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后四学士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6-2-28 12:58:40

曾枣庄　
　　
　一 “后四学士”仅见韩《涧泉日记》
　
　韩膞《涧泉日记》卷上云：“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荣武子，时号后四学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济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见也。”我对这一记载一向颇为怀疑。宋人有关苏门四学士或六君子的记载很多，为什么关于苏门后四学士的记载仅见于此呢?李格非为李清照之父，宋人记载也很多，为什么只有此书说他属苏门后四学士呢?李禧，《宋史》无传，仅存诗一首，见孙绍远《声画集》卷8，这就是《题自画芦雁》：“晚来无事理扁舟，唤起骚人漫浪愁。过眼飞鸿三两字，淡烟寒日获花秋。”董荣，《宋史》亦无传，未留下任何作品。晁补之云：“东平董耘武子，年少、以孝闻。”此董耘是否即后四学士之董荣，也很难肯定。至于李禧、董荣(耘)与苏轼的关系，也没有什么资料。苏轼门人除四学士、六君子外还很多，其中不少还有集传世，谓李格非、廖正一属苏门后四学士还可理解，为什么会把李禧、董荣这样不见诸经传的人物与李、廖一起列入苏门后学士呢?
　
　但韩膞为南宋著名文人，所记不可轻易否定。膞(1159──1224)字仲止，号涧泉，元吉子。以父荫入仕，任主簿，为平江府属官，又尝官贵池。庆元6年(1200)药局官满，还家。嘉泰元年(1201)秋，入吴。未几辞官归隐上饶，家居二十年，嘉定17年(1224)卒。膞幼承家学，清高绝俗，人品学问，皆有根柢，著有《涧泉集》、《涧泉诗馀》、《涧泉日记》。《四库全书总目》卷121谓其《涧泉日记》，“议论率皆精审”，在宋人说部中堪称卓杰，所记当可信。故本文仍对苏门后四学士略作论述，以期引起学界重视，收集更多的相关资料。
　
　二苏轼“取密云龙以待正一”
　
　廖正一，《宋史》无传，但《东都事略》卷116有传。他字明略，号竹林居士，安州(今湖北安隆)人。元丰二年进士。元皊初，召试馆职，苏轼得其对策，大奇之。为秘书省正字。6年，除馆阁校理。在他为杭州通判时，孔武仲曾举以自代，称其“志操清洁，文学优深。向者玉堂对策，耸动众观。臣在馆阁，久与之处，见其所守，始终不移。乞以代臣，以允公议。”。晁补之在《跋廖明略能赋堂记后》中，亦谓“余同年生廖明略，学问博古，志操如雪霜”。绍圣2年，知常州。入元皊党籍，贬监玉山税，卒。著有《竹林集》3卷，《宋史》卷208《艺文志》7又称其集为《廖正一集》8卷。
　
　叶梦得《廖明略竹林集序》云：“明略尝言：‘吾深服左氏，而乐道范晔之秀正温绎。晔尝自叙其书，以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远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异时有蜫吾於晔伯仲之间，吾尚无愧。往有评吾文似尹师鲁者，吾虽不学师鲁，然意善其言。’是时余见明略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诬也。明略自为举子时，即不沿袭场屋一语。再举而取进士，其所试，盓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为学者推重。盖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悫，渊源所从来者远矣。每一出语，辄有区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於出入经传，驱驾前言，左掐右摘，比次回曲，他人咀嚼?杌终不能安者，明略绳约鉹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瞂呵群羊，无不如意。故其曲奥简洁，音节遒峻，精新焕发，使人读之，不觉矍然增气。惜其早困，不得尽用所长。始，元皊初，天下所推文章，黄、张、晁、秦号四学士，明略同直三馆，轩轾诸公间，无所贬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其家有石林园，故又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绍圣四年进士，官翰林学士兼侍读、户部尚书、尚书左丞、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他是晁氏外甥，又尝从晁补之、张耒诸人学，在诗文创作与评论方面均有较大成就。著述甚富，有《石林总集》100卷，今仅存《建康集》8卷、《石林奏议》15卷。此序明确以他廖与黄、张、晁、秦四学士相较，如果当时已流行苏门后学士的提法，廖正一属后四学士，这里理应提及，但却没有。廖论文特别推崇左丘明与范晔，自认为“丘明不可及”，而可与范晔相伯仲。叶梦得认可其自评(“自道不诬”)，称其文“用志深苦”，“思致精悫”，“出入经传，驱驾前言”，“无不如意”，“曲奥简洁，音节遒峻，精新焕发”。
