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的国宝大营救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宝大营救，是我国文物界的一桩大事。上至周恩来总理，直至文化界知名人士、画家和社会贤达，都为这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折射出他们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　　周总理批准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　　郑振铎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不久，即从各个方面获得消息：在解放前夕，大陆收藏家所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及古钱币等，有很多流往香港，有不少是属于国宝级的稀有文物。他同时还从各个渠道得到情报：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空前活跃，都在私下里窃窃“咬耳朵”。另外还有消息透露，眼前的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不少的外国机构、公私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的高度瞩目，他们携带着大批美元，聚集在香港，或穿梭于香港与外国间，不断打探觊觎，随时准备将中国的这些国宝级文物攫之而去。　　郑振铎听到这些消息后，忧心如焚。他当机立断，立即从自己主持的文物局里划拨出了一笔款子，委托并指示老友徐森玉的儿子、当时正在香港银行界工作的徐伯郊，在香港就近购买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等物，能够抢救到多少算多少。但如此做了之后，郑振铎觉得还放不下心，并感到这远远不够。郑振铎思之再三，遂马上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与磋商。　　郭沫若与沈雁冰听了郑振铎的报告后，他们对流失文物的命运也十分担忧，因而对郑振铎的想法亦深有同感。经过反复讨论，１９５１年３月，文化部正式打出报告，呈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郭沫若，正式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并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同意拨出专款抢救国宝，并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个“收购小组”，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周恩来还在报告上着重批示道：“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要买古玩。”接着，周恩来还接见了郑振铎，同他进行了详谈，并亲自询问了“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人员组成情况，郑振铎一一作了汇报，征得了周恩来的批准。　　在“香港秘密收购组”中，该小组的领头人物及核心人物是徐伯郊。　　徐伯郊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的长子，幼承家学，酷爱文物，很早就随父学习书法、版本等学。这不仅养成了他对收藏的强烈爱好，而且，从父亲处学到了精深的对于古书画、古版本等的鉴定知识。更重要的是，徐伯郊是一位具有高尚藏德、藏风和丰富鉴藏知识的大收藏家。抗战期间，徐伯郊为了协助父亲徐森玉将故宫文物平安南运，曾自告奋勇深入匪窟，不惜以生命作“抵押”，以换取国宝在运输途中的安全。　　另外，由于业务关系，徐伯郊又经常来往于香港与广州之间，这便于同国内联络。再加上徐伯郊是香港银行界的高级人员，又是著名的大收藏家、香港社会的上层人士，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均有交往，素来出手阔绰，认识的人员众多，消息十分灵通。这一切决定了由他出面来收购国宝，不仅方便，还可不致引起外界的猜疑。因此，郑振铎遂代表国家，把在香港抢救国宝的重任，毅然交托给了徐伯郊。　　至功至伟的徐伯郊　　徐伯郊开展收购最早期的一笔“大生意”，也是众人最夸赞不已的“得意战役”，可说是“二希帖”的胜利回归。　　所谓“二希帖”，乃是对干隆皇帝所藏之“三希帖”之两帖的简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倒台，“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旬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则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当时曾震撼了文物收藏界。　　１９４０年，郭世五在北平去世，“二希”由其儿子郭昭俊继藏。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带着“二希”去了台湾，后想将“二希”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去找过该院院长庄严（徐森玉的学生）。庄很想将此“二希”买下来，但因郭索价太高，而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脚未稳，财源短缺，无力收购此连城之宝。郭昭俊无法可想，只得将此“二希”又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出域外。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初，正在香港的徐伯郊得知此情况，十分激动，立即向郑振铎作了报告。郑振铎闻知此事，兴奋异常，更忧心如焚，急指示徐伯郊向国内报告，务必全力抢救“二希”，不使其流散域外。与之同时，郑振铎也将此事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请求能立即拨出专款，并采取紧急措施，一定要将“二希”购回。　　果然，周恩来在得到郑振铎和徐伯郊的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商议，并指示一定要将之收购回国，决不能让外国人夺去。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派出了王冶秋、马衡和已经担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徐森玉三人前往澳门，去对“二希”作仔细鉴定，确定了是真迹无误后，立即当场议价，最后以３５万元港币的价格成交。这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已是一笔了不得的大数字了。“二希”购回后，归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接下来，“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所做成的第二笔“大生意”，也是他们的第二次“大战役”，可说是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胜利回归了。　　宝礼堂是上海大藏书家潘宗周的居室名。潘于１９１９年到上海，曾任上海工部局总办，嗜藏书，尤喜好宋、元版本，因此其藏书中有宋、元版本１１１部共计１０８８册。１９３９年，潘宗周去世，宝礼堂藏书由其子潘世兹继承。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潘世兹深恐宝礼堂藏书落入日寇魔爪，遂向英国驻上海的一个机构求救，请其设法将藏书转入安全地带。英国方面对此事也很重视，当即派出了一艘军舰，载上宝礼堂的全部藏书，专程由上海驶往香港，直接藏入了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　　１９５１年５月，正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潘世兹教授，在座谈会上听了郑振铎的报告后，心情格外激动，特给郑振铎写信表示，愿把宝礼堂的藏书全部献给国家。郑振铎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文化部、文教委、周总理等汇报了此事，并把徐伯郊从香港叫回北京，专门研究了如何把宝礼堂藏书从香港汇丰银行取出，然后把它们平安运回国内的办法。　　就在郑振铎、徐伯郊等人与潘世兹正反复商量如何将宝礼堂藏书从香港安全运回的时候，不少的美国人和日本人多方活动，欲以高价购到这批藏书。但不论这些外国人如何诱惑，都遭到了潘世兹的拒绝。一直到１９５２年９月，徐伯郊才与潘世兹一起将这批瑰宝从香港汇丰银行中全部取出，然后又经徐伯郊的亲自护送，终于将这批古书安全运抵了上海。　　张大千心向祖国　　“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发动的第三次“大战役”，便是动员张大千将其所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卖”回了祖国。　　尽管出于种种原因，张大千当时没有回国，仍准备移居海外，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潇湘图》、北宋刘道士《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还有他以前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子、古代名书画等珍贵文物，以低价格卖予祖国大陆。其中，那幅曾以王府名宅换得的《韩熙载夜宴图》仅开价2万美元！　　张大千不仅把自己珍藏的大量古书等墨宝，名卖实赠，通过徐伯郊之手陆陆续续“卖”回了国内，而且他还发奋努力，想方设法在法国、日本等地购买了许多珍贵文物，将之转卖回了国内。　　(据《解密开国大典》高小林綦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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