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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翔 发表于: 2015-12-7 16:46:19|只看该作者回帖奖励|倒序浏览|阅读模式

[少数民族韩文德:族群的记忆与信仰的颂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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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青海新闻网  : 刘晓林
  在阅读韩文德(撒玛尔罕)诗作的过程中,一种感觉逐渐清晰:他命定要成为一名诗人,成为一名执着于家园、血缘、族缘的书写,在虔诚的诵祷声中凝视彼岸的诗人。从17岁发表第一首诗开始,迄今出版的三部诗集以及大量的集外诗作,追寻民族的历史,仰望民族信仰的星空,关注民族生存境遇始终是撒玛尔罕诗歌写作最重要的题旨。近年来,当他扩展视野,向人类精神的深处掘进的时候,他依然是立足对本民族的体验去透视人类命运的共同秘密。
  费孝通先生曾把身处中国西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区域人数较少却保持着本族语言、习俗的族群聚居地形象地称为“民族小岛”,撒玛尔罕就落生在这样一座“小岛”中,自小奔跑在黄河岸边塬地的草丛间,看着晨昏时分村落里飘浮的炊烟,目睹父兄在黄河浪尖上谋求生计的艰辛,聆听族人的口唇间流淌的“骆驼泉”传说,感受那“辽远、宏亮、深沉”的唤礼声,撒拉族曲折的历史、坚韧的气质以及风情独具的生活方式一定触动到了他心灵中最柔软部分,不经意间他内心潜隐的诗情被唤醒了,开始听命于来自血脉根部的召唤。在一首题为《如果有一天回到大地》诗中撒玛尔罕吟诵道:“如果有一天回到大地。我是否一眼就能/指认那些冥冥中/置入我体内的大地上的元素”,清晰表述了诗人与土地、与自己所属民族的传统、禀赋、教养近乎宿命般的联系。
  无疑,撒拉民族自西向东长途跋涉寻找族群再生之地的经历是撒玛尔罕诗歌灵感的源泉。撒拉族东迁的历史原本扑朔迷离,学术界经过长期研究,通过对中亚地区及本土历史典籍的相互印证,大体呈现了撒拉族祖先告别中亚故土举族迁移中国的原因和路线图,他们属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之后,组织当地居民成立的“西域亲军”中的一支,为“撒儿特”部,随后东征转战,行至今天青海循化地区受命驻屯。然而撒拉民族虽尊重学者对其族群历史的学术考证,却更愿意相信口口相传的“骆驼泉”传说所承载的历史,他们执拗的相信祖先是为了抵抗强权对其尊严的损害,携带手抄《古兰经》卷,携带家乡的水土,一路向东走来寻找与故乡的水土相同质地的再生家园。并且,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传承族群的记忆,据说,过去撒拉族婚礼上经常进行一种称作“骆驼戏”的表演,戏中两人,一人牵骆驼,身穿长袍,头缠“达斯达尔”,扮演引领族人东迁的尕勒莽,另一人扮作本地蒙古人。在两人的问答之间,叙述撒拉尔祖先迁徙的历史,蒙古人问:“你从哪里来?”尕勒莽答:“我从撒玛尔罕来”。婚礼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作生命延续和族群赓续的仪式,在这个饶有意味的场合展演民族的前生今世,不啻一次严肃的民族历史的传承教育。撒拉族来自中亚的撒马尔罕,诗人撒玛尔罕就以自己族群的胎血之地的名称作了自己的笔名,似乎用这种方式确认着作为民族情感、意志代言者的身份。还需注意的是,撒玛尔罕本名韩文德,而韩姓本为撒拉族的根子姓,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诗人意识到自己的肉身存在与民族命运隐秘而确固的关联,从而自觉地肩负起回望民族艰难曲折历程的使命。
