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交集：简析“新清史”学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下）

源自：中国民族报  : 钟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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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欧立德《民族意识与帝国边疆：新世纪下的内亚与中国》
　　在评介了柯娇燕和濮德培的观点之后，我们现在把焦点对准到2011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一部关于讨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论文集中，相关作品是“新清史”健将欧立德提交的《民族意识与帝国边疆：新世纪下的内亚与中国》。尽管总的来说，欧立德所持的现代中国观比前面两人要显得温和一些，不过他的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内政仍然有颇为直露的抨击。该文同样将新疆和西藏发生的极少数破坏分子预谋策划的暴力事件，定性为当地人因倍感其成为汉人大众的歧视目标，并且发现其民族文化受到了汉人主宰下的党国体制的高压对待。于是，做出不得已的反抗。按照这一逻辑，虽然这些暴力活动的最终受害者是身为平民的各族群众，但这些行为本身从实施动机上看却是可以谅解的，罪魁祸首还是中国政府实行的有失公正的民族政策，或者就是对于社会上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听之任之，而汉人作为一个集体，自然也必须为这种所谓的歧视现象负责。在这里欧立德有意回避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在受到分裂活动威胁的新疆等地，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同样是暴力恐怖活动的直接受害者。这对欧立德诉诸民族矛盾和文化歧视的曲解，显然是有力的驳斥。
　　欧立德在此文中还坚持认为，那种清朝的固有领土可以由民国时期以来的中国政府继承下来的观念虚伪而错误。与之对应，1911年之后汉人之外的其他群体实行的“独立”于中国的行动本来属于一种逻辑化结果，可惜因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而功亏一篑。而且，拒绝承认在这种情况的民国政府采取的仍然是以帝国化的模式来重建中国，即设法将内陆边疆和台湾都看作本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只是民国因限于军事力量的不振，尚无法长期有效地控制这些地区。而对于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边疆地区恢复行使有效主权的做法，欧立德却评论说，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并没有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以决定去留。所以，无法断言他们是否有兴趣加入新中国。因此，他认为新中国在边疆地区的行使主权，实际上是以使用武力或强迫性力量为后盾的。按照欧氏的逻辑，似乎边疆各地都要按照外蒙古的模式行事，才能算是具有合法性。考虑到当时的边疆地区，多数劳苦大众在民主改革以前，根本就不曾享有最低限度的政治权利，甚至有许多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连最基本的人权都保证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通过在现代社会中才行之有效的全民公决的方法来确定归属，实在是异想天开。况且即以被西方某些人士动辄誉为“亚洲民主样板”和被国内自由主义者公开点赞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在其独立之后强行收回果阿和动用武力兼并在历史上与自己毫无隶属关系的锡金王国，是否也是两地人民全体投票、赞成合并在先，箪食壶浆、迎接荷枪实弹的印度大兵在后？
　　欧立德的这篇文章在“新清史”诸作中或许不算是对中国内政诋毁攻击最深的，但却是在行文语气上显得最傲慢的。他在文中以教师爷般的居高临下的口吻教导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正视以下事实，即应该明白识相历史实际上并不站在他们这一方，因为从历史经验上看，像人民共和国这类汉人政权历来难以长期有效地统治如此广袤的边疆区域。这个历史教训值得今天的领导人时刻牢记。而前苏联的最终崩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就是一记很好的清醒剂，因为前者同样试图继承以前俄罗斯帝国遗留下的所有领土遗产，可惜终以国家分裂而归于失败。作为哈佛大学的一位教师，热衷于给中国领导人指点迷津或者敲敲警钟，劝中国趁早从内亚脱身，是否显得有些越俎代庖呢？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初对洋顾问点头哈腰、言听计从的晚清和民国时代了。此外，欧立德同样认为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支配，缺乏像清朝皇权那样的凝聚核心，因而所谓的完成统一也仅是虚有其表而已。最后，他将当下中国的民族政策定位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权威的需要，特意采取一种带有沙文主义特点的民族主义。这种情况造成了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处境举步维艰。作为全文的结语，欧立德显然不像柯娇燕那样对中国有朝一日，发生一场从“帝国”到真正民族国家的“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抱有幻想。因此，他对未来的预测反而更加“灰暗”：在人民共和国的下一个60年中，其对内陆亚洲的统治将持续成为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将来的历史是否也如此，那只能拭目以待了。
　　评米华健的新疆史观
　　
　　执教于乔治敦大学的远非国际问题专家米华健，则在“新清史”学者中专攻新疆史。据称此人曾公开标榜自己既不是大汉族主义者，也不是泛突厥主义者，而是汉人和维吾尔人，是普通中国人的朋友。话虽如此，现实中的米华健依然是一位有着显著政治偏向和趋好的学者，并且长期以来帮助“疆独”势力化解因其实施令人发指的暴力犯罪而在国际上受到的道义谴责，倾其所能使暴力化分裂活动得以“去污化”、“非罪化”。如果说前面几位学者主要还仅限于在理论上摇旗呐喊、鼓舌聒噪的话，那么，米华健倒真可以说是一位“知行并重”的“实干家”。
