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文玉
我从1972年起在西昌红星公社插队。我避开用“知青”两个字,是因为我曾在那里完完全全地务农,同农民一样栽秧打谷,挖沟放水,种自留地……我不知道农民如何看待我。只是当我初学农活,突起的大风将我从田埂上刮倒在地里时,当我的手指被锯锯镰割破而鲜血长淌时……听到农民说过“造孽”,那声调和语气一直留在我记忆里。 务农3年后,我在当地一所小学任民办教师。一间用黄泥巴垒成的简陋教室为我确立了“知青”的身份。在后来几年的教书生涯中,我记忆最深且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我曾毫不留情地叫学生将土制的“取暖器”扔出教室。 那是个奇寒的冬日,我已穿上厚厚的棉大衣和厚厚的袜子,手和脚却还是冰冷。而我的学生们大多穿的单衣和烂衫,有的趿着一双破旧不堪、早就该丢弃的烂鞋,有的甚至还光着脚。一双双小手和小脚冻得开裂,并现出红红的鲜血。为了抵御寒冷,他们带了一种土制的“取暖器”来上学,那是将破瓷盅边沿打两个孔,用铁丝穿起来当提手,里面装上草灰,再放上几个燃烧的木炭。上课时先捂右手,因为右手要写字,然后再捂左手;手捂完了就捂脚。捂来捂去,课堂里少不了瓷缸挪动的声响。刚开始我还能容忍,我觉得天气实在太冷,教室又两面通风,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取暖未尝不可。但后来学生们见我没有干涉,又觉得这东西很好玩,便在课堂上开始进行比赛,看谁的炭火燃得最旺。于是满课堂都是“嘘嘘嘘”的吹炭声。当炭灰和粉笔交融升腾时,他们开心极了。 甚至大呼小叫,全然忘记是在课堂上。记得那天我讲的是《一件破棉袄》,我竭力讲解,却无人在听。我突然一声怒吼,似地动山摇,吓得学生们立刻停止了一切动作,呆呆地望着我。那一瞬间,教室里安静极了,唯有滚滚烟尘在那被熏得流泪的一张张亢奋、惊诧、肮脏的面孔上飘绕。我叫他们把那些讨厌的瓷盅取暖器全部扔出教室。 放学时,教室外一片狼藉,残存的木炭还在冒着青烟。孩子们吸拉着清鼻涕,望着那些能给自己带来一丝温暖的破瓷盅久久不肯离去。不知为什么,“造孽”这个词使我的心一下子与他们融合起来。我无奈地说:“大家去收拾各自的取暖器,明天可以带来。” 第二天,空中飘起了西昌少见的雪花,天气比昨日更冷,可是“取暖器”却一个都没有带进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