　
　叶梦得与廖正一同时而略晚，他所见“明略文固多”，可惜今天已大多失传了。《全宋文》卷2530仅收其《代范德孺谢户部表》一篇，是据《皇朝文鉴》卷71收录。《皇朝文鉴》是吕祖谦编的著名北宋选本，能入此选，足以代吕祖谦对他的看重。王?《四六话》卷上云：“廖友明略作四六，最为高奇。”这篇《代范德孺谢户部表》正是一篇四六文，表一开头就点明了“谢户部”的主旨：“边部终更，王庭当觐。亟承天宠，遽蜫地官。静以省躬，忸乎就列。”接着叙前绩：“早遇盛时，膺烦使。馈粮千里，尝绝漠以知难；勤戍六年，属镌羌之未谕。”对升任户部颇感意外(“误被选抡”)：“众谓荣观，臣知非据。”最后表示，既被任命，就当尽职：“当勤早夜之思，庶有毫铢之补。”全文典雅温润，从容不迫。王?《四六话》卷上还举了廖正一的其他四六名句：“明略《贺安厚卿启》曰：‘远离门墙，遁迹江湖之外；靁望麾葆，荣光河洛之间。’又《贺张丞相启》云：‘中台之光，下饰万物；前箸之画，外制四夷。进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无邪阴；山川出云，亟有时雨。’又谢厚卿答书之启云：‘寂寞江滨，若戎车之陷淖；盝迟砶邑，信塞马之依风。?然晨光，照此踚屋。’”这些四六名句确实不愧王?“高奇”之誉。
　
　《全宋诗》卷1069收廖诗七首，其中《题汝坟驿壁三首》取自《墨庄漫录》卷6：“重和戊戌(1118)冬，予道由汝昌之汝坟驿，壁间得廖正一明略手题三诗。其一云：‘阿怜二十颇有馀，秀眉丰颊冰琼肤。无端欲作商人妇，更枉方寻海畔夫。’其二云：‘阿梅鮹岁得同欢，懊恼情深解梦兰。莺语轻清花里话，柳条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阳，亭候逾十舍。征鞭背乡帏，云雨虚四夜。双艳尽倾城，一姝偏擅价。独怒蕙心轻，误许商人妇。’初不晓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举是诗，邦人任喻义可云：‘顷年明略与郡之二营妓往来，情好甚笃，其一小字怜怜，其一名梅。时怜怜将为大贾所纳，明略既去，道过汝坟作诗，盖有所感也。怜怜竟随贾去，‘方寻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讥之也。”据任所说，廖之3诗都是言情诗，都是为“二营妓”而作。第一首为怜怜嫁作商人妇而作，第二首写名字叫梅的营妓，第三首是合写二人：“双艳尽倾城。”又着重发泻对怜怜的不满：“一姝偏擅价”，“误许商人妇。”3诗没有多少深意，表明他少年时代也是一位风流才子。
　
　《和补之梅花》选自方回《瀛奎律髓汇评》卷20：“薰兰芳草久睽离，偶癢春光此一枝。自许轻盈羞粉白，何人闲丽得邻窥。寒欺薄酒魂消夜，月入重帘梦破时。幸有暗香襟袖暖，江南归信不应迟。”前四句咏梅花，后四句写思妇，冯班认为“腹联好”，因为“寒欺薄酒”一联写出了思妇以酒消愁而仍夜不能寐的相思之苦。
　
　廖正一亦能词，惜其词已失传。《全宋词》据《乐府雅词拾遗》卷上收其《瑶池宴令》一首，然据赵令臝《侯鲭录》卷3，此词应为苏轼作：“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寄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与人。’云：‘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砋。玉纤趁，南风未解幽愠。低云鬓，眉峰銂晕。娇和恨。’”赵令臝为苏轼同僚，元皊6年，苏轼知颍州，赵签书颍州节度判官公事，常与游从唱和，所记当有据，此词应为苏轼词。
　
