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贫困送进博物馆：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大理样本

源自：中国经济  : 王曙光 王东宾 李冰冰 胡维金

---

　　当前，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值得关注，这是关乎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大理经验的梳理，相信对其他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都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引言：把贫困送进博物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反贫困模式也逐步为国际人士所重视。中国的反贫困也为全球反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年到2004年，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全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15亿减少到了11亿，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今天，中国的反贫困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贫困的发生形态与反贫困战略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规模减贫的时代已经结束，反贫困战略的总体思路和制度框架亟需调整。
　　2010年暑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调研团对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扶贫模式进行了调研，通过对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金融机构、农户以及合作社组织的详尽而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在北大演讲时说：“要把贫困送进博物馆”，我们相信，这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是遥远的梦想。当前，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值得关注，这是关乎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大理经验的梳理，相信对其他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都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民族地区反贫困经验
　　（一）：救济式扶贫的实施及其意义
　　救济式扶贫在我国由来已久，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主要扶贫方式，即各级政府直接把粮食、衣物或现金等无偿分配给贫困农户，帮助贫困人口渡过难关，同时不追求任何回报。这种方式也被称作“输血”式扶贫，主要用于生活救济和财政补贴。
　　救济式扶贫最大的特点就是无偿和不追求回报，这种方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有的脱贫户因为“输血”中断而再度陷入贫困状态。针对这种现象，社会各界逐渐提出扶贫方式要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如今，开发式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扶贫的主要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救济式扶贫可有可无，也不意味着救济式扶贫在中国扶贫战略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尤其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反贫困而言。实际上，反贫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而救济式扶贫正是这个浩大工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如今实施的救济式扶贫无论在对象上还是意义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变。
　　1.救济式扶贫的对象
　　从对象上来看，救济式扶贫针对的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所有贫困人口，而是为数不多的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或个体。对于这些群体来说，他们或是由于先天不足，或是由于后天遭遇重大疾病或灾难，在可以预见的长期里都无法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唯一能让他们脱离贫困的方法就只有无偿提供且不追求回报的救济式扶贫。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2008年的社会救济为例，救济式扶贫覆盖的群体主要有三类：
　　一是遭受自然灾害的群众，他们由于遭受自然灾害丧失了生产资料，在一段时期里无法恢复生产，生活返回到贫困之中，因此最为急需的就是救济式扶贫。2008年云南大理鹤庆县冰雪、洪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累计受灾人口近30万人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4000万元，鹤庆县救助管理站全年解决求助人员150余人，帮助受灾最严重的人员渡过了难关。