  “身从何来”的问题对于撒玛尔罕具有长久的诱惑力,他不断书写着民族的历史,用诗歌的方式向在漫漫长路中执守信念、坚忍不拔的率领族人“浴火重生”的祖先致敬。诗人并非力图复原历史,而是寻找着在行走、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撒拉民族精神骨骼生成的缘由。对于诗人而言,这同样是一次艰难的行走,一种寻根式的经由心智的磨砺捕捉先祖气息的精神旅行,所以,在撒玛尔罕大量的关涉族源的诗作中,诗人让思绪自由驰骋,穿行在中亚与黄河之间广袤的空间里,穿越在700多年沧桑的岁月里。在诗人看来,撒拉民族的形象应当是具有“昂首迎风阔步情态”的“一峰骆驼”(《撒拉尔:我为你塑像》),因为“在冷暖岁月/注定魂魄附在驼峰/血肉融入驼蹄/苦难与驼队同行”(《家园撒拉尔》),而祖辈“在日落的悲壮中向东逶迤而行”艰苦卓绝的惨烈、血性的行走历程,是“至今掠闪于骆驼子孙眸子里”的“永远回首的风景”(《想起祖先》)。祖先行至东土的黄河岸边,白骆驼幻化为石头,启示旅人已经抵达再生之所,于是“骆驼泉”“在十三世纪的沙漠/灼热的跋涉里收拢我的梦”(《骆驼泉》)。大漠、骆驼、骆驼泉联结为族群记忆的一个链条,这些意象既是历史情景的具象化,又是积淀在民族心理中的情感、意志的表现,大漠意味着悲怆与挣扎,骆驼是顽强的求生意志和希望的体现,骆驼泉则是静谧与祥和的象征,撒玛尔罕诗歌中不断复现的这些意象,是对祖先寻找族群栖息之地的迢迢路途中凭借信念锻造民族超拔意志的礼赞,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认证。
  相比民族记忆的诗性书写,撒玛尔罕更强调的是从遥远西方大漠一路走来,栖息于青海东部的黄河岸边,并且在此繁衍、生息的岁月中所形成的民族气质。于是,“黄河”出现在诗人的笔端,成为其诗作中含义最为丰富的意象之一。流贯中国北方大地的黄河,很早便与中国诗歌结缘,是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重要的河流形象,承载了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和复杂的情愫。撒马尔罕则努力挖掘、创造着撒拉民族品性与黄河性格同构的关系,使之拥有了一种精神象征的意味,诗人书写着黄河,同时也接受着黄河对民族以及自己的塑造,他的黄河诗篇以赞美诗式的曲式体认着这条东方大河的养育之情,词语中闪烁着金子般的灿烂光泽。“我认识了黄河/那是先祖第一滴汗水的延伸/那时我们民族古老的血缘/那是一片流动的土地”,“黄河的血液是我的血液/黄河的呼唤是我的呼唤/我的灵魂像黄河一样深沉”(《撒拉人的黄河》)。依照诗人的理解黄河蕴含着多重的品格,既有父亲般的雄性与坚韧,又有母亲般的柔肠和包容,黄河之于撒拉民族而言“是一脉血流/汹涌于我们粗壮的脉管”,“律动的黄河与我的生命有关”,黄河见证了“我”的成长,促成了撒拉人在浪尖上起舞的勇气与力量。撒玛尔罕描摹黄河的诗歌时常会出现“我的血管流着黄河水”、“我血液中的黄河元素”等相似的比拟,表述了依黄河而居的撒拉人与河流相融的渴望,以及对河流般宽阔、柔韧、深邃性格的钦慕。
  撒玛尔罕在挖掘黄河精神元素的同时,也关注着黄河流经的撒拉人的村庄与土地,那是现实生活中撒拉人生存的领地,那是由筏子客的号子、田野抽穗灌浆的粮食,祖母的炊烟,风情浓郁的歌谣与舞蹈所组构的饱满、亲切的俗世家园。撒玛尔罕在其诗篇中,不吝笔墨渲染着家园乡土中弥漫着安详、恬静之美:“平缓流淌的黄河钻入孟达峡的怀里/村庄已经睡去/刚刚沿着河岸奔跑的那只大黑狗也已经睡去/一枚树叶轻轻落入水中/牡丹花俯低了身子······这时候,远远地传来一声歌谣/暗蓝的星空摒住微弱的呼吸/浪水轻轻拍打着浪水/老榆树上不能表达情意的麻雀/学会了相依相偎”(《这么好的夜晚》),审视着保持了民族深厚传统的独特而圣洁的美,“晚霞中扶犁耕耘的白冠男子/晨光中庄严肃穆的中亚建筑/正在风的红泪中舞蹈”(《风中的撒拉尔》)。他经常以游子归乡的角度描摹家园乡土和风俗人情,沉浸在迷醉与感念的心境中,这个在外面的世界摸爬滚打事业有成的撒拉尔,却在内心拒绝着在他看来无异于大地伤口的都市,如果不是为了生活,他愿意“把自己埋在花园里/呼吸一些融透心扉的自然空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纯洁一些”,他本能地相信,只有乡土故园才能修复被冷漠、功利侵蚀的性灵,恢复“燃烧的血性”。