　在所谓“后四学士”中，恐怕以廖正一与苏轼的关系最为密切，只有他享受了苏门四学士的待遇。《东都事略》卷116《廖正一传》云：“元皊中，苏轼在翰苑试馆职之士，得正一对策，奇之。除皉书省正字。轼门人黄、秦、张、晁，世谓之四学士，每过轼，轼必取密云龙瀹以饮之。正一诣轼谢，轼亦取密云龙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亚于四人者。”密云龙是极为甘馨的茶。同一内容，杨慎《词品》卷3记载得更为有趣，谓家人误廖正一为四学士：“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苏东坡之门，公大奇之。时黄、秦、晁、张号苏门四学士，东坡待之厚。每来必令侍妾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廖明略也。东坡《行香子》云：“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折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这是苏轼一首著名的咏茶词，上阕写宴席散后共饮密云龙，“共夸君赐，初折臣封”是说此茶乃哲宗所赐：“(哲宗)密语(中使)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下阕写密云龙确为茶中极品，饮后“觉凉生、两腋清风”。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6-2-28 12:59:38

三李格非“以党籍罢”后“没有受到远谪或编管的处分”吗?
　
　李格非字文叔，山东章丘市明水镇人，女词人李清照之父。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著《礼记说》数十万言。登熙宁9年(1076)进士及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元皊元年(1086)为太学录，转太学博士。4年(1089)，官太学正，6年(1091)格非在太学官博士。绍圣间立局编元皊时章奏，任为检讨，不就，出通判广信军。绍圣2年(1095)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为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崇宁元年(1102)，入元皊党籍。5年(1106)，叙复，与监岳庙差遣。卒，年六十一。《东都事略》卷116、《宋史》卷444有传。
　
　廖正一与苏轼交往是在苏轼于元皊年间回朝后，李格非与苏轼交往始于何时?《宋史》本传云：“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从行文看，似乎也在元皊年间，因为李格非在太学任职是在元皊年间。但苏轼文集中有贬谪黄州时作的《与文叔先辈》二首，校点者谓“文叔乃李格非之字，此二首或是与格非者”。语气虽不肯定，但可能性极大。格非为山东人，熙宁9年进士及第，而苏轼于熙宁7年至9年曾知密州(今山东诸城)，这位应试士子造访苏轼的可能性极大。这是推测之词，尚无确证。
　
　崇宁元年(1102)7月，李格非“以党籍罢”后的情况如何?陈祖美《李清照评传》第55页说：“至于格非最后受到何种惩治，结局如何，史无明载。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大致有三种可能：一是，鉴于李格非在元皊年间职位较低，更没有像苏轼等人那样欲置章?、吕惠卿于死地，因而得罪较轻，当不致于受到更严酷的追究。二是，当时的权势人物赵挺之，虽有借机报复苏轼弟兄及黄庭坚等多次压抑、中伤自己的可能，但李格非毕竟是他赵挺之依从其爱子的意愿而选中的亲家，当不至于投井下石，相反，还可能暗中为之斡旋，予以援手，使之得以从轻发落。三是，鉴于上述韩琦、韩忠彦对清照父、祖的荐拔，此时韩忠彦虽然受到曾布的掣肘，但毕竟身居相位，对李格非的蒙冤，不会坐视不救。凡此种种，李格非当没有受到远谪或编管的处分。”这一推测与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3所载李格非的《初至象郡》、《绝句》诗的内容不符。象郡，古郡名，秦置，辖今广西西部、广东西南部、贵州南部。《初至象郡》凡四首，第一首明确讲“吾迁桂岭外”。第二首写得最好，希望谪迁之地能成为洙泗之邦：“去日有近远，寒暑乃不同。手捉而喙饮，嗜欲南北通。是邦亦洙泗，人可牛与弓。良知尽虚市，妙质老耕农。彼时张曲江，此时余襄公。二子稍颖脱，一洗凡马空。斯文隔裔土，后生昧华风。闽中要常衮，剑外须文翁。”张曲江指张九龄(678—740)，唐代诗人，唐玄宗时宰相，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余襄公指宋人余靖(1000—1064)，也是韶州曲江人，官至工部尚书。著有《武溪集》，文章长于应变，诗亦简炼有法度。李格非连举两位韶州曲江人，很可能他的贬谪之地就是韶州或其附近。常衮，唐代宗时宰相，为福建观察使时，尝设乡校以教闽人。文翁，汉景帝时的蜀郡守，曾在蜀兴学，使蜀中文化比于齐鲁。