏观为基点去进行的。形象整体思维的内涵是宏观的、尚中的、形象化的。古人对前二者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给予了恰当的概括，但对宏观与核心的表述则是用的形象化方法，在对形象化方法有了认知后，才揭开了蒙在古人对"道"的论述上的面纱, "道"的本来面目终于清楚地显现出来，即“道”就是本文所指的宏观。

对形象整体思维可以用平面和立体的形式给予表达：在平面上，将两条直线呈90度相交成一十字坐标，在几何中我们知道两点成一线，那么两条直线共有四个点，并分出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就是四象；然，在两线相交处又产生出一个新的实点，为第五点，之所以称其为实点，是因为两直线上的点可以随直线无限延长而变换位置，是不固定的，中点即第五点的位置则是固定的，故为实点。古谓“四象既分，五行以出”，从十字坐标中也可看出，四象分好了五行也就自然而然地存在在那里了，这样，一个十字坐标就把阴阳五行的内涵表示出来；在立体上，由于平面上十字坐标中的每一个点均包含有阴与阳，将阴与阳提出分别等距置于这个平面的上下方，再将平面上五个点与此阴阳二点相连，就成为一个四面(或八面)双锥体，中间厚两边薄。这是宏观的立体模式，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由此，可以说一旦把握了事物的宏观，即构筑了这样的架构，就很难将它否定和推翻，而只有向其内充实完善的可能。这也是中国自古创立的许多学科和学说至今不衰的原因。这种四面双锥体模式如果以中间为轴旋转起来，则与宇宙间的星系形状是类似的，都是中间厚两边薄的圆形状态，说明形象整体思维的立体模式与宇宙星系的形状是相似的。了解和掌握形象整体思维的思维过程是重要的，这对我们弘扬中国文化是带有根本性的大纲，中国哲学方法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学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认识和掌握的。由于其它有关中国哲学专著中，在讲方法论及思维方式时，把中国哲学方法论讲的多么多么好，而不讲与它相配合的思维方式及其思维过程，则只能让人激动一番而无法落在实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由某个人创立的，而是整个民族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共同创立而形成的，春秋诸子只是对它的解释和论述而已，虽然有其个人的贡献，但也不能说中国哲学方法是某个人创立的，更不能将他们的学说称为某某哲学体系，因为，他们的论述均属于中国哲学体系，不能也不可能在中国哲学体系之外又有另一个中国哲学体系。从下面形象整体思维的思维过程就可以看出，古人尤其是春秋诸子均是按照这个思维过程进行论著和创立各自学说的。

形象整体思维的思维过程主要有三个方法和原则，真正掌握了这三个方法和原则，就可以按照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去对事物进行宏观的认识和把握了，而且对学习春秋诸子也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否则只是一句空话。这三个方法和原则是：取象比类方法、形象化方法和尚中合和原则。

一 取象比类方法

取象比类方法是整体观方法论在形象整体思维中的具体应用和落实。作为整体观方法论，它只是在原则上告诉人们认识事物要从宏观上把握，具体如何把握，则是形象整体思维的内涵，取象比类方法是其最重要的方法。

先将取象比类分解。取：意为拿、选择、寻求、获得；象：除了哺乳动物象外，主要指形状，某一事物的状态，在此还有四象的涵义，即“四象既分，五行以出”，隐喻着四象含有时空和五行；比：意为比较、比喻、较量，还涵有察寻之义；类：现今一般词典对类解释为：相同或相属的事物、相像、大概。但类字的古义却不为今人所知，尚秉和先生在其《周易尚氏学》一书中对类作了训诂，他认为“类，阴阳和(遇)谓之类。”庄子谓“类自为雌雄”，通观古人对类的用法，这个训诂是符合原意的。故类在此意指阴阳。然后对取象比类综合起来认识，取象比类不是取各病症或事物的表象进行比较归类之意。而是对万物的认识要取其象数(时空)变化，察明其阴阳五行属性。由于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它是由地球的旋转--自转和公转--得来的，在它的影响下，地球万物均蕴含有由这个宏观所带来的属性。所以，取象比类方法是让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先要从宏观入手去察它们的阴阳五行属性，即每一具体事物蕴含着的宏观因素，一粒沙中可见宇宙就是这个意思。

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与之相适应的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方法论定出大方向，思维方式给予具体实施应用。整体观方法论给出的大方向是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形象整体思维就有取象比类方法给予具体的、如何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实施方法。否则，只讲方法论，没有与之配套的思维方式，是无法说得通的。然，只讲思维方式，不讲指导它的方法论却也可以从其思维方式中找出它的方法论是怎样的，说明思维方式内含有方法论。但用西方哲学方法来认识中国哲学方法则得出流散无穷的各种各样思维方式，因为这二者在方法上是不一致的。由于人类生存在地球上，首先，一切认识均离不开地球。所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首先就要落实在地球上，如果对地球上万物的宏观把握不到，整体观方法论也就成为一句空话。然而，中国人却恰恰首先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这就是以7000～6000年前伏羲氏为代表的古人把握到的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形象整体思维也同样要求人们在认识一切事物时，首先要从宏观上去把握，只有把握了宏观，由宏观到微观就容易认识和把握了。因为，一旦把握了宏观，它就可以具有俯视一切的状态，此时对微观的观察和把握就会很清楚。由此，取象比类方法的核心为什麽是阴阳五行就不说自明了，因为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均要一同经历的、万古不变的日夜与四季更替的来复过程的共性所在。

二 形象化方法

思维的最高境界是要达到形而上的境界。然而，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则是有具体思维方法作为阶梯的，以形象整体思维观察和认识事物时，对这一事物均有一个从宏观方面以一个形象去对这一事物的概括方法，这一方法就是形象化方法。它可以简化为：从形象到形象或是对抽象的抽象。即从具体事物的形象到可以概括这一事物的宏观的形象。中国人通常讲的悟性，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具体事物认识的形象化程度。形象化后的形象能够概括的具体事物越多，说明悟性越高。对一事物从宏观上给以形象的形象化方法，是中国文化及哲学思维的一大特色，这在古代中国的各门学科及学说中比比皆是。从古人对形象化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在哲学方法中的运用，要想清楚地表达中国哲学方法所要求的那种形而上的境界，非形象化方法就不能很好地、准确地将它表述清楚。用司马云杰先生的话说，“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是讲的把日常生活所习得的经验实在进行抽象与虚化。这就是寻找‘道’的方法。损之又损，抽象了又抽象，虚化了又虚化，以至于把一切经验实在化为一个‘有’的存在，一个‘无’的存在，这就是道了。”【注1】他的抽象了又抽象的说法，已与形象化方法很接近了。形象化方法是高于简单抽象的方法，是抽象与形象结合的产物：形象是抽象了的形象，抽象是形象化了的抽象。简言之，形象化方法用了两次抽象，先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而后再对这个抽象进行第二次抽象，将它还原为形而上的形象，即形象化。形象化方法，将具体事物形象形象化为形而上的形象，不仅不像单纯抽象那样生硬冰冷而无生气，反而使论述变得生动活泼，朝气勃勃，成为人们愿意接受的形式。形象化方法最根本的功绩在于解决了把握宏观后对宏观表述的困难。在此用单纯的抽象已无济于事，故要“抽象了又抽象”，用两次抽象才行。当地球的宏观以形象化了的阴阳五行表述后，宏观的形而上的、无形无体的内涵，就可以意会和领悟了。的确，如何对宏观进行表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同《老子》“无”和“有”的内涵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用一般的语言文字是难以表述清楚的，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先人创造了形象化方法给以解决，今人对中国古代的许多学科和著作不理解，原因就在于不懂得形象化方法--这个中国人对表述宏观及抽象概念的特殊方法。

形象化方法给表述宏观带来自由，也是对宏观表述上的一个突破。它是中国人智慧的充分表现，用了形象化方法后，这时的形象是宏观了的形象，宏观是形象化了的宏观。一旦懂得和会使用形象化方法，认识了形象化后的形象的内涵，就会帮助人们加深对宏观的认识和提高对把握宏观的兴趣，甚至会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 尚中合和原则

