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城市”表达

源自：贵州日报  : 何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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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40年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首先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城市发展潮流。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呈现出飞速发展之势。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城市”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活困境、精神出路成为文学中不可回避的表现场域。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文学中的“城市”
　　从中国现代文学谈起，看一下文学家笔下的“城市”是什么，城市里的人如何生存？经历过百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文学家笔下所展示的城市既有其独特的魅力，同时也有转型过程中生存于其中的人们的挣扎、痛苦和无奈，甚至有的作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将目光转向“想象”中恬静的乡村……
　　1840年鸦 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城市发展潮流，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形成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这给海派文学带来新的契机。
　　初期的海派作家张资平、叶灵凤接续着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商业传统，为迎合城市市民的审美趣味，着力表现市民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增强文学的可读性，使文学趋向世俗化和商业化。他们已将笔触伸进新式饭店、赌窟、跑狗场等消费场所，既显露都市人的狂放颓荡和沉醉于物质享受，又让他们时时感受到一种负罪感。
　　30年代上海出现了新感觉派作家群，曾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刘呐鸥的城市文学创作让读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将植根于西方都市文化的现代文学移入中国上海大都市，他笔下的大上海是五光十色的，有人评价刘呐鸥“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他把这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穆时英作品《公墓》、《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中也显示出其现代城市文学的追求和品格，笔下的上海是充满金钱诱惑、性诱惑的物欲横流的大城市形象，而生活于其中的都市人虽有负罪感，但同时表达着对大城市物质生活的深深依恋。施蛰存表现了上个世纪的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及城市人的生存境遇，并且是用现代的形式技巧来表达，他有意地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比如《梅雨之夕》、《狮子座流星》、《春阳》等运用心理分析来深入到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和生命感受。
　　对三十年代城市表达比较真实的还有天津剧作家曹禺先生，他在《日出》中所塑造的一个令人难忘的高级交际花形象陈白露，她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与象征。陈白露原是一个“喜欢太阳，喜欢春天，喜欢年轻”的女青年，怀着梦想离开农村、家乡来到当时现代大都市天津，在城市中她没有找到理想的精神家园，而是将自己永远“卖”给了大都市，再也回不去了。陈白露厌恶城市中的纸醉金迷、物欲横流、人情的虚伪、贪婪，但她青梅竹马的恋人方达生唤醒她之后，她甘愿选择堕落的生活。她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一方面，她已习惯了大都市的物质享受，另一方面让她看到城市的残酷，她想拯救但心有余却力不足，最终她疲倦了这种生活，自杀了。
　　到了四十年代的张爱玲可称得上是现代文学海派的第三代作家，个人的家庭生活和人生际遇使她熟悉以金钱为中心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以及沪、港两大城市中男女之间千疮百孔的爱情经历，这，两个主题成为张爱玲文学创作的主要切入点。与第一、二代海派作家不同的是，张爱玲看到中国大都市生活的人处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变化之下，人们的习惯、观念却仍然是传统的。张爱玲的小说贴近上海新市民生活，她总是以女性的视角透过上海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看这个城市舞台上日日上演的浮世悲欢。在具体的技巧上，既有传统的词汇和意象，又能在叙述中运用联想、象征、感觉，留有很明显的西方现代派特征。与新感觉派过于西方城市现代化的追求、洋味十足的都市相比，张爱玲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来面对和表现世界现代化中的中国城市及其都市人的生存状态。
　　上海是建立在欧美科技革命和工业大生产基础产生出来的城市，因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不同的审美特质，在现代文学中得以展示出城市文学另样的审美。现代文学笔下的城市是什么，科技革命和工商贸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现代城市以物质利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城市一切是富足流金的、光鲜亮丽的、惊奇刺激的、光怪陆离的……驻足于城市中的都市人在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中激动而混乱地沉浸其中，里面有新旧的冲突，有着孤独与痛苦，但却沉迷而不愿离开，我将城市比喻成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黑洞”，接近或投入其中的只能被吸入而无法逃脱。

二：建国后文学“城市”表达中的断裂与重兴