后两句是说，韶州虽出现过张九龄、余靖这样的杰出人物，但是现在“后生昧华风”，很需要有常衮、文翁这样的人物来此兴学。第三首写“秦扁不南游，医方略岚嶂”，象郡巫风盛行，希望有秦扁这样的人来为人民治病。第四首写谪居的闲适生活：“居近城南楼，步月时散策。小市早收灯，空山晚吹笛。儿呼翁可归，恐我意惨戚。从来坚道念，老去倦形役。天其卒相予，休以南荒谪。宴坐及此时，聊观鼻端白。”此首的“休以南荒谪”也证明他是谪居于南荒之地。其《绝句》二首也有“若无万里还家梦，便是三湘退院僧”句，也显然作于南迁时。李格非“以党籍罢”前，没有“迁桂岭外”、“南荒谪”之事，此事只能发生在“以党籍罢”之后。可见李格非并未因为赵挺之的关系受到什么优待，他同样受到了“远谪或编管的处分”。如果仅仅是以“以党籍罢”职，而非远谪，李清照献赵挺之的救父诗就不会发出“灸手可热心可寒”那样的愤慨之语与“何况人间父子情”那样的悲天抢地的哀鸣。
　
　苏轼、李格非于元皊年间同在朝任职，二人南迁后还有往来没有呢?有，有书信往来。苏轼《与孙志康》云：“李文叔书已领。会见无期，千万节哀自重。诸儿子为学颇长进，迨自吴兴寄诗来，文采甚可观。此等辱交游最旧，故辄以奉闻，然不敢令拜状，无益，徒烦报答也。某所答书，乞勿示人，切祝!切祝!”孙志康即孙勰，宁都(今属江西)人。他元皊3年才进士及第，但在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时就成为苏轼门人了。苏轼幼子苏过《孙志康墓铭》云：“熙宁初，先君通守钱塘，孙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贽所业以见，愿留授经於门下，时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与余长兄游。既卒业归，自是走四方，为文章士。元皊间，先君知礼部贡举，志康以荐书来京师。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蜫第六人，廷试复居第六，天下然后知取之者严，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此信有“迨(苏轼次子苏迨)自吴兴寄诗来”，显然作于苏轼谪居岭南时。信中又有“会见无期，千万节哀自重”语，指孙勰之父孙立节(介夫)之死，死于苏轼谪居海南的元符3年(1100)。苏轼《与孙志康》另一书云：“不意变故，尊丈节推遽捐馆舍，士友悲恸，有识叹惋，柰何!柰何!……某以窜逐海上，莫由赴吊，临纸哽噎，言莫能谕。”苏轼《刚说》亦云：“建中靖国之初，吾归自海南，见故人，问存没，追论平生所见刚者，或不幸死矣。若孙君介夫讳立节者，真可谓刚者也。”可见苏轼《与孙志康》作于苏轼自海南北归前，此时李格非与苏轼仍有书信往来(“李文叔书已领”)。
　
　四李格非“文高雅条畅”，“诗稍不逮。”
　
　李格非存诗极少，除《初至象郡》4首、《绝句》2首外，就只有《过临淄》、《试院》、《驾幸太学倡和》3首及残句两则。其中《过临淄》充满古今盛衰、物是人非之感，较有诗味：“击鼓吹竽七百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九府是古代掌管钱币的机构，九府钱即国库钱币。临淄虽然城阙依然，但当年击鼓吹竽的繁华场面已看到了，只有耕田的农夫“曾得当时九府钱”。王士祯称此诗“颇可诵”。
　
　李格非现存作品以散文成就最高。《全宋文》卷2792收其文11篇，数量不多，但各体文章都有一点。在文论方面，他有一篇《论文章之横》，谓“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於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郰階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他所谓的“横”是指“离俗绝畦径”，就是“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并举孟子、左丘明、韩愈、李白、苏轼的诗文作为“横”的代表。可见他所谓“横”，类似我们所说的豪放，而李格非的散文也正可用一“横”字为总评。
　