　　二是五保对象，主要包括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截至2008年初，鹤庆县一共有五保对象707人，其中孤寡老人617人，鹤庆县对孤寡老人们采取修建敬老院集中供养的方法进行安置，并且通过积极投入地方财政和动员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保证所有五保户的生活不低于当地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形象。
　　三是城乡低保对象，即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和农村居民。2008年鹤庆县有城市低保对象4000多人，农村低保对象17000多人，全年共发放保障金1300余万元，截至年底城市人均保障金额为每月125元，农村为50元，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
　　对于向以上三类群体提供的救济式扶贫措施，最基本的目的和作用在于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他们免于遭受贫困的威胁。
　　2.救济式扶贫的意义和对象瞄准
　　在我们全力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今天，救济式扶贫不再背负着改革开放初期让所有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的使命，而只要求对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群体加以援助，其意义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之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并已经成为导致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的因素。历史经验证明，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在稳定中才能谋发展。为此，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渐加以完善，就是要做到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救济式扶贫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扶贫对象是需要社会救助的人群中的最弱者，给予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帮助，使他们脱离贫困，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救济式扶贫主要针对的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群体，这些群体由于先后不足或者后天遭遇而不能独立生存，要是没有外界的帮助将只能永远停留在贫困之中。如果我们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存在无动于衷，任由他们在贫困之中挣扎，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共同发展的，也是不符合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的。
　　救济式扶贫的瞄准问题一直是世界级的难题。在具体扶贫工作中，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救济式扶贫是整个扶贫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血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的必要补充。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只有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现代救济扶贫体系，在救济扶贫过程中清楚界定和瞄准对象，把丧失劳动力的群体放到救济式扶贫的范围中去，通过多种途径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才能提高贫困治理的效果，有效地逐年减少贫困人口，最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民族地区反贫困经验
　　（二）：能力增进型扶贫与金融反贫困
　　能力增进型扶贫着眼于提高贫困人群的可行能力。信贷扶贫是能力增进型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也称为“金融反贫困”，它通过赋予贫困人群一定的信贷资源，使其拥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按照发起机构的不同，民族地区的信贷扶贫可分为以下三种：商业性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政府扶贫型信贷、非政府组织主导的社区发展型信贷（如社区发展基金）。
　　1、商业性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扶贫模式和挑战
　　农村信用社是民族贫困地区最主要的商业性正规金融机构之一，在民族地区的正规金融信贷中占据主导地位。本文主要介绍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扶贫成果。