　　他曾在2004年华盛顿的东西中心出版的《政策研究》第6卷上发表过一篇《新疆的暴力化分离主义运动：一个批判性的评估》文章。该文是批评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民族政策的一篇时文。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中国官方记录和某些国际报道中指控的暴力恐怖活动记录，包含有许多并不精确甚至自相矛盾的信息，结论也颇有歪曲性。不过，他在文中也没有详细分析相关材料的疑问点，大概只是代表了他个人对于有关报道的本能质疑。第二，他认为跟中国官方提供的报道相反，自从1990年以来，所谓的暴力化分离主义运动实际上呈现下降趋势，而所谓暴力对于中国政府和汉人平民带来的威胁被人为地放大了。米华健的这篇文章，其实只是更多地反映了他个人的主观看法。在2001年的9·11事件引发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反恐战争中，曾经以阿富汗为训练基地的新疆分裂势力，也受到相应的削弱。因此，从2003年开始，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借美国军人之手清除了自己的宿敌。因此，要求美国政府改弦易辙，对于阿富汗境内的新疆分裂势力持宽容态度，将其和塔利班“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区别对待。作为对这种意见部分采纳的回应，后来美国即把阿富汗反恐战争中抓获的若干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遣送到欧洲的一些国家而拒绝将其引渡回中国。米华健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这种对新疆分裂势力持包庇立场的“美国声音”中的具体表现之一。
　　而米华健最为露骨的政治偏见则反映在他在《中亚浏览》2009年第4期上发表的对当年夏季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的评论文章中。该文首先综合评价了近年来新疆的基本形势。他认为，目前这一地区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中国是地区博弈的最大赢家，而当地人则相应沦为了最大输家。中国通过参与创办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合作，进行经济开发和鼓励汉族移民等，不仅极大地削弱当地人利用境外中亚地区进行反华活动的能力，而且使得他们在保护发展本民族文化和享受政治权利上，都受到诸多的限制。虽然米华健承认，一般来说，新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尚好于邻近的中亚，但却强调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了像其他中亚邻居那样独立建国的政治权利，而且自身的传统文化还在不断地遭受外来的威胁和侵蚀。
　　另一方面，米华健指责中国政府蓄意夸大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外交宣传，成功地误导了美国政府。作者由此对小布什政府在最初的反恐战争时期，把某些新疆分裂势力和“疆独”组织也列入制裁名单的政策提出批评。而他自己的观察结论却是，中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只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当地的分离主义者根本未采取过暴力手段，当然也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从事伤及无辜的“恐怖主义”活动。米华健在未出示资讯来源的情况下，一口咬死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新疆发生的两起事件均非恐怖袭击，而肇事者也绝非恐怖主义者。这两起事件一次是恐怖分子在民航班机上试图点燃易燃物，而被乘务人员及时发现阻止。另一次则是暴力实施者有预谋地驾驶机动车辆，冲撞袭击正在进行训练的公安武警战士，当场造成十多人死亡。无论依据何种事实标准，这两起事件都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事件，而现在米华健却要为其“平反”，其用心居心何在，可谓昭然若揭。
　　全文后面的部分自然是米氏对于整个事件的“回放”性叙述和相关评论。因为他在事发当天并不身处现场，因此对整个事件的描述都是综合相关报道拼凑而成。耐人寻味的是，他仅仅在统计死亡人数和商店、车辆受损数量时引用了中国官方的报道。而对整个事件起因、经过和平息进行叙述的过程带当中，米华健引用的几乎全是对中国政府向来持恶意诋毁态度的“亚洲自由之声”电台的报道，以及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所谓“目击证人”的口头叙述。因此，在他对事件的描绘中，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批评甚至污蔑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例如，他引用上述带有明显偏向性的报道，称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府以暴力手段对付非暴力的游行请愿活动，声称军警公安在现场实施的镇压手段有包围、痛殴、拘留，甚至开枪，这才导致了暴力冲突的发生，最后酿成近200人死亡的严重事件。在具体叙述细节上，他还神神秘秘地引用来历不明的小道消息，说许多受害人实际上是死于现场军警不分青红皂白的胡乱开火中，以此来告诉西方读者，大量平民群众并非如中国政府说的那样直接死于暴力袭击，从而达到帮助犯罪分子洗脱罪名，并将相应责任转嫁给政府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事件中的人民群众死伤的具体细节仅仅在米华健的全文中占了五至六行的篇幅，而他叙述政府平息事态的经过，却用了近40行的文字篇幅，可以说是将但凡能搜集到的攻击中国政府的各种信息，事无巨细地堆砌上阵，不厌其多，只嫌其少。譬如，根据他所引用的那些报道，军警在现场行动中不仅使用了各种常见防暴器械，出动了装甲车辆，而且还直接朝和平示威的人群开火，包括对其使用实弹等。因此，一位没有去过现场的西方读者在读了他的叙述之后，很容易将整个暴力袭击事件误解为中国政府事先策划好的、组织严密的大规模施暴行为，以致从根本上颠覆整个事件的性质，将举起屠刀，滥杀无辜，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暴力犯罪分子误会成整个事件中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米华健不啻为暴力犯罪分子最好的免费辩护律师。大概有时候连他本人都意识到其引用的那些细节内容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所以曾在文中一处不显眼的地方羞羞答答地写到。其中，某些叙述的真实性有待证实。而在对整个事件的最终定性中，米氏依旧老调重弹，即该事件决不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甚至也不具备分离主义的要素，与海外反华“疆独”组织的煽动更是没有干系，当天事件的起因只是和平请愿的行为遭到了政府弹压所致；并且为中国政府的不实宣传再一次左右了公共舆论而遗憾不已。