　他有一篇《书战国策后》，也表现了他对“横”，对文辞的看重。他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他认为《战国策》所载之事“浅陋不足道”，但由于“文辞之胜”，人们往往“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他称赞《战国策》对那些难以说清楚的“微妙难知之情”，“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他说，夏商周“文物大备”，幽、厉以后，周道“大坏”，但文章仍值得推崇：“然其文章所从来既远，故根本虽伐而气瞝未易遽熄也。……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张)仪、(苏)秦之徒，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书文辞鎔鎔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他的这一观点显然深受三苏文论的影响。苏洵公开承认自己对纵横家的爱好。战国纵横家朝秦暮楚，苏洵是不赞成的；但他很欣赏他们的雄辩之术。他说：“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后世也几乎公认苏洵散文深受战国诸子，特别是纵横家的影响。茅坤说：“苏文公崛起蜀徼，其学本申韩，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苏轼走得更远，他不但公开赞美“不能尽通于圣人”的战国诸子散文，甚至公然嘲弄只知鹦鹉学舌，重复孔孟之道的“世之儒者”。战国散文，包括纵横家的说词，往往感情充沛，气势磅礴，纵横恣肆，酣畅淋漓，滔滔不绝，笔带锋芒，妙喻连篇，形象生动，富有鼓动性，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苏洵特别是苏轼的文章也具有这种特点。
　
　三苏论文多就文论文，很少有同时代人的道学气。李格非论文也具有同一特点。他的《左马班范韩之才论》云：
　
　司马迁之视左丘明，如丽倡黠妇，长歌缓舞，间以谐笑，倾盖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绝代之女，方且却铅黛、曳缟舼、施帷幄，徘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见之，虽失气疾归不食以死，而终不敢意其一启齿而笑也。
　
　班固之视马迁，如韩、魏之壮马，短鬣大腹，服千钧之重，以策随之，日夜不休，则亦无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靣酼之马，方且脱骧逸驾，骄嘶顾影，俄而纵辔一骋，千里即至也。
　
　范晔之视班固，如勤师劳政，手胝薄版，口倦呼叱，毫举缕诘，自以为工，不可复加，而仅足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动声色，提一二纲目，群吏为之趋走，而境内晏然也。
　
　韩愈之视范晔，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荜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於齿颊间，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乘高车从虎士而至，虽顾其左右，偃蹇侮笑，无少敬其主之容，虽鄙恶而体已下之矣。
　
　这此文中，李格非以形象的比喻比较了左丘明与司马迁、司马迁与班固、班固与范晔、范晔与韩愈的不同特点，左、马相较，司马迁如“丽倡黠妇”，而左丘明如不肯一笑的“绝代之女”；马、班相较，司马迁是“纵辔一骋，千里即至”的“靣酼之马”，而班固是服重不休的“韩、魏之壮马”；班、范相较，班固“不动声色”而“境内晏如”，范晔则“勤师劳政”，“仅足为治”；范、韩相较，韩愈如“儒生崛起於蓬荜之下”，而范晔则是“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不论李格非的比喻是否洽切，评论是否公正，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写法是非常别致的。他在《题韩致尧十一帖》中，称赞唐末以前的简牍“事尽则言止”，他的文章也具有这种简洁的特色。
　
　李格非的论说文还有一篇驳论《破墨癖说》也很有特色。世人多吹南唐李廷皀墨，李格非说：“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馀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皀墨者，用之当何如也?”然后逐条反驳了吹嘘李廷皀墨的各种论据。一是“吾墨坚可以割”，作者反驳说：“余割当以刀不以墨也。”二是“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作者反驳说：“然吾贮水当以盆鄑不用墨也。”三是“吾墨皆百馀年不败”，作者反驳说：“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四是“吾墨黑”，作者反驳说：“天下固未有白墨。”