由此,我想到,撒马尔罕对民族历史的追寻、对民族性格内涵的挖掘,对家园的挚爱,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现代性”的反思,诗人有一首题为《悲色河流》的诗作,为“曾经芬芳和秀丽的河流”,如今因为“垃圾。电站。水味变质的截流”导致破坏而悲悼哭泣,显然,“徘徊在文明与原始之间”的诗人,忧虑的不仅仅是环境的恶化,同时惧怕的还有当“现代”以其强势吞噬传统之时,我们的精神丧失了大地的支撑是否还能找到诗意的处所,因此,在诗人刚刚开始写作的上个世纪80年代,避免了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碰撞的书写俗套,在寻根、回归浪潮“本土发现”思维的影响下,迅速摆脱了主流价值取向的制约,把眼光投射到了与自己生命休戚相关的民族传统和河流家园之中。
  正是族缘、家园意识的强化,让撒玛尔罕逐渐抵达了民族精神的根部,开始接近与民族精神密切相连的伊斯兰文明,一种由信仰支配下的朴素而圣洁的宗教情怀开始流泻在他的诗篇中。诗人引宗教情感入诗,不仅是民族历史、文化追寻的自然延伸,同时也得益于家族环境的熏育。诗人撒玛尔罕出生于一个弥漫着浓郁宗教氛围的家族,他的祖父是国内极具声望的大阿訇,精研以《古兰经》为核心的宗教教义,对深邃的伊斯兰文化的有着深切体悟,祖父濯手濯足虔诚祈祷的姿态,讲经时感人肺腑的音调以及日常生活中因信仰的存在体现出的荣辱不惊、从容恬静的修为,应当都对诗人撒玛尔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那种笃信神圣、崇尚清洁精神的宗教情怀,成为撒玛尔罕人格构成重要的元素。
  在撒玛尔罕的诗歌中,“祖父”的形象构成了诗人个体与家族,俗世生活与宗教信仰之间连接的纽带,“祖父”既以血缘凝结的亲情给予诗人慈爱,又以信仰的力量给予诗人精神的培植。在组诗《时间的歌谣》中,诗人选择了自己人生历程中几个片段,出生、祖母的离世、新婚、儿子的出生、祖父的去世等关乎家族血脉延续的重要节点,构成一部微型的家族史。诗中的祖父是慈祥的,他曾为晚辈的出生跪地祷告、预言好运、以光的名义为家族传人命名,他曾有过战场的磨砺、有过牧羊砍柴的辛劳、有过苦难岁月中的屈辱隐忍,在走完九十五个春秋的人生之后,留给子孙受用不尽的财富,那就是黄金般的品格。
  根据《时间的歌谣》所标示的时间推断,组诗《四月》应当是祭奠祖父的挽诗。艾略特在《荒原》中开篇即说“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那是针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荒芜而言,对于撒玛尔罕来说,祖父辞世让他感到了四月的残忍、冰冷,这个自己所能接近的最靠近祖先命脉的人的离世,使他“不再听到美感撼人的诵经声”,同时,“我的世界崩溃”,并且意识到“永远切断了回家的路途”。亡者被热爱着他的人们置入高地,哀荣备至,“我”却不能不长久的沉浸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祖父“高贵的血停止了流淌”,而“我”就此悟到“从生到死的距离竟如此之短”,“其实,生命就是回首的瞬间/经历一秒钟的时间/据说一秒钟的痛苦盛开美丽”,任何人的生命都无法与时间抗衡,肉身存活再久也不过是沧海一瞬,人生意义建立在能否从有限窥视到无限,能否通过瞬间把握永恒,那道祖父弥留之际闪烁的蓝光意味着什么?是真主的召唤,还是刹那间灵魂的觉悟?无论是什么,祖父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一瞬间生成,“而经历了死亡的生命·····或许早已乘上时光的白鸽/英姿勃勃如期赴约”,这显然是一种精神的转生,同时还将给延续血脉的子孙庄重的启示,即“我崩溃家园的一颗枯杏树上/依然飘扬着一条金黄色的达斯达尔!”