从宏观上把握事物，是整体观方法论和形象整体思维的首要目的。一旦把握到了事物的宏观，继而还要把握与宏观相对的事物的核心。有时一事物的宏观与核心是同一的，有时则是有区别的，但是相互依存、合和为一的。要把握事物的核心就是尚中合和原则的内涵。例如，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其核心是地球本身即五行中的土行，因为日夜与四季的更替均是由地球旋转带来的，日夜与四季的更替在地球上是合和为一的，这个一即指地球。所以尚中合和原则，就是古人所谓的“允执厥中”的涵义，其意为其次是把握核心。尚中合和原则是形象整体思维中继取象比类方法第二位的方法原则，它是在不脱离宏观的前提下去把握事物的核心。因为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也要有一个度或是站在什麽立场上去把握宏观。如何把握这个度，就必须遵守尚中合和原则：在把握了事物的宏观后，其次还要把握事物的中或核心。只有这样才能不偏不依地对宏观的表述上更进一步达到清晰完美，自然而然地避免了走向极端化的泥潭。

尚中合和原则就是要把握事物宏观的核心。万物宏观的核心古人把它称为太极，是涵有不断旋转变化意义的，太极的意思就是指阴阳互回，不断地阴消阳长、阳消阴长相互更替的，它是旋转的、运动的。这是一个主要涵义。另外，核心或中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涵义，就像宏观一样。不管事物的大小，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核心，它是没有大小可言的，就像表示阴阳五行的平面十字坐标一样，不管它的两条直线延伸多长，其相交的点即第五点也就是中点是永远存在固定不变的，不管两直线中的四个点离它多远多近，它们无法脱离它而去，这是合和的涵义，所以尚中合和原则也是有形而上意义的。古人由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认识了“中五”即核心的重要性，并使之成为在对任何事物把握其宏观时均不能忽视的内涵。

由于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是一种以达到形而上的境界的方法，认识和把握宏观即是形而上的体现。它对具体事物的认知不像西方哲学那样给予形式化、公理化的各种限制。如果用西方哲学来看中国文化，必然认为中国文化是毫无系统、毫无理论，只是经验的总结。所以，至今许多学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医学，大多认为是经验的，是唯象的，是主观意断的等等，认为中国文化以及中医学是没有理论的认识根源是不言而喻的。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著作中，没有形成形式化、公理化的理论系统，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天文学、医学和农学科学中非常突出。人们的思维常常留在经验层次上，喜欢具体而轻视抽象，喜欢实际而轻视玄思。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发展出有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思辨哲学。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点已为许多人所承认，为有关学者所证实。但是，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缺乏理论性的科学著作，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聪明，正好相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的智慧都是很突出的。问题在于，传统的实践经验型思维，使中国人缺乏理论思考、理论探索的习惯和传统，因而造成这样的结果。”【注2】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却这样武断地、视而不见地否认中国的学术理论有哲学方法的指导，令人吃惊。这段摘录充分说明了当今学术界中受西方哲学影响和左右是多么的严重，有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是中国科学技术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只是近三百年来相对落后了，主要还是中国哲学的失落和社会未前进造成的。但认为各个学科无理论而只是实践经验积累的观点，则是必须纠正的。就中国哲学方法而言，自古以来就有《易经》、《尚书》、老子、孔子、庄子等给予了详细的论述，已经形成一套以整体观方法论为主，并有形象整体思维作为实施的哲学方法，是纯中国式的方法，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同的、独特的、优秀的哲学方法，在它的指导下各个学科均有各自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因为与西方哲学方法不同，所以也不会像西方哲学一样均有形式化、公理化的理论体系，而是有符合自己哲学方法的理论体系。如中医学至今不衰的原因，就是其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所致，用西方哲学及西医学却无法认识它，而强加给它没有理论只是经验总结的帽子。由此说明，说中国的学科没有理论是因为不认识它，而不是没有!说中国式思维是传统的实践经验型思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注释：

1.《大道运行论》第10页，司马云杰著。

2.《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第121页，蒙培元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五章：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

中国哲学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从它的形成之日起，就开始指导中华文明的创立了。要了解中国哲学和懂得中国哲学，必须深入到由其指导创立的具体学科中去，因为，如果只讲哲学而脱离具体学科，哲学将变的枯燥无味，哲学必须要有具体学科作为其依托才能把它的真实内涵显示出来，否则它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本讲将对中国哲学方法如何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进行论述。作为汉字，既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又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内涵，而且在汉字大规模创立之后，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汉字已经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了。就汉字而言它也是中国哲学最早指导创立的中华文明内涵之一。

汉字是世界上与众不同的、独树一帜的文字。大量事实证明，中华文明源自《易经》，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也源自《易经》。当我们将《易经》所示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同汉字创立的思路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发现，这二者是同一的。汉字的大规模创立，是在有了世界上与众不同的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得以实现的。文字界一般用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来区别不同文字的内涵，汉字被称之为表意文字。然，这里的表意文字实质是指象形文字，即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就象形文字而言，它是一种简单的、不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这样，用表意文字(象形文字)来说明汉字就带有了贬义，就像人是从猿进化而来，但人不能叫猿人一样，汉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也就不能再称它为象形文字，为避免混乱，就直称汉字为好，汉字是指“六书”具备的文字，是以会意为主，与表意文字所涵指的象形文字内涵不同。这样，才能使汉字的内涵与所谓表意文字的内涵区别开。当然，汉字的主要内涵是形、声、意三者兼备、三者是同时出现无法分割的，其宏观与核心均是会意，但这时的汉字已不是象形文字。由于现今文字界已将表意文字作为象形文字的代名词，为了说明汉字已不是简单意义的象形文字，故不用表意文字这个名词来说明汉字，使之能摈弃这个贬义词对世人的误导。有的学者为了将汉字与带有贬义的表意文字概念区别开，用了其它的名词，如意音文字、表词文字、拼形文字、拼意文字等等，总之，汉字之所以成为汉字，是以它冲破了象形文字的束缚，能够完整记录语言及各种抽象事物为标志的。从汉字的发生、发展到大规模创立的过程看，如果没有中国哲学方法作为指导方法，它是难以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的。从中国哲学形成的年代看，它早于汉字大规模创立的年代，这是其一；其二，汉字的大规模创立是在有了“六书”的造字方法后才得以实现，而从“六书”的内涵中又可以看到，它是在把握了语言和文字的宏观后产生的，对一事物从宏观上加以把握是中国哲学的灵魂，这又证明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是分不开的。无此，便说不清汉字的独特性。