　　评罗有枝的相关观点
　　最后所要评价的是罗有枝的相关观点。罗有枝的观点充分反映在她在1996年发表的那篇《再观中国：论清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清朝历史与中国民族主义”这一节。罗氏的论文国内早就有了中译本，可惜该节的内容却只字未译，使读者难以从总体上了解罗氏写作全文的思想脉络。其实，只有配上这一节之后，“新清史”的整个学术思路才清晰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笔者前面所强调的。该派学者致力的对象决不只是就清史论清史，而是要在清史和当代中国之间打通关节，全面诠释中国近500年的历史走向。漏译的这一节恰恰最为直观地反映了“新清史”学者治学的实用主义倾向。
　　这一节的内容从辨析作为人群名称‘汉’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以表明所谓的汉民族主义是在清末时期才出现。当然实际上作者是首先有了后面的观点，所以才先入为主地称‘汉’这一指代名称的出现时间正好与清末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相同步。当然这一点远非事实，贾敬颜曾专门梳理过“汉人”作为族称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使用情况。罗氏此说只不过是想证明中国人的族属认同，必须等到清末接触了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之后才萌发。接下来，她就论证经过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诠释与宣传，自孙中山以来的民国的领导人，甚至包括后来的毛泽东，都在接受汉族作为种族概念的基础上，树立了那种认为中国必须由汉族人进行统治的观念。罗有枝据此进一步指出，同化论是民国时期从政治上解决民族问题的官方主流思想，这在蒋介石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罗氏进一步认为汉民族主义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其他人群也产生类似的民族主义，从而导致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趋于形成。相比之下，此前的满洲人就只有旗人的意识，却缺乏“民族”的观念。罗有枝更为重要的论断则是认为，辛亥革命本该起到解放满、蒙、回、藏各大人群的作用，使其均享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机会。在她看来，有清一代，这几大人群都是只效忠清帝而从不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因此，她也将1911年后西藏的地方政府定义为事实上已经完全独立的国家，其性质基本与同一时期的外蒙古相同。罗氏进而认为民国时期的新疆，也基本脱离了中国的政治轨道，无论是国民党的同化论，还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都没有被当地人认可。对她而言，只有新疆发生的几次为时甚短的分裂运动，才真正代表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而毫不考虑这些以分裂和独立作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之所以迅速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其严重背离了当地的民意。因此，从未得到过广泛的社会支持。
　　作者本节最后也回到当下的人民共和国时期，声称其与民国一样，都竭力镇压独立运动，并重申对边疆地区的领土主权。她同时认为，中共的民族政策虽然暂时承认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但最终仍会走向同化论。作者的结论是，虽然官方一直强调“民族团结”，但国内各族的民族主义一直存而未熄。因此，她总结说1911年以来中国在创造或构建能够使各大族群，均可接受的“想象共同体”的事业实际上并未成功，故中国只是一个没有形成真正“民族”的“伪民族国家”。按照以上理论和逻辑，从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所贯彻的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等，统统走入了政治上的死胡同，是不可能有任何出路和前途的。这样的“伪民族国家”，于人于己来说，都是分裂比存在更有益，而且早分裂又比晚分裂好。
　　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个别的“新清史”学者，如路康乐和卫周安似未发表过直接批评中国民族政策的论说。因此，对于“新清史”学者也要一分为二地具体分析。此外，本文列举的有关资料仅仅是其相关论说的一部分而已，如果要把他们论及当下中国的内容全部列出并一一评点的话，那么，对一篇短文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根据本文此前的评介，或可把多数“新清史”学者的现代中国观概括为两个“万恶之源”，第一是在思想层面上存在的自清末诞生并延续至今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二是1911年之后中国政府坚持在边疆地区行使主权的国家行为。其中，又由于新中国在边疆行使主权的力度和有效性远大于民国时期。所以，其推行的民族政策也就自然成为了彼辈口诛笔伐的重中之重。在这批学者看来，正是这两个“万恶之源”既导致了非汉人群无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所谓民族国家，使得他们在中国沦落为永无翻身之日的“被统治者”。同时，也造成了中国自己通向民族国家的政治道路的失败。正因为如此，他们认定，当今的中国既没有那种应受谴责的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犯罪，也不存在国家捍卫领土主权的正义行为，有的只是统治与被统治，镇压与反抗这种刚性化的对抗型关系格局。而化解困境的唯一之道，就是重新再做一次彻底的政治切割手术，以完成当初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