　　鹤庆县是典型的民族贫困地区。2009年末，鹤庆县全县总人口27.2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94万人，占总人口的91.5%；以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18.28万人，占总人口的67.03%。2009年全县财政总收入2.8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86元，远低于全国的4760元元的平均水平。
　　在对鹤庆县这一民族贫困地区的正规金融信贷扶贫中，农信社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鹤庆县农信社存贷款业务总量居全县首位。鹤庆县目前有工商银行(4.68,0.01,0.21%)、农业银行(3.25,0.01,0.31%)、建设银行(5.73,0.00,0.00%)、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截止2010年6月末，全县的存款总额为34亿，其中农信社存款10亿，占到全县存款业务量的1/3；农信社各项贷款余额达7.7亿元，存贷款总额居全县金融机构首位。其次，鹤庆县农信社在服务客户的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在全县的6万农户中，工商银行服务的农户为100户，建设银行服务的农户为200户，农业银行服务的农户为3000-5000户，而农信社服务的农户达到4.5万户，农信社对农户信贷服务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农信社的网点设置覆盖鹤庆县所有乡镇。鹤庆农信社下辖8个基层信用社、1个联社营业部、6个信用分社，共有营业网点15个，在职职工117人，网点遍布鹤庆县每一个乡镇。在网点设置上，鹤庆县农信社优于附近的县市，如临近的宁蒗县仍有11个乡没有网点。
　　鹤庆农信社经营的主要信贷品种包括：小额信用贷款、贴息贷款、助学贷款、创业贷款、抵押贷款等。目前的贷款总额中有70%～80%属于小额信用贷款。截止2010年6月末，发放小额信用贷款12,000万元，平均每户发放贷款1万元；共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141笔，贷款余额21万元；贷免扶补创业贷款277户，贷款余额1385万元，小额扶贫贴息贷款313户，贷款余额460万元。同时在风险控制上，鹤庆县农信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的不良贷款率为6%，主要的不良贷款都是由于历史包袱所致。
　　鹤庆县农信社信贷扶贫的一大特点在于对当地特色产业的扶持。鹤庆当地工商业、手工业尤其是银器加工业较发达，银都水乡已经成为银器加工手工业的代表。鹤庆县农信社的贷款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手工业的发展。在鹤庆农信社的扶持下，当地的新华村形成了“户户搞加工、家家是工厂”的铜器和金银加工民族工艺品的生产格局。当地生产的银器源源不断的销往西藏、四川等地，目前农信社有大约5000万资金在西藏。
　　2、政府的扶贫贴息贷款：运行机制与对象定位
　　政府的扶贫贴息贷款是民族贫困地区信贷扶贫的另一种方式，本文主要介绍大理州鹤庆县扶贫办推行的财政贴息性小额信贷。
　　鹤庆县是云南第一家小额信贷试点地区。鹤庆县扶贫办1997年开始与乐施会合作运营小额信贷，成立以来该项目经历了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由扶贫办在乡镇一级成立工作组经营小额信贷业务，2009年开始，农业银行开始经营这项业务，扶贫办主要协助银行收集贷款群众的信息，确定哪些是贫困户，鉴定其贫困程度。同时小额信贷运作中坚持的原则也逐步放宽。成立之初，小额信贷项目坚持贷穷不贷富，只贷妇女，以5000元/户为上限。在风险控制上，小额信贷实行五户联保，由信贷员催收。目前小额信贷已经偏离最初的基本原则，信贷额度变为10000元/户，特殊的可以达到20000元甚至30000元每户。并且贷款对象也不再是最贫穷的群体，而是选择中间那部分有贷款需求又有还款能力的农户。贷款主要围绕县乡重点产业项目，包括粮食作物、生猪、蚕桑、大牲畜、甘蔗、蔬菜、传统手工业加工等。
　　运行以来，这项贴息性小额信贷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至今已经累计发放贷款800多万元，还款率达到90%以上。扶贫项目覆盖9个乡镇94个村委会，获贷农户41483户，占全县农业总户数的73.5%。2009年一年，全县贷款总额1300万元，到户贴息资金65万元，辐射56个村委会，受益农户796户。
　　调研中，我们重点考察了鹤庆县辛屯镇新登村的贴息性小额信贷实施情况。辛屯镇位于鹤庆县最北端，扶贫到户贷款工作从2002年9月开始运行。2009年发放贷款300万元，财政贴息15万元。从开始成立到2009年，已经累计发放贷款1566万元。其中用于种植业25万元，养殖业1481万元，加工业3万元，其他产业57万元。其中生猪养殖业投放资金达1361万元，占全部资金的86.9%。扶贫贷款覆盖全镇9个村委会，累计获贷小组数847个，获贷农户3479户。至2009年12月底，到期贷款回收率达100%。
　　新登村是辛屯镇养殖业的代表村。全村有2000多人，542户，人均年收入3700多元。生猪养殖是新登村的骨干产业，占本村经济总收入的65.7%。新登村委会的师弟登自然村，共有农户338户，除11户外出经营打工外，327户全部从事生猪养殖。2000年，新登村建立了生猪交易市场，肥猪主要来源于洱源、大理、宾川、丽江、鹤庆等地，主要销往省外的西藏、甘肃、四川、广西、广东、湖南，以及省内的下关、丽江、迪庆、怒江、兰坪等地，日交易量达到800头以上，成为滇西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生猪交易市场，形成集生猪养殖、运销一条龙服务的发展格局。