　　建国之后一直到1990年代左右，因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原因，城市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十七年文学中虽然也涉及到“城市”题材，除了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之外，寥寥无几，文学中反映时代大问题的多，里面很少有鲜活的都市人形象和生活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加快了其进程，不仅上个世纪的繁华大都市上海迎来“自由的荣光”，而且中国铺天盖地的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大量农村人离开乡村来到城市，一边建设着城市，扩大着城市的空间一面，另一面希望能够留在颇具吸引力的城市，成为真正的都市人。城市的“黑洞”越来越大，它的影响力也随着城市的膨胀增强，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收到城市影响辐射的角落几近没有。
　　对于文学审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也不例外，笔者从两个方面进行审视。
　　首先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作家构成及生活环境、表达的文学内容发生了变化。从作家的构成来看，无论是建国前成名的作家，还是建国后成长的作家，包括新时期的知青作家以及1980年代的寻根作家、先锋作家，他们很多有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对农村生活相当熟悉，自然笔下的乡村生活比较多，如汪曾祺《大淖纪事》中江南农村风情、莫言《红高粱》中山东的乡野世界。随着城市化进程，作家的身份发生转变，城市以“超级大市场”般无所不有的空间不仅吸引了农民进程，而且绝大多说作家也长期生活于城市之中，他们离真正的乡村越来越远，耳濡目染的是城市人和城市生活。尤其是“70后”作家，一部分农村的生活经历已成为儿时记忆，更何况“80后”“90后”那些自小便生活在城市的作家群，他们熟悉的还是城市生活和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他们与传统农业文明的联系越来越稀少。这些作家作品中延续着上个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表达内容，大量出现酒吧、高级消费品、高级商场、混乱的性爱等充满物质欲望和性爱欲望的书写，这些几乎成为现代大都市的象征。
　　从文学创作题材来说，城市生活题材的作品迅速增多，以茅盾文学奖为例，能够入围的作品城市题材越来越多，甚至电影剧本、电视剧本涉足城市题材也越来越多，而且占有的表现空间和读者观众越来越多，并通过电视媒体网络将城市的审美文化和价值观念传遍中国乡村的角角落落，甚至是部分边远山区。除了描写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外，中国城市化进程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也造成文学题材的多样性，因中国城乡二元对立模式、户籍制度等，那些繁华城市的主要功臣──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融入都市生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遭受着身心的煎熬和磨砺，一种是制度上的争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因而，老舍笔下那个从农村到城市寻找立身之所的“打工者”祥子，在对“钱”的追逐之下逐渐抛弃原有的传统道德伦理，而选取城市人的“规则”求得生存亦不可得，一步步沦为“无灵魂”的乞丐。新一代的“祥子”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再次以更大规模涌进城市，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困境、精神出路等等也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一部分，有人称之为“底层文学”、或者“打工文学”，无论如何命名，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面镜子。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创作也被卷入“市场化”的逻辑，在作家、读者之间形成商业色彩的文化运行机制，因而在作家的独立创作与读者审美需求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作家创作受读者需求、市场运作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商业对文学介入，城市化进程在作品出版和流通环节产生的影响，这也必然导致文学审美的变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中国呈现独特的社会面貌，莫言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春申原创文学奖论坛上谈到：“再过三十年，我想在中国找到一个乡村也很不容易，全中国会变成一个庞大的城市。到那个时候，文学与城市的讨论就不再有意义了吧。”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学如何面对城市？这个问题成为文学界的热点问题，城市空间和人口的膨胀是惊人的，虽然以城市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在数量上激增，但在中国文学中，对城市的表达仍然是一个尴尬的话题。城市文学表现的薄弱，跟生活在中国特色城市化过程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大家忙于竞争和准备城市生活，而并没有真正进入和体验城市生活。城市魔幻版的变化让其中的人们无法把握，人们对城市的感觉、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审美观念也是处于变化的“进程”之中。文学不能脱离当下的社会和文化，城市化进程中文学对城市书写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关键是城市书写也不能仅仅限于城市表征的表达，更重要的是文学作为人学，更要表达中国城市中国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灵魂。
　　虽然有人惋惜城市化会导致价值观念的单一性，地域文学面临“失根”的危机，人们免不了为历史唱起凄美的挽歌，上个世纪30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部分作家想象出一个充满人情美、人性美的想象的“湘西世界”去对抗城市文明。事实是，城市化毕竟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乡村正在加速消失，将来也许仅存在于历史画卷和人们的想象中，所以文学必须在痛苦与迷茫中开始它的转型，揭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方方面面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城市人的内在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