说汉字的大规模创立，主要是指汉字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指导，突破象形文字的束缚，发明了“六书”造字方法为前提的汉字体系的建立，因此，在汉字之前还应有一个象形文字阶段。考古发现证明，在6000年前汉字确有一象形文字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关中国哲学方法已经形成，《易经》中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数字卦和古人对龙向上精神的推崇等等，也是这个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正好和相传的伏羲时代相符合，文字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湖北省考古工作者1994年在宜昌杨家湾遗址发现我国最早象形文字，把文字起源推到6000年前。杨家湾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考古队员从该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石器、玉器，还发现170余种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这些符号记录当时人们对生活中事物的复述和描绘，代表固定的含义，有一定的规则；从笔画运用看，不仅有直笔，还有大量运用圆笔，殷虚甲骨文的许多符号与之十分接近。专家们认定，这些符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符号是从遗址中一处直径10米、文化层厚度3米多的大灰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均刻画在陶器的圈足底外面，其象形性可划分多种类型，有的如水波、闪电、太阳升起等自然景观，有的似谷穗、垂柳、花瓣、大树等植物，有的像长蛇、贝壳等动物，有的像鱼钩、渔网、弓箭、叉具等生产工具，还有的反映了房屋建筑和人类劳作的情景。”【注1】6000年前的这些象形文字，证明了汉字在大规模创立之前，的确有一个准备阶段即象形文字阶段。所谓象形文字，是说它还无法记录和表达抽象的、情感上的、无形可状的语言和认识，是属于还无法完整记录语言、但是可以表达简单事物的文字阶段。象形文字的数量是有限的，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居住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其数量也只有两百多个，宜昌象形文字的被发现，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头衔应让位给中国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类语言早已存在有百万年以上了。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对河北省阳原县发现的大批160万年前的石器和骨器即当时人类使用的工具，属于迄今所知最早的细石器文化时期文物的研究后认为：“160万年前有如此进步的石器，从加工如此精细的石器来看，当时的人已具有相应的语言，否则，石器制造过程中，传授技术，模仿打制，改进提高，没有语言交流是不行的。”【注2】另，据考古发现，迄今中国最早的契刻符号出现于距今约8000年的斐李岗文化墓葬中随葬的龟甲骨器上，“这些符号同后世甲骨文在某些方面颇有近似之处。”【注3】迄今最早的象形文字是在宜昌杨家湾发现的距今约6000年前人类使用的陶器上，有170余种象形文字刻划符号。可见从语言的产生到象形文字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160万年，而此时的文字还不是可以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说明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其创立是多么的艰难。而在6000余年前，影响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中国哲学方法已经形成，并已应用渗透于文明创建阶段的各个方面，在现今发现的这个时期里许多刻划符号中，还有记数的纯数字刻符和属于《易经》的刻划符号--数字卦刻符。最早的纯数字刻符，是距今约6000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出现的：“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在距今四千年到六千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出现了数字的刻符。如‘一’(1)、‘二’(2)、‘X’(5)、‘ù’(6)、‘?’(10)、‘??’(20)等等。更有趣的是，有的陶片上有形如‘?=’的刻符，有人认为这是表示数字12的。此说如果正确的话，则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十进制书写法的证据。”【注4】最早的数字卦刻符是距今约6000～5500年之间在江苏海安青墩出土发现的，它们也属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刻划符号之一。这些发现已经证明，在距今约6000年的时期，汉字大规模创立的所有条件均已具备，因而在2000余年后的商代，汉字终于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被大规模创立了，这就是甲骨文。此时汉字的结构即造字方法上，已经是“六书”具备了。最早的甲骨文出现于夏代，一般认为到了商代得以完善。从迄今发现最早的刻划符号(距今约8000年)到象形文字(距今约6000年)约用了2000年时间，从象形文字到商代甲骨文(距今约3600年)，约用了2400年之久，可见由最早的刻划符号到象形文字，由象形文字再向“六书”具备的汉字过渡所费时间是相当长的，但这段时间相对于语言到契刻符号诞生的时间又是相当短的，说明了语言的发展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由表达具体事物到抽象事物的过渡所需时间是漫长的。但是，语言能够表达的抽象事物，象形文字是无法将它记录下来的，当社会发展到必须用文字记录或表达抽象事物时，即哲学方法得以形成之后，象形文字就不能适应这种状态，必然要向前发展为能够与人类思维能力相符和的文字。同时，语言也在扩展，因为它也要表达思维所产生的各种想法和意图。有了哲学方法，又有了象形文字，加上语言的不断扩展，就为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准备好了条件。当古人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在语言和文字的长期使用和发展中，逐步把握到了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宏观--即表意的要求，“六书”这个区别于象形文字单一造字法的宏观造字法应运而生，终于冲破象形文字的束缚，使汉字得以大规模创立，成为今日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与象形文字一脉相承又高于象形文字的、形声意三者兼备的优秀文字。由此，对汉字可以总结为“由象形始，到六书归”。

哲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中国文化中更显出其特殊性。中国哲学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这一事件的确是要大书特书的。因为在此之前，对汉字的研究均仅仅局限在字形的继承上，而忽视了对汉字的宏观认识。既然文字界将象形文字等同于表意文字，那么，就应该在汉字的表意功能上做文章，真正找出汉字为什么能由象形文字得以大规模创立的原因。对此，古人是十分清楚的。而今人却由于受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影响，非但没有从汉字的表意功能入手去找它大规模创立的原因，有些学者反而一味追求将汉字改换成拼音文字，并认为汉字只有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个结论的确将汉字研究引向了歧途，如果按此观点走下去，中国文化将被破坏致尽。文字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绝不是只有拼音文字一条路，否则汉字就不会到今日还在被使用。汉字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到大规模创立，是有其深厚的文化与哲学根源的。汉字是怎样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大规模创立的，这在文字界、哲学界还是个空白，这个问题不讲清楚，汉字以及中国文化的前途的确令人十分担忧，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内涵被揭示出来后，对以它为指导方法创立的中华文明中的各个学科进行详细阐述，是必不可少和十分重要的事情。

所以，从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汉字，学习汉语，是提高中国人智慧的第一步；当中国人能自觉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进行观察事物研究事物时，这才达到第二步，即中国哲学得以复兴；第三步，则是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将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科技文化的中心。真可谓：汉字兴，中国兴!

注释：

1.《字的基本知识60题》第39页，王鼎吉编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4月版。

2. 同1。第5页。

3.《中原文物》杂志，1992年第3期：“中外文明起源问题对比研究”马世之撰文。

4.《中国的一百个第一》第3页，张大卫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六章：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了中医学的创立与发展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医学，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它的创立同样是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得以实现的。作为哲学方法必须要有一个载体，中医学则恰恰是中国哲学方法极好的载体之一，无此，中国哲学方法将无法说服人，也无法被人掌握。在中国哲学方法诸多载体中，中医学还在教授和应用，有一个群体中医学界存在着，可以说中医学是中国哲学方法得以复兴的火种，所以，清楚地知道中医学是如何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被创立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中医学的创立可以说主要有这几个部分组成：首先，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关对一般药物的知识和处置创伤手段的继承和发展；其次，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从对把握到的地球万物的宏观中认识到，自然界是处在一种无思无为即“静”的状态之中的，而人类的有思有为，与“静”的无思无为相悖，为使人类在有思有为的状态下重新达到“静”的状态，是天人相应的内涵之一。由此发明了导引术(即气功)，继而发现了气的存在；第三，由发现气的存在，进而发现了经络的存在；第四，由对经络的认识以及它与万物宏观的相互关系，中医理论及中药学得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古人用中国哲学方法把握了地球万物的宏观，并认识到它“静”的内涵，由与“静”相通把握了人体生命的宏观--思维与健康长寿，和人体生命的核心--气血。这正符合中国哲学方法认识事物的原则：首先要把握事物的宏观，其次要把握事物的核心。这里的关系是，人是万物中的一员，在最大的宏观上与地球万物是一致的，即阴阳五行，“静”也是这个宏观的内涵之一，意即无思无为。人体生命也有自己的宏观与核心，从人是万物之灵的认识看，人与万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抽象思维能力，是有思有为的。思维是影响人体生命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思维是人体生命宏观的一个表现，它与万物宏观的“静”无思无为是“相违”的，如何使人与万物的“静”即在大宏观上相一致是一个大问题，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古人找到了这种相通的方法--气功，气功是使人在“静”的内涵上与万物相通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人体生命的宏观是思维与健康长寿，对任何生命而言，尽量加长生命的由生到死的过程是生命自身所希望的，人体生命也同样如此。人体生命的核心是气血，因为气血在体内流行通畅，生命就健康无病。以人体生命的宏观与核心与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相应，围绕着气血这个核心去把握生命的长寿健康和祛病延年的方法，是中医学的主要内容，中医学就这样被创立了。读者沿着这条线索，以中国哲学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纲，就可以认清中医学被创立的根源，也可以明白，否定阴阳五行及阴阳五行学说意味着否定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被否定，中医学也只能成为经验的集合了。

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以阴阳五行这个地球万物的宏观为前提，根据人体生命与地球万物的关系，创立了中医学自身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学说，这是《黄帝内经》的功绩，至于中医学中其它各个学说，则均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统领之下建立的，否定阴阳五行及阴阳五行学说，就无法学懂中医学。对阴阳五行与阴阳五行学说来说，二者则是有区别的，阴阳五行就是对地球万物的宏观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则是中医学这门学科的宏观，无此，中医学就无法被创立。之所以说中医学是一门宏观医学，主要是因为它的创立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由对人体生命的宏观与核心的认识与地球万物的宏观与核心对应起来，形成了以天地变化为依据，以人体生命健康长寿为目的，使天地变化与人体生命健康长寿相对应的一整套医学理论。由于它是经过千万年考验和无数从医者运用中国哲学方法结合临床的产物，故是经得起时间和临床的考验的。

