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林 世纪末和跨世纪的神经病,一头扎入市场经济的牛屁眼里,才品尝了一点未能完全反刍的野草的甜香味,就大放厥词,动辄咒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华人世界万马齐喑,不敢咳嗽,只有美国历史学家奋起写书,为毛主席时代辩诬,认为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我在魏巍主编《中流》杂志读了,好比夏天喝了三九雪水,大喊:“俗话说:路见不平旁人铲,美国也有好杂种。” 一九二六年,我的老师张圣奘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获取美国俄亥俄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处在民国初期的西方,把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美日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各有利弊。不料张博士一九九二年谢世后,中国却全面沉湎在市场经济的迷信里不愿自拔。 美国学者也好,中国专家也罢,他们都是庙堂人物,没有饥寒交迫的经历,再节约也没有在下这样的感受。高人谈理论,鄙人说体会,总是不会走火的吧。 一九七八年七月,还是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时候,十四岁的我,步入和毛主席唱半年反调的疯狂期。这时,爸爸给我找了一个赤脚医生做干爹,把我改名刘刚,我不以为耻,反把赐名写进课本封面炫耀,沾沾自喜了好一歇,才树立起“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生信念。刘保保在县百货公司买了一双天蓝色的丝光袜子送给我,那是我穿的第一双丝织品袜子,非常宝爱,勤剪趾甲,轻放脚步,尽量减少对袜子的机械磨损。甚至怕化学洗涤剂伤害它的质地,到野外撬来香香草,搓出白泡泡,细心洗袜子,老辈子笑话:“妈哟,青沟子那阵跳天板地的洪大爷,咋个一下子比女娃娃还要斯文罗,洗双袜儿嘛,又不是摸大姑娘奶膀,就是摸奶,不用点子蛮力,姑娘还不痛快咧。”哎,那时,狼心狗肺鬼迷心窍的我就不想一想,足下登袜子还是毛主席逝世那年的中国工人出品的啊,桀犬吠尧,大家认为可笑,然而聪明的地球人,经常干这样的勾当,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 少年时代,我迷恋上了田野考古,独自窜入荒野,怕荆棘钩刺坏了袜子,我剥光丝袜揣在衣袋里,光脚板走路,才迈步,学起了娇娇女,脚底好疼的,于是空心穿布鞋,冲突在灌草林莽间,抄碑文,攀悬崖,去发现,去辨认前人留下的文字信息。 青春期,视野扩大,脚走八方,丝光袜子来暖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丝一线不断肠。暑假里,烈日下,穿着它套皮鞋,踩田塍,踏土埂,测量地球东半球东经一○四度、北纬三十度附近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散落遗弃的人类文明痕迹,笔记、日记、草稿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开始报眼抢嘴,荧屏露脸,记者的镜头永远不会打扫我的超龄服役的丝光袜子。 参加工作了,我被刺配沧州,来到一个古驿站,当了两年会计,经常徒步下乡,飞奔在绿色的田野上,接洽十个乡食品组的工作,两百多平方公里被我跑了个底朝天。工余扎进荒郊野地,考古拾遗;灯下访问百姓,采录人民活口。幸亏刘医生当年买松袜子,他说我脚还有长,不宜太紧,以利多穿些年辰,这种发展的超前思维,就是神农时代到毛主席时代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极大地节省地球有限的有生、无生资源,给子孙万代留条活路。 二〇〇一年,跨世纪的丝光袜子丝断体残,再也无力庇护我十个脚指头全体隐蔽了,它老对着一两个抢风头出乖露丑的脚丫叹息,老婆骂我早该扔,妈妈戴着老花镜,补了一针又一针,我不忍心劳累老人,决定该去的就让他去吧,退役后,我折叠打入百宝箱冷宫中。再说,也可见证一段历史,看见它就回想到刚死去的刘医生买袜子的情景。一天开箱验身,不见了,我也不问,毫无疑问的是,老婆扔进垃圾堆了,她经常说:又不是国家领导人,平民百姓的生活废弃物,留着占地方,没意思。 够意思,一双丝袜,在少年到他青年脚步健旺的岁月里,居然赖着穿了二十三年。照此推算,出门就是车,下车坐电梯,出梯职工或背或抱或抬或捧上委座、部座、局座的各级柴大官人,一双丝袜体面地穿上三十年,应该不会烂得比劳苦功高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七十二个补丁还厉害吧。老实坦白,除了那双特殊的袜子,二十一世纪的我,在家人监督下,再也没有穿补丁衣服,丢人现眼了。这样一来,官人一辈子凉袜三双、热袜三双、不冷不热袜三双,闭眼那天,后人给他换上第十双袜子变神仙也就够了,哪里像今天地球人,无论是谁,一双袜子买上身,好的三五月、一年半载,运气坏的,上午穿得美丽,下午出乖露丑,强忍羞耻下了班,回去扔进垃圾桶,于是生活垃圾,一个二十一世纪文明人一个月的垃圾量,比十九世纪以前老古板人三代人的垃圾总和还多,因为古人垃圾很容易消化,只有玻璃等碎片物件无法处理,可是也能回炉再生玻璃器啊。 回眸袜子,我不忝吾生,无梦酣睡到天亮,因为我不愧毛主席的乖娃娃。老人家活到今天,他也不会逼迫孩子们补丁重补丁的啦,我深信,他的补丁也要少一半,因为十三亿人民深深地爱着他,他也不会容忍世界第一强国的伟大导师穿得一如叫花子,他,汉唐威仪,共国民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