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西来古镇之文风塔与惜字宫

蒲江西来古镇之文风塔与惜字宫
陈学林
　　文风塔，又称文塔、文峰塔、文笔塔、文昌塔。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读书人个个都想能够考中科举，因此许多地方都修建了文风塔。
　　“文昌帝君”是天人合一的综合体，即东晋道士张亚子与天上文昌星的和合。早在先秦时代，文昌星就被人们视为灵星而产生奇思妙想。屈原《楚辞·远游》云：“文昌使掌行兮，选蜀众神以并毂。” 文昌六星，各有职掌。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据东晋袁山松《郡国志》和后魏崔鸿《后秦录》记载，张亚子乃蜀中奇人，曾在梓潼七曲山修身传道，道法高明，又曾“与姚苌为友”，多有建言，言而有验，人称“神君”。其后“仕晋战殁”。后人感其德行，为之立庙。由于唐玄宗、唐僖宗先后避乱幸蜀，都曾祭拜、加封，以求护佑，而后安然返京，于是声名大振，更加神化。逐渐，人们将文昌星与张亚子相结合起来。隋唐，科举兴起，人们开始偏重文昌第三星“贵相理文绪”和第六星“司禄赏功进士”的职能，而渐被视为“文运之星”、“科举之神”。刘禹锡诗句有“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昌今向斗牛明” 唐·斐庭裕《东观奏记》记载，“日官奏：文昌暗，科场当有事”。人们开始将文昌星的明暗与文运、科举相联系。在宋代，张亚子进一步成为士子们求取功名的精神依托，过往书生、文人、官员无不下拜。南宋以后，道家将其奉为道教尊神，朝廷屡有敕封。元仁宗时候，更加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群”(简称“文昌帝君”)，新敕庙额“佑文成化”，以使“人才辈出”、“文治昭宣”，天下大化。至此，完成了“梓潼帝君”张亚子与天上文昌星的合二为一，文昌帝君崇拜也就进一步从地方遍及全国。敬奉文昌的宫、观、祠、庙、亭、塔、楼、阁遍布华夏。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 ，四川各地兴建文风塔更是蔚然成风。
　　古时出于敬惜字纸的风俗，中国很多地方均建有一种类似亭或塔的炉体，用来焚烧字纸，通称为“惜字亭”，四川多称为“字库”或者“惜字宫”。嘉庆《四川通志·祠庙》说：“惜字宫，古禹庙也，前殿祀仓颉，中殿礼禹王。” 随着历史的演进，惜字宫逐渐成为供奉传说中的汉字发明者仓颉的庙宇。仓颉为黄帝时代的史官，是文字的创造者，被尊称为“制字先师” 。世人对仓颉的贡献心存感念，于是衍生出爱惜文字、敬重字纸、不随意丢弃有文字的字纸等风俗习惯。古德曰：敬字如敬圣，惜字如惜金，惜字能得福，终身惜字者，其福无量。《颜氏家训》说：文字是“古圣贤心迹”，所以字纸不可秽用，废弃的字纸，应于焚化，可见敬惜字纸的风气，由来已久。古人惜字如金，凡有墨宝的任何纸张均不得妄自糟蹋，皆焚化以示敬意。过去，有专人捡拾字纸，积存一定数量后，再择良辰吉日放入“惜字宫”内焚烧，过化存神，收集了烧尽的灰烬再洒入河中，随流水而下，这个过程称之为“敬惜字纸”。
　　往往，在四川很多地方，文风塔与惜字宫合二为一。
　　据《蒲江县志》记载，蒲江西来古镇的文风塔建于清道光十三年（1883年），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西来文风塔位于古镇中心，塔高8米，分三层，均为雕花砖石结构。塔顶层额镌刻有“文风塔”三字。塔成六方形，六个飞翘的檐角上，还挂着一个小巧的风铃，格外耀眼，每当微风一吹，会听到“叮当”“叮当”声，十分动听。塔周是一些古典戏剧雕塑，配以诗文、楹联，均用九曲篆文写成，巧夺天工，乃世间少有。塔正面建有焚字库，上刻“惜字宫”，两旁有联文：“废墨收经史，遗文著汉唐”。塔前尚有石碑一通，记载了塔的由来。
　　西来古镇文风塔与惜字宫的布局甚合中国古代的“风水”之说。风水认为，文塔位居水口，乃一邑一郡一乡水门之华表。修文塔，要先观水神是否有情。朝水有情，则可贮其元气。文塔要合六秀，或合贪狼区门星，或受临官完带帝旺水，切忌沐浴死墓绝胎水纳朝。坐向以去处为向，来处为坐。起天父地母卦而推高以合贪狼，用阔狭中心而推尺寸以合武曲。其丈尺方寸不可克山，否则会克文星，导致文运不昌。文塔可弥补文峰低小之缺陷，使当地多出士子。蒲江西来古镇文风塔其巧妙地处理好了山水的相依关系，“山以水为脉，水以山为面”，“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 ，形成“群山抱一寺，一寺镇群山”的布局。其依山面水，善于借景、让景，巧用自然地形，以点控面，点面结合，善于选择制高点、转折点、空白点，使寺庙选择在全镇的最佳位置。与《园治·相地篇》提出：“略成小筑，足征大观”之布局不谋而合。西来古镇的翠山、绿水、石桥、小街与文风塔惜字宫相互掩映，愈加呈现出小镇的宁静与古朴之美，真不愧为“成都十大古镇”之“小瀛洲”。
　　晨曦夕阳之中，西来文风塔直插云宵，似乎在向苍天祈求学子文运兴盛。在历史上，蒲江县出过进士13人，贡士3人，举人43人，贡生135人，武进士2人，武举人40人。可见，蒲江文风炽盛。今天，我们见到此塔，由然而生追慕前贤，振兴文运的感慨，令人不得不顿生愤发之心志。