简而言之，地球万物的宏观与核心--阴阳五行与土行(即地球本身)；人体生命的宏观与核心--思维、健康长寿与气血；中医学的宏观与核心--阴阳五行学说与经络学说，三者是一一对应的，这也是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论根据，甚至也是中国文化中各个学科创立的原则。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由于它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则更可以看到，古人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运用是非常熟练和清楚的，尤其是医家。有兴趣者或中医同行，可根据此文和笔者阐述的中国哲学方法和中医学创立的思路和发展过程，再去详读《黄帝内经》，则能够体悟到中医理论的高明全在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非从医者，不会因为不懂医而读不懂，反而能从中体会中国哲学的伟大之处；接受过现今中医教育的人，则在更大程度上要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武器，摒弃现今中医教科书西化的误导，纠正对中医学不正确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中医学的创立就像汉字的大规模创立一样，也是从最初的、最简单的、人们熟知的常识和状态中，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加以提高，并能突破原有简单形式的束缚，达到形而上的高度。这就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容易的。(在今天，人们会为濒于灭种的动植物去投放巨资给以保护，而对人类文化中唯一的以宏观方法创立的各个学科的中国文化的失落，却没有这种意识，是否能像保护野生动植物那样去对中国文化进行保护呢？因为中国文化各个学科一旦失落，将无法弥补，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必须让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清楚、都关心中国文化在现今的遭遇和状态，使弘扬中国文化成为全民族的事。

我们只要以创立中医学的指导方法去学习和理解中医学，就不会得出中医学不科学的结论，因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创立的方法上不同，就不能用西医学创立的方法来对中医学进行生搬硬套。现今对中医学的认知已经走入了这个误区，近百年来中医学几乎没有创新和发现新药，原因是中医学创立的方法已无人知晓，药物归经的方法更是无人问津，中医界中存在着只注重技法而忽视理论的倾向，是经验实在论的表现。在中医学的教科书中，仍然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仍认为木、火、土、金、水五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从而将阴阳五行学说的真意给误解了；也没有把药物归经学说作为中药学的重点，故需要重新认识中医学就必须懂得创立它的指导方法：整体观方法论和形象整体思维。中医学从创立到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今人要使它继续为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人民医治疾病，就必须去学习掌握指导它创立的中国哲学方法，使它能得以发扬和继续发展。

第七章：中国哲学方法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创立的指导方法(上)

中国哲学方法是诸子百家学说创立的指导方法。诸子百家是指先秦社会中的各门学说。诸子产生于东周或更早时期，这个时期正好是《周易》终结的时期。《周易》的终结标志着中国哲学方法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尤其是被当时的士大夫们掌握，并在当时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经济中，士大夫们开始研究和探讨各门学科的理论而创立了诸多学说，这被后人称作诸子百家。诸子的产生，是中国哲学方法已大行其道的证明。但这不是说到了这个时期中国哲学方法才被人认识和运用，而是诸子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自伏羲时代的《易经》集大成后，已成为中国人创立各自学说的指导方法。故现代将老子、孔子等均冠以老子哲学、孔子哲学，实际上讲的已不是中国哲学方法，而是各家学说，因而不具备有真正哲学的普遍意义。现在，用中国哲学方法来诠释诸子百家，就是从诸子百家创立的指导方法入手，去认识他们是如何运用这套方法的，这在现今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诸子百家主要学派是道家和儒家，传统划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而来，共分为十二家，分别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农家和方技家，兵家在现代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医家则被放在了方技家中，显得有些冷落。本讲主要讲道家、儒家及兵家，医家第六讲已经讲了。

一 道家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道家是由于老子的《道德经》而冠以道名的。在此需要讲明的是，道家与道教是不同的，这不同点主要是道家不是出世的，而道教则是。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说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详细诠释，而且完全是以哲学的形而上阐述的，加上运用的是形象化方法，故今人看不懂了；庄子则根据老子的阐述，以他独有的浪漫手法和比喻功夫，将哲学的形而上内容，用故事、比喻、寓言以及对自然现象的现实，进行了深入的说明和解释，更进一步的将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内涵给予形象化，使之生动活泼，耐人寻味。以下将他们分别论述。

1。老子

老子主要是以他五千言《道德经》而传世的，他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益曰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史记》云：“老子居周久矣，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的《道德经》，是以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进行了解释，从以《易经》而出的中国哲学方法来看，他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解释是十分恰当的。并且，尤其是对什么是宏观，怎样认识宏观和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的确证明了他对这套哲学方法的深刻理解和应用能力。把道比作宏观，并作了大量的论述和比喻，是老子的功劳，因为，在此之前，“道”早已被当作宏观应用了，但只是应用而已，并未有详细的解释，在中国最早的商朝政府文告之书《尚书》中，就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语句，这里大道的道，就是指宏观，但是在老子之前，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将“道”解释清楚。故，老子不是“道”的首用者，而是最先对“道”进行解释的人。老子不光是对道进行了解释，而且从他的《道德经》中，我们今人可以看到老子对哲学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他所讲的道，是哲学意义上的道，故是极具形而上内涵的，又由于他运用了中国哲学方法中独特的形象化方法，将道的形而上意义叙述的一清二楚。哲学意义上的道是极抽象的，它不像具体事物的道即宏观那样有具体的形象化后的形象，所以，老子对道的解释是极为正确的。《道德经》有道德二字，这里用的道德不是现今对道德的概念，而是两个概念：道，在这里是指宏观；德，在这里是指法则或规律。由此出发，《道德经》按现代意义解释应是宏观及其法则之书。老子将《道德经》分为上下篇，上篇为道经，是专门讲宏观的；下篇为德经，是专门讲法则的。老子对“上下”本身也有区分，他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对上下最好的区分，形而上就是指宏观，形而下则是指具体的事物。《道德经》共有八十一章五千言，上篇为1～37章，下篇为38～81章。

《道德经》上篇为道经，只要遵照中国哲学方法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要求来认识道，即把道作为宏观，再来读它就会容易的多了。道经开篇就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语就点破了中国哲学方法中的形象化方法。对此句的解释非用形象化方法解释不可，否则就无法说清楚它的本意。此句的本意应是道即道路也可以用作宏观的道的，但这时的道已不是平常的道路的道了，而是经过了形象化方法后的道了，原来具体的道路的道已被形象化方法给化掉了，此时的道已是具有宏观意义的道了，并且用道给宏观冠名，其本意仍有道路的内涵，但已不是具体的道路的道了，故称“非常道”；由此，名也一样，同样是道的名字，但具体道的内涵已经给化掉了，因而已具有宏观意义的道，这个名也不是平常意义的名了，亦即当给宏观起了道这个名后，这个名也成了形象化后的名了，故称“非常名”。老子用这十二个字就把道的宏观意义给概括了，理解了这十二个字的含义，对整个上篇的理解就十分容易了。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道，不是指万物的本源，而是指万物的宏观，道不会孕育万物而使万物生生不息，而是万物在道即宏观下，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而生生不息。将道看作是万物的本源，是西方哲学的内容，是套用西方哲学方法的认识，这就将道的本意给抹煞掉了。将道的本意即宏观给抹煞之后，道也就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道了，不懂中国哲学方法就会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结果是即误导了今人，也使得老子真正的内涵被错误的论点给埋没了。

上篇1～37章中主要是解释道的，现就其主要的章节论述如下：

《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激(改三点水为白)，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首，随之不见其后。”

此章中老子运用了中国哲学中的形象化方法并非常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宏观。因为宏观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绝对真理，宏观是属于形而上范畴的，故它是一个没有具体形象的但又是存在的事物，对这种既存在又无法看到、触到的事物，如何表述是中国哲学方法或中国文化的一个创举，这就是运用了形象化方法给予解决。用形象化方法来表示宏观，使人们能够在有了一个形而上的形象去对宏观有所认知，既解决了对“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宏观的表述，即给宏观以一个形象化后的形象；又解决了如何描述宏观的困难。这时的“道”，已经从具体的道路化为虚无的“道”，即形象化后的“道”了，因而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为什么要以“道”来表述宏观，老子在此已经点到了，即“迎之不见首，随之不见其后”，在具体的漫长的大道上行走，就有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状态，将大道的这种状态形象化后，就成为对宏观的表述，也使人在理解宏观上有一个与实际状态的对比感，这对理解宏观是有益的。老子根据古人对“道”的应用和对“道”的宏观认识，自觉的用形象化方法对“道”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证和说明，也证明了当时中国哲学方法已经传播开了。