  诗人撒玛尔罕推测、参悟祖父这位终生以宣教、信教为志职的老人临终前一定“心里默颂: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而在往昔的日子里,祖父给予诗人最深的影响是他对一部经典即《古兰经》的诠释,是“抑扬顿挫的诵经声总让人作泣”的情形,是“在黄河沐浴向着西方虔诚地祈祷”的身姿,或许正是这一幕幕场景的耳濡目染之间,将信仰的精神传递给了撒玛尔罕,并且激活了他作为诗人的潜质,成为他的诗歌写作重要的内驱力之一。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有一句名言“宗教和诗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个断语缺乏论证的支持,然而当我们注意到宗教是凭借信仰的力量引导人们进入美善的境界,诗歌是以修复人们的性灵、引领人们体验更为健全、完满的人生为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这句话所包含的某种合理性。以我的理解,撒玛尔罕《清真寺传来的唤礼声》一诗就是表述了宗教与诗歌的相同性,清晨光明驱走黑暗的一刻那“那触动心弦的”、“在体内的每个角落里洋溢着”的唤礼声,就仿佛是回到心灵原点的诗歌。在他描摹撒拉族民俗生活的诗作中,主麻日的宣礼声中,白冠男子俯身向西方的膜拜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场景,除了宗教仪式的展示,诗人更愿意在自己诗篇中注入宗教文化的精神,切入伊斯兰教义的肌理。在短诗《烙印》中,诗人说每一个信众“烙在灵魂的印记/注定在真主的花名册上”,必须经由火的炼狱洗涤罪恶,才能步入天堂的门槛,这显然与末日审判的观念有关。《举意》中“举意从审视自己的内心开始/从感知自己的每个器官开始”的诗句,解释了作为伊斯兰教义基础的“一切善功,唯凭举意”的含义,那就是重视内心的真实和实际工作而不是口头的表达,暗含诚信与顺从真主之义。在《祷告》中,诗人则以教徒的口吻,用忏悔的方式,面对信仰表现出一种赤子的坦白与真诚,诗歌简洁、有力,类似于《古兰经》的先知的词锋和话语格调,从而获得了庄重肃穆的品质,撒玛尔罕的诗歌也因此在青海诗人,甚至是撒拉族诗人中拥有了唯一性。
  怀掖更高期待的撒玛尔罕,并不满足将诗情仅仅停留在感念的颂祷上,他要依据个人的体验,在宗教精神的照亮下思索关于生与死、罪与罚、苦难与救赎等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命题,而对这些命题的穷形尽相绝非抒情短章所能胜任,于是,诗人走向了长诗,进入到努力赢得史诗品格的长诗写作之中。他曾经在《光焰的颂辞》中借伊甸园和亚当、夏娃的传说作为基点,展示人类因为欲望而获罪、接受惩罚以及最终救赎的艰辛历程,而近作《祷辞与幻像》则通过幻影镜像展示处于悖谬的历史中,挣扎在灵与肉煎熬之中的人类苦难,一群聚拢在广场上的象征着人类整体的角色各异的人,恐惧而焦虑等待着最终的审判,而灵魂能否在苦难的深渊中避免沉沦,取决于信仰存在与否,因为只有“主”,才会“给灵魂留下逃遁的门廊”。
  《世界的血》是一首展示生命的诞生、历尽苦难、最后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全部历程的长诗,让我并非无端地想到了描述游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最终见到上帝本体的但丁的《神曲》。《世界的血》是建立在诗人个体生命体验基础上的融艰难的跋涉、内心的诘问、静默的沉思、欣喜的咏叹为一体的曲式宏大、想象瑰丽、意象繁复的用力之作。诗人将“我”的诞生视作前世的约定,“真光赋予我的思想镶嵌在自己的骨子里/我被孕育的那天就植入了骨髓深处”,而“我”成长的路途中历经苦难,则是通向澄明之境必需的考验,“带我到有大光的地方去”则是苦苦求索中所执守的信念,最终,“我从诞生的黑暗通道/走向广场上一条条光明的道路”,因此,“我”由衷地感念,“我行走在你阳光灿烂的广场/你散发的光辉牵引我的道路”,“你”的所指无疑是信仰、真理以及处于时间之外的“主”的意志。这是神学意义上的天路历程与个体存在的诗人自我心路历程的叠印与重合,全诗充盈着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的气息,而诗人则是将个人的精神体验推衍到普遍的人生情景之中,因为,对光明与真理的渴求是任何一个来自黑暗深处的人共同的心愿,就此而言,《世界的血》具备某种史诗的高度,依黑格尔观点,史诗应当跨越民族的界域,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
  撒玛尔罕由此从撒拉尔家园走出迈向了更宽阔的世界,他面前的世界呼唤着他,迫使他不停地行走、探寻。这个撒拉尔的传人,曾经因为寻根的愿望,成为一名诗人,如今,他又与世界有了一个约定,他必须依旧“披着长发夜夜为诗劳累”,用自己兼具火的炽烈与水的沉静的词语,向自己所心仪的,一切神圣、永恒、纯洁的事物致意,并且寻找通向彼岸的渡口。或许这是一个需要一生的时光去完成的约定。
  (作者:青海师范大学教授,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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