　　新登村的扶贫贴息贷款由村书记对农户信用进行考察，并对信贷户进行监督，实行三户联保。贷款年息6.931%，其中财政补贴5%，农户实际支付的年利率不到2%。2009年，全村贷款150万，获贷农户75户，每户贷款2万元，发展生猪94头，牛25头，家禽820只。从扶贫贷款发放依赖，全村共发放扶贫到户贷款资金683.5万元，其中用于养殖524.6万元，获贷农户960户。
　　这种扶贫贴息贷款主要是用于解决小规模养殖户的资金困难问题，坚持“有偿使用、小额短期、滚动发展”的原则。目前农信社在新登村有500万元的贷款，而扶贫贴息贷款的对象则主要是那些处于中下等收入层次、无法得到农信社贷款的农户。因此，在新登村，农信社主要服务于那些经营大规模养殖业的农户，而扶贫贴息贷款则支持那些小规模的养殖户，成为农信社信贷扶贫的必要补充。从新登村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启发，针对不同的客户群可以采取不同的信贷扶贫方式。商业性正规金融机构按照商业化原则优先选择那些优质客户，解决其信贷困难问题；而政府扶贫型信贷则主要偏向于那些不能得到商业性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的客户，同时政府扶贫型信贷通过设置一定的贷款额度限制来排除那些能够得到农信社贷款的大规模客户，保证信贷资源在小规模农户中周转。
　　3、非政府组织主导的信贷扶贫模式：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
　　国外非政府组织在信贷扶贫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扶贫理论与实践上都优于国内政府的扶贫。社区发展基金是非政府组织探索的信贷扶贫的一种方式，目前已经在国内很多地方试点展开。社区发展基金是在小额信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额信贷的运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其信贷资金的发放以项目方式推进，较少注重农户自立能力的建设，农户没有建立起自我还款意识，资金循环利用的程度不高（何广文，2007），因此产生了一种强调为穷人赋权，赋予社区农户对社区资源的决策权的贷款方式──社区发展基金。社区发展基金是以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贫困社区的农户为基本对象，以个体贫困农户公平获得生产性贷款、支持农户升级改善的同时追求社区的公共积累为目的，以体现贫困社区农户主体地位的充分参与、透明公开、民主决策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为基础，以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为核心的一种适应贫困社区农户生计方式的，自愿、灵活、简易的社区发展的公益性自我服务体系（刘胜安、韩伟，2009）。
　　滕昊、何广文（2009）总结认为社区发展基金主要包括以下特征：以自然村为单位，由乐施会项目办无偿向社区提供一笔初始资金作为基金本金；基金本金所有权最初为项目办所有，资金在社区内滚动运行供全体村民贷款使用，项目办同时提出视社区发展基金开展情况决定基金本金的捐赠事宜；由全体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社区基金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分别负责包括社区发展基金在内的社区事务管理、运行与监督。管理小组必须有一定的女性比例和贫困户代表，且需定期换届；申请借款的农户需要组成相对固定的联保小组（5-7户），并推选小组长。农户的贷款申请在获得所有小组成员签字后被提交到定期召开的社区大会讨论，讨论通过后即行发放贷款。基金在社区内部采取有偿使用方式，利率由农户自行约定，实践中往往高于农信社小额信用贷款利率。
　　云南大理州鹤庆县扶贫办开展的社区发展基金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2006年鹤庆县扶贫办在乐施会的资助下对试点地区开展社区发展基金项目。主要运作方式为以村为单位成立发展委员会，由村民自己选举3-5人作为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发放贷款以及管理日常工作，每项贷款的发放额度由群众自己决定。一般以5000为额度，期限为半年。以利息作为滚动资金。目前社区发展基金已经在三个村开展，还款率达到90%。乐施会对社区发展基金项目第一年投入10万元，后来又追加10万元，运营到现在总共产生利息约4万元。
　　相较于鹤庆县，其他一些地区如贵州威宁县草海社区、安徽霍山县等的社区发展基金项目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研究表明，社区发展基金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合作金融，是改善偏远落后地区农村金融服务的好办法（高伟，2007），对提高农民素质，改善乡村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濮宜平，2007）。但是只贷款不存款的形式阻碍了社区发展基金的发展，应该允许吸收社员内部存款，同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同时社区发展基金也面临着规模小、成本高、缺少对社区综合发展的考虑等问题。李昌平（2005）考察了贵州毕节地区的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情况，提出让社区发展基金会（或社区信用合作社）承担正规金融组织与农户之间的中介，即正规金融组织贷款给社区发展基金会，然后通过基金会发放给农户，或者支持社区发展基金，形成农信社与社区发展基金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解决社区发展基金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发挥社区发展基金内部的控制风险方面的优势，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同时也提高农村社区内农民的自治能力，是值得探索的一种形式。