《第七章》：“天地长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即宏观来说明天地为什么能长久，由此来喻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是因为他懂得把握宏观的重要性，一切从宏观出发，就能获得成功。

《第十六章》：“道乃久。”

宏观是永远存在着的，故久。

《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

此章将宏观的意义讲的非常清楚。即宏观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在天地生成之前就是存在着的。古人没有宏观一词，但用了形象化方法，将其谓之“道”，即道就是宏观。宏观是大的，但又具有朴散性，虽然大而远，但又是远而近的。

人之所以占四大之一，是因为认识“道”大，天大，地大的只有人。

故人是生活在地上的，就要按照地上的规律生活，地要遵照天的规律运动，天要遵照“道”即宏观的安排运动，而“道” 本身则自然界自身存在着的，是离不开自然的。

《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上篇最后一章，将“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内涵引向统治者，认为如果统治者能遵照宏观的内涵去行事的话，社会将会无为而自化，即一切事物会以其自然的规律得到发展，社会将得到安定即自化。也证明道家不是出世的，他一直在以宏观的无为内涵告诫统治者要无为而治。

下篇38～81章主要是解释“德”的，现就其主要章节论述如下：

首先还要强调“德”的中国哲学内涵。“德”在中国哲学中的真正含义是指事物自身发展必然的规律与法则，与“道”的宏观内涵相比，“德”的涵义比“道”具体化。故称为下篇。讲法则或规律是下篇的主要内容，故各章均是从不同事物不同角度来论述法则或规律即“德”的内涵的。

德经开篇就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首先将道与德的关系讲明，只要德符合于道即宏观，就是上德，上德在道的意义上看它似乎是没有德的，然，认识和明白道的内涵就是有德；反之，处在具体事物中并认识了具体事物的规律和法则，看起来没有失德即把握了具体事物的规律和法则，但没有认识道即宏观，仍可以认为是“无德”。这里将“德”的内涵概括的恰到好处。如果对“德”不理解，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整个德经，此句的意思是：上德，是指把握了宏观，即凡是符合宏观的“德”就是上德。上德又为什么不德呢？这是因为“德”是指事物的规律与法则，中国哲学方法要求把握事物首先要把握它的宏观，其次要把握它的核心，这本身就是对“道”的自身认识的法则。上德是符合宏观的，看起来不德即没有“德”，实际上是“有德”的，故“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反之，“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指“下德”的下的涵义应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下，这里的器是指具体事物，“下德”意为具体事物的“德”即规律和法则。然，研究具体的学科或事物是一定要找到它的规律和法则的，故“不失德”；但是，只找到具体学科或事物的规律和法则，却忽视或不去找与之相关的宏观的规律和法则，即找到的具体学科或事物的规律和法则不符合宏观，所以“是以无德”。

不符合宏观的具体学科或事物的规律和法则，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有用，但不具普遍意义，把握具体学科和事物的“德”，一定要符合“道”即宏观，上篇已把“道”的涵义讲清楚了，所以，下篇的“德”是以“道”为前提的。然，“德”之至大，与“道”是一致的，因为“道”本身也有自己的“德”：在中国哲学方法中，要求把握了事物的宏观，其次还要把握它的核心，这是把握“道”的法则，即“德”。

《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明，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讲德就要从最大的方面讲，凡是“得一者”都会得到好的局面。“得一者”即是得道者，一指道或宏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规律，也是最大的德。

《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虚，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讠内。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此章在讲事物及人事的“德”即规律。

《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

将德的内涵引进治国方略。中国的烹调讲究五味相配，掌握各种火候以及各式各样的调料相和才能作出色香味俱全的好菜，以此来喻治国非常恰当，也是告知统治者如何治国的规律和法则。

《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以人生及草木为喻，说明柔弱与坚强的生死关系，这也是一种规律和法则。……，……

总之，只要理解了中国哲学方法，并真正以“道”“德”的本意去读《道德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对中国哲学方法不但是精通的，而且能以恰当的词句去论述和解释。其上篇(道经)讲宏观讲的就恰如其分；下篇(德经)讲法则和规律也是有条有理、层次有序。所以，对老子的认识，应当是他对中国哲学做了十分重要的解释，但要分清的是，这套哲学方法不是老子创立的，老子只能是作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而不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更不能说是老子哲学。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民族通过数百万年的生存斗争逐步形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2。庄子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名周，宋国蒙城人。生于前369年，卒于前286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一书语言生动、形象、俏皮、精致，是古代散文的精品，对后世影响极深。

《庄子》经常以形象生动的故事来说明“道”的内涵。如对“无为而治”的认识，他在《山木》一章中，以参天大木(树)木匠不去砍伐，即此大木(树)无用才得以长久的事实作比喻，以无用之大用的结论，将无为而治的内涵揭示出来。为了更详细的说明，在《世间》中如此述道：“匠石之齐，至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擎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仍不顾，遂行不缀。弟子厌观之，走近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缀，和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败，以为门户则液满(改水为木旁)，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才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庄子多次以无用之材的树得以长大来喻“无为”的重要性。“无为”的实质是顺其自然，不要将“无为”理解为无所作为。故庄子对此总结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在《大宗师》中，将宏观的难于把握很形象的表述出来，其谓：“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宏观，就是“恒物之大情也”，它“藏天下于天下”，既跑不了(而不得所遁)也难于把握。故宏观是不怕人去“偷”的。中国人的所谓战略谋略，就是指宏观，而且以看谁藏得过谁，谁的谋略不被对方发觉识破，谁就会取得成功，这就要看谁能真正把这个谋略“藏天下于天下”。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勾践的“卧薪尝胆”；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周俞的“打黄盖”等等；中国名著《西游记》中，经常有孙悟空变成所要征服的妖魔的描述，即用的此方法，将孙悟空“藏妖魔于妖魔”，总是无往而不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无人知晓的谋略，是“藏天下于天下”最好的实例，至今只有吕加平1996年才将“文化大革命”的谋略从“天下”中找出来。中国人的大智慧与把握宏观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证明。

对宏观的不同层次的理解，庄子在《逍遥游》中将它表述的淋漓至尽，以鲲鹏的大和蜩与学鸠以及斥鹌相比较，提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差别，是不同层次不同标准以及不同寿命带来的，如“朝菌不知晦硕，蝼蛄不知春秋”，“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不同层次的差别，也带来了不同层次的宏观，故他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来承认这种差别，他用了“不及”二字，说明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瞧不起的含义。

庄子在《说剑》中，以宏观及微观的不同层次的比喻，说服了赵文王，可见道家不是出世的。现摘录全文，作为道家的结束。

《说剑》：“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多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许，国丧，诸侯谋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弗受，与使者俱往见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赐周千金？’太子曰：‘闻夫子明圣，谨奉千金以币从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庄子曰：‘闻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绝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说大王而逆王意，下不当太子，则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说大王，下当太子，赵国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君子所见，唯剑士也。’庄子曰：‘诺。周善为剑。’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见王，事必大逆。’庄子曰：‘请治剑服。’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太子乃与见王，王脱白刃待之。庄子入殿门不超，见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王曰：‘子之剑何能禁制？’曰：‘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悦之，曰：‘天下无敌矣。’ 庄子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愿得试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设戏请夫子。’

第七章：中国哲学方法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创立的指导方法(下)

二 儒家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他的述而不著，使得后人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去理解他的学说，尽管如此，儒学的创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孔子依照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研究了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法而立的。在对待管理国家的问题上，儒家与道家是有差别的。道家对管理国家的认识是注重“君子无为而臣有为”，强调一国之主一定要无为而治；儒家则提出了具体的内容，即仁义礼智信。一个国家以及众多各层次的管理者，只要做到这五字的要求，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并要求管理者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第八)，“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第十四)。