最后作者感慨道：“夫衛紎之所以不可以为玉，鱼目之所以不可以为珠者，以其用之才异也。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於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焉，乌在所宝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禕其实用而眩於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反对“不禕其实用而眩於虚名”，这就是全文主旨。
　
　李格非的记叙文也写得不错，《隐士廉复墓碑序》是一篇有序无铭的墓碑，为我们生动刻画了廉复这样一位隐士形象。廉复与李格非“同里”，卒于元丰7年(1084)，时已八九十岁，生于宋真宗咸平3年(1000)前后。少时曾“负书应举”，而“年未四十”就“尽束其生平所读书，置屋栋间，而独抱夫《易》以老焉”。作者一连提了三个问题，是因为“憎世而俗欤”，还是“爱其身以有待欤”，或是“得丧轻重已判於胸中欤”?这种写法比直叙更易引人深思。接着写其三事：“筑室结庐，植竹数千、木数百，……它人毕力莫能及”；“种田百亩，活十馀口，年岁无不给”；年“八九十，而见其犹有童颜”。以至人们疑他“筑室植木有术”，“必能化黄金”，“必能饵丹”，甚至向他“求其术”，引出他的一段议论：“是安得术?吾於筑室植木也，知不以彼之成坏易吾之诚；於家也，知不以彼之盈虚夺吾之常理；於身也，知不以思虑撄拂吾之胸中。如是耳，安得术?虽然，若有问治天下国家者，吾亦将以是语之。”[38]这既是养生之道，也是治国之术，表明这位隐者绝非常人。
　
　李格非文以园林记《洛阳名园记》为最有名，而“洛阳之盛衰也，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之语尤享盛名。其《书洛阳名园记后》云：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黾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余故尝曰：洛阳之盛衰也，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正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於东都者，号千有馀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处矣。余故曰：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於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於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历代对此文都评价很高，邵博云：“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其知言哉!”张琰《洛阳名园记序》云：“文叔方洛阳盛时，脚迹目力心思所及，亦远见高览，知今日之祸。……呜呼!可谓知言哉!”楼钥云：“斯文之作，为洛阳，非为园囿；为天下，非为洛阳。文字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金圣叹云：“幺麽小题，发出如许大论。大儒眼中，固无细事。大儒胸中，固无小计。大儒手中，固无琐笔。定当如此。”小题出大论，“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这就是此文备受推崇的原因。
　
　刘克庄称李格非“文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补之)、秦(观)之上，诗稍不逮。”谓李格非的诗不逮文是对的，但谓其文在晁、秦之上则未必。“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更是言过其实。
　
　
　
　曾枣庄，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苏学专家

　源自：儒藏

何晓 · 发表于: 2006-3-1 18:31:09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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