民族地区反贫困经验
　　（三）：普惠型扶贫的整村推进式战略
　　1、整村推进扶贫战略的政策、理论背景与评价
　　2001年中国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纲要》对扶贫工作重点县进行了调整，进一步将工作重点放到西部地区；贫困村成为基本的瞄准单位，扶贫投资将覆盖到非重点县的贫困村。为此，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新的《纲要》注重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并且意识到疾病是使农户陷入贫困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新的扶贫规划强调参与式扶贫、以村为单位进行综合开发。最后，新《纲要》承认城乡间人口流动是扶贫的一个重要途径，并采取新的政策举措使农村居民更容易从城镇新出现的工作机会中受益。整村推进是以贫困村为基本单位，通过参与式村级规划和综合性的扶贫投资在2～3年的时间内使贫困村在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有较大的改善，从而提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产效率，并使贫困农户通过各种创收活动来增加收入（汪三贵，2007）。
　　截止2009年，纲要实施时确定的15万多个贫困村已完成了10万多个，到2010年底，还可以完成1万到2万个左右。目前，国家正在研究今后十年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思路和政策措施，作为十年来扶贫工作的重要经验之一，根据目前贫困人口的实际分布情况，整村推进仍将作为下个十年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提高贫困群众素质和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常艳、左停（2006）认为整村推进中资金捆绑、管理做法不一，需加以规范，规划中的参与及其规划的落实仍需加强，目标瞄准需进一步提高精确度。张磊（2006）认为整村推进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要彻底解决一个村的贫困问题，平均每个村的扶贫计划为228万元，即使只进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每个贫困村也至少平均需要100万元的投资，但是实际上每个贫困村获得的平均扶贫资金仅为34万元，仅占到需求量的15%。由于重点村选择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难（村级贫富程度评价比较复杂）以及乡村间的利益博弈，所选择的重点村也并非能够覆盖重点县全部最穷的村。汪三贵、Park A.、Chaudhuri S.、Datt G.（2007）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越是低收入组的村被确定为贫困村的可能性越大，但贫困村覆盖不完全和非贫困村被定为贫困村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总体而言，以收入为标准和在精确瞄准状态下应该被确定为贫困村的村中有48%的村没有被瞄准。确定贫困村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收入水平、贫困发生率、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偏远程度等，这与中央政府确定贫困村的原则和推荐方案是一致的。2001年，有59%的极端贫困人口居住在贫困村内，但这一比重在2004年下降到51%。与其他地区和非贫困县相比，西部地区和贫困县确定的贫困村覆盖了更高比例的贫困人口。总体上看，由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非贫困县更大的瞄准错误，村级瞄准并没有比县级瞄准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
　　2、云南大理的整村推进模式和解决族群式贫困的异地扶贫搬迁
　　云南省大理州的整村推进模式，是针对贫困人口占大多数的贫困村进行整体的、细致的扶贫规划，从基础设施、组织体系、产业结构、医疗、文化教育、居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科学规划，从而达到对贫困村大推进式的脱贫能力提升。大理扶贫模式的规划体系的集中体现是“八六六”，即要求贫困村农户要实现“八个有”，自然村要实现“六个有”，行政村要实现“六个有”。其具体内容如下：
　　农户“八个有”：（1）有一幢人畜分离、整洁实用、着色墙体的瓦房；（２）有一口沼气池或节能灶；（3）有一个卫生厕和卫生厩；（4）有一个水龙头（自来水）或小水窖；（5）人均有一亩400公斤以上稳产高产基本农田地；（6）人均有一亩特色高效经济林果或经济作物；（7）年人均有一头(只)商畜出售；（８）有一个劳动力掌握一门脱贫致富技术活，一户有一人劳务输出时间达半年以上。自然村“六个有”：（1）有进村入社的简易公路；（2）村内有整洁畅通的道路；（3）有安全卫生的饮用水；（4）有入村入户的通电条件；（5）群众有简单的就医条件；（6）有一批劳动力受到培训和转移。行政村“六个有”：（1）有进村公路和行道树；（2）有安全卫生的饮用水；（3）有入村入户的通电条件；（4）有广播电视信号覆盖；（5）有合格的办公房、卫生室、兽医室和以党员电教及科普为主的文化室；（6）有群众信任、团结干事的村“两委”班子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好制度。