为了使这些管理者真正做到仁义礼智信，孔子首创办私学，以教育为主要方法进行，为此他还提出“有教无类”，使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受到教育，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有教无类”是指孔子只教授男性而不教授女性，这种性别偏见是孔子以及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自此以来，中国百姓一般是不送女孩子上学堂的，直到现代才得以改变，但也时常有女孩失学的报导，可见流毒甚广。

从宏观上把握事物是中国哲学的灵魂。管理好一个国家，主要是人的因素。孔子从这点出发，必然要从教育入手，这样才能培养出能够管理国家的官员，这些官员即属于孔子的君子内涵；在“论语”中，君子一词经常出现，有时是指君王，有时是指官员或学者，但后者的比重大；小人一词则于君子相对，有时指不道德的人，有时指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但也是后者的比重大。从中国哲学方法意义上来看孔子的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则君子是指能够从宏观上认识事物的有学问的人；小人则是之注重微观或具体事物的、不懂得宏观的、文化较低或没有文化的人或老百姓，在大多论述中的小人不是指不道德的人，即不是贬义。君子于小人实际上是从老子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义转化而来，故，孔子有“君子不器”(为政第二)之语。

由于是从宏观上把握事物，故教育学生成为君子，自己首先得贯道，这个道即指宏观或中国哲学方法。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以”(里仁第四)，“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一直就自认为是君子，“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第九)”故他的学生要成为君子也必须像他一样懂得道。孔子以把握宏观的方法将什么是君子的行为概括出来，实际上就是教人如何依道来做人。孔子有许多这样的排比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第四)”“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第七)”“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颜渊第十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第十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第十五)”等等。

由中国哲学方法孔子强调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并不是今人所理解的是折中的意思，它是把握事物的中即核心的意思，“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第六)”“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第十三)”

但，由于孔子并没有研究中国哲学方法，只是“闻道”，故在运用时难免出现一些极端的认识，如他歧视妇女的观点，根深蒂固，毫不掩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明明是十人，有一个妇人，孔子就来个视而不见，硬说九人。还有就是其著名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认识，与他所说的中庸之道、和为贵等等是相矛盾的。

但纵观论语，孔子是懂得中国哲学方法的，他的大多论述均是从形而上的高度去阐述的，少数论述有偏离中国哲学方法的地方，如上所述。故孔子只是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创立了儒家学说，而不是孔子哲学或儒家哲学。

三 兵 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代表人物有孙子、吴起、孙膑和尉缭子等。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子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并且中国的兵家即战略及兵法，在世界上也是独占鳌头的。这是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因为对任何学科来说，只要把握了它的宏观，那它就会经久不衰，经的起历史的考验。《孙子兵法》在世界上被各国所推崇，并且历经2500年仍不失其指导意义，就是因为《孙子兵法》从宏观上把握了战争的内涵，故历久弥新。

兵书在我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可以上朔到殷商的甲金文时期，至西周，便有了真正的兵书。最早的兵书是西周时的《军志》和《军政》，已经失传。可以说，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标志是《孙子兵法》。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战争一般多与国家或民族有关，它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如果不以国家或民族的存亡去把握战争认识战争，那是非常危险的事。而兵法的宏观就是要使本国或本民族在战争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在战争到来之前，一是要有预见性；一是要设法避免或阻止。在战争发生后：

一是要有全国上下一致的反对战争的意志；一是要有对战争全局的清醒认识，组织军队进行作战。中国的兵法包罗了以上各个方面，并且均能从宏观和核心上给以详细的论述。所以，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教科书，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教科书。

《孙子兵法》恰恰是这样的一部教科书。孙子运用中国哲学方法，总结前人的经验，成为兵法的集大成者，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因为是要进行战争，故在运用中国哲学方法时，既有对战争宏观的把握，又有对战争微观即具体作战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既注重了形而上，又强调了形而下，是二者兼备的。并且篇篇相扣，句句相应，绝不是纸上谈兵。

《孙子兵法》共计十三篇，篇篇均有一主宰即宏观的内容，然后其下有多种具体的措施与方法，即先以宏观概括，去照应以下的各个部分，一切均在宏观的笼罩下得以发挥和运用。《孙子兵法》的第一篇是最重要的，它不仅有对本篇的宏观概括，也是对全书的宏观概括。象《道德经》一样，开篇第一句就将其宏观点出。《孙子兵法》谓：“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国之大事也”既是指军队，又是指国家之大战略；既要顾及本国，也要注意凡是有关的每一国家的动态。“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谓这是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是不可忽视和怠慢的。不重视它是难以立国的，它对国家的存亡，百姓的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发展均会带来发展或破坏。从宏观上对战争的把握，就能在战争未发而先知，就能有充分的时间制定应付战争的战略和谋略，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将其化解掉，“上兵伐谋”(《谋攻篇》)就是此意。既然“兵者，国之大事也”，那么，国之大事是不能随便暴露的，“兵者，诡道也”即是此意，并且上下均适用。作为统治者，在把握了有关战争的宏观后，已经先知了，那么，就要用各种方法进行制止战争，防止战争的发生；或为了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也要制定战略与谋略，历史上许多有声有色的战争故事，均是战胜方对战争的宏观把握，运用了各种诡道来蒙骗敌方而获得胜利的；在具体作战上，也同样离不开诡道，可见“兵者，诡道也”是一既包括宏观又包括微观的双关语。诡道，涵有庄子的“藏天下于天下”之义，孙子用了具体的方法给以说明：“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意即：能，即可以做或可以敌，但示之不能或不敌，将能藏在了天下；用，即某个人物或某一地点十分有用，但示之不用或没用，将用藏在了天下；远近也均是如此。这种“藏天下于天下”的方法，实际上从把握宏观中认识到的，因为宏观就是藏天下于天下的。可见，从把握宏观，进而将如何从天下将宏观找出来的方法，反过来运用在兵法谋略上，是兵家对中国哲学方法的具体应用。制定战略和谋略，是兵家的宏观所在，但这是不能示之于敌或公开的，而必须将它们藏于天下，使敌方无法发现，这就是诡道。

孙子在《谋攻篇》中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名句，这是与“上兵伐谋”相对应的。其内涵仍然是首先要认清宏观，及交战双方的情况，利用各种各样的谋略达到不战而胜的局面， 这样不但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也避免了人员的伤亡和城市及经济的破坏，故“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中最好的结局。但不战而胜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运用的，它是根据具体情势的变化和条件才能得以实施的。把握了宏观，就可以利用各种因素，不显山露水地去造成敌方丧失对抗的信心而认输。

对任何事物一旦把握了宏观，就能对此事物有一透彻的理解和认识。《孙子兵法》正是如此，故在2500年后的今天，依然对战略的制定和具有竞争内涵的事物有指导意义，仍不失其作用，其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的内涵及宏观的稳定性，均不说自明了。把握了战争的宏观，由此因为战争而发的每一个细节均成为兵法的内容，从战略的制定，将才的使用，军心的鼓动，粮草的准备，战术的法则，外交策略的制订以及作战时地形地物的利用，兵力调配的虚实变化，进退速度等等，均能在宏观的指导下得以正确的认识。孙子对此提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兵贵胜，不贵久”；“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等等。可以说，孙子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运用是炉火纯青的。

第八章：中国古代科技发明与发现有赖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

中国古代，被西方人称为是发明的国度。的确，中国古代众多的发明与发现，对世界文明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中国在300多年前，科技水平一直是领先于世界各国的，这个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智慧的民族。近300多年的历史，也说明了清代的满清统治是中国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达到了赤贫状态，这种状态是没有科技可言的。由于满清统治集团对汉文化的压制和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后的赤贫状态，中国的科技发展停滞不前，而西方科技却迅猛发展，在中国人中产生了一种民族自卑感。这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上，甚至汉字都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罪魁，鲁迅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认识，是这种民族自卑感的典型显露。就是现今，明明是中国艺术的精华和古代各种文物所代表的当时的先进技术和智慧，却非要有外国人说好才行，也是这种自卑感的遗毒。一个民族首先要有自豪感，尤其是中华民族，她值得我们自豪的东西太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崇尚向上精神的民族，要除去这种自卑感，就要改变由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全盘西化的文化形态，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最具破坏性的。要改变这种全盘西化的文化形态，只有以弘扬和推广中国哲学方法为核心的、掀起中国文化复兴的大业，真正让中国人恢复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才能唤起失落已久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和发现是众多的，在全世界首创性的发明中，占了50%以上，并且许多发明对世界文明起到了推动作用。如马镫的发明，在六世纪末传入欧洲，使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而火 药的发明，在十三世纪传人欧洲，又加速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通观世界历史，从未有其它任何发明像马镫和火 药的发明有促进社会进化的功能。

