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酋康熙的历史大罪之（一）──文字狱

在时下荧屏上大行其道的“辫子戏”中，满清皇帝们的“雄才大略”被热情地讴歌着，而他们所犯下的专制的罪恶却恰恰被有意地“忽略”了。康熙就是这样被讴歌和“忽略”的皇帝之一。在康熙所犯下的罪恶中，文字狱即是其中之一。 　　祭起思想专制的法宝 　　文字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指公权力对于个人或团体的创作中的不利内容敏感，于是对其展开搜捕和迫害行动。通常见于威权或专制社会，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 　　17世纪中叶，东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民不过百万。乘着明王朝忙于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的机会，东虏迅速崛起，并最终入主中原，建立了满清王朝。面对大汉民族，东虏的心理弱势不言而喻。入关之初，东虏还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但很快就抛弃了这一点点伪善。东虏起于马背刀锋，极度迷信武力，对待汉人，就一个字──杀！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无数中国和朝鲜的史料都有努尔哈赤攻入抚顺关后在辽东都司汉区内攻一城屠一城的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势力膨胀之后，大杀辽民，辽民除少数逃回关内以外，关外的汉人险被努尔哈赤杀戮一空！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23万，运河之水变红！ 　　清军屠昆山，“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还有当代清史专家竭力抹杀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 　　满清转战烧杀淫掠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天下”；短短30余年间，使治下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万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万，净减三分之二！ 　　康熙是东虏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第二代酋主，比起其先祖，已经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汉文化。“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古训，自然也是他学来的汉族皇帝的“治国之道”，再说，如果人都被你杀光了，你还统治谁去？于是，康熙也就开始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了：采取开科取仕，笼络汉奸知识分子，等等。 　　康熙十分清楚，满清在打进中原的过程中的血腥屠杀对汉民族的伤害，更知道在历来讲究“夷夏大防”的儒家文化传统中，自己作为异族统治者在文化上的尴尬。内心的敏感和脆弱，使他祭起了文字狱这个封建专制的法宝，对着那些“异端邪说”一路砍去。 　　明史案和南山集案 　　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狱首先发生在康熙一朝，据史家考证，康熙在位期间有近10起文字狱，比较著名的有两起：明史案和南山集案。 　　明末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明大学士朱国桢著有《明史》一书，其中部分已刊行，另有部分手稿尚未刊行。东虏入关后，朱家败落。适同县盲人庄廷拢是一个富户，也是一个学者。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但又匮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东虏满清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烧杀淫掠，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全都是满清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编成后，庄廷拢死，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 　　1663年(康熙二年)归安知县吴之荣因贪污被罢官，为求复职，告发庄允城。庄允城向浙江巡抚朱昌祚和督学胡尚衡“纳重赂以免”，并删去书中指斥满清的词句，重新刻版刊行。吴之荣仍不罢休，购得该书的初刻本，再次告发。清派刑部侍郎查办，结果株连一大批人，酿成大狱。当时庄廷拢已死，被挖开坟墓，劈棺戮尸，其弟庄廷钺也被处死。原礼部侍郎李令晰为该书作序，连同四个儿子一并处死。湖州太守谭希闵刚上任半个月，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被处绞刑。南浔大富翁朱明与吴之荣有私仇，吴嫁祸于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是朱明，朱及其5个儿子皆被处死。归安茅元锡与吴之镛、之铭兄弟曾经参与该书的参校工作，也都被处死。“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 　　《南山集》案的主角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戴名世。戴名世，安徽桐城人，与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其大一岁，生于顺治十年(1653)。他在古文经学方面有很高造诣，尤其留心明代的史事。他从青少年起，便接受博学名士和故明遗老的影响和熏陶。这些遗老隐士，拒绝满清博学鸿儒之举，誓不仕清，终日闲散山林，眷怀明朝，醉酒吟诗。戴名世专心明朝史事，对宦党误国、孤忠效死、流离播迁、东虏烧杀淫掠入主中原诸事了如指掌，祖国沦丧的悲壮激情油然而生。戴名世站在史学家的角度，对明朝的兴衰进行比较合乎历史的分析，其中不免有对故国的眷恋情意。 　　他在未中进士和担任编修以前，曾经到处网罗散失佚文，访问明朝遗老，搜罗明朝末年的遗闻轶事，尤其是南明朝廷的史事，准备将来撰写明史之用。他的同乡方孝标，曾写书《滇黔纪闻》。书中不但记述了在云南贵州见到的山水风景，并且还根据听到的情况，记述了南明桂王朱由榔在西南抗清的事迹，书中所记年月用了永历的年号，戴名世也把它收作将来写明史的资料。 　　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入京师国子监。很多不懂装懂的官僚贵族们都想与他交朋友，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戴名世根本看不起那种附庸风雅的人，对他们又是讽刺又是挖苦。久而久之，他成了当权士大夫的眼中钉，想方设法要惩治他。 　　戴名世的学生尤云鹗，读了老师早年的古文佩服异常。他就为老师募捐，将老师平日所写的记载南明史事的上百篇文章进行筛捡，选出其中1/5，编辑了《南山集偶钞》。戴名世、方苞、朱书、尤云鹗都在书前作序。《南山集》问世后风行江南各省，文人士子以能得此书一睹而后快，影响大过于同类其他私家著作。 　　康熙四十八年，57岁的戴名世考中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之职。他没做官时，没有人说《南山集》有什么问题，等他做了官，问题就出来了。康熙五十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章参劾戴名世，奏章中说：“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中举前为诸生时，就私刻文集，其中多有是非颠倒狂悖不经的言论。