　　大理州通过这种详细具体的指标规划，使得整村推进的扶贫模式有了较为具体的实施操作标准和考核手段，扶贫效果非常明显，其特点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础设施水平的大推进式提升。以往的扶贫往往着重某一个层面，或者某个部门实施的某个项目，资金分散、管理多头，落实下去往往效果不好。大理州整村推进的扶贫模式中，根据财政能力，对每个项目村提供财政转移支付120万元，对村庄道路、农户居住、养殖场所、办公设施进行全方面的补贴和建设，实现村庄整体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这种模式下，贫困村民得益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也得益于自身家庭居住环境的改善，从而能够从新的起点上全力进行脱贫致富，实践中效果很好。
　　第二，通过产业结构引导、劳动力培训提高贫困农民的经济能力，并与扶贫信贷相结合。例如，2009年，大理州就为鹤庆提供了扶贫到户贷款1300万元，财政贴息资金65万元。同时，当地还积极引导贫困村成立村级的社区发展基金，促进贫困村民能够参与到能够有效脱贫的经济活动中去。
　　第三，强调基层组织建设以及上下对接。强调农村基层两委班子的组织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要求县政府有关的扶持干部领导每年深入项目实施地不少于20天，以充分获取项目实施村庄的信息和要求，并且长期跟踪村庄发展的动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当然，在云南大理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整村推进型的扶贫还包括整村异地扶贫迁移模式。族群型的贫困在一些居住条件较差、交通闭塞、生产方式落后的云南大理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对于这样的地区，异地扶贫搬迁的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大推进模式）最为有效，对于一次性提升贫困人群的生存条件、改善其生产生活环境与自生能力、逐步使其融入现代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云南大理的异地扶贫搬迁开发工作早在2008年就开始大规模实施。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08年异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精神，大理州2008年国债异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项目投资计划总投资379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497万元，地方自筹配套投资182万元，搬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070人，全部安排在南涧、云龙、永平、漾濞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搬迁对象为生活在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兼顾受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的农村贫困人口，及生态建设需要搬迁的贫困人口。项目内容为安居房、坡改梯、中低产田、水池、水窖、引水管道、新建农灌沟渠、乡村道路、电视发射接收机、节柴灶、沼气池等。近年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质灾害频繁（四川羌族聚居区、甘南藏族聚居区等），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只有整村异地搬迁安置，才能以最快速度为其脱贫创造基本条件。

■　结束语：
　　民族地区反贫困模式和反贫困主体需要多元化</b>
　　中国的贫困大致可以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结构型贫困）、先天缺乏型贫困和族群型贫困，这种划分基本概括了中国几乎所有种类的贫困类型，但是所有这些类型的贫困往往在现实中交织在一起，在一个区域中，贫困人群的致贫根源往往是综合性的。中国的反贫困战略大致也划分为制度变革型扶贫、基础性扶贫（或大推进型扶贫）、迁移型（或生态恢复型扶贫）、能力增进型扶贫（或结构型扶贫、造血型扶贫）、救济型扶贫（或输血式扶贫）和族群系统型扶贫，但是在反贫困实践中，各类措施往往齐头并进形成合力。中国当前的民族地区贫困已经成为尖锐的问题，区域性的族群贫困是未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解决区域性的族群型贫困需要综合性的系统思路，需要扶贫主体的多元化和扶贫模式的多元化。本文介绍了云南大理扶贫模式中的救济式扶贫、以金融扶贫为主的能力增进式扶贫和以整村推进战略和异地迁移战略为主的普惠型大推进式扶贫。这些模式的综合使用，不仅可以使一个民族区域大面积地为整体脱贫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扶贫工作的瞄准程度与扶贫效率。在这些与民族地区反贫困有关的行动中，政府的角色是非常显著的，但这并不能排斥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的重要性，尤其在能力增进型扶贫中，非营利组织和市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在社区发展基金和商业性信贷中，非营利组织和市场化机构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机构通过创新性的机制设计激发了潜藏在贫困人群中的内在创造力和自组织能力，从而把贫困人口自己也纳入到反贫困主体当中来，这是支撑当今扶贫工作的重要理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