讲中国古代的发明与发现，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只是死抱着古代的辉煌不放，而是要我们首先认清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完全是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获得的。如果中国哲学方法得到复兴，一旦它重新回到中国人民中间，中国人的创造力将再次显现出来，中国的科技发展就不会总是跟在西方后面，而是站在西方现代科技的台阶上，用中国哲学方法进行指导创新。

科技发明与发现是与人类生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与发现同样如此，并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古代中国主要的发明与发现的成功，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是不可分的，需强调的是，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中国人的大智慧的内涵。

1.农业

中国是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国家，考古发现距今八千年甚至一万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开始种植农作物了，像河南新郑裴李岗(距今7900年)河南密县峨沟、河北武安磁山(距今约7000～6000年)等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农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磁山和稍后的西安半坡遗址还有储存粮食的窖穴和保存完好的粟米；浙江余姚河母渡遗址不但出土了大量翻地用的骨耜，还有大量的稻谷。中国也是最早驯养家畜的国家，如在八千年前就开始训养猪了。进入农耕文化不是简单的种种粮食饲养牲畜，而是对天文地理有了一定的认知，对季节变化规律的掌握，对农耕工具的发明，对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建筑房屋的技术等等，均证明古人已经能用在当时还未被集大成的中国哲学方法思考有关生存的各个方面了。最令人惊奇的是，6000年前的石犁，居然和现今的一样，对犁的发明是农耕技术的一大突破，因为犁头的一个小角度，能使犁过的土上翻下，下翻上，并形成一垄沟，这个发明至今仍在被使用。古代欧洲农业的大发展，就是因为中国的农具尤其是犁的传入，才得以实现的。

2.纺织印染

纺织技术在商周已相当发达，现今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是在浙江吴兴钱水漾一处5000年前的遗址中，发掘出麻布残片细麻绳和一小块绢片一段丝带。绢片的经纬线都是每厘米48根，丝缕相当均匀。相传黄帝的元妃嫘祖是蚕丝的发现者和应用者，这在时间上是吻和的。

在商周时期，纺织技术大大提高，现今有的，在那时基本上已全部发明了。当时丝织物的品种众多，有：缯、帛、素、练、纨、缟、纱、绢、毂、绮、罗、锦、绡、绉等；织造技术有：生织、熟织、素织、色织、多彩织，还有平纹、斜纹、变化斜纹、重经组织、重纬组织、提花组织等。尤其是提花织物，它必须要有具备多综片的提花机。提花技术是纺织业的一项重要发明，西方的提花技术是在汉代由我国传过去的。提花技术至今仍未失去效用。

伴随纺织技术的是染料。在用植物染料时，一般要配以不同金属盐如明矾、蓝矾、绿矾等等，这在现代称作媒染剂。这种染料称作媒染染料，同一媒染染料用不同的媒染剂可以染出不同色彩，这种染剂在商周时期就被发明，至今仍然一直沿用。

3.铸造冶炼

铸造技术从青铜器时代就已产生，按现今的历史看，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比埃及晚200年左右，但是，中国的铸造技术则后来者居上，到了铁器时代，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铸造技术就更臻完善，这就是以溶炼法为标志的炼铁铸造技术，西方到了公元14世纪才会使用这种技术。溶炼法至今仍在沿用。

4.音乐理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立日承天”来说明音字的来源。音是指音乐中的十二平均律。音乐中的音程不是靠人的单一听觉而获得的，而是根据阴阳五行即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带来的。是古人用律管根据每月的中气测得的。律管又称为黄钟管高九寸，将瑕孚灰(芦苇膜烧成的灰)放在管底部候气，每月的中气来临，它就会上腾到一定的高度，灰上腾后是聚在同一高度的，一年十二个月有十二个中气，十二个中气有十二个高度，这就是十二平均律的半音的高度。阳为律，阴为吕，故称为十二平均律。可见，十二平均律是以地球一年十二月的中气为标准的，靠人耳是无法达到的。节气的推算，是以测日为准的，十二平均律也是如此，故称之为立日承天。

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每一钟在规定的部位敲击，都能发出两个谐音，它们构成了一套齐备的可供旋宫转调的十二个半音系统。这是春秋战国初的产物，说明中国古人早就根据阴阳五行的规律，把握了测量音阶度数的方法，这就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有了关系。

现今西方音乐理论的基础就是以中国的十二平均律为标准的。

5.造纸术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11～公元8年)就有了用麻作的很粗糙的纸了。到了东汉时的蔡伦(公元62～121年)则是造纸术的集大成者。造纸术的发明，对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就是在现代，在造纸的各个主要环节都能从我国古代造纸技术中找到初始的形式。

6.火 药

火 药的发明为炼丹家所为。最早对火 药的配方的记载是唐初的中医大家孙思邈的“丹经内伏硫磺法”，其次是公元808年唐宪宗时期，一个道号清虚子的炼丹家所著《铅汞甲辰至室集成》里提到“伏火矾法”，所用也是硫磺和硝石。火 药最早被用在军事上是晚唐时期的唐哀帝天佑年间(公元904～907年)。火 药先传人阿拉伯，然后在公元14世纪经阿拉伯传人欧洲。

7.指南针

中国人对指示方向的工具要求是强烈的。早在黄帝时期，传说黄帝大战蚩尤，正值天气狂风大作，天昏地暗数日，黄帝利用指南车辨认方向，将蚩尤打败。春秋战国时期，司南，类似勺形的以磁石制作的指南针被发明，到了北宋时期，指南针得以完善。指南针一直被军事上重视，北宋的《武经总要》，不但记载了火 药的配方，还记载了可以指示南方的“指南鱼”的制作方法。指南针的真正成为简便易用的工具，是在北宋时期解决了铁针的磁化技术，从此，成为军事航海必不可缺的工具。

8.印刷术

印刷术被成为人类文明之母。

印刷术是在纸发明后，完成的一项跟进发明。这项发明的根本是纸可以大量生产后，书也理应可以大量刊印传播，由对碑刻印玺以及丝织品镂板印花技术等的借鉴，先有了雕版印刷，故现今没有雕版印刷的发明人。北宋的毕升在公元1041～1048年间，首创发明了活字印刷。从根本上解决了雕版印刷的麻烦，直至今日这个原理仍在发挥作用。

9.造船技术

造船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早在商代就已经能造大船了，商代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水军。

中国造船业的大发展是在唐宋元三代的750年间。唐代已能造200吨以上的大船了。这些大船除了载重量大以外，其突出的是安全。因为采用了一项发明：船舱间的水密隔舱技术。现今，所有大型船舰都采用了这项发明与技术。

总之，在中国古代，这种首创性和独创性的原理性发明与发现是数不胜数的。现今人们经常谈论的有关科技的问题时，总是对中国没有现代科技的发明而遗憾，因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应该可以做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中国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革命时期，正好被文化相对落后的满清夺取了统治权，明末已发展起来的大商业资本被压制了，并且，清朝不但强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还有意识地压制汉文化。这样，经过长达260多年的统治，不但从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被西方列强掠夺，跌至最穷的国家以外，中国文化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当然不可能产生出现代科技。这种状况，也是中国哲学方法失落的根本原因，中国人不懂自身文化的哲学方法，是产生新文化运动思潮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众多的科技发明与发现，是中国哲学方法指导的结果。只有懂得了这个原因，才能看到，中国哲学方法一旦复兴，被现代中国人认识和运用，那么，中国将得到科技与社会的大发展。

第九章：中国哲学中的概念与范畴及中西方哲学比较

中国哲学方法重新被拔萃出来后，就产生了一整套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中国哲学认识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以往，由于没有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知，新文化运动又以西方哲学方法作为指导方法来对中国哲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是中国哲学方法被肢解的七零八落，甚至也跟着西方人贬低和否定中国哲学方法，使人无法清楚地学习和应用，造成今天失落的地步。