如今他身沐皇恩，入于朝臣之列，尚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实在罪该万死，希望万岁下旨严加议处，借以儆戒此等狂妄不谨之徒。”所谓私刻文集，指的就是戴名世此前10年刊印的《南山集》。 　　康熙接到赵申乔的奏章龙颜不悦，降旨叫刑部严察审明。刑部立即逮捕戴名世，怕他不肯招供，给他上了夹棍。可怜戴名世这位年近花甲的文弱书生，如何经受得住这样严酷的刑罚，只好招供说：“《南山集》是我的门生尤云鹗出资刻印的，书前的序由我执笔，写上他的名字。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的序，是他们自己写的。书中所收我写给余湛的信提到的方学士，即方孝标，他作的《滇黔纪闻》，内载永历年号，我认为是作明史很重要的材料，所以想进一步证实书中材料的可靠性。” 　　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以大逆罪被处死，受牵连的子孙亲朋师友达300余人。方孝标已死，被开棺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黑龙江。 　　流毒祸害罪如山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汉奸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满贼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700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满贼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吴元莱多家被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14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300人的名字，企图制造又一件大案。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案。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康熙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康熙这个“明君”的颛顼暴戾由此可见一斑。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康熙以后，雍正、干隆两代清酋，更是如俗话所说的“老子偷猪儿偷牛，一代更比一代强”，文字狱愈演愈烈，朝廷从诗文、著作、奏章、言论中，搜索影射攻击、诽谤之语，一经发现，立即逮捕入狱。比如，“明朝其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本是“明日早晨”的意思，却被认为是指明朝，还说“去清都”，包含兴明朝弃满清之意。“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被认为是攻击满清的蒙昧、落后，不懂文化。“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说“清风”和“明月”是暗指明朝和满清，其意在怀念故国，不服满清统治。有的使用“狄”、“夷”、“胡”等字，也被看成是对满人的蔑视和污辱，同样处以重刑。有的使用了皇帝御用的字，如“赦”字、“皇”字等等，是触了忌讳，犯了“大不敬”律例。有的记载了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被说成是宣扬“夷夏之防”，如此等等，难以尽述。从康熙开始到干隆时代，在长达百余年的岁月里，文字狱屡屡不断，制造了无数起冤案，使大批才能之士、无辜的百姓惨遭杀身、灭门之祸，即使人已死去，也得“剖棺戮尸”，以示惩罚。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朝61年间文字狱超过10起，雍正朝13年间文字狱近20起，干隆统治中国63年，文字狱在130起以上。因文字狱而被杀、充军、流放的汉族知识分子不计其数。 　　长期的文化杀戮，留下来的成绩是一部经过抽改、“消毒”的四库全书，3000多种15万多部禁毁书目，超过70万部的被焚毁图书，还有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史学泰斗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文字狱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中国文人气节的沦丧。“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些中国人陈陈相因的民族气节不见了，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龌龊的辫子一起留了下来，在刀斧面前，只剩下一大帮唯唯诺诺的奴才。 　　满清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压制了反清思想的传播，严密地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它不仅无情地取缔人们的言论、思想，而且连肉体也一起消灭，从而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迫使中国知识分子走上学术和现实相脱离的道路，埋头于故纸堆里，导致思想、文化的畸形发展，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由于满清政府极度的专制，自由的思想被彻底的扼杀掉了。入关之后，满洲贵族鼠目寸光，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一系列错误国策的危害显而易见，如果是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不难发现和解决，只不过是残酷的思想迫害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龚自珍只得无奈的仰天长啸“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明末清初正是中国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大思想家黄宗羲、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闪耀着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著名的四大名著皆出自那个思想躁动的时代，这些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江南一带到处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雇佣制作坊和工场；以徐光启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科技知识分子集团正在形成；还有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结社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然而满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文字狱之兴，断送了本该与世界同步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中国却被禁锢在专制的黑暗之中，其余毒至今不能消除！ 　　康熙当了61年的皇帝，死了。在他死后118年，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打进了中国，中华民族从此开始了百年屈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