中国哲学方法中的概念与范畴，是学习掌握中国哲学方法必须明白的内涵，由于这套方法的重新问世，许多概念和范畴与今天人们所了解的是不同的和陌生的。虽然这些概念与范畴在前面各章中已经阐述，但仍需将它们单独解释一遍，这样既可以加深记忆，又可与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与范畴比较起来方便。

一.概念

1.宏观

宏观是指可以概括一事物一切方面最大的认识。宏观就像一顶伞罩在所要把握事物的上面，是涵盖一切的。宏观又是分层次的，一事物中有不同层次的宏观，但其最大的宏观则是统管以下各个层次的宏观的。中国哲学方法在认识事物时，要求首先要把握其宏观，然后再把握其核心。中国人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把握了地球万物的宏观，它就是阴阳五行。古人以“道”来表示宏观，“道”是形而上的经过形象化方法得来的。

2.青龙白虎

是中国古人将廿八宿划分为四象后对东西方的形象化表述，也喻指四象。同时也是中国天文学廿八宿最早的证据。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哲学方法已被古人应用的证明。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龙白虎图，是1978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用贝壳砌成的具有青龙白虎的天文图，距今约6000年。

3.《易经》

《易经》是中国哲学方法的集大成者。《易经》包括了伏羲时代的无字易经和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和周代的《周易》。

《易经》起源于古人对天文观测的记录，主要是对太阳影长的记录，这个记录就是1978年在江苏海安出土的，距今约6000年的数字卦。

《易经》是中国哲学方法的集大成者，从此，中华文明开始以这套哲学方法作为指导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创立，《易经》的这个功绩，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创立是功不可没的，将《易经》说成是卜筮之书和算命之书，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亵渎。

4.易之数理

长期以来，由于易之数理一直隐藏在民间，未被易学界所认识，加上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易经》的认识是以西方哲学方法进行分析的，故《易经》一直被戴上了卜筮算命之书的迷信帽子；并且，易学研究遇到了无法解开的大谜，使研易者无所适从。已故山西老中医梁致堂先生在1983年将他所受传承易之数理经过他的释意后公布于众，易之大谜终于被解开了。易之数理之所以长期不得问世，首先它是古人计算历法的工具，而历法的编篡是属于皇权的，是不得流入民间的。自汉代以来易经就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至今未衰。然，易学界至今还没有认识到易之数理对研易的重要性。如果单单从现存的《周易》去研易，是根本无法解开这个大谜的。

5.数字卦

数字卦是6000年前无字《易经》时期，中国古人测日影的记录。它不但证明了6000年前就已经有了《易经》，而且也证明了《易经》不是起源于卜筮，而是起源于天文。从汉字上讲，卜卦二字均有测日影的含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谓：“卦者，推究其晷景也”，晷景就是测日影。

数字卦是1979年由中国考古学研究所所长张政壤(改土旁为火)先生破译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发现。它将罩在《易经》头上的迷信巫术之类的不实之言彻底打破了。

6.整体观方法论

是中国哲学方法内涵之一。整体观方法论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首先要从宏观上把握。

7.形象整体思维

是中国哲学方法内涵之一。形象整体思维是中国哲学之思维方式，它不同于逻辑思维。形象整体思维中的形象，一是指形象化方法，一是指形象思维；整体是指整体观方法论。

8.取象比类方法

取象比类是把握宏观的方法，它的核心是阴阳五行。这是中国哲学方法之形象整体思维的内涵之一。

9.形象化方法

是形象整体思维的又一内涵之一，形象整体思维的形象就涵有形象化方法。

从形而上意义讲，形象化是对事物的概念再进行抽象即以形象化后的虚的形象来概括此事物的概念，形象化后的虚的形象就是此事物的宏观。

形象化方法是中国人独有的方法。形象化方法像蒙在中国文化上的面纱，使今人看不清中国文化的实质，只有懂得了形象化方法，才能真正懂得中国文化。

10.尚中合和原则

是形象整体思维的重要思维原则。它有多个涵义：事物的核心就是中；中又有平衡之理。这个原则是中国哲学方法在思考问题时不能忽略的。

11.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人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在至少6000年前就把握到的有关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是形象化后的一种表述，其中的五行木火土金水不是具体的物质元素，而是经过形象化后的具有形而上内涵的虚化了的物质形象，具体的物质元素，在这里已经被化掉了，已经成为具有概括性的宏观意义的名词了。人们之所以对阴阳还可以理解，是因为阴阳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抽象和概括性的名词；对五行的不理解，是由于五行虽然是对木火土金水的形象化表述，但仍然沿用了木火土金水的本名，加上现今中国人又不懂形象化方法，造成了将形象化后的名词仍以具体的名词相混淆的认识状态。如果用阴阳五行的天文学内容来看，这种形象化的内涵就容易理解，中国天文学对五行是以青龙(东方木)、白虎(西方金)、朱雀(南方火)、玄武(北方水)和中宫(中土)来表述的，这是最标准的形象化表述。为应用的简练，对五行个取其一个字，遂成为木火土金水。

认识和理解阴阳五行，要懂得形象化方法，即中国哲学方法。一旦将形象化方法得出的概念和结论以西方逻辑方法去认识，就会将宏观的概念降低到具体的微观的物质的认识，就会陷入到错误的境地。

12.四象两仪

四象是指将廿八宿划分为四个方位，分出东西南北，也指春夏秋冬四季；两仪是指阴阳，或南北极。

13.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对阴阳五行的具体应用，二者的关系是，阴阳五行就指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学说则是把握和认识万物的阴阳五行属性的具体方法，属于微观即具体应用的范畴。

阴阳五行学说的内容主要有：1。阴阳五行各自的本性，如阴阳指天地日夜男女上下等等相对的范畴，五行中每一行都具有阴阳的内涵和本行的本性，如木味酸，火味苦等等；2。五行各自本性之间相互的作用，即五行有相生相克，相侮相乘的互相制约的内涵；3。阴阳五行的平衡原理；4。阴阳五行有关中的概念，即土不主时，土旺四季的内涵。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宏观，又是被中医学运用的最完美最灵活的学说。

14. 廿八宿与北斗七星

天文上的廿八宿，是中国古人对位于黄道上的众多恒星中挑选并划分出的廿八组星宿，廿八宿在天上就像钟表的数字一样围成一圈，而北斗七星则像钟表的指针一样位于中心，并他能旋转着指示着时间。“归宿”一词就是指北斗七星指示时间的状态。将廿八宿划分为四方，就成为四象的依据，而北斗七星位于其中心位置，并且也是七数，是一个五方七星系统，也就是阴阳五行的来源之一。故有“四象既分，五行以出”的古训。

15. 五行的方位

中国人自古以来是以坐北朝南为正位。五行本身也是方位的形象化表述。古有“面南术”一语，意指统治术。另外，当人处于坐北朝南的位置，必然左边为东，右边为西，前(即上)边为南，后(即下)为北，人在中位。故中国的方位与西方的是相反的。

16.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与廿八宿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对廿八宿的划分，至少在6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廿八宿在天空值十二时辰，每一时辰均包含有二或三个星宿，古人对每一星宿的称谓除了正式的名称外，还有以动物为名的形象化名称，从十二时辰中的各宿中取一个动物名称代表各时辰，各时辰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生肖也就具备了记年的功能。

17. 气

中国古人至少在一万年前就已经了解了气的存在，因为它是由气功的发明而被发现的。气对人体生命的健康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它与血成为人体生命的核心。中医学治病的方法，就是围绕着气血做文章的。可以说，气是万物内在的、形而上的事物，虽然看不见模不着，但是可以感觉到，是客观存在着的。例如，除了生命有气外，地球也同样具备有气，地球的气早已被中国古人利用了。中国古代音乐中十二平均律的发现，就是利用地球之气获得的：中国的历法，每月有两个节气，即中气和节气。中国古人用律管(又称黄钟管)和瑕孚灰候中气得来的。只有中国人发现了地气能使瑕孚灰腾升的规律，并用此规律获得了十二平均律的应用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